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nish for beginners lesson16 Mitä sinä teit kesällä? 芬兰语初级第16课 夏天做了什么W...

作者：陈怡含

近一个月，每天清晨6点09分，总有刺耳的手机闹铃从陆家一层东侧的房间传来，在日出前打破沉静。2017年开始，陆经纬在自己使用的华为手机中设置了这个闹钟，不论工作日、节假日总会准时响起。

循着声音走进房间，便能看到陆经纬的照片：一位胖胖的少年，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学士服、戴着流苏已被拨到左侧的学士帽，面对镜头微微笑着。

这是陆经纬在2016年夏天参加华东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时，父亲陆海为他拍摄的影像。那时，他已经在同济大学医学院陆琰君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了10个月，刚刚以并列第一作者在影响因子13.2（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13.2是一个很高的数值）的期刊发表论文。两个多月后，他正式成为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学专业的硕士，进入陆琰君门下。

如今，没有人能够关掉这恼人的闹钟——2018年12月13日中午，陆经纬在线上与导师陆琰君发生争执后，从同济大学医学楼辅楼5楼跳下，离开人世，留下了父母至今未能破译的开机密码。

他的离开在21天后意外地被公之于众。2019年元旦左右，陆海针对同济大学出具的《关于医学院陆经纬事件的情况说明》撰写了一份回复与呼吁，准备交给学校的调查组，但发给亲友‌‌“看看有没有错别字‌‌”的草稿，几经流传后被发布到微博，很快登上了热搜。

陆家将矛头直指常年客居芬兰的导师陆琰君，认为陆经纬自杀是因为申请硕博连读失败、对考博失去信心、身体每况愈下，而这些均是陆琰君长期压榨所致；而在1月7日，校方对陆家代表称，根据其已掌握的师生交流记录，尚不能得出‌‌“长期压榨‌‌”的结论。

陆经纬自杀的疑云仍未消散。目前，陆经纬的手机和电脑封存了大量信息，家属未能破解，而陆琰君在事发后情绪不稳定，没有做出回应。

‌‌“我要去跳楼了‌‌”

2018年12月13日，同济大学医学院辅楼外竖起护栏，急救车停在一旁。在同济大学的云校园平台‌‌“同心云‌‌”上，出现了关于学生跳楼的帖子。

医学院的毕业生竺映波撰文回忆，那天自己前往学院参加活动，13点10分到达时碰巧看到‌‌“老师表情严肃地从楼梯上往下冲‌‌”。同济大学出具的《情况说明》写道，学院于13时许接到消息，‌‌“辅导员赶赴现场时，保卫处、校医院、120急救车均已到达‌‌”。经确认，坠亡学生是2016级肿瘤学的硕士陆经纬。

13点48分，陆海接到学院的电话，说儿子在学校出事了，让他尽快前往赤峰路上的停车场入口。陆海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仍立刻动身，途中学院又打来电话，将地址改为国康路11号。后来他才得知，前一个地址是学校南侧最临近事发地的一处入口，而后一个地址则是北2门。

直觉告诉陆海，事情有古怪。他立刻通知陆经纬的母亲孙梅也赶往学校。孙梅离学校很近，陆海距离约定地点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时，便接到她的消息：儿子跳楼自杀了。

‌‌“犹如晴天霹雳……瞬时血压增高到220，心跳骤然加速到200，胸口剧烈疼痛，瘫软无力。‌‌”陆海在被公开的回复与呼吁中写道。他‌‌“实在是无法想象‌‌”儿子会有跳楼的念头，并且付诸行动。在陆海眼中，一米九二、两百多斤的陆经纬胆子不算大，平日在商场搭乘扶梯到达高处，都会因为害怕而躲向一旁。

但监控视频显示，从5楼跳下的陆经纬，几乎没有迟疑。陆经纬的舅舅是最早看到监控视频的家属，他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表示：‌‌“我看见他从实验室的电脑房走出来，拐过一个直角，开了窗户，爬上去，坐上窗台跳了下去……看不出他有丝毫犹豫。‌‌”

陆经纬生前在微信留下的聊天记录被存档在沪东高校派出所，对话者是导师陆琰君。综合多位家属的回忆，对话中，陆经纬提及2016年6月以并列第一作者在影响因子13.2的期刊发表论文的奖金仍未发放，陆琰君称会再去向学院询问；同时因前一日向期刊投递的论文被拒，他认为自己难以通过博士生复试，加之错过了缴费时间，考博似乎已成为不可能；随后，他表示自己只想读完硕士，不想再做手头上与硕士毕业无关的两篇论文，陆琰君以无法毕业相威胁。

12点58分，陆经纬发送了最后一句话：‌‌“我要去跳楼了，学院章老师会找你谈的。‌‌”

三重打击

这段最后的聊天记录浓缩了陆经纬生前三个多月所遭受的三重打击：申请硕博连读失败、对考博失去信心以及被威胁硕士延迟毕业，这些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稻草。

陆经纬的博士梦由来已久，陆海说，儿子‌‌“从小就说28岁可以博士毕业‌‌”。自进入陆琰君门下起，陆经纬始终抱有5年硕博连读的预期。

陆经纬博士之路上的第一道坎，是导师陆琰君未能获得2019年的博士生招生资格。校方表示，个中原因是陆琰君未能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陆琰君曾多次申请，但并不顺利。2016年6月，她在招生启事中写道：‌‌“（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学生一起努力，付出的代价是……从未拿到过一项基金。‌‌”

因此，陆经纬在2018年4月申请硕博连读时，在‌‌“博士生导师‌‌”一栏填写了一位戴姓教授的名字。后来因学位课平均成绩未达到80分，他的申请没有通过审核。据陆经纬的成绩单显示，其学业课平均成绩为79.8分，与最低分数线相差0.2分。

陆经纬曾对一位朋友解释称，这0.2分是某门课程分数极低所致。他说，当时陆琰君表示自己跟该门课程的老师关系不错，可以和这位老师打声招呼，让他不用去上课了。根据父亲陆海提供的微信记录，2016年12月，一位研究生同学曾问陆经纬：‌‌“你说说你上过几堂课呀？‌‌”陆经纬回复：‌‌“又不是我决定的，老板让你忙你敢拒绝她去上课吗？‌‌”

陆经纬的学位课平均分是79.8分。摄/陈怡含

申请硕博连读失利后，决定考博的陆经纬曾一度以为陆琰君招博士生资格一事会出现转机。

2018年8月1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公布了基金申请项目的评审结果，陆琰君主持的面上项目《复发肝癌中NMD途径与转录子发生的分子机理研究》获得了6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陆经纬临终时提及的章老师表示，此后不久陆琰君曾找到他，询问2019年招博士生资格能否放松：‌‌“她提出来我现在有经费了，是不是可以重新（获得资格）？‌‌”但当时2019年的招生资格评定工作已经完成，学院无法为她一个人破例。得知这一结果后，陆经纬曾对朋友说：‌‌“她真的好不靠谱啊。‌‌”

但在章老师看来，‌‌“陆经纬走考博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

据他回忆，陆琰君曾就陆经纬的考博事宜向他咨询。他提出陆琰君可以同有招生资格的老师联合培养，并推荐了一位丁姓教授，后来该教授也同意了这一提议。

1月7日，章老师向陆家家属表示，自去年起，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基本不考专业课，只考一门英语：‌‌“当时我也跟陆琰君说了，既然这个学生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论文发表，只要通过了前面简单的英语考���，在后面的专家评估中那篇论文是可以给他加很多分的。‌‌”

但根据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发布的《医学院2019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生招生实施办法》，学生在申请时要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初稿，通过英语初试后的差额复试中，仍包含专业课笔试的考核。

准备考博一事对陆经纬造成的压力甚是明显。他时常会说：‌‌“我时间不够了‌‌”，‌‌“英语复习不完了，专业课也复习不完了，怎么考啊……‌‌”2018年12月初，他向一位相熟的学生透露，自己直接和导师说‌‌“我不考博了‌‌”。但在该学生看来，这更像是一句赌气的话——陆经纬一边说着不考，一边仍在积极地准备申请和考试，直至轻生前三四天，他还在准备考博需要的推荐信。

自杀前一天，陆经纬投递的论文收到了���信。在影响因子13.2的期刊发表论文后，陆经纬没有再发表过论文，他曾对朋友说，有时候做着做着实验，就会发现做不下去了，只能停掉换另一个做，也就很难研究出成果、发表论文。

这篇被拒的论文也许是陆经纬最后的希望，在他看来，拒信意味着考博复试不会通过了。尽管校方表示，论文被拒的原因是格式不符合期刊的要求。

陆家表示，最后的聊天记录显示，陆经纬认为自己错过考博的缴费，因而考博无望。但根据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于2018年10月17日和11月29日发布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第一次的缴费截止时间是11月8日，而第二次的缴费截止时间是12月28日。如果陆经纬没有轻生，或许可以赶上后面这个日期。

随后，陆经纬向导师表示，自己不考博了，只想顺利硕士毕业，希望能够停止手头与硕士毕业无关的两篇论文的工作，而陆琰君回复的，是对他无法毕业的威胁。

陆经纬发送了最后一句话：我要去跳楼了。而后从5楼跳下。陆海认为，陆琰君最后的威胁简直‌‌“丧失人性‌‌”。学校调查组成员也承认，如果她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后面的悲剧。

师门生活

陆经纬的母亲孙梅有时会想，如果陆琰君不在芬兰，而是在上海带教，即便师生间产生较大的矛盾，最终的爆发也能够避免：‌‌“两个人当场吵吵吵，你发现情绪不对，安抚安抚，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据知情人士透露，陆琰君在同济大学的授课任务仅为《医学分子生物学》一门，且该课程由多位老师轮流讲授，陆琰君负责其中一周，其余时间几乎不会回国，因而陆经纬与其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

实际上，在陆经纬进入实验室前，陆琰君已经客居芬兰。他在选择导师时，曾与陆琰君在长宁区多媒体广场的一家咖啡厅碰面，在那次谈话中，陆琰君便已提及自己的家庭情况。

在陆经纬之后，准备第二次考研的小雨想要报考陆琰君导师，甚至没有经历碰面环节，其男友表示，她在到达上海后才得知导师不在国内。加之陆琰君声称在撰写毕业论文和考研时不会提供帮助，小雨只做了一周实验便选择离开。

而陆经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据陆海回忆，陆琰君的招生PPT中‌‌“（本人）多次发表高质量论文‌‌”、‌‌“愿意5年硕博连读的更好‌‌”等描述吸引了陆经纬，两人碰面时陆琰君又给他留下了‌‌“蛮近人情、蛮客气‌‌”的印象，使其最终决定从大四起进入实验室。

校方在1月7日与陆家代表会谈时表示，其掌握的不完整的师生交流记录中，陆琰君对陆经纬的指导非常仔细：‌‌“每一次实验结果出来，他们都在一起讨论，做蛋白质分析，（不论）条带深了还是浅了，她都要找出原因。‌‌”

但陆海表示，儿子曾向自己抱怨，了解这个专业后发现导师让做的很多事情并非本专业的，其中甚至可能涉及学术不端：陆经纬曾说，陆琰君让他为另一位老师的学生小成代写论文。他在生前向一位相熟的学生透露过更多细节：小成在陆琰君的手下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转回到另一位老师那里，他的文章写得不太好，陆琰君便让陆经纬帮他写毕业论文。

