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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arksworld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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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习近平（四万字，慎读）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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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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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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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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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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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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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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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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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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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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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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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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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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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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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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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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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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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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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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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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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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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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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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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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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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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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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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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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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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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 2016 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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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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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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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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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 2027 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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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uke0509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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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意外 1

菲利克斯怎么都预料不到他突如其来的挑衅会导致他沦落到此时的处境中。

自十九世纪末开始，诸位斯拉夫意识体就在伊万的倡导和组织下进行以斯拉夫意识体相互建立感情与相互交流为目的的集体活动，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某些斯拉夫意识体缺席或组织者变更，但这一活动的确形成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延续至今的习俗。而菲利克斯尽管并不喜欢能代表东斯拉夫的那三名意识体[1]，可出于觉得自己缺席就等同于向东斯拉夫、具体来说是布拉金斯基认输的莫名其妙的心态，他依旧尽可能出席了每一次斯拉夫集体活动。这样的集体活动最初数年才举行一次，近来由于人类的生活节奏加快，活动举行间隔也缩短到一至两年一次，不过活动内容自始自终都是选择住宿在斯拉夫意识体国土内远离人烟的某处度假屋中过上一段被狩猎、钓鱼、野泳、登山、观星等娱乐活动占满的时日。

今年的斯拉夫意识体集体活动正巧轮到布拉金斯基举办——菲利克斯不怎么满意的在心底补充说“再次”，考虑到这一活动的创始者及其后数届的举办者皆为俄罗斯意识体，他认为为了公平起见，直到下个世纪到来前布拉金斯基都不能插手活动举办流程，可惜其余人并不赞同或并不在意他的这一观点——他不知布拉金斯基是出于何种动机，总之布拉金斯基挑选了个接近北极圈的、高纬度的山脉作为活动举办地点，坦白说，自他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出邀请函上标注的经纬度地点位于哪儿后他就失去了赴约的兴趣。他觉得布拉金斯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地点，要么是为了满足自己看其余斯拉夫意识体被恶劣寒冷的气温冻成人形冰雕的兴趣，要么是为了借助气温和佛罗斯特将军谋杀、或至少折磨赴约的他们。

只是在经过一番犹豫和挣扎后，菲利克斯争强好胜的心态终归赢过了他的理智与对寒冷的畏惧。

出乎菲利克斯意料，当他来到集体活动举办地点后，他虽然能通过视觉看出“寒冷”——例如几乎快把松树枝叶压垮的积雪，位于人为压实了的雪路两旁接近人高的积雪，每一道自鼻腔内呼出的鼻息都化作肉眼可见的白雾等——但受到羽绒服、围巾和棉帽的保护，他并未真正感知到寒冷的威力，顶多觉得迎面刮来的风有些锋利刺骨罢了。而当他在布拉金斯基所准备的那座位于山脚之上、半山腰之下的度假屋中呆上一日多以后，他发觉了第二件出乎他意料的事，即那个本应时刻纠缠布拉金斯基、挂在布拉金斯基的脖子上导致布拉金斯基惊恐地尖叫出声的意识体并未出现，‘怎么，布拉金斯基终于和他的妹妹闹翻了吗？’菲利克斯幸灾乐祸的想。

来到度假屋里的第三日，已经厌倦了围绕壁炉开座谈会、一起看各国的影视剧、互相比拼酒量、外出打雪仗——这类雪仗通常会变成他们借机报复私仇的借口，例如尽管他和布拉金斯基分作队友，可他依旧借机把压捏到其内几乎没有空气的雪球塞进布拉金斯基颈后的领口内，其后布拉金斯基则一面周身冒着用巫术制造出的只具恐吓效果的黑气，一面微笑着攥住他后脑的头发把他的脸压向一堆蓬松的雪里——和洗俄罗斯浴的菲利克斯百无聊赖地趴在开了地暖的木地板上，他两眼直直盯着前方，透过双层落地玻璃门望向玻璃外的露台、和露台隔了片空地的雪松林以及更加遥远之处的、隐隐从无数重树梢后露出一头的雪山山顶。

望着望着，某种突如其来的、接近冲动的想法自菲利克斯心里冒出，他猛然翻身跳起来跑向客厅，如他所料，此活动的大部分参与者都围坐在壁炉边，塞尔维亚、捷克和斯洛伐克挨挤着坐在沙发上横拿着手机的保加利亚身边大约是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布拉金斯基则颇有些格格不入地坐在那四人对面的沙发上——‘装模作样！’菲利克斯于心中冷哼一声，他极其瞧不上布拉金斯基这种总是和人群呆在一起却又不真正参与进人群的做法——他斜靠着沙发扶手和椅背，两脚并拢折起踩在沙发上，带着略苦恼的表情盯着自己的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戳来戳去。

“我们去登山，如何？”菲利克斯兴奋地大声提议说。

然而无人回应菲利克斯的提议，所幸在菲利克斯提高音量再次询问前，塞尔维亚开口问：“登山？这个季节？”他粘在保加利亚手机屏幕上的视线移动着朝窗外的雪景看去，“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说着看向菲利克斯，“我们是来度假的，我只想悠闲的度过我的假期。”

菲利克斯挑起眉，可不等他说什么，斯洛伐克头也不抬地接话说：“没准儿还会在半路上遇见突降风雪，然后出点儿意外，就像佳特洛夫事件那样。”

“我们是意识体，哪怕遇上雪崩被埋在雪下一个月都不会死亡。”菲利克斯不耐烦的说，“至于天气，我们可以询————”

“不是不会死，是不断重复死去后活过来的过程。”捷克插嘴纠正道。

菲利克斯假装捷克不曾打断他而接着自己的话说：“天气方面我们可以询问此地的主人。布拉金斯基，未来几日天气如何？”

仍以较快的速度用手指戳着手机屏幕的布拉金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天气？谁知道呢，也许是晴天，也许会下雪。”

不过，以上那次对话并不是菲利克斯落入此时处境的直接原因，真正使他落入此时处境的原因，准确来说是酒以及他挑衅布拉金斯基的习惯。在他们又一次比拼酒量且所有人都喝得醉醺醺时——连之前一直皱着眉戳手机屏幕的布拉金斯基都放下了手机，在布拉金斯基放下手机前菲利克斯曾借着从布拉金斯基身后经过的机会偷偷瞥看到底什么事让布拉金斯基坚持戳了好几个小时的手机屏幕，随后他窥见了白俄罗斯意识体因历山大·卢卡申科[2]的“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是兄弟之邦，顶多是合作伙伴”的言论发表即将暗杀自己的总统的宣言以及布拉金斯基绞尽脑汁阻止自己妹妹的对话，‘真可怜。’菲利克斯想，唯独在此事上他对布拉金斯基抱有纯粹的、不带恶意的同情——登山的念头莫名其妙再次从菲利克斯脑中深处浮现出来。

菲利克斯再次提议去登山，遗憾的是，这次与上次一样无人响应他，后来也不知聊了哪些话题，在酒精的影响下他开始嘲笑布拉金斯基竟然无法预料自己领土内的天气，而布拉金斯基则微笑着说：“鉴于你成为一个‘小国’已有两个多世纪了，恐怕你早已忘记了当国土太过宽广时我们难以时刻掌握领土内的气候变化。”布拉金斯基的反击导致他和菲利克斯发生了一场不怎么剧烈的、很快被塞尔维亚等人制止的肢体冲突，这一暴力小插曲并未打搅众人一面吃着酸黄瓜、干咸鱼、芝士等下酒菜一面比拼酒量的兴致，没过多久菲利克斯就发觉眼前的一切都在晃动旋转，而他胃里的液体与食物想要像从泉眼里涌出的泉水那样自他的嘴里喷出，于是他跌跌撞撞朝厕所跑去。

下一刻，菲利克斯睁开眼，发现自己躺睡在沙发上，双脚与躺在沙发另一端的捷克的双脚交缠在一起，其余人则以各种各样奇特的睡姿躺在单人沙发或地毯上，他昏昏沉沉以近乎滚的姿势爬下沙发，随意抓住矮几上的某个杯子将里面的液体灌入嘴中——那液体的味道尝起来像苏打水，‘到底是谁把苏打水混进一堆酒里的？’菲利克斯疑惑的想——他的头和胃依旧被过量摄入酒精后特有的晕眩和反胃感笼罩，他扶着墙前去盥洗室简单洗漱一下，本打算回到壁炉前趁着其余人失去意识时把剩下的酒全偷喝掉，途中却看见了露台上布拉金斯基的侧影。

布拉金斯基前倾着以手肘撑在露台栏杆上，他穿着件菲利克斯从未见过的毛皮大衣，两脚却只穿着单薄的牛仔裤和一双羊毛袜，使得他瞧上去像只炸起全身羽毛的林鸟，他肩膀和头顶积了些许白雪——菲利克斯先是瞧见了那件深棕色的毛皮大衣表面的白色粉状物，随后才留意到外面开始下雪了——他右手拿着瓶伏特加，时不时抬手往嘴里灌一口酒，眺望向菲利克斯由于视角关系无法看见的东西。菲利克斯呆呆盯着布拉金斯基看了数秒，视线从布拉金斯基左脸上那团在雪夜中显出暗棕色的、由酒精造成的红晕上挪至布拉金斯基吞咽伏特加时上下滑动的喉结上，接着菲利克斯说不清自己是怎么想的，事实上他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想，他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却自作主张敲了敲落地玻璃窗以告知布拉金斯基他的存在，当布拉金斯基转头看向他后，他脱口问到：“去登山吗？”

布拉金斯基又灌了一口伏特加，“为什么不呢？”他懒洋洋回答说。

而这，才是导致菲利克斯落入如今处境的直接原因。

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突然决定在冬季去登高海拔雪山的——高海拔雪山这事儿得怪菲利克斯，在布拉金斯基询问他打算往度假屋后的哪一座山峰前进时，他心里那个总被布拉金斯基激发的争强好胜心控制着他挑选了一座同附近其余山峰相比，肉眼看起来最为陡峭的、最有攀登难度的山峰，并扔给布拉金斯基一个挑衅的眼神——人会遭遇什么呢？当然是由一连串小意外组成的大意外。

先是由于两人都喝得太醉了，尽管在收拾登山所需物资和装备时他们以争吵的方式相互提醒对方得带上哪些东西，等离开度假屋向菲利克斯选中的那座山峰走了……菲利克斯不清楚具体过了多久，他只知道他回头时已瞧不见林中的度假屋之后，布拉金斯基突然问他有没有觉得脚很冷，而的确感到自己的双脚快被冻到失去知觉的菲利克斯抬起自己的左脚，发现他竟然穿着拖鞋走了这么远，随后又看见身旁同样抬起脚的布拉金斯基甚至没穿鞋。他俩面面相觑半晌，最终谁也没提出返回度假屋。

然后，是喝得比菲利克斯更醉一点儿的布拉金斯基因四肢不协调而被雪绊了一跤并朝下滚了几圈，停在远处一手指着摔懵了的布拉金斯基一手捂着自己的腹部放声大笑的菲利克斯很快也因嘲笑布拉金斯基时前后摇晃的身子而重心不稳朝下滚去，更加不幸的是，当他滚至布拉金斯基身边时，已回过神来的布拉金斯基抓起一大把雪塞进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他的衣服领口内。被衣服内的雪冻得回过神的菲利克斯在酒精的鼓动下扑向布拉金斯基，若菲利克斯清醒点儿，他绝不会在四下无人能阻止他与布拉金斯基的肢体冲突的情况下与布拉金斯基打斗，这场打斗，或准确来说是布拉金斯基单方面对他的欺辱以布拉金斯基往他的肩脖处塞满了雪告终。

“你干嘛挑现在挑衅我呢，卢卡谢维奇？你明知你打不过我，此时又无人能帮你，你可真是个傻子。”布拉金斯基跨坐在菲利克斯的肚子上嘲笑道，菲利克斯根本没有回嘴的力气，他勉强抬手拍了拍布拉金斯基的大腿，气若游丝地说：“你快把我压成两截了………”

最后，是菲利克斯走着走着，发觉自己感到越来越热，同时他下腹内感到有些发胀，两腿也有些发酸，他瞥了眼身侧的布拉金斯基，想着决不能比布拉金斯基更早提出停下来休息一下，不过也许他能提出停下片刻以待他在附近找个能避风的角落、例如较大的石堆或不远处零星的雪松旁解决一下生理问题以纾解膀胱的不适感，并借此积蓄继续攀登的力气，接着，他就瞧见布拉金斯基微朝他的方向侧过头抽了抽鼻子——刚巧原本迎面吹向他们的风换作自他吹向布拉金斯基的方向——并迟疑地看着他问道：“……你是不是发情了？”

菲利克斯愣愣瞧着布拉金斯基，他虽听见了布拉金斯基的问题，却没立刻明白布拉金斯基的话的含义，只是他的身体却像是被布拉金斯基的问题提醒了般自肠内流出股比体表温度略高的液体，菲利克斯能感到那股热流顺着他的臀肉浸进他的内裤里化为令他情不自禁扭了扭腿的、不怎么舒适的湿渍，而随着他腿部的动作，一股浓烈的带着些许樱桃的甜酸的酒精味[3]涌入他的鼻腔中。

‘该死，’菲利克斯瞪着不自觉向他侧倾着再次抽动鼻子的布拉金斯基暗自骂道，‘我发情了！’

公平来说，发情这一突发意外不能责怪菲利克斯。第一，虽然随着科技发展，出现了能在手机与能监控身体状态的智能手表上使用的记录个人发情周期的程序，但与另两种性别以为的、能通过这种记录预测下一次发情的臆想不同，大部分omega的发情周期既不规律也难以预测；第二，为了应对omega们难以预测的、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地开始的发情，近代研发出了各类能暂且压抑延后omega们发情的药物与遮盖omega们发情时气味的香水，可菲利克斯记得在前来度假时带上干扰信息素发散的香水不代表他在喝醉后收拾登山行李的时候还能记得自己有发情期这一事，那时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同布拉金斯基争吵上了；第三，若仅仅是发情，那么他们还能立刻转身迎着日出回到度假屋中，然而菲利克斯邀请布拉金斯基前去登山时天上落下的糖霜般的雪在他们出发时就变成了碎纸屑的大小，随着他们不断向选定的山峰前进，碎纸屑般的雪又化作鸟羽大小，他们之所以一直不肯停下驻营躲避风雪，全靠着两人幼稚的自尊与竞争心，他们都认为最先提出扎营的那个人是这场不知何时开始的登山比赛的输家。

在两人的不服输的心态的耽搁下，他们陷入种进退维谷的境况中，面对如此猛烈的风雪，只有决定使用最为愚蠢的、在风雪中冻死的方式自杀的人才会选择继续朝被定为目的地的山峰前进，而若立即��程往度假屋前进，这一看似理智的选择也被风雪以及菲利克斯的发情期的阻碍，至于在附近找一处避风的凹地扎营等待风雪过去再返程……菲利克斯绝不愿意在一个小且薄的帐篷里开始并度过自己的发情期。

菲利克斯泄愤般攥着登山杖狠狠戳了戳脚下略松散的积雪，他再次不自在的扭动一下腿，仿佛这样的动作能让被他分泌出的体液浸得湿乎乎的、贴在他屁股上的内裤变得干燥起来似的，他警惕地盯着布拉金斯基，担心布拉金斯基会打着“被omega发情时散发的信息素影响了神智故做出无法自控的举动”的名义强奸他。更准确地说，菲利克斯担心的是布拉金斯基借强奸来报复他，毕竟客观评判，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私人层面，他都做过一些——“一些”是以菲利克斯的标准，若换作布拉金斯基来评判，很可能“一些”会变成“很多”——值得被布拉金斯基报复的事。虽然菲利克斯从未听说过身为alpha的布拉金斯基强奸过某人，但谁知道呢，也许布拉金斯基干过这事儿，只不过他身边的人认为这只是件普通的、alpha们会干的事所以甚至懒得将其当作谈资流传，又或者清醒的、处于人群中的布拉金斯基本不会有借强奸来报复菲利克斯的念头，可深处现在这般绝佳的情况下——醉酒、意外且突然的发情期、被风雪困在一个无人干扰的地方等这些利于布拉金斯基推卸罪责的因素——没准儿布拉金斯基突然生出此刻是一个极好的、让菲利克斯为自己曾做过的事付出代价的时机呢？

布拉金斯基显然察觉到了菲利克斯对自己即将实施恶行的负面预测以及警惕，他露出颇受伤害的、混着丝意料之中和厌倦的表情叹息一声，“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他以低于吼叫却又能盖过风雪声的音量说，“我记得距离此处不远有一座猎人和登山爱好者用来休息的木屋，得往回走一段路，”他伸手朝斜后方雪松较密集的地方指了指，“那里应该有些应急的物资。来吧，我们得在你受生理反应干扰程度强到无法正常行走前赶过去。”

在这一连串的意外中他们终归剩了点儿足以让他们平安且快速的赶至布拉金斯基所说的那个木屋的好运气，进入木屋后的菲利克斯为终于摆脱像铁丝般鞭打他的风雪而长长呼出一口气，在他之后进屋的布拉金斯基一面嘟囔着“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面从背包里摸索出手电筒并就着手电筒的光朝放有柴油发电机与几小桶柴油的角落走去。“请帮我举着手电筒。”布拉金斯基回头对菲利克斯说，菲利克斯放下背包后接过布拉金斯基递来的手电筒，他瞧着布拉金斯基拧开柴油桶瓶盖往发电机入油口倒，几秒后布拉金斯基却突然抬起瓶口对着手电筒的光往柴油桶里瞧了一眼，“……柴油有点儿冻住了。”布拉金斯基自言自语道，“得预热油。”他伸手示意菲利克斯把手电筒给他，用圆形的白光扫射一下木屋，在发现俄罗斯壁炉边的柴堆后他喃喃说了：“看来我们足够幸运。”

布拉金斯基从背包里翻找出火柴点燃塞进壁炉里的木柴后把柴油桶提至壁炉附近化冻，“你准备在哪儿筑巢？”他问菲利克斯，用手电筒的光朝与客厅相连的、里面有着个铺着防尘布的床铺的小房间晃了一下，“那个房间里有床，但恐怕不如睡在壁炉上暖和。只是我记得omega们发情时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具有安全感的房间——”他瞧向菲利克斯，等待菲利克斯做出选择。

坦白说，菲利克斯宁愿选择小房间，omega的天性要求他在发情时选择一个较为狭窄隐蔽的、只有一个或至多两个出入口的空间，且小房间里有个或许能锁上、或至少能搬动家具挡上的门，尽管目前看来布拉金斯基还没有强奸他的打算，而门锁与挡在门前的家具也不能真的阻拦想要闯进来的布拉金斯基，然而那至少能给他虚假的安全感和隐私感。不过，如布拉金斯基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气温下，考虑到不久后他就会脱掉所有衣服，呆在一个只能接收壁炉输送过来的余温的房间里显然不如睡在俄罗斯壁炉上温暖。

菲利克斯没有立即回答布拉金斯基的问题，“你呢？你呆在哪儿？”他问。

布拉金斯基用烧火钳拨弄着木柴以便木柴能完全燃烧，他瞥了菲利克斯一眼，似听出了菲利克斯的言下之意般带着些许无奈说：“我理解你不希望我呆在你附近，可若呆在木屋外，十多分钟后我就会被冻死，而我不想在你的发情期结束前重复不断冻死又复活的过程。”

不知为何，明明菲利克斯问出自己的问题时还带着几分理直气壮，等布拉金斯基戳破他的暗示后他的良心反倒生出丝被戳中的刺痛，“我没有——”他下意识想自辩，在看见布拉金斯基的表情后又撇撇嘴说：“我选择睡壁炉上。”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发情时你不能不经我的允许闯进客厅。”