据小雨的男友转述，那一周中陆琰君每日在线上布置任务，陆经纬早上看到便开始做实验，晚上把当天的成果发送回去。陆经纬没有对小雨说过导师的坏话，但也‌‌“透露着无奈‌‌”。一位与陆经纬相熟的学生也印证，相对于同实验室的其他学生，陆经纬不能自主安排实验进度，而是每天按导师要求完成固定的工作量。

知情人士透露，公开草稿中陆经纬‌‌“几乎365天无休无止‌‌”、被导师逼迫‌‌“没日没夜工作‌‌”等说法有待商榷。据其了解，起码近半年来陆经纬结束实验的时间均在傍晚五六点钟。而他每天中午在实验室就餐，也并非抽不出时间，而是由于实验楼没有电梯，‌‌“他说脚疼，不想下楼‌‌”。陆琰君有时会提出如果做不完就和她沟通，可以缓一下，但陆经纬从未向导师提出任务重，总是做完再回去。

不过在家中，陆经纬确实呈现出极度忙碌的状态。其祖母称，他坚持6点09分起床，晚上12点左右才睡下：‌‌“不催他都不睡，我住在楼下，还专门上去叫他。‌‌”陆经纬的就餐时间也不固定，下楼时饭菜凉了，祖母便再拿去煮一煮。

陆家保存着他的拳击手套、沙袋和健身车，这些曾经频繁被使用的器具，如今已闲置三年有余。本科时自行洗衣的陆经纬，读研后每周用行李箱带回脏衣物，交给家中的洗衣机。因为‌‌“知道孩子很累‌‌”，陆家一直安排月结的专车接送，舍不得他乘坐公共交通往返。司机每每提出‌‌“这次回家可以休息休息了‌‌”，坐在副驾驶位的陆经纬总说没有时间休息，不说话时，他则‌‌“经常处于一种闭目养神的状态‌‌”。

陆经纬的假期也曾被工作挤占。2017年的小年夜，他通过微信向本科同学抱怨‌‌“整幢楼亮灯的只有我这个实验室‌‌”，而自己可能要四五天后才能放假；2018年的五一，陆经纬去参加堂哥的婚宴，婚宴傍晚五点开始，到九点他便坐不住了，陆海回忆道：‌‌“我看他急得不得了，老是在弄手机……他说跟导师只请假到九点。‌‌”

近年来陆经纬的身体每况愈下，与这种忙碌不无关系。做完实验同伴约他一道离开，他总说要休息一会再走。2017与2018年，他曾两次被送医，一次在宿舍的卫生间内晕倒，因为‌‌“个子高体重大‌‌”，甚至砸坏了马桶，一次在家中长时间伏案后，起身时一头栽了下去。

根据其本科同学提供的聊天记录，陆经纬曾抱怨自己‌‌“重感冒都没时间去挂盐水‌‌”。前几个月，他被祖母带去中医推拿师那里，尝试后表示颈痛缓解了很多，陆海提出坚持一个疗程，他以‌‌“没有时间‌‌”推辞。

事发前一天，陆海发去一封短信：‌‌“弟弟（家人称陆经纬为弟弟），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没有收到回复。

无法撤回的选择

在陆经纬的遗像旁，摆着事发次日才到货的游戏手柄和他的考博复习资料。游戏、模型、动漫是陆经纬在学业之外所热爱的东西。卧室内有一个巨大的柜子，摆满了他亲手组装的高达模型，床上堆叠的衣物之间，露出一块漫画人物美国队长的盾牌。在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圈中，除了日常的吐槽，大多是转发的动漫主题曲。

一位曾经在陆琰君实验室工作的学生表示，陆经纬有点内向，不怎么和不熟的人讲话：‌‌“有时和他一起出去买个什么东西，他都不会讲话，而是让我来说。‌‌”但两人独处时，陆经纬时常能敞开心扉，在实验间隙聊起自己喜欢的动漫。

对于选择进入陆琰君门下，以及做出这一选择后的硕士生活，有点内向的陆经纬曾萌生悔意。

陆海表示，儿子去世后，自己通过一些同学得知，近两年其他学校的学生向陆琰君投递申请时，陆经纬会提醒他们，还是多看看资料，多参加夏令营，也不要在网络上搜索对老师的评价，要找这个导师曾经带过的学生去问。

另据一位低年级学生回忆，陆经纬曾经告诫自己，如果研一上课时导师说要做实验，千万学会拒绝：‌‌“要去上课，一定要去上课，不要听导师的。‌‌”

但这些向低年级学生袒露的悔意，陆经纬从未对家长表达。他还隐瞒了更多：陆海曾询问论文奖金是否发放，得到了肯定回答，直至看到事发前的那段聊天记录，才得知儿子撒了谎；2017年上半年，因‌‌“隐约感觉到导师给的压力很重‌‌”，陆海两次向儿子询问陆琰君的联系方式，表示想和她沟通一下，均被拒绝，之后陆海便不再勉强：‌‌“他给我的理由是你去跟导师说这些，导师一定以为我跟你告状了。‌‌”

儿子再度被送医后，陆海联系导师的想法又冒了出来。他翻出陆琰君当年的招生PPT，找到其中的邮箱地址，拟了一封邮件：‌‌“（大意）是说孩子在你这学习也快两年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日为师终身为母’，而且我们姓陆、你也姓陆，孩子对你有种亲切感，他的身体不是太好，希望得到你的照顾。‌‌”

敲出这些内容后，陆海在发送与不发送之间犹豫了。他想，打电话起码能够实时感受到对方听完这番话的反应，邮件发送过去，‌‌“她可以当作没看见，但又掌握了儿子向家长透露压力大的情况‌‌”。陆海担心，自己的举动反而给儿子造成更大的压力，最终，他没有按下发送键。

陆家屡次要求同济大学敦促陆琰君回国，校方称已寄送加盖公章的敦促函，但陆琰君始终回复自己抑郁成疾。据知情的第三方透露，事发后陆琰君确实‌‌“状态很不好‌‌”，一直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在1月7日的会面中，校方表示前一晚已派人出发前往芬兰，劝说陆琰君回国，至今未果。

此外，陆海希望能够由上海市教委成立调查组，以免同济大学‌‌“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不过，眼下一切都被暂时搁置。根据当地的风俗，陆经纬需要在‌‌“五七‌‌”，也就是离世35天内安葬。这一天越来越近，陆家不得不将精力集中在丧葬事宜上，希望在1月16日孩子能够顺利地入土为安。

（陆海、孙梅、小雨、小成为化名）

来源：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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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陈怡含： 同济研究生之死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同济大学, 学院, 实验, 导师, 感冒, 研究生, 老师, 肝癌, 论文

【HP】 爱如星辰 第十五章 我和卡尔的故事

傍晚6点多，窗外下起了大雨，我和小天狼星依偎着在沙发里，他津津有味地看着麻瓜电视，电视里正在演着一部记录骑着越野摩托车在野外生存的节目。雨水哗哗的打在窗户上，逐渐起了雾气。室内的气温降低，我打了一个寒颤，于是从沙发起身。

他问：“冷了？”

“是啊，我去加一件衣服。”

说着我上了楼来到我的卧室，一挥魔杖，卧室的灯亮了，我打开衣橱，找出一件舒服宽松的蓝色毛衣套在身上。照着面前的穿衣镜，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灰蓝色的眼睛里似乎多了几分日常没有的笑意，我把自己浅棕色的长发随意的在脑后绾成一个鬏。我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出现之后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心，我眷恋他温暖而结实的怀抱，他的声音和他的味道。或许他真的是我孤独的路上能够真正相伴的人，当然除了卡尔。

但是我心底里还是生出了一丝恐惧，如果说我之前可以不顾及一切去做任何冒险的事情，现在却有了让我顾虑的事情。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那就只能继续向前走，小的时候会对未知的东西充满好奇，而现在却充满了畏惧。我��了摇头，不让这些想法再进入我的脑海，转身离开卧室下楼去了。

当我出现在他的视线中的时候，他立刻把目光从电视机转向了我，我笑了笑说：“你饿了吗？”

“嗯。”他点点头，

我走进旁边的厨房，搜罗着厨房的食材，他也从沙发上起身走了进来。我看着冰箱里，对他说：“牛排土豆怎么样？”

“好啊，我来做牛排。”他笑着说，

我拿出土豆和牛排，把那一大块冻着的生牛排递给了他，然后我拿起放在洗碗池旁边的魔杖挥舞了一下，一把削皮刀飞过来，开始自动为土豆削皮。

他问我：“有盘子吗？把这块牛排放进去腌制一下。”

我说：“等一下，在���里。”

我踮起脚尖，够到我头上的壁橱，打开了壁橱的门，伸出手去够那个带着黄色碎花的盘子，小天狼星把手里的牛排放在桌子上，快步走到我身后，轻松地把盘子拿了出来，然后我们两个都笑了，

他笑着问到：“你是个女巫，可以用魔杖啊。”

“我以前在同时控制两种物品的家务魔咒上很不精通，总是打坏盘子。”我笑着说，

“那还是我来吧，不然你得使用一百次恢复如初的咒语了。”他取笑我说，

我翻了一个白眼说：“以前都是老海登料理所有家务，我自己出来住之后基本都是自己动手，不用魔杖。”

“看的出来。”他把牛排放进盘子里，开始拿起那些调料盒里的调料倒进去，“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用麻瓜的东西？”

“因为确实很好用，”我去收削好的土豆皮，“对我这样不太会做饭的人来说，还是省了不少功夫的。”

“这个是什么？”他指着他的腿旁边的烤箱问到，

“是烤箱，可以烤各种食物。”我转过来说，“可以定时，然后它自动就烤好了，比起用魔杖方便很多。不然我总是把奶酪烤糊。”

他哈哈大笑：“有意思。”

他快速地把牛排腌制好，我拿出锡纸把牛排整个包好，我们把切好的土豆放在盘子的一边，然后把这个大盘子塞进了烤箱。只见他饶有兴致地蹲在烤箱前面看着里面的食物。我暗自偷笑，然后拿出手机把他蹲在那里的样子拍了下来。他听到“咔嚓”一声，立刻转过头来，笑着说：“好啊，趁我不注意就拍照。”说着走了过来抢我的手机，我躲闪着，但是被他一下抱住，我们两个面对面地紧贴在一起，我背过手，手中拿着手机，他一只胳膊抱着我，另一只胳膊去够我的手。我嬉笑着抬起头，和他四目相对，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快乐和狡黠，忽然他低下头，直接吻住我的嘴唇，我惊讶了一下，背在后面的手自然地垂了下来，他立刻抢过我的手机，但是却没有松嘴。我挣扎着想要摆脱他的束缚，但并没有成功。过了大约30 秒，他放开了我，我喘着气，指着他说：“你...”