“我不会的。”布拉金斯基的语气既像安抚又像承诺。

他们赶在菲利克斯分泌的体液浸透他的裤子前给发电机充满了油，就着昏暗的灯光利用在木屋里找到的嗅起来有股潮湿的灰尘味的备用枕头、棉被——菲利克斯命令自己别去想这些枕头和棉被曾被什么样的对象以怎样的方式使用过——和睡袋围绕俄罗斯壁炉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巢，布拉金斯基还从木屋的某个菲利克斯完全没留意的角落里翻出些罐头，“还没过保质期！”布拉金斯基举着一个包装纸上绘有简笔画的牛脑袋的圆扁形金属罐高兴地说，菲利克斯打量一下罐头表面的灰尘，决定在他吃完自带的食物且饿得不行以前都不会碰那些罐头。

菲利克斯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木屋里搜寻是否有能暂且充当假阳具的物品，如他所料，他什么都没能找到，为此他不知该松一口气还是该苦恼，毕竟假如他真在木屋里找到假阳具或任何光滑的、尺寸合适的棒状物，他也不知自己能否忍耐着恶心去使用那根很可能被别人用过的东西。不，应该说，他知道当本能和性欲接管他的大脑后，绝望且孤注一掷的他一定会使用他能找到的任何能捅进他体内的东西，而发情期结束后他会为此而后悔得刨开自己的下腹切除自己的肠子然后依靠意识体的修复能力长出崭新的直肠和乙状结肠。可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能依靠手指度过长达数日的发情期。

在布置好一切后，布拉金斯基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进小房间里，菲利克斯却觉得布拉金斯基的从容未免有些多此一举，在布拉金斯基帮他筑巢的途中他就发现了布拉金斯基略不自然的走动姿势以及股间那块无法遮掩的凸起，他猜布拉金斯基完全是受到不愿在他的面前表现得太过狼狈的心态的影响才故作从容的，他心中同布拉金斯基针锋相对的那部分揶揄布拉金斯基装模作样，而另一小部分——极有可能是负责他良知的那部分——则告诉他他最好找个时间为他恶意揣测布拉金斯基的品行向布拉金斯基道歉。

‘不，我才不想向布拉金斯基道歉呢。’菲利克斯望着消失在小房间门后的布拉金斯基的背影想，他脱掉已被他肠内分泌的润滑前液与汗水浸得发潮的内衣裤，赤裸地躺在昏暗且狭窄的壁炉睡台上等待完全发情的那一刻。

[1]通常东斯拉夫被认为只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但其实还有卢森尼亚人哦

[2]白俄罗斯总统

[3]波兰特产的一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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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h666 · 10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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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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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书僮

香港的近邻广东省，异象频频。5月21日和22日晚，广州市连续2天降下罕见大暴雨，有居民家中倒灌水1米多高，水漫金山，大暴雨导致4人死亡。广州全市约有14万户停电。5月22日晚上，广东河源市发生2.8级地震。天垂异象必有因。有网友发现，广东的灾异似乎应验了刘伯温在《金陵塔碑文》中的预言“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变坭岗”。刘伯温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还准确预言了武汉肺炎疫情的发生。

1990年1月18日，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会晤香港巨商李嘉诚。（视频截图）

5月22日，在外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共两会上突然传出消息，中共欲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一石激起千层浪，观察家们预言，中共此举如同在香港建造新柏林墙，将会使香港成为前苏联倒塌后的东柏林——西方世界对峙中共的前哨与焦点。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夜偷建起的柏林墙

二战雅尔塔协议之后，早年流亡苏联的东德人、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乌布利希，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亲苏的临时政府。作为共产主义的潜在布道者，乌布利希对临时政府有着自己狡猾的设想，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当时的西部德国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1948年6月英美帮助西德成立了联邦政府，推行宪制和币制改革。6月24日，苏联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封锁西柏林进行反击。为解救受困中的西柏林，西方耗巨资通过空中飞行走廊，空投给西柏林居民各种生活物资，持续324天近20万航次，共空运140万吨物资，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过程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柏林大空运”。

对西柏林的德国人来说，那段时间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苏联人像强盗一样从地面把德国的物资一车皮一车皮地拉走，而英美等国则如同侠客从空中一架飞机接一架飞机地将物资空投进德国。两种制度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选择，深深地震撼了德国人。

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为西占区发放了近130亿美元的救济款和贷款，扶植西德经济。而在东德，从1945～1948年，3000多家私营企业收归国有，1950年～1960年十年间，农业集体化达到了86%。

一边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莱茵奇迹”，一边是“社会主义天堂”里的计划经济与形象工程。鲜明的对比下，独裁的谎言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整个五十年代竟有250多万东德人不断地逃亡自由社会。社会主义黑幕也常常见诸于西方媒体。

人民用脚投票，让共产党颜面尽失。东德政府根据人民议院1961年8月12日通过的法令建造柏林墙，当晚10时，乌布利希在其别墅宣布：“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仅一夜之间，东西柏林边境就架置了铁丝网、水泥碉堡、瞭望塔、强光探照灯，配备巡逻车、警犬，什么都有了。原本在西柏林大街上享有着一份上好薪水职位的东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永远也上不了班了。

卑鄙的乌布利希偷袭了全世界。一堵长达155公里的柏林墙从此竖立了28年。乌布利希为阻止人们离开“天堂”而跨入联邦德国，发布了“越墙者格杀勿论”的密令。

邓小平：“一国两制”，不是玩弄手法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曾在港英政府下生存了150年左右。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收回香港呢？因为毛泽东搞的是计划经济，他非常担心习惯了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在收回之后会“闹事”，进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大好局面”，还会给国内起到示范效应。所以毛泽东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态度一直非常暧昧。中共现在经常用“港独”的帽子打压他人，论“港独”，毛泽东应是鼻祖。

1974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毛表示：“恐怕我是看不到了”。然后把问题推给了在座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

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表示：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1982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12位香港人士时明确表示：“收回后的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

中共是真心让港人治港、让香港永远走西方的私有制经济道路吗？不是的，看看他是如何与港人讨价还价的，就知道了。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询问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无人应答。邓小平又改口：“30年？”还是无人回应。邓小平只好伸出五个手指，提高嗓门问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吗？”人们此时才半信半疑的鼓起掌。邓小平又强调一遍：“‘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

在外界看来，中共总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的。在场有人仍不放心，进一步追问邓小平：“50年是从哪一年算起？”邓小平回答说：“当然从回归日算起，50年不变。”

从1949年到80年代，中共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资本家的承诺不但没有一个兑现，反而从编造一个谎言到编造无数个谎言，从一个暴力走向另一个暴力，卸磨杀驴是常有的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香港人还是不放心。他们担心香港被中共拿到手后，“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

于是邓小平又在各种场合向外界放话，1984年6月22日，邓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邓小平后来在会见港商李嘉诚时曾表示：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不变。

谁相信了中共，谁将会被它玩弄于鼓掌之中。“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这句中共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自白书，需要从阴阳谋角度解读，前半句是阳谋，的确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蓄谋已久的霸占，中共本性使然。后半句是阴谋，为了保党不倒，玩不玩弄手法根据实际需要。

突制“港版国安法”，公然撕毁“一国两制”

对自由的恐惧是共产主义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关于民主与人权的承诺，对于共产主义者们来说，只是小小的一块遮羞布，为确保他们的独裁政权大厦不覆，这块遮羞布随时可以抛进垃圾桶。

因此从中共维稳角度上来说，“港版国安法”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但从中共发布消息的时机上来说，如同当年一夜偷建柏林墙，中共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对香港和世界玩弄了一次突袭。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港版国家安全法”。

5月22日，中共宣布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将审议有关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草案，包括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在不经香港立法会审议下，直接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来实施。草案还允许中共在香港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关，并规定香港行政长官定期向中共中央提交国安报告。

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凡在附件三列出的法律，包括目前现有的中国国籍法、中国领海声明、中国外交特权、中国国庆日决议、中国国徽命令等，这些法律在中国全国境内均有效。而现在的“港版国安法”，只针对香港，香港大学法律学者张达明认为这显然违背了附件三原意。

《基本法》第18条还规定，附件三由香港“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中共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凡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的法律。而中共由人大直接公布香港国安法是绕过了香港的立法会，是抢夺了香港的立法权。一国两制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司法独立。此恶法一通过，香港一国两制将宣告死亡。

如果港版国安法通过，将比《基本法》23条恶果还要严重，中共可以直接在香港派驻警察、特务、国安抓人，绕过香港的法院，把人直接带回大陆审判。尽管中共目前没有公布港版国安法细节，但外界可以想见，港人如果说一句反对中共或中共领导人的话，收藏或传播《九评共产党》，劝“三退”，喊“天灭中共”口号，中共不喜欢的示威游行、出版、结社等等人权自由，都将会被中共识别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港人接受中共不欢迎的外媒的采访，或在香港的外媒工作人员都有可能被中共以违反“国家安全”等的罪名抓捕。

中共治下是毫无法律可言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正信信仰，两高公然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搞出了个什么关于惩治邪教的司法解释，强行对《刑法》300条做出司法解释，两高作为司法部门却能够超越人大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样荒唐的事，中共做起来一点都不脸红。

中共自曝末日恐惧心态

据推特账号“老灯@laodeng89”信息：“港媒：中共国安部将在港设立分支机构，并拥有在港直接执法权，只允许中国法官及检控官处理涉及所谓国家安全的案件。港版国安法最快6月底拍板定案，9月底正式出台，而且可能不会设立追溯期，意味着此前所有涉及所谓‘国安’的行为都可能被追究，必将在香港掀起一场秋后算账式的大抓捕，规模或超过六四时期。”

中共为何在此时急于强推港版国安法？既出于它对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恐惧，又出于它对形势愚蠢的误判。

武汉肺炎疫情，中共因掩盖罪行正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追责。世界卫生大会也破天荒的同意调查中共在武汉肺炎疫情上的欺骗行径，世界反共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这对中共来说是灭顶之灾，不仅颜面丢尽，还危及政权不保。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真相传进国内民众耳朵时，撒谎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同时，中共极权统治内部的斗争也达到了几乎分崩离析的程度，这一切对中共都是噩耗。