他拂了一下垂在眼前的黑发，倚在餐桌上，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看着我给他拍的照片，然后把手机还给了我说：“我没打算删掉。”

我接过来，把手机放在餐桌上，然后说：“对了，我还有卡尔送的罗斯默塔蜂蜜酒，要不要来点？”

“那当然了。”他兴奋地搓搓手，

我拿起魔杖一挥，对面壁橱的门打开了，一瓶装着金黄色的液体的酒瓶飘了出来，平稳地落在桌面上。

小天狼星忽然问到：“我很想听听你和卡尔先生的故事，你们应该认识很多年了吧。”

“是啊，我们认识15年了。”我说着又拿出两个玻璃杯，

“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我抱着胳膊笑着问：“你怎么忽然想起来问卡尔？”

“我知道你昨晚一定是去安慰卡尔先生了，所以他一定对你也很重要。”他认真地说，

“你可以叫他卡尔，他是不会介意的。”我走到餐桌旁，拉出来椅子坐下来，他也坐在我的对面，

“快讲讲。说说你们在霍格沃茨的故事，霍格沃茨现在什么样？”他两眼放光，

“还是老样子，和历史书的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古老的石头地面，破旧的木头楼梯，魁地奇球场，级长盥洗室。”我回忆说，“我是在2005年入学霍格沃茨的，当时的我特别沉默。因为你知道我父母家教很严格，尤其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不折不扣地纯血统女巫，但是我并不想去斯莱特林学院，我母亲是拉文克劳学院毕业，她当然更希望我去拉文克劳学院，但我又不想变成一个书呆子。最后分院帽把我分到了格兰芬多。”

“等等，他们还在用分院帽分院？”他笑着说，

“是啊，分院帽可是霍格沃茨的入学传统，而且被很好的保护起来。”我问：“你为什么这么问？”

“还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分院的方式能有点新的变化。”小天狼星说，

“我想换成什么都不如分院帽更能了解人的内心和潜力。”我撇撇嘴说，

“大概是吧。你接着说。”

“我当时第一天入学，没有和一个人说话，最后回到女生宿舍之后大家互相道晚安，我就很冷淡地和大家点了点头，然后就钻到帘子后面了。我的第一堂课是隆巴顿教授的草药课。”

“等等，隆巴顿教授？”他惊讶地问到，

“是啊，纳威·隆巴顿教授啊。”我好奇地看着他那么惊讶，

“纳威现在成了教授？”他笑道：“他确实在草药学很有天赋，他的奶奶一定会为他自豪的。”

“对啊，你们也认识。他还是波特先生的好友，这个我们都知道。”我笑着说，“他人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不过我的第一堂课可以说的上是记忆犹新了。”

我顿了顿说：“有个叫内特·本森的斯莱特林同年级男生，在听到隆巴顿教授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意识到我是罗素家的孩子，他就特别注意我了。他大概是看到我一直很安静，也不和别人说话，就想要对我恶作剧。他在我走过去领手套的时候用了绊腿咒，我直接摔到在地上，我的手都摔破了。我没有说话，只是站了起来，也不想理他们。他们就很大声地在那里嘲笑我，说一些很难听的话。隆巴顿教授还没来得及制止他们，卡尔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大喊让他们闭嘴，本森并没有听他的，反而说他是‘哪里来的毛头小杂种’，卡尔生气了，冲过去一拳揍在本森的脸上，本森直接倒在地上，卡尔抄起一旁花盆里的疙瘩藤种子塞了一把在本森的嘴里。”

“哈哈哈，卡尔真的是格兰芬多的学生啊。”他笑的前仰后合，

“等等再笑，这事还没说完呢。”我笑着说：“后来课上的事情被我们院长知道了，卡尔和内特·本森同时被罚了关禁闭。在关禁闭的时候，卡尔竟然成功地骗了本森去把校医院所有的夜壶都擦干净了。这事还是他关完禁闭回来告诉我的。”

“哈哈哈哈哈，”他大笑着说：“可怜的本森。”

“卡尔关禁闭回来之后在公共休息室找到我跟我说了他的光荣事迹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心里真的很感谢他。”我也笑着说，

“看得出来卡尔的性格确实是不一般。”小天狼星说，这时，烤箱“叮”的一声响了，我们两个都站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把牛排端了出来，去掉上面那一层的锡纸，一股牛肉土豆的香味扑鼻而来，

我咽了咽口水说：“哇，真香！让我想起来霍格沃茨的牛排土豆。”

“快尝尝。”他把牛排端上桌，

我们拿出刀叉，倒了两杯蜂蜜酒吃起了晚餐。

“霍格沃茨现在的校长是谁啊？”他叉着一块土豆问我，

“米勒娃·麦格教授。”我回答，

“什么？米勒娃现在是校长？”他叉子上的土豆掉回了盘子里，

“是啊，她是个很棒的校长。不过她很严格，但是很有原则。”我耸耸肩，“你知道的，在邓布利多先生之后，算是最优秀的校长了。”

“是啊，邓布利多在任的时候霍格沃茨确实是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他感慨地说，

“真希望我能亲眼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在课本和校长办公室的壁画里见过他。”我叉起一块牛肉，

“你去过校长办公室？”小天狼星饶有兴趣地问我，

“当然啦。不过不是因为什么好事。”我说，

“让我猜猜，肯定是因为违反校规。”他笑着说，

“没错。”我笑了，“我和卡尔买了韦斯莱魔法把戏坊的便携式沼泽，为了收拾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他们在学院杯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作弊，给我们格兰芬多球队的队员施了混淆咒，害的我们输了比赛。”

“斯莱特林的一贯作风。”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蜂蜜酒，

“没错。”我点点头，“我和卡尔先准备了诱饵炸弹，趁他们在学院杯对阵拉文克劳学院的比赛前在更衣室商量战术的时候扔了进去，然后我们在更衣室门口放了两个便携式沼泽。他们刚从更衣室跑出来就陷进沼泽里了，7个人全部掉了进去，最后教授们花了一个小时把他们全都捞了出来，他们也没办法再比赛。当然，我和卡尔也被叫去了校长办公室。麦格教授虽然批评了我们，还扣了我们50分，但是我们和她说明了斯莱特林作弊的事情之后，她给斯莱特林扣了100分，并且给他们球队禁赛一次的处罚。”

“果然是米勒娃的作风啊，还是这么严谨。”小天狼星赞叹道，“说到韦斯莱魔法把戏坊，现在还是有很多霍格沃茨的学生在买恶作剧产品吗？”

“那是当然，学校里从来都少不了恶作剧。卡尔在我15岁生日的时候还在把戏坊买了一只侏儒蒲送我呢。”

“侏儒蒲？是什么？”他好奇地问，

“就是迷你的蒲绒绒，很可爱，有粉色的、紫色的，可以当做宠物养。”我笑着说，

“改天我也想去魔法把戏坊看看。”他笑着说，

“好呀。乔治·韦斯莱先生人很有趣。”我说，他点了点头，看他的神情大概是想起了弗雷德·韦斯莱。

我伸出手去，拉住他的手：“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摇摇头，然后微笑着，

“你和卡尔的回忆还真的很多呢。”他收回手去，拿起叉子，

“我俩还对付过一只逃跑的客迈拉兽。”我耸耸肩说，

“什么？！客迈拉兽很危险。”他又一次停下手中的叉子，

“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正在魁地奇球场训练，然后有一只客迈拉兽横冲直撞地从禁林跑了出来，直接冲进了球场，吓跑了看台上的学生。我和卡尔骑着训练扫把，在半空中对它念昏迷咒，但是这家伙太强大了，我们的咒语根本就没用，只不过是转移了它的注意力不去伤害别人。最后海格跑了进来，然后给客迈拉兽扔了好几大块生肉吃，它就安静下来了。海格说它是饿了，而且在禁林里受到了惊吓。”

“海格也在霍格沃茨？”小天狼星睁大眼睛问，

“是啊，他也还在。还在他的小屋里。”我笑着说，“而且依旧很招学生们的喜爱。”

“我的天，我真想回去看看。”他兴奋地说，

“等我们有时间就回去霍格沃茨怎么样？”我提议，

“好！就这么说定了。”他笑着说，“我很好奇吉尔，你和卡尔为什么没有成为男女朋友？”

“我和卡尔只是好朋友，就像波特先生和格兰杰夫人一样，我们是不会成为男女朋友的。”我翻了个白眼说，

“那我就放心了。”他狡黠地说出了这句话，我愣了一下，然后无奈地笑了。

 晚饭后，过了一会，我把小天狼星送出了家门。他临走前站在雨里，胳膊下面夹着头盔，又一次吻了我和我告别。他骑车走了以后，我关上身后的门，靠在门上，觉得这一天似乎过得好漫长，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的脑袋已经无力负荷，但是却无比地开心，或者说更加安心。那种隐隐地不安似乎也淡了下去。

 第二天，我来到店里，玛格特比我先到，正在吧台忙碌着。小天狼星也出现在一楼，我刚走进店门，他就快步走了过来，抱着我吻了一下我的脸颊。我当着玛格特的面就脸红了，玛格特在吧台后面咯咯笑着，全然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清了清嗓子，走了过去，我们三个人像往常站在一起，开始交流，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追查那个克拉克魔药俱乐部？”玛格特问，

“是的。那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觉得还是再去看看比较好。”我回答到，

“还是我们两个一起？”他问我，眼神中带着一丝笑意，好像在忍着笑，

“你不想去当然也可以。”我故意笑着说，

“去啊！”他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两个注意安全，我在店里没问题。”玛格特也笑着说，

“玛格特，拜托，今天是蓝道来送货的日子，我们下午再去监视。”我无奈地说，我知道玛格特是想多给我和他创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可是这家伙的法国人的性子有时候让我很无奈。

大约上午11点左右，小个子的蓝道在我们约定的时间来到店里，为我们送来了一批从非洲进口的飞毯，当然是观赏用的，因为魔法部明文规定禁止巫师们使用飞毯作为交通工具。还有一批非洲巫师们制作的手工艺品，比如无限容量的泥土罐上面带着精美的浮雕，是狮身人面兽的图案，还有几件白色的巫师长袍可以防水防晒，有两款大头巾不禁让我想起了波特先生在霍格沃茨一年级时遭遇的那个叫奇洛的巫师。

我们三个人把这一批货整理好之后，简单的吃了午饭。然后我和小天狼星决定再一次去休斯加克路16号看看克拉克魔药俱乐部的情况。我们幻影移形来到那里，这个时间的街道上没有什么人，我们走到魔药俱乐部对面的路边，站在那里假装聊天，时不时地会朝窗户里望一眼。

“还是窗帘紧闭。”我悄声说，

“是啊，看不到里面的情形。”他回答，

“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人进门。”我对他说，

“好。”他拉着我走到上次坐的牙医诊所的楼梯旁，他后背倚在楼梯的一侧，我面对着他。

有好一会，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忽然他开口说：“你说那个福利太太会不会来？”

“不知道，或许不会吧。”我说，“就算她来，我们也不一定能刚好遇到她，不然也太巧了。”

“吉尔，我总觉得那批魔药和这个魔药俱乐部有一些关系。”他皱着眉说，

“我也这么觉得，虽然说这个徽章已经基本确认是这里的东西，但是这位雷诺兹·克拉克创办的这个魔药俱乐部也有些年头了。”

“莫非他们很早就已经组建了这个黑巫师组织？”他思索着，

“如果过了这么久，他们才被傲罗发现，那他们的行动是得多么隐蔽？”我表示很惊讶，

“或者说被隐藏的多么好。”他严肃地看着我说，“我觉得金斯莱说不准会有大麻烦。”

“魔法部内部的人还真是难以预料啊，希望傲罗办公室不要也有他们的人。如果按照你说的这样，那这些人恐怕已经潜藏了很久了。”我看着他背后的台阶，咬着嘴唇说，

“我现在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可能故意露出马脚来引傲罗们上钩。”他把目光转向我说，

“很有可能。”我还是盯着台阶，无意识地咬着嘴唇，

“吉尔...”他低沉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回过神来看着他，他的绿眼睛中又冒起了火焰，就在这时，马路对面传来了几个人的说话声，我用眼角瞟到，他们似乎是要进魔药俱乐部的样子。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我们的真正目的，他一把揽过我的腰抱我在怀里，把头埋在我的头发里，然后我们都用余光看着他们的行动。那几个人似乎并没有觉察到异常，径直走进了麻瓜驱逐咒的保护屏障里，然后在门前拉了拉门口的铃铛。我们听到他们说的有几个词飘了过来“议会”、“魔法部”、“不可饶恕咒”...不一会，门自动开了，小天狼星放开了我，我们两个趁他们没有回头，假意走到马路对面一看究竟。在门自动合上的前几秒，我们看到里面是一条黑漆漆的走廊，两边似乎是有几盏灯照亮。

“我们走吧，不能再站下去了。那几个巫师没有一个是面熟的。”我拉着他的胳膊向远处走去，

“你听到他们说的了吗？”他问，

“是啊，就几个词。”我点点头，

“他们说到了不可饶恕咒。”他严肃地说，

“恐怕他们会不会要对什么人下手吧。”我有些担心，

“不知道。我觉得还是得再来观察观察。”

“下一次，我们可能就需要装扮一下了。不然万一被人看到会起疑心的。”

我说完这一句话，忽然感觉似乎有什么人在盯着我们看，我转过头去，却发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和刚才一样。是我的错觉吗？我心里紧了紧。

疫情当下！中国正结束麻烦，而找麻烦的正深陷麻烦

   经历了两个月举全国之力与新冠肺炎搏斗的中国，累计治愈出院人数已超过累计确诊病例的80%，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在不断探底，将很快稳定进入个位数，根据中国医学专家的乐观估计，本月底新增病例有可能归零。毋庸置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的战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疫情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全国的病例库存清零正向收官之战迈进。中国政府和人民都自豪于这种国家软实力的淋漓发挥，得益于中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制度孰优孰劣，许多发达国家几年前就开始了深入研究。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媒体并不会加入颂扬中国的行列，但都无法不正视中国的战役成果。澳大利亚媒体甚至还惊恐地发现，中国共产党正在给自己和西方世界上课。    相比之下，除中国外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过7.5万例，其中美国超过3000例。但是美国的数据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人为地压低，测试数量远远跟不上实际感染的人数和需要测试的人群需求，根据中国呼吸系统传染病首席专家钟南山院士的判断，美国的新冠肺炎致死率达到3%。这个数字要比武汉以外的中国省份要高，证明可能很多病人未被发现。    在美国的疫情火烧眉毛之际，本应该集中精力采取有力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但它的政客反而急于诿过，怪罪中国和欧洲。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批评一些国家不作为，他在3月11日的发布会上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对于许多正在应对大规模聚集性感染或社区传播的国家来说，挑战不在于它们能否做到这一点，而在于它们有多大意愿去这样做。过去两周内，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增长了13倍。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着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一开始就强调新冠病毒是一个“外国病毒”，起源于中国并蔓延到全世界，他还两次自夸他领导的政府很早就对中国实行了旅行限制，同时还批评欧盟没有及时限制与中国之间的旅行，把病毒“散播”到美国。    很多美国政客也与特朗普同一腔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没有使用世卫组织的病毒名称COVID-19，而是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更是指责中国掩盖疫情。以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客群在这场危机的一开始就淡化美国的疫情，而把关注点放在特朗普连任的竞选、两党选举的互相攻讦、股市的波动和油价的升跌等。在疫情激增到无法掩盖之时，又急于转移矛盾，祸水东引，把中国当作“替罪羊”，引导美国民众怪罪甚至仇恨中国，力图减轻自己的施政责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资本市场在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的第二天便对美国领导层的推责和无能作出了“熔断日”反应，道琼斯指数跌去2352点，创下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恐慌情绪在多重影响下加剧，恐慌指数VIX暴涨超过40%，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百亿美元做空美股，在看空欧美股市的同时，却非常看好中国市场，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着资本市场增长的未来，不能错失中国良机。去年底，桥水基金持续加仓做多中国市场，对中国概念股投资热情不减。    美国有没有隐瞒新冠病毒的疫情？这是世人不止一次提出的质疑。美国总统也承认，去年美国有2900万人患上流感，死亡2万多人。那么，流感死亡的人中间，是否有因为新冠肺炎死的呢？答案来了。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1日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承认，目前美国确实有原本被诊断为患流感，实际却是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美国掩盖和放任新冠病毒扩散的实际例子。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传染病学助理教授、美籍华人海伦女士（HelenY.Chu）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就注意到自己所在州华盛顿州港口城市西雅图的一个本地发生新冠肺炎的案例，她和她的团队一直想在他们的实验室做新冠病毒的检测，但是相关部门的所有官员都拒绝了她的申请。    她倍感挫败：“我们就像是坐等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到来一样。我们有能力提供帮助，但我们却什么也不能做。”    疾控中心有一套检测门槛，那位来自西雅图的“一号确诊病例”虽然去过武汉，但一开始因为没能满足疾控中心严格的检测标准而被拒之门外。后来华盛顿州卫生系统官员与疾控中心沟通后才进行检测，结果证实为新冠病毒阳性。美国第一例“感染路径不明”的全国第15号病例也曾因为最初达不到疾控中心的排查门槛，而在等待数日之后才获准检测，又等了3天，检测结果是确诊。    在疾控中心的检测门槛下，启动针对全国公民的快速病毒测试变得相当困难。一名病毒专家认为，这个门槛使整个国��损失了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这正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某些国家所批评的“挑战在于不是能否做，而是愿不愿意做”。    海伦女士的团队早已等不及，他们在2月25日冒险决定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华盛顿州监管机构紧急要求她的实验室完全停止检测。    由于检测工作严重不到位，这种尚未被发现的危机已经导致感染人数呈现指数级增长。海伦女士进行的检测结果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当地一名近期内没有出行经历的青少年被检测为阳性。这表明，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了。    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已经在社区内悄无声息地传播了大约六周，数百人可能已被感染。事实上，在短短数周时间里，病毒已经导致西雅图地区20多人死亡，西雅图成为美国新冠肺炎最严重的城市。    直到2月底，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才允许某些实验室在资质审核通过前开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3月3日，美国政府才宣布将新冠病毒检测纳入医保。这项政策比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病人的医疗补贴政策迟了一个多月。    迄今为止，对于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工作，美国还未能全民展开，许多急需检测的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检测，而这些人又被作为流感医治。纽约一位32岁的华人医务助理知道自己是新冠肺炎但正在接受流感治疗，他要求的药物等了一周也没送到。这些未能检测的新冠病毒患者的传染性比流感强十倍，特别是数量无可预测的暴露在公众中的无症状或轻症状的病人到处在散播病毒。高昂的测试费用阻碍了大约20%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而政府紧急拨款资助病毒检测的公布已经太迟。    试剂盒的缺乏也是目前美国的一道难题。新冠病毒测试只能够针对症状严重的人，或是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因为出现了三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NBA球员，整个NBA已经宣布停赛。    有不少球队老板建议在停赛期间为联盟所有球员做新冠病毒检测，但得到的回答是检测所用的试剂盒不够，NBA为所有球员做检测是不可能的，有钱人、名人也不行，至少现在是没法实现的。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表示：“美国的医疗系统无法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这是个巨大的失败，我们必须承认。”    市面上流传着很多指责和疑惑，其中一个是美国政府不想生产足够量的试剂盒，因为如果广泛检测一旦开展，就会猛然增加确诊的人数，势必使当局非常难堪，特朗普的竞选对手们就会大做文章，民主党就有可能再次弹劾总统，支持特朗普连任的选民就会大量流失云云。    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又如何解释美国作为一个医药医疗强国，连试剂盒的普及都不如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伊朗？美国负责处理新冠病毒危机的副总统彭斯在3月5日证实，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来满足要求。此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哈恩承诺在3月8日前会提供100万个检测试剂盒。但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却说，“可能仅有47.5万美国人能在3月8日之前接受病毒检测”。CNN指出，美国政府没有做好应对试剂盒激增的准备。    而无论检测试剂是否短缺，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披露，截至3月10日上午，美国仅有6563人做了新冠病毒检测。3月12日，美国国会最年轻的议员科特兹（Cortez）告诉福克斯电视台，普通的美国人很难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但是，似乎你越有钱，越有权势，就越能检测。如果你不是富人，你获得医疗保健就非常困难。    试剂盒的不足使无数的美国病患者沮丧，但也出现了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拒绝病毒检测的人。特朗普曾经在多个场合与确诊病人在一起，例如3月12日被检测出新冠病毒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新闻秘书瓦金加藤。而就在几天前，瓦金加藤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近距离接触。此外，较早前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大会上，有两名与会人士确诊新冠肺炎。    特朗普的政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特朗普做病毒检测，但特朗普拒绝了。作为国家元首，拒绝用病毒检测来排除身体受到感染是不寻常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可能将政府的管治团队置于公共卫生的险境。从另一角度看，特朗普的拒绝检测也是一种疫情隐瞒。最后迫于压力，特朗普接受了病毒检测，幸好证明是阴性。    据《今日美国》3月12日报道，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援引一位美国国会医生的发言表示，预测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将会感染新冠病毒。有媒体询问彭斯是否同意这位医生的评估时，彭斯表示，美国还将出现“数千”例新冠肺炎病例，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自2月底以来，美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展速度一天天加快，生活在美国的一名华人越来越看不懂美国政府应对这场疫情的做法。    他说，自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就经常听到美国朋友发表带有偏见的言论，比如中国控制言论、掩盖事实等。然而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中国控制新冠肺炎取得的重大进展，公开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信息，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民众看来，一旦发现确诊病例，追踪其行程及接触人群并公开信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当新冠肺炎在美国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的今天，想准确得到这些信息却并不容易。    3月2日，美国疾控中心停止实时更新新冠肺炎数据时，美国的网民就炸开了，尽管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各地统计的结果并不准确，所以不用采取实时更新的方式报告疫情，但仍有很多美国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在掩盖真相。    难以想象，像美国这样资讯科技发达的国家，疾控中心的大数据收集竟然如此滞后和脱节，疫情报告的系统升级至今还没有完成，不免使人怀疑究竟是技术管理落后还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美国官方一直宣传普通人不需要戴口罩，美国人也确实普遍没戴口罩，但是大家真的不需要戴口罩吗？那么把口罩抢到天价，背后又是什么动力？事实上，美国的口罩缺口是99%，生产线绝大部分都在美国之外，既然供应不上，为何鼓励人们戴口罩。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如果新冠肺炎在美国大流行，一年总需要量为35亿只N95口罩，以美国国内每个月3500万只口罩的产能，医护人员只能有1%得到供应，哪里还有多余的在市面上出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说了句实话：“生产出来的口罩当然要优先供应医护人员而不是社区。”    要知道，没有戴口罩的人在公众场所被感染的机率比勤洗手的人大得多，病毒通过飞沫、接触甚至气溶胶传播的时候，一旦接触人体的黏膜组织，就会立马侵入人体。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疫情，美国也失去了此前的“淡定”。特朗普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3日起暂停除英国外所有欧洲国家前往美国的旅行，还表示他将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经济援助等。但特朗普依然没忘再度表达自己的淡定：“病毒没机会攻击我们，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有准备，更有韧性。”    终于，习惯说中国坏话的他，在3月13日下午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向记者积极评价了中国抗疫工作，表示中国分享给美国的数据等信息很有帮助，并认为中国虽经历了艰难的时刻，但对疫情的控制效果显著。    一名身兼第三方实验室主任的深度调查记者NafeezAhmed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和英国是如何将新冠病毒的死亡最大化的》。他在文中说，如果不切实执行社区隔离措施和隔断传染源，按最高的病死率和最坏的情况分析，英国的新冠肺炎致死率高达一百五十五万人，而美国可达七百六十万人。他认为目前美国和英国的对应行动正在导致向更高的致死率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减缓感染的扩散。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为这场极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负上责任。特朗普只是关心股市的走向，他禁止欧洲的航班进入美国已经太迟，而且他没有解决美国境内的病毒传播问题。    他说，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应对医疗设施不足和新冠病毒大流行束手无策，采取的措施都是尽量迟滞病毒扩散的速度，减少对不堪应付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而不是举全国之力，从源头消除病毒危害。一名英国议员甚至提出，既然医疗设施不足，那就让70-80%的英国受到感染而获得抗体。    很明显，由于医疗设施不足以对抗疫情的爆发，欧美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就是让轻症者留在家中隔离治疗乃至无药自愈，让医疗资源更多照顾重症者。但是并不能防止带病毒者在未经检测确诊的情况下肆意走动传染给别人。中国采取的“应收尽收”和“应治尽治”措施就是对有可能感染者进行核酸检测，决定收治与否。这样才能有效阻断感染源。    中国联防联控措施的有效性是基于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一个特点，联防联控机制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各级政府高效统一行动，互相支援，再配合物流供应体系和大规模战场模式的医护支援力量，例如10-15天内建成两个大型专科医院，使全国的医疗系统集中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发挥作用，国民的配合，集体主义的作用，专业人员的献身精神，都是中国抗疫成功的基本因素，这也是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效仿的。    德国著名的病毒学家、柏林夏里特病毒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Drosten）教授是2003年SARS病毒的联合发现者之一，他认为德国的社会制度与中国不同，不可能采取与中国相同的措施，但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非常有针对性，人们应当而且必须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巨大付出和集体精神。    事实上，当欧洲的疫情日趋严重的时候，美国对欧洲采取了断航的决定，而中国却充当“逆行者”，180万个口罩和10万个病毒检测试剂盒向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火速空运，并向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送去了医疗专家。西班牙的网友对两国做了一番比较，“特朗普对我们像对害虫一样，而中国却给了我们帮助。以前我们都搞错了文明的意义。”    美国政客对付疫情无方之际，转移民众对中国的不满，其实也是一种损人利己，有悖道德的表现。中国科学家指出，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来源不一定是中国，也有可能是国外带入，目前仍有待科学定论。世卫组织2月28日在日内瓦的发布会表示，新冠病毒源头尚不确定，应避免涉及地域的污名化语言。新冠病毒是全球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不要去责怪其地理来源，应关注如何应对及遏制病毒。    美国政客对中国抗疫中的贡献视而不见，对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美国提交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制出病毒检测试剂盒，第一时间采取封城措施，防止了病毒向国际蔓延的这些负责任的表现只字不提，而是首先对中国实行航班限制和旅游限制，对中国的援助只停留在口头，给世界做了坏的榜样。    当美国面临疫情爆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3月3日致电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赞赏中国军队为防控疫情所做的努力，并表示愿密切美中两军对话磋商，加强包括防疫抗疫方面的交流合作。话音刚落的一周后，美国海军“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就进入中国西沙领海进行‘自由航行’，遭到中国海军海空兵力的跟踪监视、查证识别和警告驱离。    美国在中国全力抗疫期间，针对中国的找麻烦动作连续不断。    1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有助于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众议院长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中国华为公司的5G产品和技术进行猛烈攻击；    2月16日，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接受采访时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某个实验室；    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中国5家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交使团”，要它们向美国国务院登记在美国的雇员和财产；    2月28日，美国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发表演讲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煽动“美中脱钩论”；    3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中国官方媒体驻美人员削减近一半。    中国人用“咎由自取”这个成语来形容找麻烦者自陷麻烦。如今，中国的抗疫即将赢得胜利，而美国正陷入疫情扩散的爆发期。两国对防控疫情的处理手法截然不同，彰显了全球最大的两个国家软实力之间的较量。美国越是找中国的麻烦，越容易使自己陷入泥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保罗·海恩勒警告说：“特朗普团队正在失去与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建立信任的绝好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感和惩罚政策将反噬我们。”