发动战争、挑起民族主义仇恨向来是中共转嫁国内政权危机的两大手法。但武统台湾，有贼心无贼胆，刚刚过去的520蔡英文就职演讲，蔡总统坚决否定中共“一国两制”，中共灰溜溜，两会报告避而不谈。对抗美国，喊喊口号可以，动真格的，无论在经济实力、军事作战、国际外交、还是价值体系上，中共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那么，打击香港可能是中共自认为可以化解政治危机的一个选项。首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使中共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如果不下狠手，将难以收场，趁国内疫情延缓之际，在11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一举摆平为自由唱赞歌的人；其次，强推港版国安法，以维稳手段就可打压港人，而无须动用军队，会减少国际压力；第三，打击港人的自由权利，绑架香港向国际示威，施家暴发泄对邻居的不满；第四，将矛头对准香港，舆论阵地容易集中炮火，达到可以持续欺骗国内民众的目的。第五，转移疫情压力和国际追债压力；第六，在内斗中压制政敌。

有了上述的一石六鸟，中共自以为可以化险为夷，苟安残喘了。然而，中共误判了形势，打错了算盘，今日的香港，绝非昔日的东柏林。

丧钟为谁而鸣

法广近日刊文《丧钟为谁鸣响，北京还是香港》，指出：“把香港控制于手掌之中，是为了显得中共领袖的强大吗？世界报分析，北京之所以要这样做，显示习近平陷入了死胡同。一年来，在香港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屡屡犯错，硬是把最初的抗议运动转换成一场反对中共政权的起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如果北京继续推行安全法，华盛顿将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自由亚洲报导，“中国政府计划在香港立法实施国安法的消息，迅速引发美国政界强烈反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发声明强调，美国与香港同在，批评中国政府绕过香港立法程序，无视香港民众意愿，形容此举是香港高度自治的‘丧钟’。”该报道还表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议员范·荷伦（Chris Van Hollen）与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Pat Toomey）加快推出一项议案，旨在制裁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或包括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部队；参与制定“港版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并惩罚与这些实体进行生意往来的银行。”

香港前总督彭定康联名了23国198位政要签署了一份谴责港版国安法的声明，彭定康说：“声明显示，中国（中共）政府决定单方面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这使国际上的愤怒与日俱增。”

中共的做法同时引起了港人的极大愤慨。香港逾380多名区议员联署抗议，中共推行“港版国安法”是“赤裸裸地撕毁契约”。5月22日当天，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开设推特账号，推文写到：“北京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香港实行直接统治，香港投资者对此感到恐惧，股市下跌超过1000点。讽刺的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人们恐惧的基础上，现在他们吓跑了投资者。”“大陆人来香港购买房地产是基于当地的法治、自由和安全。香港房产价格幸免于（反修例）反抗运动和‘武汉肺炎病毒’，直到现在才有崩溃的迹象，原因有两个：大陆人担心港版国安法和中国的房地产正在崩溃。”“在中共的压制下，香港人只有两种选择，移民或留下来战斗到底；我会战斗到最后”。5月24日，港人进行了反恶法大游行。

天垂异象，中共亡兆

中共两会首日的5月21日下午3点，北京突然黑漆如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伴有狂风大作。很多北京当地人形容，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官方媒体报道，那个时间段，中共政协会上，代表们正在表演向武汉肺炎死难者的默哀秀。百姓评论，中共害死百姓，用假默哀的形式作秀赖账，伪善至极，上天有眼，发怒劈雷。

而在香港的近邻广东省，异象频频。5月21日和22日晚，广州市连续2天降下罕见大暴雨，有居民家中倒灌水1米多高，水漫金山，大暴雨导致4人死亡。广州全市约有14万户停电。5月22日晚上，广东河源市发生2.8级地震。

天垂异象必有因。有网友发现，广东的灾异似乎应验了刘伯温在《金陵塔碑文》中的预言“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变坭岗”。刘伯温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还准确预言了武汉肺炎疫情的发生。

中国《黄历》中的《地母经》对2020年庚子年做出的预言是：“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秦淮足流荡，吴楚多劫夺。”对2021年辛丑年做出的预言是：“太岁辛丑年，疾病稍纷纷。”“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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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瘟疫有眼。武汉肺炎冲中共而来，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被上天淘汰，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是丧钟为己而鸣。同时，这恐怕是上天又一次慈悲于人，再给人类一次识别中共的机会，看清中共的邪恶。只有远离中共，肃清中共，才能在天灭中共之际免做陪葬。

原文链接：书僮：港版国安法：新“柏林墙”爆中共末日恐惧(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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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sslllz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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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X功的造谣掩盖不了其邪恶伪善荒淫的本质

自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法X功媒体使出了浑身解数，大肆造谣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玷污中国人民，与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欲将投身于“战疫”的中国人民视作病毒，气急败坏的呐喊声中妄图推动中国制度的垮台，充当他们西方主子的马前卒，对中国长城实施攻城掠地，反攻倒算。从法X功邪教集团的20多年历史看，这无非是其一贯的风格和套路。

法X功媒体犹如新冠病毒般的邪恶，在这次反共反华宣传战中，开足了马力，每天推出的假新闻和恶评论平均超过50条，有时一天甚至达到100多条。在他们的新闻产品中，充斥着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以偏概全，落井下石，其言辞的恶毒，气焰的嚣张，编造的离谱，达到了近年来高水平的歇斯底里程度。可惜他们的表演并没有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媒体和受众的轻微一瞥，在世人眼里，法X功邪教的声音已经成为了讨厌的噪音，恨不得像病毒一般驱之。

法X功生来就是怪胎

法X功邪教教主李X志以法X功名义传功的起始时间是大约在1992年的5月前后。李X志于1988年开始接触气功，开始是与人合伙一起教授九宫八卦功，后来两人因事闹翻，李X志便把禅密功的东西加入九宫八卦功中，继续向人传功。由于传功业绩不佳，李X志于是以探亲名义前往泰国其妹处住了一段时间。泰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李X志接触了一些佛教的皮毛，受到启发，1991年9月，探亲归来的李X志自称得到“佛法”，并随后创立了法X功邪教组织。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正式把法X功定为邪教并加以取缔。

事实上，法X功始创时所盗取的佛教部分伦理和形式，胎生出了一个邪教组织，李X志将不同门派的养生气功杂交成一个似驴似马的，意念腹中存有法论的气功邪派，然后纠集一帮思想空洞精神迷茫的人群，自愚自修，沦落到了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邪教组织。从任何意义上说，李X志这个巨骗创办的法X功，既没有佛家道行的基础，也没有医学的价值，没有养生的元素，更加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所以很快被国际社会唾弃和蔑视。法X功就是一个活了20多年的畸形怪胎，按照邪不胜正的规律，它的气数随时将尽，寿终随时出现。

李X志泰国嫖妓采阴补阳

李X志在法X功被中国政府取缔后逃到外国，寻求西方的支持，四处建立法X功的基地。在香港，李X志与香港本地合伙人简鸿章发展了一批从中国内地移民到香港的法X功邪教分子成立了香港分部，但香港原有的宗教文化根基稳固，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教徒已秉持固有的信仰，法X功邪教无法从当地人中间培植教徒，因此香港法X功邪教分子大都是内地移民。

李X志的邪教教主本质从其荒淫生活中可见一斑。据脱离了香港法X功的人士透露，李X志在2000年前后到港，多次结伴简鸿章到曾经“悟性大开”的泰国冶游，在曼谷和芭提雅的“金鱼缸”妓院，每人点两名浴女伺候，赶时兴的“打双飞”，在李X志成为丧家之犬，郁郁不得志的环境下，纵情色欲，采阴补阳，这种上半身的谎话连篇，下半身的荒淫糜烂也颇符合其邪教教主的本能。

邪教组织内部，无一例外地会有荒淫的勾当发生。香港法X功邪教组织中，一号头目简鸿章擅长“男女双修”，与多名“功女”有染，包括“新X人电视台”主播梁珍、“大X元时报”陈秀珠、何丽霞、张秀玉、白天云、张绮娴等，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香港法X功内艳色事件频发，组织内权鬥升级，迫使简鸿章辞去“大X元时报”社长一职，但仍作为香港法X功邪教组织的负责人。

法X功的“不药而愈”破产

法X功宣称练功可以治病，“不药而愈”之说盛行一时。实际上，法X功邪教成员讳疾忌医导致错失医治时机而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很多骨干成员为了迷惑外人，称自己原来身体不好，因为练了法X功而变好了。其实，他们自己也惜命如金。“新X人电视台”主播梁珍的丈夫是美国籍，从来就不相信法X功这一套，更没有加入法X功，梁珍的儿子凡有病都是第一时间去看医生。

去年12月18日，简鸿章因心脑血管疾病猝死，时年68岁，但法X功秘不发丧，李X志下令严密封锁消息，不允许邪教成员前往吊唁，以免丑闻扩散。

2009年4月，香港“法X功”骨干朱贤溢突然病死。当时，简鸿章担心“朱病亡的消息会在香港学员中产生巨大的波动”，遂要求邪教成员封锁消息，将知情面控制在骨干成员的小范围内，不得擅自传播。未曾想十年后，简鸿章自己也落得猝死身亡、秘不发丧的可悲下场。

近年来境外法X功高层骨干已有多人病亡，如2012年5月上旬，原“大X元”副总裁李继光(李X志大妹夫)病亡；2014年3月2日，法X功“三退”组织负责人李大勇病亡；2015年8月2日法X功澳门地区头目林逸明病亡。甚至自封“宇宙主佛”的李X志，也没能“发功”挽救他亲生母亲卢淑珍的生命，其于2016年8月24日病亡。