如果这些你都没去过你就等于没来过加拿大

去加拿大留学虽然说费用高，但是好玩的景点也多呀！你怎么能错过下面这些景点呢？如果说这些景点你都没去过，那等于你都没来过加拿大，因为有很多都是比较古老并有一定的特色，下面Asessay带你来看看吧！

 　　

加拿大 留学必看景点top100：

　　1.观看鲸鱼可以去位于卑诗省温哥华岛西区的Alice港鲸鱼站点，或者可以到Newfoundland岛乘坐观鲸船寻找鲸鱼的踪迹。

　　2.到NB省距离海岸300公里的Sable岛观赏野生矮种马，但事先需要得到批准。

　　3.徒步走上蒙特利尔北部90公里处的Tremblant山顶，沿途欣赏如画美景。

　　4.从Calgary出发，驾车沿横贯加拿大的高速公路，穿越洛矶山，到达温哥华。行程约1000公里，历时10到12小时。沿途风景如画。

　　5.魁省东部Gaspe的132公路上，欣赏云层朝着圣劳伦斯河翻滚的壮观景象。

　　6.在温哥华的Stanley公园里，租辆自行车，游览防波堤，欣赏城市与自然的结合，享受清闲的时光。

　　7.漫步魁北克城的Dufferin Terrace，从Abraham平原出发，直到Frontenac城堡，把人带入十八世纪的古老风情中。

　　8.乘直升机从温哥华市区到维多利亚。经常走这条路线的人也许感觉不新鲜了，但常常还是让游客们游兴大发。单程要花费$109到$179。

　　9.游览阿尔伯塔省的Head-Smashed-In-Buffalo-Jum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位于Fort Macleod附近，卡尔加利市向南175公里处。

　　10.在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中的Maid of the Mist上行进，体验激荡人心的水中冒险。

　　11.爬上安省的Hamilton Mountain，眺望Burlington湾和多伦多的地平线。

　　12. 在B.C.省的温哥华岛参观Tofino,数一数你所见到的大众汽车的数量.投宿于Wickannish Inn,观看从太平洋来的雨幡.

　　13. 冬天在渥太华的Rideau运河滑冰,品尝一下海狸尾式糕饼(一种颇受欢迎的热糕饼).

　　14. 在多伦多北部的Simcoe湖上租一间小屋冰钓,也许还会钓到几条河鲈.

　　15. 在Northwest Territories或Yukon乘坐狗拉的雪橇,做一次北极光旅行.

　　16. 在纽芬兰的St. John‘s逐店饮酒.

　　17. 三月清晨,在温哥华的Cypress山滑雪,下午在温哥华北海滨的Ambleside沙滩度过,体验冬夏两重天的神奇转换.

　　18. 夏至时(6月21日或22日)旅行到Baffin Island最北端的Arctic海湾.

　　19. 在B.C.省Nanaimo的Nanaimo河上做蹦极跳.

　　20. 驾车沿Dempster Highway高速公路到西北地区的Tuktoyaktuk,然后在北冰洋中畅游.

　　21. 泛独木舟于安大略省的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中,并在那里宿营过夜.

　　22. 从安大略省的Sault Ste. Marie出发,乘坐Agawa Canyon列车旅行.

　　23. 漫步于世界遗产保护地Writing-on-Stone公园的石林中,该地位于Calgary东南大约350公里处.

　　24. 登上多伦多的CN Tower顶层.如果身体健康,可以爬楼梯.不爱运动的人可以乘坐塔上的观光电梯.

　　25. 住在魁北克城附近的冰雪旅馆(Ice Hotel)中.该旅馆从1月到4月底营业.

　　26. 10月份,驾驶摩托车沿横贯加拿大高速公路穿越Lake Superior的北岸.

　　27. 参观位于纽芬兰岛St. John’s附近Witless湾生态保护区中北美最大的鸟嘴海燕禁猎区.

　　28.参观Carberry的Spirit沙滩,它位于Winnipeg西大约160公里处.放眼望去,沙海一望无际.

　　29. 夏季去土著人保留区看土著人载歌载舞的powwow仪式.距蒙特利尔最近的土著保留区是Kanehsatake.

　　30. 沿Via Rail线做越野旅行.火车,在加拿大作为运输的工具而言,已经过时了(距离太长,站点太多,票价太高),但是,在铁轨上旅行也有几分浪漫.

　　31. 秋天树叶变色时,去安大略省乡村的Haliburton游玩.

　　32. 参观位于Saskatoon市以北大约375公里处的LaRonge.可以雇个导游带你乘坐独木舟沿老路探险.

　　33. 探访安大略省Thunder Bay附近的Sleeping Giant.

　　34. 探访Saskatoon市Moose Jaw的地下隧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Al Capone用该隧道运私酒.

　　35. 参观B.C.省Hope的Hope Slide.1965年的山崩是人类有记录的最大的陆地运动之一.

　　36. 到Bay of Fundy观潮.

　　37. 去安大略省的伦敦市观看白松鼠.

　　38. 秋天收获季节到B.C.省葱翠的Okanagan地区喝葡萄酒.东部地区的人可以到安大略省的Niagara地区喝葡萄酒.

　　39. 去位于Manitoba省Gimli的Isladingadagurinn,欣赏加拿大冰岛文化.

　　40. 从多伦多出发驾车前往蒙特利尔,但不要沿401公路行进.有条路是走过去的2号公路,经过安大略省的Cornwall.然后经34号公路到18号公路,它在安大略省和Quebec省的边界变为340公路,充满乡间风情.

　　41. 参观加拿大军事基地,充分认识军人职业对加拿大的重要性.

　　42. 参观Newfoundland岛Grand Banks东海岸近海的Hibernia石油平台.

　　43. 气温零下10度时,在B.C.省的温泉中沐浴.

　　44. 花一天时间在蒙特利尔的皇家山公园中探险.登上顶峰,鸟瞰下面城市的风景.

　　45. 徒步沿Yukon的Chilkoot Trail行进,体验Klondike河曾经的淘金热.

　　46. 到安大略省的金矿中探宝.

　　47. 乘坐Bluenose船航行.Bluenose就是一角硬币背面的那种船.

　　48. 在Cape Breton周围驾车走Cabot Trail,Baddeck和Louisbourg都是不可错过的站点.

　　49. 参观Saskatoon市以北88公里处的Batoche.就是在这里,Louis Riel和他的拥护者们打响了联邦历史上唯一一场发生在加拿大本土上的战争.

　　50. 在一个气温50度的7月天,驾车穿越大草原.摇下车窗,领略空旷之美.

　　51. 渥太华游览国会山庄,然后在Centre Block后游人很少驻足的地方步行转转.只要安排好时间,就可以饱览加拿大国庆焰火的盛况.

　　52. 参加卡加利牛仔节(七月).它于1886年正式开始,起初是作为农业博览会,逐渐发展成大型的牧马技术和流动炊事车表演.