美国法X功骨干杨森的妻子剧玫因患卵巢癌、肺癌于2015年病亡。顶着博士头衔的杨森是法X功重要骨干，现担任“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被法X功网站称为“科学家”。其妻剧玫，1962年出生于北京，1992年移居美国伊利诺伊州，先后任法X功所属“新X人电视台”芝加哥分部主管、新X人电视台北美新闻制作人及记者。这对“法轮鸳鸯”梦难圆，剧玫只活了53岁就早早见了阎王爷。剧玫死后，与其他大法骨干一样，法X功秘不发丧，因为骨干的死讯击碎了李X志的一系列“法理”，什么“清理身体”、“消业祛病”、“法身保护”，都成了浮云。

法X功成员蒯红兵患红斑狼疮拒绝就医，于2016年2月26日在美国纽约病亡，时年50岁。蒯红兵是法X功金主蒋山华的妻子，曾担任神韵艺术团演员、编导。

美国基金会对法X功“敬而远之”

法X功的邪教身份在世界各地难以立足，只能在西方法律的缝隙中生存。李X志匿藏美国，借助一些反华组织的资助和邪教成员的“奉献”得以续存。但是，由于法X功的歪理邪说太盛，造谣生事太拼，常常吓傻了西方人士。虽然西方也有自己解释不清的信仰和教条，有对中国制度敌视的立场，但法X功的邪教味道和颠覆事实的惯常作为使西方的组织和人士皱眉之余，对其敬而远之。

获美国国会拨款授权资助世界民主运动，策划颜色革命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照理应该利用法X功来牵制中国，但是法X功的造谣本事太过离谱，发出的新闻和信息远远脱离常人的逻辑判断，挑战常识，不得不使基金会对其“敬而远之”。

10多年前，法X功大肆声称沈阳苏家屯区的一间三甲医院迫害法X功成员，活摘器官，引起国际社会哗然。美国国会对此表现关切，专门委托民主基金会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证实不属实，基金会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报告，国会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此后，民主基金会对法X功的言论“审慎看待”，并向被资助机构宣布不能用基金会赞助的款项在“大X元时报”等法X功控制的媒体刊登广告，浪费资源。有的被资助机构甚至被基金会要求退还在法X功媒体刊登广告的费用。

2004年，时任基金会负责东亚项目的主管在一次参加受资助机构的工作会议时表示，基金会从来没有资助过法X功，受资助机构的拨款不能用于支持法X功的媒体。她暗示基金会不认为法X功媒体的新闻有价值，只是出于自身立场的政治宣传。

尽管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多年来为了政治需要，利用法X功来进行反华活动，例如抗议中国政府将法X功列为邪教组织，要为李X志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等，但美国的实务部门从来没有将法X功作为一个工作目标，他们心里对法X功有自己的判断，因此，在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中，法X功从未成为一个妨碍中国外交的障碍，只能说是一股时常冒出的逆流。

澳大利亚移植权威专家杰里米·查普曼教授在2016年第26届国际移植协会香港年会期间，反驳了法X功“器官活摘”等相关“指控”。他告诉澳大利亚媒体SBS说，法X功对澳大利亚韦斯特米德医学院（与中国相关院校的合作）的攻击是“卑鄙的”，法X功极尽所能利用香港年会，“凸显了它的信徒所面临的困境”。

西方舆情反感法X功

法X功“锲而不舍”的表演，在西方人士和媒体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以法X功自吹自擂的“神韵艺术团”为例，这台文革宣传队水平的集成节目背后，曾经有“神韵艺术团”成员说出内里的脏乱和无耻。他们说艺术团像一个传销组织，无时不在限制演员的活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变相禁锢成了日常模式，有的团员想退出，遭到辱骂和虐待，团员之间的关系紧张，上下等级森严，邪教的组织形式贯穿整个艺术团。

据报道，2017年3月26日，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迈克尔·迪尤尔致信亚利桑那中部网，直指法X功神韵是一场欺骗性演出，并曝光神韵演出的幕后推手、所谓的艺术总监，就是化名D.F.的法X功邪教头目李X志。

他说，多年来，因不断看到神韵在《亚利桑那共和报》刊登广告，他和妻子当年便去观看了这个演出，临近中场时出现了奇怪的变化，一切都再明显不过，神韵完全是场法轮大法（法X功）的表演，花钱就像看了一场韩国式文化表演：感觉自己在被文鲜明和统一教灌输教义（统一教是韩国邪教，以乱点鸳鸯谱包办信徒集体婚礼著名于世，其创始人文鲜明2012年9月病死）。

2019年8月20日，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全国广播公司在其网站登载由该公司两名调查记者撰写的报道，该文在网站首页的标题为《成为特朗普最大支持者的秘密媒体组织之内幕》。记者通过采访原《大X元时报》从业人员和在法X功总部居住过的原法X功学员，揭露法X功媒体支持特朗普的动机和方式，并披露法X功总部的一系列怪诞现象及李X志的歪理邪说。

以数量而言，大X元是脸谱网上特朗普首屈一指的最大支持者。据脸谱网广告存档统计，这个以纽约为基地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在当年6个月里投入150余万美元，在脸谱网上替特朗普打了1.1万次广告，超过了其他所有非特朗普官方团队的“挺特”组织，也比绝大多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投入的竞选广告经费要多得多。

2015年3月15日，美国知名网络杂志“沙龙”网，登载了美国作家、记者、喜剧演员兼制片人哈蒙·利昂撰写的《科学教压制批评者的六大损招》一文，历数科学教(又名山达基教)为了压制批评声音，不惜对批评者采用诬告滥诉、丑化抹黑、死亡恐吓等手法。他写道，邪教的手法往往高度一致，万变不离其宗，相较于科学教，法X功邪教组织在压制批评者方面可以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部分法X功人员在波士顿大学成立“法X功俱乐部”，试图渗透校园招兵买马，美国家庭反邪教教育组织于2017年1月27日在其网站向全体波士顿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发布警示称，法X功是公认的邪教组织，要认清法X功的本质。并请大家点击“邪教新闻网”上有关链接了解更多的法X功邪教组织及其头目李X志的相关信息。

法X功与海外“民运”组织相互利用相互隔离

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以政治异见华人为主体的“民运组织”，尽管其反共立场与法X功相似，但也与法X功邪教组织保持距离。他们认为，法X功的邪教色彩太浓，容易玷污“纯洁”的民运组织纲领和理念，他们不介意法X功地区组织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但只是利用其作为陪衬和“伴行”，绝不由其主导。

在澳大利亚，“民运组织”与当地法X功邪教组织互不来往，一些民运人士在“民运组织”中因为意见不合受到排挤，便会脱离组织，与法X功组织同流合污。例如原上海女作家孙宝强，移民澳大利亚后，加入了“民阵”，随着她看透民运内部的名利纷争，退出“民运组织”，便与法X功组织来往密切。澳大利亚的法X功成员也无法加入“民运组织”，但是会在“民运组织”举办活动时不请自来，蹭点人气，作为独立的一部分参与，而“民运组织”却不会参加法X功的任何活动。

在香港，传统民主派政党也视法X功组织为邪教，即使法X功组织厚着脸皮主动联系这些政党，也不得其门而入。但凡泛民举办活动，都不会主动邀请法X功组织参加，但法X功也照例会参加这些活动，只要是反共，就少不了他们的份。香港法X功为了增加人气，凡有重大街头活动时都会动员台湾的法X功成员到香港增援，号称“千人游行”。因价值观差异、造假成性、举止古怪，他们一直融入不了香港主流社会，只能自成一体，自我孤立，自生自灭。

香港新兴的激进本土派甚至港独派，也视法X功为邪教组织，不与其结合为反对派力量。

法X功在香港的政治版图中被沦为另类物种，人们避之不及。街头的法X功摊位仅是由行将就木的耄耋老者痴迷地守候，而在他们的摊位旁，竖立着反邪教批李X志的旗幡，由一身正气的年青人与法X功擂台相对，贴身战斗。这已成为香港街头的一景。

世界上正常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与法X功邪教组织保持安全距离，生怕邪气缠身。法X功已经失去了后继的人力资源和养分，正在苟延残喘，假以时日，它的覆灭是必然的。

中国“战疫”车轮滚滚法X功螳臂当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前这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斗争中，14亿中国人民表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悲壮而豪迈的气势，发挥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0天内建起两座大型专科医院，在抗疫物质奇缺的情况下，举国动员，全球寻源，很快达到了“紧平衡”，进而实现基本平衡，不久后将恢复足额供给，这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动员能力和办事效率大加赞赏。

在最近的中美首脑电话交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特朗普，中国已经“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特朗普也肯定了中国有能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称赞中国人民的能力、韧性和信心。

沙特国王萨勒曼称赞中国上下一心，全力应对，采取了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月6日刊登文章称，中国领导人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采取的紧急措施动员了整个中国社会。抗疫之战已成为一场人民战争。

文章指出，中国的防疫战情况表明，在执行政府的建议和命令时，国家机器的运行总体上有条不紊，而且民众的组织水平很高。相比之下，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被感染，上千人死亡。当时美国的卫生系统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在2017至2018年流感季，美国发生了尤其严重的疫情，呼吸道病毒导致了估计6.1万人的死亡和4500万人患病，但却没有任何旅行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反复称赞中国的“战疫”力度和动员成效，认为中国为世卫组织和世人树立了公共卫生重大事件防疫的新标杆，值得其它国家效仿。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批评中国的“战疫”能力和成效，都纷纷以实际行动来驰援中国，与中国站在一起。

然而，法X功邪教组织这时候跳出来，秉承一贯的谣言制造者习性，制造了无数的假新闻和谣言，试图扰乱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其心可诛，世界主流媒体一概没有引述法X功媒体的消息，使法X功媒体制造的谣言就像新冠病毒找不到感染的宿主，最终自我消失。

法X功邪教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怪胎，一个病毒，它图谋与新冠病毒合为一体，侵蚀中国人民和制度的肌体，是绝不能得逞的。我们通过审视法X功出现和演变的轨迹，其教主的欺骗、荒淫和无耻，其组织的邪恶、伪善和反人类本质，就可以发现它存在的不合理性，逆反性和不可持续性，尽管它已经附在西方极端反华势力的身上成为了一种病毒，但终有爆发成瘟疫而被消灭的一天，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没有法X功的世界更加洁净和睦，世界历史上只会留下记录法X功黑暗的一页来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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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exander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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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故事：纸与钢