　　53. 参观B.C.省Field的Yoho国家公园中的Lake O‘Hara,它被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

　　54. 在安省Alton的Murder山,坐“飞毯”从山坡滑下.蜿蜒于100英尺高的松树林间的陡峭通道会让人心惊肉跳.

　　55. 在NS省Ingonish沙滩的Highlands Links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这个可能是加拿大最好的高尔夫球场.

　　56. 到B.C.省的Queen Charlottes,乘坐拖船钓大麻哈鱼

　　57. 当枫树淌汁时,参观生产枫蜜的农场;或者在收获季节参观Saskatchewan的谷场;抑或是参观魁省的乳牛场,看给乳牛挤乳;或者驱集畜群时参观Alberta的牧牛场.

　　58. 乘船游览安省Kingston附近Gananoque的千岛湖,在1000座岛屿中穿行..

　　59. 8月的天空下,在Prince Edward Island国家公园的海滩做长途远足.

　　60. 观看湖运货船在安省Niagara Falls附近的Welland Canal的3号河道上起起伏伏地行驶.

　　61. 在N.B.省的Alma购买龙虾.在其他地方买不到比这里更新鲜的龙虾.

　　62. 到Lake Louise附近的Larch Valley徒步旅行.十元钞票的背面就是这座山谷的身影.

　　63. 造访安省的世外桃源--Point Pelee国家公园,这座国家公园是加拿大最南端的国家公园.

　　64. 乘直升飞机到B.C.省Invermere周围的Bugaboos进行高山滑雪.

　　65. 沿着温哥华Grouse Grind高低不平的山路远足2.9公里,可以登上853米高的山顶,俯瞰温哥华美丽的风景.

　　66. 游览纽芬兰的L’Anse aux Meadows.这个具有北欧风情的山村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遗址.

　　67. 到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东边的小城Vegreville品尝风味独特的perogies和halopchies.

　　68. 现场观看Montreal Canadiens和Toronto Maple Leafs冰球队的精彩比赛.

　　69. 到冰球巨星Wayne Gretzky的家乡安省小城Brantford观看冰球比赛.

　　70. 到渥太华探访Diefenbunker.这座四层碉堡原为预防核战发生时安置加拿大政府各部门而建.

　　71. 从温哥华市中心步行两个街区即可到达Gastown,体验一下古色古香与现代繁华的对比.

　　72. 拜访加拿大七十二座城市的唐人街,跟那里讲中文的人交流.

　　73. 找一个夏天闷热漫长的周末,到安省Wasaga海滩偷得浮生半日闲.

　　74. 坐在B.C.省Victoria市的Fairmont Empress Hotel旅馆中,凝望夕阳缓缓从Her Majesty‘s empire落下,在落日余晖中享受下午茶.

　　75. 到加拿大最主要的产烟区安省的Tillsonburg游览,别忘了去烟草博物馆一游.

　　76. 观看一场Hamilton Tiger Cats的比赛,跟观众一起欢呼.

　　77. 八月晴朗的夜晚,坐在蒙特利尔Molson体育馆的看台上,喝着冰凉的啤酒,观看蒙特利尔Alouettes棒球队的比赛.

　　78. Winnipeg Goldeyes棒球赛季时,到CanWest Park买一袋刚出炉的甜甜圈观看比赛.

　　79. 到安省进行一次啤酒之旅,安省的啤酒之路包括了二十六个啤酒酿造厂.

　　80. 到北美最东端的纽芬兰Cape Spear游览.

　　81. 登上Vimy Ridge,攀爬Beaumont Hamel至今现存的战壕.1916年,皇家纽芬兰军团在那里全军覆没.Vimy Ridge和Beaumont Hamel位于法国,由法国政府永久捐赠给加拿大,因此从技术角度上说,应该是加拿大的一部分.

　　82. 安省Lake Huron的Pinery Provincial Park的沙丘区露营.

　　83. 到魁省上一堂沉浸式法语课,体验一下与当地人不用英语交流的感觉和他们特有的大家庭的欢乐.

　　84. 到Newfoundland的Gros Morne国家公园(靠近Cornerbrook)远足,这里又是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遗址.

　　85. 沿温哥华岛西海岸徒步旅行.

　　86. 用一周的时间参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尽所能去看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同时还能遇到不少世界级电影人.

　　87. 到曼省的Churchill,近距离地去看看北极熊.

　　88. 游历一下魁省的Havelock集市,该市在蒙特利尔南边一小时车程.这个集市是加拿大开办时间最久远的一个农业集市,开始于1871年.

　　89. 到哈利法克游览一下Nova Scotia International Tattoo,这里的Tattoo不是人体艺术,而是加拿大军事遗产.开放时间从7月1日至8日

　　90. 参加蒙特利尔6月底至7月初的国际爵士乐节,天天歌舞升平,加入约两万音乐迷的行列.

　　91. 参加每年夏天在多伦多举行的Caribana festival,感受加勒比海沿岸各岛的独特风情.

　　92. 到N. B.省Caraquet参加阿尔迪亚人的庆典.

　　93. 到安省Kitchener小镇旅行,这里曾以小柏林而闻名,探访加拿大的德国遗产,参加10月举行的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庆祝活动.

　　94. 到Labrador的Red Bay探寻Basque捕鲸历史.

　　95. 到阿尔伯达省卡加利东Drumheller游览Dinosaur Valley,不要忘了去Tyrrell Museum一游.

　　96. 到西埃德蒙顿购物商场体验一下迷失在世界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的感觉.

　　97. 游览阿尔伯达省埃德蒙顿东北450公里处Fort McMurray附近的石油海滩,在这里你能感受到阿尔伯达省成为富饶之地的原因.附近的Wood Buffalo National Park也是著名游览胜地.

　　98. 参观安省Windsor的Hiram Walker Canadian Club酿酒厂.

　　99. 想领略与众不同的风情,不妨到Saskatoon参加International Fringe Festival.

　　100. 游览爱德华王子岛的Cavendish,品尝美味的土豆,造访Anne of Green Gables.

加拿大留学生生活如果没事就可以观光以上这些景点，那么生活会变得非常丰富多彩。加拿大有着古老的文化和历史，希望你们能在留学期间也收获到很多学习之外的一些东西。

 看了这么多地方有没有让你特别想马上动身前往呢？快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看看吧。上面就是Asessay帮大家整理的所有景点啦，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哦。大家一定要记住！Asessay在这里祝你们出国，留学之路一帆风顺，学业进步！我们是专业解决海外留学生课业问题的，essay代写，paper代写，留学论文代 写专业平台。

深圳制汇节创客论坛

论坛分场与讲者

专场1：创客运动未来

11月11日（周六）

随着科技越来越触手可及，包括Maker Faire在内的创客文化传播平台也越发多样，创客运动的发展日新月异，产生了更加深远持久的影响。在《创客运动未来》论坛专场，我们邀请了在不同领域做出重大改变的创客、教育者、企业家和思想领袖参与分享。希望通过他们的分享，一起探讨造物的未来如何发展，如何让更多人通过学习和实践参与到造物的行列。

Mike Senese

Make: 杂志总编辑 Executive Editor, Make: Magazine

Mike Senese是美国Make:杂志的总编辑，Make:杂志从2006年开始举办Maker Faire系列活动。Mike也是一位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在《探索频道》的Punkin Chunkin, How Stuff Works 和 Catch It Keep It 等多个科技节目担任主持。同时Mike也是一个狂热的造物爱好者，会在业余时间制作遥控飞机、木工以及烹饪美食。

曾德钧 Dejun Zeng

猫王收音机设计师、创始人 Founder of Muzen Audio

53年前一台收音机为他打开了与世界的一扇窗，从此也开启了他与收音机一辈子的不解情缘。他当过兵、教过书、下过海，最终带着对收音机的执念在近花甲之年创立了“猫王收音机”。60岁的他凭借一颗90后的心，迎来了自己的“二度青春”。他大胆的拥抱年轻人、拥抱互联网，秉持“反主流、经典格调”的品牌价值观，让猫王收音机紧紧抓住了新一代消费者的心，一跃成为消费升级与新零售时代下炙手可热的现象级产品。曾德钧与他的团队带领“猫王”让“收音机”这一原本边缘化的品类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也让“猫王”也成为新零售时代“收音机”的代表品牌。

Zach Shelby

Micro:bit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CEO of Microbit Foundation

Zach Shelby，Micro:bit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物联网领域天使投资人。他对micro:bit的期待是让每个孩子成为一个发明家，希望Micro:bit产品未来能触及1亿儿童和教育者。此前，Zach是芬兰物联网软件创业公司Sensinode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该公司于2013年被ARM收购。在ARM任职期间，他担任市场营销副主席和物联网技术总监。在创立Sensinode之前，他在芬兰艺术研究中心和无线通信中心主导无线网络研究。

李玙 Li Yu

跨学科研究员，思辨设计师，新媒体艺术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r,

speculative designer, and new media artist

李玙出生于喜马拉雅山脉，目前定居深圳，经常在欧洲、美国之间往来进行设计研究和科技探索。她常与来自生物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此外，她也在生物骇客，公民科学和创客运动等领域积极参与、投入。李玙的研究集中在前沿科学技术、思辨设计以及想象力与新兴科技融合交叉等新兴领域。她将设计作为研究手法，同时融入新兴技术，旨在打破常规，扩大我们的想象力，将思想实验带入具体形式，探索未来科技的可能。

Tomas Diez

IAAC Fab City研究实验室主任、巴塞罗那Fab Lab联合创始人

Director of the FAB City Research Laboratory at IAAC, Co-founder of Fab Lab Barcelona

Tomas Diez，出生于委内瑞拉，是一位城市规划设计师，专注于数字制造和数字制造对未来城市、社会的影响。他是加泰罗尼亚高级建筑研究所（IAAC）的FAB城市研究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是Fab Lab Barcelona的联合创始人。他拥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城市规划学士学位，古巴拉哈瓦那大学社会工作文凭，也获得了麻省理工大学比特原子实验室所开设的Fab Academy课程所提供的“数字制造”证书。他是巴塞罗那Smart Citizen项目、FabLabs.io和StudioP52的联合创始人。他的研究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如何使用数字制造工具来创造改变，如何使用新兴技术来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改变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专场2：从创客到产业

11月11日（周六）Nov.11 (Saturday) 13:30-16:00

得益于开源技术和数字制造工具的发展运用，原型制造周期得以缩减，创客们可以更轻松地将创意落地，甚至将产品推向市场。《从创客到产业》专场，我们邀请了工程师、设计师、创业者和教育者参与。这些专业创客参与的项目涵盖智能家居、工业机器人、时尚科技可穿戴、航天航空以及社会环境解决方案等领域。他们技术娴熟，开放协作，拥有创新的思维和敏锐的商业眼光，致力于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Shannon Hoover

MakeFashion 科技服装平台与Wearlabs公司共同创办人 Co-founder, MakeFashion, and Wearlabs

Shannon Hoover是加拿大MakeFashion科技服装平台与Wearlabs公司联合创始人，也是加拿大创客运动的引领者之一。Shannon也是加拿大Maker Faire Calgary和Fuse33创客空间的发起人和创办人之一。他常把项目和精力投入于艺术和科技领域，通过艺术结合科技带来的改变，致力于推动创客社区以及全球创客运动的发展。此前，他还从事MakeFashion一些酷炫可穿戴项目的开发，并与全球创客协作，推动创客文化对生活质量的提高。

Katia Vega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Katia Vega是Beauty Technology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致力于科技化妆品研发。她获得了巴西PUC-Rio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秘鲁UNMSM大学的学士学位，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博士后。此前她是秘鲁工程技术大学的教授，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设计系担任助理教授。她的项目在伦敦的Barbican画廊，斯德哥尔摩的Tekniska Museet画廊，Ars Electronica，柏林的音乐技术节和拉斯维加斯的Bellagio艺术节均有展出，也被New Scientist, Wired, Discovery, CNN等国际媒体报道，也获得了Ars Electronica，TEI，ISWC，Fast Company，Ubimedia等多家机构授予的奖项。最近，Katia还在德国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书籍作品《美妆技术：可穿戴计算的无缝界面》。

张浩 Hao Zhang

蓝胖子机器人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 Co-founder & CTO of Dorabot Inc.