Joanna Berry

5月12日，我们在地球世界上发行了瑟达斯世界第二卷。它是一本311页的厚重大部头，由龙腾世纪写作与概念美术团队倾情创作。在其中，你将会找到大量多姿多彩角色的终极权威资料，既有传说的也有当代的。它们构成了龙腾世纪宇宙。超过176000词涵盖三作游戏、五部小说、三套漫画，以及一个动画电影。还有食谱配方和儿童故事——整篇的章节从世界中光明圣歌之类的书里摘抄而来。这本书用来补充现正第三次印刷的瑟达斯世界第一卷。

为了庆祝它的发行，我们想要分享一些不在书里的特殊内容：由乔安娜贝里写成的两个联动短篇故事。她是Bioware的编剧，创作了考瑞菲乌斯最厚待的追随者：萨姆森和卡佩妮娅。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萨姆森，一名渴望着红利瑞姆的独立圣殿武士。

他的剑刃从错误的角度击打在骑士的盾牌上并折断了。敌人的剑从头上呼啸而过，萨姆森咒骂着伏下躲过，顺势转过肩膀，全力冲向骑士。

这一击撞得萨姆森的对手踉跄起来，但那奥莱打造的盔甲——如假笑一般闪亮，带有华丽的钢铁玫瑰浮雕——承受了大部分冲击。骑士维持站姿，任凭萨姆森耗费着力气。萨姆森和他的敌人面对面锁定目光，意识到自己正注视着那养尊处优的贵族脸面。上唇胡须打了蜡，皮肤还抹了粉，因此战斗中的汗臭也不会冒犯到那敏感的鼻子。

那骑士更年轻也更强壮，开始借力将他向后推。当他的靴子在泥泞中滑动时，萨姆森提起他那巨剑的断柄，猛击在那人的侧面，就在那花哨胸甲接缝不太吻合的地方。骑士哽噎着，丢下他的剑，像是溺水一般抓住萨姆森的手臂。萨姆森扯出剑柄，然后将它刺入骑士的喉咙。鲜血涌了出来，将盔甲的钢铁玫瑰染成深红色。

骑士倒下的时候，萨姆森已经转过身，手里拿着染血的剑柄，用他那将军眼神搜寻着战场。这些蒙特福特附近的开阔农场提供不了多少掩护——那森林很近，但他们没有及时赶到。我的圣殿武士。他们还好吗？

不知为何，一段记忆从战斗的疲倦和混乱中涌了上来；他想到了一只折纸鸟，展开双翅，被抛到泥泞水坑中，被脚踩过。

萨姆森眨着眼，理清思绪。

他的圣殿武士在那里，安然无恙。苏珊内正用她那短剑贯穿了骑士的扈从，脸上表情和她给针头穿线时一样；不远处，年轻的威斯坦，一个浅褐色头发的小伙子，正老练地与一名灰胡子骑士缠斗。萨姆森还没来得及插手帮忙，威斯坦的剑已经迅速劈下，砍掉了骑士的手——还包裹在钢手套中——干净利落地削断手腕，然后砍倒了他。

另一处，某人的嚎叫声戛然而止，发出一阵汩汩声，然后安静下来。一切都结束了。

萨姆森喘着气，摘下了头盔。他并没有装饰打扮，或是涂脂抹粉；他的暗褐色头发被汗水沾湿着紧贴在头皮上，他的脸因胡茬而显得粗糙。他的老旧盔甲，穿起来就像一只公猫覆盖在毛皮中，也是斑痕累累，上面连玫瑰图案都没有。但他和圣殿武士活了下来，而闪闪发亮的奥莱骑士——一支对路况感到可疑的巡逻先头部队——倒在地上死去。

萨姆森俯视着他手中的断剑柄，叹息道：“真糟糕，那可是科克沃的好钢。”他咕哝道。

不过，也许马多克斯能够做些什么。

萨姆森捡起那剑的断刃——然后跨过草地上的花哨奥莱巨剑——吹口哨发出信号。他的士兵马上以完美的纪律集结起来，就像他们曾作为教会圣殿武士那样。但这一次，他们的服从并非绑定于残暴的教会和那强灌入他们喉咙的利瑞姆。年轻的新兵和老兵，男人和女人，他们在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比造物主那虚无缥缈的事业更妙。

还有另外的东西使他们联合，而且当他们像这样在一场战斗之后全部集结时，你可以更好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眼中都有着奇怪的淡红模印，展现出力量来源。

“可恶的骑士，”萨姆森说着，走向士兵检查伤员，“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能给他们上上课了。”当圣殿武士咧着嘴笑的时候，他走向年轻的威斯坦。威斯坦正倚在剑上沉重地呼吸，不过没有血迹。

“他打到你的肋骨了吗，威斯坦？”

“没有，我只是……”威斯坦站直了，“我会好起来的，长官。只是有一点喘不过气。我可以继续前进的。”

萨姆森看着他。

那就是这一切开始时他们都在说的，一个不怀好意的声音在他脑海里低语道。他们不想辜负你。

“好吧，坚持一下，”萨姆森告诉他，“拿上包裹，我们回去吧。”他突然间感到口渴，而且想要喝的不仅仅是水。

营地在山里的一个偏僻树丛中，位于蒙特福特上方的高地。那里有着东风从纳哈辛沼泽带来的泥炭咸味。他们马上就要行军到瑟林福堡垒，但现在这里还很安静，而且安全。

萨姆森和守卫交谈，让他的小队进去洗掉一身臭汗，然后轮到自己。营地建立在一大片空地上，到处都是新砍的树桩。帐篷围绕着中央营火。兔子和猪脊肉的酥油滴落到火焰中。萨姆森路过时，每一名士兵都恭敬地向他致意：一些人拿着盔甲或补给，其他人则用着磨刀石，或是在烹饪，或是在训练。

在营地上方的小坡，铁锤敲击声从一个单独的帐篷里传出来，不紧不慢得就像水滴石穿一般。马多克斯不知疲倦。

这就像其它任何军营一样。但萨姆森经过一个纤瘦女人身边，她在肩上扛着几担重的板甲，连汗都不出一滴。而用着磨刀石的男人在新磨光的匕首上割破了大拇指，也没有畏缩。他们是无畏的，萨姆森带着强烈的骄傲想到，并向每一个人点头致意，看着他们眼中那淡红的闪光。教会可从未意识到它拥有怎样的力量。

他走过一个帐篷，帐篷被两个最好的也是最信任的士兵守卫着，他们武装到牙齿，目光直视向前。萨姆森从中捕捉到一缕微弱的红光；听到液体倒入杯中了，一个令人安心的声音说道。

那红光是他的圣殿武士的力量之源。骑士们看到了那种力量，叫他们怪物，表现得就好像他们甚至都不是人。相同的愚话，不同的日子。萨姆森已经听到过很多关于精力耗尽的圣殿武士的相同传言。或是关于像马多克斯这样的人。或是关于法师的。那全都是因为教会不停在将恐惧打入人们的脑海中。

但教会正在自食其果。

萨姆森结束了巡视，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蜷在灶火旁。威斯坦坐在一块木头上，尽管火旁稳定传来热量，他仍包裹在毯子里瑟瑟发抖。萨姆森皱着眉头，抓住一个过路哨兵的手臂，然后指向威斯坦：“那个小子？去看看他有没有吃晚饭。如果不吃，就让他吃。”

“马上就去，将军。”

萨姆森从容地离开那明亮的火光和温暖的营地，走到漆黑的树下。那儿有一条昏暗的路径，现在他可以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沿着走。一只鸟叫了一声，又一声。

终于，萨姆森听见了沉闷的喘息，然后无所畏惧地走近。他走在高耸于头上的巨大身形之间，不时停顿下来。每个身形都是像朱砂般的红色，眼睛在夜初星光中平淡地闪耀着。萨姆森冷静而坚定地和他们说话，并得到回应。

将军要照料自己的部队，萨姆森告诉自己，即使其中有些人在另一个营地睡觉。

即使他不得不硬下心来直视他们的脸。

当萨姆森回到营地，他径直走向自己的帐篷。那里面昏暗而带有霉味。他只能勉强睡进铺位。纸张——地图、报告、征用令——铺满了旁边一张桌子。他走向角落的箱子，靴子碰到一个空瓶子，发出了声响。

他翻来覆去找着自己的东西，突然站了起来，丧气地踢了那破烂箱子一脚，然后开始翻动一堆衣服，查看桌子下面，然后底下……“在那里。”

在他卷起的铺位下面是一小瓶暗红色液体，发出了微弱的光芒。仅仅是看着，就让他喉咙和肚子里的干渴感更加剧烈。

萨姆森躺平下来，将胳膊伸到铺位底下，伸出手指。他尝试了好几次，终于把小瓶子抓了出来，然后喝下里面的东西。

这不像喝水的感觉。那苦味液体像浆汁一样滑过舌头，仿佛直接流向了他的骨头。

萨姆森靠着铺位坐在地上，力量和温暖在体内涌了上来，现在那力量就像一直都在那儿。马多克斯帐篷中传来的微弱敲击声变成了回响在结晶空气中的音调。他的呼吸和心跳融洽得合为一体。

一小剂红利瑞姆总是能够缓解萨姆森的神经。一整瓶则会马上平复他的灵魂。他能够想起威斯坦，或是外面树林中的面孔，毫不退缩。

营地的杂音在外面持续。两个守卫在帐篷口附近交谈，他们眼中隐约发出油亮红光，然后继续向前走着。

萨姆森坐得更直了一些，低头看手中托着的瓶子。几滴红宝石颜色的珍贵利瑞姆附着在内壁。他举高瓶子，晃动着将那几滴送入口中。

在科克沃的每一天，会有一位崇高圣母给圣殿新兵利瑞姆——蓝色的利瑞姆——放在一个带有安卓斯特面孔的小杯中。那些新兵就像傻子一样，毫无质疑地喝下，因为他们敬爱造物主，或是因为他们想要服役，又或是因为他们信任教会。一开始，那看起来像是真实的祝福。利瑞姆驱走了你的恐惧，带来了力量。