作为蓝胖子核心技术创始人，张浩负责机器 人系统架构设计，系统集成，基于增强学习和迁移学习的方法，算法研究和优化。 目前，张浩带领技术团队将产品投 入仓库并根于客户的特殊需求进行完善。此外，我还在港大就读人工智能博士学位，是AI 界杰出科学家杨强的学生。

Davide Gomba

意大利首家Fab Lab创始人，Casa Jasmina智慧房屋项目负责人 Founder of the First Italian Fablab, Casa Jasmina Project

自2008年起，Davide就开始接触开源硬件，一直为Arduino工作到2016年。他也是意大利创客文化的推动者之一，2011年积极促进了意大利第一家Fablab成立。同时他也是一名内容制作者和产品侦察员，在科技、创客文化领域有丰富的工作坊经验，如开办儿童STEAM科学、教育工作坊，推动运用物联网和自下而上的科技进行农村改革。他喜欢深圳，并从2013年开始负责Maker Faire Shenzhen上的Arduino展位。他今年将在Maker Faire Shenzhen展示他对未来家居设想的的物联网房屋项目Casa Jasmina，该项目融合了科技、私密性、舒适、开源、设计等诸多元素，展开人与家居之间的对话。

Cesar Jung-Harada

香港MakerBay创客空间创始人，Protei和Scoutbots公司 CEO&Founder of MakerBot Hong Kong, CEO of Protei and Scoutbots

Cesar Jung-Harada是一名住在香港的法裔日本环保主义者，发明家和企业家，以保护、探索海洋作为终身使命。 他的项目Protei是由一个形状可自由改变的帆船机器人和一个风力发电海上无人机组成，实现远程控制／自动收集海洋数据或传输海洋清理设备。Cesar 是前麻省理工学院项目负责人，TED高级研究员，GOOD100成员，IBM进步人物，海上研究员，Shuttleworth基金会与海洋交易所的荣誉成员。他曾以其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硕士毕业设计夺得Ars Electronica最高奖项Golden Nica [NEXT IDEA]奖。他一直任教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和法国凡尔赛建筑学院，并在全球发表多场演讲。

邱世新 Shixin Qiu

草根创客，造物达人，创客老爸 Maker Pro, Maker Dad

邱世新曾从事冷饮生意，酷爱钻研和DIY，自行研究冷饮配方，也常自己动手进行冷冻设备改造，设计、制作制冰机、冰冻库。在冷饮生意走向平稳发展之后做出了重大决定：2013年初举家搬迁深圳，从头开始。在深圳，邱世新开始自学打字，自学编程，积极参与各类创客马拉松和比赛，制作了智能足底按摩仪、健康智能马桶、手摇发电机、DIY音响、懒人种植机等项目。除了自己造物之外，邱世新也常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造物，也常到儿子的学校给孩子们分享创客知识。邱世新现在全职上班，同时也是柴火造物中心的会员，经常带着孩子一起来空间参与活动、动手造物和分享创意 。

专场3：科技跨界平台

11月12日（周日）Nov.12 (Sunday) 10:00-12:00

随着自造技术门槛的降低，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开始参与自造，跨界协作制作精彩项目，促进丰富的科技跨界内容的产生。《科技跨界平台》专场的讲者们都致力于让创客聚集创造的平台建立，致力于创新内容和活动的组织，促进公众对科技跨界内容的认知和了解。他们将在这里分享对创客运动推广的未来憧憬，号召感染更多人参与到自造的行列。

潘星 Xing Pan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潘星教授致力于电子商务、移动商务、市场营销领域的前沿研究与创新, 是美国营销学会（AMA）、营销科学院（MSI）、互动营销教育基金会（DMEF）等学术机构的学术与科研基金评审人及十余个工商管理学及经济学领域 SSCI 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与专家评审人, 美国创新领导力学院（AILA）执行院长。 他的研究荣获了包括美国营销科学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华盛顿经济协会最佳科研奖、美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国际科研奖等在内的诸多荣誉。 他受邀为美国联邦政府撰写区域经济与商业发展的专家评估报告，并在诸多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报告与演说。

他也是 Smartology 咨询公司董事长，为移动商务服务、社交媒体、消费电子、汽车、零售、地产、教育、旅游娱乐等行业的诸多企业提供商业顾问咨询。他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系、马里兰大学市场营销系，获博士学位。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印第安那大学凯利商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安德森管理学院，任职讲授博士、EMBA、MBA、及本科生课程18年，受评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最受学生喜爱的教授之一。

谢雯雯 Wenwen Xie

MakerBeta超能实验室联合创始人 Co-founder of MakerBet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路与系统专业硕士毕业，在校期间，多次获得国内各类科技创新的奖项，毕业之后，成为蒜泥科技联合创始人，曾参与设计仿人机器人，教育机器人，Visbody一代扫描仪等项目。联合创立makerbeta科技自媒体，担任技术总监及节目主播。“MakerBeta超能实验室”系列视频包含科技DIY及相关知识内容，选取电影、游戏、动漫及生活场景中的创意和脑洞为话题，采用脱口秀的方式，秉持“有趣、有货、有脑洞”的创作宗旨，教大家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制作各种有趣、酷炫的��品。目前，makerbeta超能实验室粉丝量突破80万，全网播放量达到1个亿，团队于今年的五月份参加出彩中国人的录制。

刘得志 Kevin Lau

MakerNet超常识科技创始人及CEO，中国创客运动推进者 Founder & CEO of Maker Net,

Promoter of maker culture in China

MakerNet超常识科技创始人及CEO，中国创客运动推进者之一，MakerMedia中国区合作伙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创客项目顾问，周末画报“超常识科技栏目”作者。Kevin 乐于向年轻人分享全球创客文化与技能，鼓励并引导年轻人利用科技创新反哺社会，消除人际间的隔阂，弥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温宜萱 Anby Wen

柴火造物中心项目总监 Project Director, x.factory

因为还想冒险! 放下美术教职，从台湾成功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毕业后，开始跨界与不同的创作者合作。私下爱運動愛文艺酷爱机器人，一切跟新奇科技與創意設計相关的事物都会让她眼前一亮。毕业后创立个人设计工作室，提供专业的谘询与设计服务。2012年加入台湾智库，协助打造政府支持的第一个青年开放共创平台：DOIT TAIWAN，以科技为核心，聚焦跨域创新与创业，与超过百组国际创客串接本地生态圈。2015年，加入柴火，开发第一套科技文创产品 – 造物吧，在2016年来到深圳成为柴火造物中心的创始团队核心，带领年轻的团队，从无到有将柴火造物中心的样貌呈现在全球创客眼前，致力协助造物中心完成最重要的目标：串接产业与创客合作。

专场4：创客教育实践

11月12日（周日）Nov.12 (Sunday) 13:30-16:00

近年来，深圳各级学校积极推广创客教育，创客教育运动在深圳快速发展，而分布各地的创客教育社群也因此链接、协作。创客教育未来将走向何处？在今年论坛的《创客教育实践》专场，我们邀请了来自深圳公立、私立和国际学校的教育实践者，来分享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社群践行创新学习法则，讲述这些社群基于自造精神如何实现链接聚合、共同协作的故事。

Carrie Leung

Co-curator 共同策展人

深美国际学校创客教育主任，南山学校Maker Faire发起人 Director of Maker Education at SAIS, Producer of Nanshan School Maker Faire

Carrie Leung是深美国际学校的老师，她坚信通过动手造物、分享和协作的方式能够给学生以及社区赋能，促进其成长。在过去的5年里，Carrie在深圳不断实践这个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建立自由、双语和开源的平台，包括教育创新网络、南山学校Maker Faire、创客徽章联盟等。通过这样的平台让公立、私立以及国际学校师生更容易获取资源，一起协作、共同成长。在此之前，她在美国旧金山的科技和金融领域积累了超过十年的丰富经验。

Co-curator 共同策展人

Joseph Strzempka

南山教育局国际化专家顾问 Advisor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form, Nanshan Education Bureau

Joseph是南山教育局国际化和改革专家顾问，南山教育局督学，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育才教育集团育才四小，港湾小学外籍副校长。作为南山教育国际化的积极参与者，他与学校领导及老师共同谋划南山社区与国际城区合作关系，倡导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建设跨学科教学大纲。在三所充满创意的学校任职期间，他先后提出个国际化项目，如为当地创客，STEAM教育者及设计思维教育者与境外英语教育组织搭建平台实现分享质疑教学法英语学习目标。他还在三所学校引入课堂教学工具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还为当地学校缔结境外姊妹校。约瑟夫目前是美国东北大学组织领导学在读博士。他是费城德雷塞尔大学国际教育学理学硕士。在他毕业以后，他远赴加纳考察高等教育部分教育国际化和教育私有化。Joseph目前是美国东北大学组织领导学在读博士。他是费城德雷塞尔大学国际教育学理学硕士。在他毕业以后，他远赴加纳考察高等教育部分教育国际化和教育私有化。约瑟夫是圣十字学院经济学学士。

崔柏震 Bozhen Cui

深圳市南山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研员 Researcher, Nanshan Innovation Academy, Technology, Design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研员，南山少年创新院干事。深圳大学化学学士，武汉大学经济法学硕士。2015年受深圳市教育局委派赴美国纽约学习教育管理和中小学创新教育。在南山少年创新院工作期间，主持策划了创新实验室评审与资助，分院评审与建设，小院士选拔与培养，南山区教育科技节，STEM项目开发与实施，创新教育教师培训等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学科创新教育项目、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俞瑞芳 Rain Yu

创客教育实践者 Parent, Advocate of Maker Education清华大学动力工程和工业工程双学位。十五年华为研发IT的规划、架构、实施、管理的经验。五年的创业和天使投资经验，专注于互联网、智能硬件、机器人等行业。业余辅导孩子的机器人学习，带领孩子们做的机器人创意作品，连续两年获得深圳市青少年机器人创意赛的冠军，深圳首届学生创客节的特等奖，全国创新教育大会创客路演作品一等奖。

* 2 years-Winner of the Shenzhen University Robotic Creation Competition

* Winner of the Outstanding Maker Award at the first Student Maker Faire in Shenzhen.