但就像任何力量一样，它会成瘾。至少这红色的还有……补偿。而教会的利瑞姆呢？你从未认识到它驱走的不仅仅是恐惧，缓慢地，无痛地，直到你有一天醒来，没有它什么都不能干。

萨姆森任凭那空瓶子从手中滚落。

他在沉溺于那遵命喝下的利瑞姆以后，因为一次犯错就被‘比你更圣洁’的骑士指挥官梅莉迪斯逐出了圣殿武士团。那么他违反规则有什么后果呢？他有着自己的理由。而那凋零的城市需要一切帮助。

无所谓了。反正他已经被踢到了科克沃的大街上，独自忍受着利瑞姆消退的恐怖。

也许那才是最好的。那些说教，那些利瑞姆，那些谎言，最终全都让你不成人样。教会可能同时还会让法师激活盔甲套装来做他们的脏活。

法师……盔甲……

“我的剑，”萨姆森说道，摇晃着站起身。他直到现在才想起来那把断剑。想起它总比想起往事要好。

萨姆森找到了放置断剑的包裹，将它搭在肩上，大步走向营地上方那单独的帐篷。铁锤的敲击声依然在响起。时间变得更晚，但马多克斯很少睡觉。

帐篷里面出人意料地凉快，尽管有微光从一个角落里的利瑞姆熔炉发出。内面帆布上的煤烟污渍形成怪异的图案，蒸发的利瑞姆和烟尘散发出香气。萨姆森经过一架子按照尺寸排列的华丽而神秘的工具。一瓶瓶的药剂和精油，以及稀有的粉尘。一条淬火槽。然后是三本封面上有着烧焦印记的书。

一边布置着的是皮革裁剪工具，旁边是一个木质的人体模型旁，上面覆盖着一套盔甲的雏形：胸甲、护手、护胫，全都按萨姆森的尺码打造。那盔甲由上等钢材制成，但掺入金属的大量红利瑞姆显露出来，表明了铸造那钢材的成分。它闻起来就像滚烫烙铁上沾久了的血液。

萨姆森停下来，伸手够到胸甲。他由圣殿武士训练的意识能够感受到沉睡于其中的力量。到时候他会知道，披上那盔甲就像沉溺在熔化的玻璃之中，红色之上还是红色——痛苦之海。而另一方面，它又蕴含着战无不胜的力量。

他一边对着盔甲咧着嘴笑，一边试试盔甲的力量。他们圣殿武士承受着专属试炼；而这就是萨姆森的试炼。他将会和其他人一样顶住，克服困难，然后获得新生。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马多克斯在铁砧前稳定地捶打着，他穿着带有汗渍的白衬衣和皮围裙，手上包裹着布，以防火星。在萨姆森认识他的这些年中，他从腼腆的年轻法师变成了老练的工匠。如今在他手下，钢铁和晶片很容易就结合起来，组成那盔甲的一个新部件。

萨姆森放下他的包裹。

“晚上好。”

马多克斯回过头来。他有着一张文雅的窄脸，眼睛像鹿一样平静。他的黑发经过仔细修剪，展露出额头的旭日印记。

“你好，萨姆森。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马多克斯看着萨姆森解开包裹，但一边还在继续工作。他就算闭着眼睛都可以打铁，而且萨姆森知道即使锤子砸手上了，他也不会��一声——除非要为打断了手指而道歉，因为要花时间治疗。静谧者就是这样。

“有一把剑需要重铸。”萨姆森说道，并取出了碎片。

马多克斯用火钳将铸好的盔甲片放在一旁，然后两只手接过断剑。“我看见这里和这里弯折了。它很用力地打在盾牌上。”

“是的，”萨姆森说，“然而，那还是一把很不错的科克沃剑，废弃太可惜了。你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吧。”萨姆森环视着帐篷中那些小法宝。“你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对吧？”

马多克斯抬起头，说：“啊，不行。我必须凿刻这破裂的末端，在熔炉加热到可以焊接之前让它们互相接合。然后——”

“开个玩笑而已，马多克斯。”萨姆森轻声说道。

“啊。”马多克斯思索了一下，然后按部就班地笑了，这令萨姆森皱了皱眉。

幸好这位静谧者很快就又弯下腰去研究那把断剑了，而萨姆森在一个桶上坐下来，享受利瑞姆蒸汽在空中飘荡着的浓郁气息。

教会对圣殿武士的所作所为不可饶恕，但它对马多克斯所做的更是骇人听闻。他曾经是科克沃法环的一位法师，位于绞刑场——丑陋的名字用于更丑陋的监狱——那时萨姆森仍是教团中的好同志。马多克斯作为法师平平无奇，但他的父母是铸剑匠，于是马多克斯就一直在绞刑场的工坊中打造物件：一些金属器件，一把匕首的花哨把柄，还有一次是为萨姆森的破护手做一个新的关节。他总是乐于将弯折的东西修正。

“如果需要帮忙，”萨姆森私下告诉他，“你就找我。”

一天，马多克斯在绞刑场找到萨姆森。他脸红到耳根，拿出一卷叠好的信，咕哝道：“给我的女友，在科克沃外面。你能送一下吗？”

此后，萨姆森有时会对当时拿走了那要命东西而严厉自责。他有时候会帮法师的忙——一些小差事，有时会附带一瓶利瑞姆来促进交易。然而这一次，有越线的风险。

但每一卷信件都带有马多克斯折好的纸鸟。它的翅膀张开，就像海鸥在绞刑场的高窗附近滑翔。在梅莉迪斯手下，自由只是科克沃法环法师的一个残酷梦想。他们通常被锁在牢房中，被圣殿武士日夜监视。那些圣殿武士已被告知任何越界行为都是可疑的。所有那些年轻的小法师，都被教导说魔法是一种诅咒，他们很危险，因此必须终生被关在门内，只能从窗户往外看。一些人疯了。其他人，不管疯没疯，都试着跳出去。

但在这一切之中，折叠这只小纸鸟的人，还没有完全失去对自由和女友臂弯的梦想。当法环和教会只想要法师变得顺从时，这也算是人道的证明。因此萨姆森接下了马多克斯的信。

最终，消息传到了骑士指挥官梅莉迪斯那里。她将其作为理由，把萨姆森开除出教团，声称那证明了他变得“不守规矩”和“严重利瑞姆上瘾”。那最后的信件被丢在水坑里遭人践踏，然后他们把他从梅莉迪斯的办公室推走。

萨姆森过上了新的生活，在科克沃的街头沦为一个对利瑞姆饥渴的乞丐。他时常帮助想要逃跑的年轻法师。但马多克斯被指控说腐化了一位圣殿武士，那是严重的罪名。梅莉迪斯冷酷无情；她将马多克斯变为带有利瑞姆印记的、没有感情的静谧者。马多克斯再也不能梦想着天边，或享受修补的乐趣，或折叠他的小纸鸟。他们保留了他的技能，而不必把他当人看，就像是教会一切恶行自然而然的终点。

当梅莉迪斯最终发作，科克沃陷入水深火热时，萨姆森找到马多克斯。他的不幸已经无法弥补，但必须为这孩子做点什么。

幸存的圣殿武士想要让城市回归平静。他们需要所有佩带过慈悲之剑的人——即使是老弱病残——来帮忙镇压叛乱法师。萨姆森也想要帮忙，但他该做些什么呢？就这样忘记？他现在看到了事情的两面，从绞刑场到街头。法师，比如萨姆森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孩子，被法环的规定压迫着，就更愿意将自己托付给恶魔。首席巫师奥西诺，在萨姆森的记忆中是个善人，也变成了法师最坏的模样。

而他的圣殿武士兄弟姐妹呢？科克沃分会在梅莉迪斯的手下太久了，他们仅仅勉强还知道什么是对和错。无论梅莉迪斯如何责怪血魔法控制人心，恐惧也同样扭曲了圣殿武士的思想。

那种恐惧只在年轻的骑士队长卡伦离开城市之后滋长。他跟随追索者去处理教会事务。没有新的指示，科克沃的圣殿武士不知所措。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解脱。每天都有更多的报告，说法师发生叛乱，圣殿武士如何对抗。萨姆森听说了那些报告，他能够闻到战争的血腥和硝烟。那些教会对法师和圣殿武士不切实际的要求将撕裂整个世界。

一天晚上，萨姆森去倒吊男酒馆纵情饮酒。他的利瑞姆存货空了，而马多克斯在住所睡觉。

第二杯喝到一半时，他注意到一个眼睛奇怪的矮人在附近徘徊。那矮人咕哝着说楼上有人指名道姓在打听萨姆森。萨姆森好奇地离开了那快活而嘈杂的吧台，走上黑暗的台阶到一个几乎空着的房间，然后发现一个人影正在凝视着壁炉的余烬。

一开始他以为那陌生人正穿着灰色守卫的护甲。但那身影似乎在他进来的时候开始变幻：变得更高，变得畸形，还带有一股强力魔法的气息。出于圣殿武士的本能，萨姆森拔出了剑，但陌生人只是耐心地站在那里，直到萨姆森放下了剑。那冰冷的双眼似乎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

然后，那陌生人说：“这地方对我来说很陌生。解释清楚：什么是圣殿武士？”

萨姆森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有真正的答案。圣殿武士是保护法师的人吗？这些日子里，教团把其中一半人都杀了，或者更加恶劣。马多克斯的心智已经被破坏，而大主教仅仅象征性地处罚了梅莉迪斯。圣殿武士是教会的士兵吗？他们忍受着魔法带来的恐怖——怪物、恶魔、血法师——那都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可他们得到的回报呢？仅仅是拍拍头，以及缓解噩梦的利瑞姆。

那么，圣殿武士是造物主的骑士吗？

但怎样一个公正而慈爱的造物主会让他的圣殿武士遭受如此苦难？在忍受利瑞姆之瘾的那些漫漫长夜中，萨姆森的零碎祷告只得到沉默作为回应。

“教团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他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我们信任他们：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然而却一直被利用，直到我们的心智被清洗掉。”他的怒气涌了上来。“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动物一样。这是他们自己的圣殿武士！”

陌生人举起一小瓶利瑞姆，里面闪耀着红光，而非蓝光。萨姆森斜眼看着，想起梅莉迪斯的结局以及她所运用的力量。

“如果你可以将这自命不凡的教会连根拔起，”陌生人问道，“组建新的教团，你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如果那能给一名圣殿武士带来比我更好的结局，”萨姆森说，“我甘愿为它挥洒热血。但我早已精疲力竭。你找错人了。”

“我不认为如此。”陌生人答道，并将小瓶递给萨姆森。这就像递给他一只纸鸟一样简单。

在那以后情况变了。萨姆森向陌生人付出了代价，而且会永远付出下去，但他知道自己能换回什么。其他许多志同道合的圣殿武士也是如此。至于教团余下的人……萨姆森直面了自己的罪过，也接受了那一切。如果能带来一个再也不会出现教会罪行的世界，那就这样吧。

而且若你追根问底，萨姆森已精疲力竭。他的日子到头了……不如说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但这陌生人——充满了真正的智慧与力量，而非只是在胡扯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造物主——已经看穿了萨姆森的内心。陌生人大可以挑选完美而虔诚的新兵，但他让萨姆森能够再一次指挥——一支能够终结这一切的军队。

萨姆森开始意识到几件事。第一，士兵仍然会跟随他的领导。他从来没有让一个圣殿武士去做连自己都不愿意的事，这是前提。有了稳定的利瑞姆供应，他的神经平复了，思维清晰了，而他又能够制定战略了。萨姆森想要预防遭到像梅莉迪斯和他的士兵那样的变化……但那些变化从未发生在他身上。陌生人提到他的魔法可以提供保护，但萨姆森在喝下红水的时候，他感到正被陌生人好奇地注视着。

那时他意识到了第二件事。既然萨姆森有了他想要的利瑞姆，他就可以清醒地考察自己到底需要多少剂量。当他在灯光下举起红宝石小瓶时，令人不快的疑虑滋生出来。如果关于他的成瘾还有些没想到的原因呢？如果它是出于某种……对利瑞姆的抗性，而非对其的嗜好？或者那仅仅是另一种减轻他傲慢的良药？

如果，如果。他现在永远不可能确定。但正是那个思想，以及植入他心中的信任，就让他再次站直起来，带领圣殿武士高举着旗帜行军。他将会领导他们走向荣耀的归宿，不管那意味着什么。

毕竟，萨姆森没有失败。而他也没有迷失。他是被选中之人。

现在，萨姆森看着那庄严又无趣的人，那人也和他一道在黑暗中遭受苦难。“你回想过以前的日子吗，马多克斯？关于科克沃或梅莉迪斯，又或是绞刑场？”

马多克斯正在往利瑞姆熔炉里添料，像是在摆放棋子一般。“不。我不会做梦，也就没有遗憾的余地。”

萨姆森轻笑道。“那么静谧者还是有些好处的。”

“但如果需要，我可以去回想那些时光。你需要我这么做吗？”

萨姆森看着那闪烁红光的盔甲在人体模型上成形，摇了摇头。

“也许还是不要去想更好。我怀疑钢铁也不想回忆它自己是从哪个熔炉出来的。”

“我更喜欢这里，”马多克斯说，“这里更宁静。我可以专注在工作上。”他停顿了一下，“萨姆森，能提个请求吗？营地里噪音太大，令我难以工作。”

萨姆森正想说可以将帐篷移到远处，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大喊和许多尖叫。他立刻推开帐篷门帘，奔至营地。

年轻的圣殿武士威斯坦被同伴松散围着，他的毯子在篝火里缓缓燃烧。他怒目而视，蹒跚着作势刺向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血的剑，喉咙里发出的空洞声音简直不像人。一个厨师蹲在火旁，料理着自己被撕裂并流着血的肋部。

萨姆森脖子后面的头发像针一样扎着他。他以前见到过他的圣殿武士像这样发疯。但那从没像这么快。

威斯坦一边低吼，一边向其他人挥砍。三名圣殿武士从两边扑向他，拖着胳膊要拉倒他——威斯坦甩开了两人。而第三个是营地军需官，她跌跌撞撞地退却，抓着自己脸上那可怕的凿子。

“让我来对付他！”

萨姆森大摇大摆地挤开人群，面对着威斯坦。那孩子眼中闪烁的红光十分耀眼。“退下，威斯坦。”他命令道。

威斯坦歪斜着嘴笑了。那淡淡的红色扩散到他的牙齿，扩散到握剑那只手的指甲上。然后萨姆森意识到，自己从马多克斯的帐篷里冲出来的时候，既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带头盔。

“我已经变强了，”威斯坦低声道，“我能……我们尝到了那红色的东西，而他们很快就会死了。”

他空出来的那只手抓住自己的头，好像很疼，然后猛地跳了过来。萨姆森侧步躲闪，但那年轻的新兵受过良好的训练。威斯坦挥舞着，差一点就砍中萨姆森的后颈，幸好他立刻翻滚躲开。萨姆森努力站起身，回想起在科克沃夜晚的打斗……以及比盗贼在下城区阴影中潜行还要离奇的事情，那已经像噩梦一样消失。

但这里不是梦境。这孩子是他的圣殿武士，听他的号令，受他的庇护。

“我们尝到了那红色的东西，”威斯坦再次说道，他像蛇一样游移着，“你把它给了我们。我们变得……更强了。为了新世界而战。这正是你想要的。”

“但你正让它控制着自己，”萨姆森说道。两人一边周旋，一边紧盯对方。“人要驱使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被力量所驱使。不能像教会所做的那样。所以我们要把利瑞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记得吗？”

威斯坦尖啸着；那声音就像恶魔的挑衅一样锯着萨姆森的耳朵。在他们周围移动的士兵群中传来一个更冷静的声音，穿透了那尖啸声：“不好意思，萨姆森。”萨姆森的断刃，那被包裹在皮革中的破裂末端，掉在了这位将军的脚下。他用脚趾挑起了它，将皮革紧紧地缠绕在自己指节上。萨姆森瞥见火光中马多克斯那没有表情的脸，然后威斯坦疯狂地冲向了他，剑刃闪耀着光芒。

萨姆森挡下了这一击。威斯坦向他推去。两人兵刃相击。萨姆森没有剑柄，只能笨拙地握着，但他能够迂回突刺，就像正准备蜇人的蜜蜂一样。当威斯坦挥向他的头部时，萨姆森发挥了先前喝下利瑞姆的效应，收回自己的空拳，用那非自然的力量击打在威斯坦的腹部。一阵红色微光随着这一击浮现。那小伙子哽噎着，但并没有��下剑；他反而猛冲过来打算实施最后一击。萨姆森提起断剑打掉了威斯坦的剑。那一下劈砍差点带走萨姆森一只眼，但只是划过他的视线，又掠过他的肩膀。

萨姆森抓住机会，用前额撞击威斯坦的脸。他眼冒金星，感觉哪里撞裂了，不过是威斯坦踉跄着后退。那孩子绊了一跤，跌倒在草地上，鲜血滴了下来。

萨姆森用膝盖压住威斯坦的胸口，剑刃抵住他的咽喉。“感受到了吗？感受到脖子上的钢刃了吗？那就像教会的所作所为。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毒害我们，然后把我们像玛巴利疯狗一样拴着。”

他又按得更紧了一阵，有把握杀掉这孩子。他能够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就结束掉它。

然后他放下了剑刃。“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要去掌权。因为我们要在教会害死更多圣殿武士之前就将它夷为平地。”

威斯坦挣扎着。现在他眼中的红光柔和了些。他呜咽着说：“长官，长官，我——”

萨姆森移开膝盖，抓住威斯坦的前臂把他拉了起来。“有时候它会像那样影响你，”他说，“诀窍就是不要被它给支配了。”

萨姆森向着周围的圣殿武士提高音量：“让这件事成为你们这许多人的一堂课吧。我们要打碎这个凋零的世界，然后重建它。那需要流血，而且很多是我们流的。”他的语调变得更加严厉，“你们中有些人会变——也许变成怪物。但你们将战无不胜。

“我们不得不变成怪物。你以为这个世界会因为你好声询问而改变吗？我们在和一头野兽战斗，它已经将道貌岸然的爪牙深入瑟达斯太久了——我们也需要变得同样残酷。铸造一把剑需要火与砧。难道不值得为此而牺牲吗？你愿意为自己的心灵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有你那保持自我的权利呢？”

有人开始鼓掌；其他人也一起跟上。萨姆森提高音量，咆哮着让整个营地听到，对那些在远处黑暗中聆听的人们也足够大声。然后他将断剑刺向天空：“红色风暴即将崛起！”

欢呼声从每个角落响起，汇成一股颂歌：“全新世界！全新神明！红色风暴即将崛起！”

马多克斯放下手中的其它活计，一直忙到很晚都在重铸萨姆森的剑。那必须仔细地完成：这利刃将再一次捍卫萨姆森的生命。他是马多克斯的将军和朋友。一切都必须恰到好处。幸好那剑刃并没有在和圣殿骑士威斯坦的决斗中遭受进一步损伤。就像圣殿武士一样，它也幸存下来，然后蜕变。

到了黎明，那把剑重铸完成了，剩下一点金属碎料。马多克斯看着它，回想起前一晚和萨姆森的对话，是关于科克沃和他曾经在那儿的生活。

静谧者什么也不会浪费。他用钳子夹住碎料，仔细地加热，在铁砧上熟练地敲打了几下，然后淬火。他将自己的造物放在那盔甲边的桌上冷却——那是一只小鸟，双翼伸展，由钢铁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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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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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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