* 1st Prize- National Innovation Education Conference

Twila Busby

“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领导者、倡导者 Project Based Learning Leader & Advocate

Twila Busby在K12教育领域有20多年经验，倡导“项目式学习PBL”教学模式，并为该模式培养了一批教学教师。一直以来，Twila为多所美国学校开发教育课程并获得多个奖项，在中国学校践行“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指引中外教育机构走向创新。Twila在深美国际学校任职期间，建立了PBL状态墙，检测PBL践行动态，她也参与了蛇口学校Maker Faire的发起组织工作。她在深美学校创办了深圳校园内的第一个创客空间，并且主张让每一个教室都成为一个创客空间，让创意结合理论，支持学生们把想法落地。

罗朝宣 Chaoxuan Luo

前海港湾小学校长 Principal, Qianhai Gangwan Harbour School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全国奥林匹克数学一级教练，是全国教师创客联盟常务理事，广东省第三批骨干校长培养对象，广东省教育学会校“校本本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港湾学校创建者，自贸区第一所公立学校的创建人、校长，曾任南山实验学校荔林小学部部长，文德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多个岗位上历练，参与南山区4所学校的改造和创建，都都取得显著成绩。长期致力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以及课程综合化的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省市、区级课题的研究，率先将创客文化教育导入学校课程建设，撰写的多篇论文在研讨会中获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制作的案例和电子教材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庆旭 Gui Qingxu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学信息中心主任 Director, STEAM Education, Yucai #4 Primary School

桂庆旭，南山区教育技术名师、信息技术骨干教师；深圳市首批百名信息化专家培训对象；个人主持省市区级课题多个；主持了多个STEAM课程的开发；主持筹划了两间未来教室；开发校本信息化培训慕课近二十节。

于晓譞 Dawn Yu+陈杰 Shirley Chen

“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倡导者 Project Based Learning Chinese Teachers, SAIS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曾在英国曼彻斯特当地十余所中小学教授中文，回国后执教于多所国际学校，对中西方教育有深刻感受。经过对比、分析，并结合PBL教学理念，开发适合国际学校学生学习的中文及语文课程。

陈杰，深美国际学校中文教师，接触项目教学法（PBL）三年有余，参与筹划和参展深美国际学校年度学习成果展三次；北京语言大学教育硕士，曾任教于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教授不同国别和语言水平的留学生中文，并曾以交流学者的教授身份赴韩工作一年，在韩国交通大学中国语系教授本科生中文。她对于差异化教学以及新型教学改革带来的教育成效深有体会，从教以来一直致力于高效有趣的新型教学方法和方式的探索和应用；早期曾经在高中短暂任教两年，对于中国传统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改革有过实践性的感知认识和切身体验。

James Simpson

SteamHead创始人 Founder of SteamHead

James致力于为创客教师、学生和学校提供技术和服务，帮助其建设教育创客空间、开展创客教育项目。James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目前已在深圳生活了五年。他运用自己的工程知识和学术思维，分享开源工具，举办公开的会议，投入时间精力为深圳不同教育机构服务，营造一个系统性、创新性和学习型的造物/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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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坛分四个专场，每个专场可独立报名，，一人可申请多个专场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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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富到首善：年逾花甲盖茨的人生新目标 六十一岁的盖茨有了新的奋斗目标——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期限是2030年，盖茨希望自己75岁那年，全球可以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遏制气候的变化。 首富到首善 盖茨还有什么不可及的追求？对这位早已富甲天下的微软联合创始人来说，商业成败和财富增减早已不再具有吸引力。随着微软占据PC行业的主导地位，盖茨从32岁就跻身福布斯全球顶级富豪榜。过去的23年，盖茨有18年都占据着世界首富的宝座，他的最新财富总额是890亿美元（《福布斯》杂志统计）。在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盖茨的财富一度突破了千亿美元。 虽然永远都是微软的旗帜，但盖茨已经逐步淡出了微软。从2000年起，他就将CEO的职位交给了鲍尔默，担任执行董事长兼首席软件架构师；从2008年起，他辞去首席软件架构师的职位，退出了管理层，不再全职为微软工作；从2014年起，盖茨辞去了微软董事长职位，只保留一个顾问的头衔，彻底把微软大权交给了纳德拉。他并没有看错人，微软在纳德拉的带领下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初步转型。 盖茨的重心不在微软，他甚至都已经不再是微软的最大个人股东，鲍尔默才是持股微软最多的个人股东。但得益于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盖茨逐步抛售自己所持的微软股份，进行多元化的投资，推动资产逐年稳步增长，依旧牢牢占据着全球财富榜的前两位。从2008年至今，盖茨的财产增长了46.5%，约合270亿美元。对盖茨来说，财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数字。 那么，盖茨现在在忙什么？淡出了微软事务之后，盖茨的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了他和妻子梅琳达·盖茨建立的盖茨基金会，这家全球最大的、透明运营的私人慈善基金会。这对夫妇已经承诺，会在生前分批捐出95%的财产用于慈善公益。 2010年，在变卖房产捐出半数收益做公益的慈善家约安·沙尔文的感召下，盖茨夫妇与好友股神巴菲特、后辈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共同发起了“捐赠承诺”，承诺在有生之年将至少半数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目前全球已经有170多位亿万富翁签署了这一承诺。 盖茨基金会 对盖茨来说，从首富到首善的角色转变，也是他人生的成熟之路。1994年，新婚后的盖茨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William H。 Gates基金会，关注全球健康问题。三年后，他和妻子创办了盖茨图书馆基金会，致力于为美国图书馆提供公用电脑和互联网接入，这个基金会两年后又更名为Gates Learning Foundation，致力于为低收入少数族裔学生提供资助。 2000年，这两个基金会正式合并，成为了我们熟知的盖茨基金会。那一年，盖茨辞去了微软CEO的职位，脱离了繁琐的日常运营事务，担任相对轻松的执行董事长，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抽身于慈善事业。对于基金会，盖茨并不只是投钱完事，而是真正将慈善作为了自己人生的新工作。每周，盖茨夫妇要花费50个小时忙于基金会的事务。 为了学习如何运营慈善基金会，盖茨多次拜访美国最知名的慈善企业家大卫·洛克菲勒，学习拥有百年历史的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经验，致力于解决那些各国政府和机构所忽视的全球性、社会性的问题，尤其是关系人类未来的健康卫生问题。 盖茨基金会有几大定语：全球最大的、透明运营的、私人基金会。最大指的是基金规模，盖茨基金会员工总数接近1400名，在英国伦敦、印度德里、中国北京和美国华盛顿特区分别设有办事处。2016年度的总资产约为413亿美元，其中主要来自于盖茨夫妇以及好友巴菲特的分年捐助。单是今年6月，盖茨夫妇就捐出了价值46亿美元的股票，约占其个人财富的5%。自2000年至今的16年间，盖茨夫妇基金会已经累计捐赠了391亿美元。 透明运营则指的是盖茨基金会的运作完全透明。每年盖茨基金会都会发布公开的审计财务报告，详细说明基金会在上一年度的具体慈善资金来源与走向。盖茨基金会的主要慈善事务包括四大领域：全球发展、全球健康、美国项目以及全球政策和倡议。2016年，盖茨基金会总计支出了45.6亿美元，在全球防治天花、疟疾、小儿麻痹症、改进教育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标守卫者 就在这个月，盖茨基金会正式发布了《目标守卫者》年度报告。按照盖茨基金会的计划，从现在到2030年，他们每年都会发布这一报告，介绍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列出的18个关系人类健康福祉指标的具体进展。 这18个具体目标包括：贫困、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自主计划生育、艾滋病、普惠金融、发育迟缓、结核病、疟疾、热带病、吸烟、疫苗接种、全民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农业以及性别问题。 显而易见，这18个目标主要面向的是亚非拉等不发达地区，这原本就是盖茨基金会多年来的主要关注领域。用盖茨的话说，“我们总是看到这些贫困国家的艰苦条件，却忽视了这些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数据会说话，从1990年至今，全球的贫困人口下降了一半，每年死亡的儿童数量减少了600万，3亿妇女能够得到避孕用品。 为此，盖茨基金会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星光璀璨的晚宴和论坛。作为全球首富和首善，盖茨夫妇邀请的演讲嘉宾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约旦王后、荷兰王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拉拉、美国流行乐巨星黑眼豆豆主唱、英国著名演员斯蒂芬·弗莱等。 论坛主要围绕着性别平等、科技创新和全球健康三大主题展开。当巴基斯坦女性权益活动家马拉拉上台的时候，全场起立两次鼓掌近十秒钟，为这位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年轻女性致敬。而在这一明星政要云集的盛大活动上，盖茨夫人的穿着之朴素则更令人印象深刻。 应邀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更多受到表彰的目标守卫者。他们并不从属于盖茨基金会，而是与盖茨基金会一道为这18项目标共同努力的公益活动家。两位YouTube网红借助自己的网络人气，在一天之内就为索马里的饥荒难民筹集来100万美元善款。发明家用简易的设备，制作了保证疫苗活性的便携冰箱，方便非洲偏远地区进行疫苗接种。 在盖茨基金会中国邀请的参会名单中，也包括了来自中国的目标守卫者，其中有致力于在中国推动垃圾分类事业的绿色地球创始人汪剑超，以及为国内大城市的民工子弟提供全方面素质教育课程的音画梦想创始人张碧巍。对这些原本在国内默默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企业家而言，能够来到纽约这样的世界舞台，接触到全球顶级的慈善家和公益活动家，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和帮助。 新慈善时代 在盖茨基金会之前，名人的慈善基金会已经有了超过百年历史，在美国就有著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但盖茨基金会的结构、监督、运作都与之前的传统基金会有着明显的区别，推动着慈善事业进入了社会企业家和慈善资本主义这两个新标签的时代。 新时代的慈善是什么样的？以投资为导向，创造价值。慈善机构需要懂得有效分配资金走向，最大化地解决社会问题，换句话说，获得社会化回报。慈善机构需要寻找那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企业家，帮助他们获得正向现金流，实现长久持续自主经营。慈善机构需要本身具有投资能力，实现基金的资产增值。慈善机构需要有明确的公益运营方向。 而在这些方面，盖茨基金会都足以成为新慈善时代基金会的典范。与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官僚冗长流程不同，作为私人基金会的盖茨基金会可以快速高效地做出决策与反应。与洛克菲勒等传统的美国基金会不同，盖茨基金会每年慈善投入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而且覆盖全球，而不仅限于美国。 去年盖茨基金会单给全球健康项目的投入就接近12亿美元，已经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投入规模不相上下。新时期的慈善机构除了会花钱捐助还要会投资挣钱。盖茨基金会的投资就包括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可口可乐、壳牌、沃尔玛等诸多上市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关于慈善基金会运行的管理规定，慈善基金每年至少需要捐出5%的资金，其余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一个运转得当的慈善基金会，是可以持续百年运行下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但和美国大多数慈善基金会不同的是，盖茨夫妇基金会明确表示，会在盖茨夫妇去世的20年内用完所有资金，彻底结束这个基金会。而巴菲特也多次重申，在他死后资产清算的十年内，所有剩余资产都会用于慈善用途。 “全球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么选择继续坚定信念，共同实现目标，要么选择无视人类苦难和不平等，放弃这些目标。”盖茨表示，“我相信，人们一旦了解我们迄今已经取得的成就，就一定会有动力完成这一未竟事业。” 相对于他此前在微软改变了PC行业，或许盖茨的新奋斗目标更能改变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福布斯杂志所说，世界会记住盖茨，或许不只是因为Windows。

【真相网2017.1.29】在不少共产党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一词，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而“列宁主义”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斯大林才系统的论述了列宁主义，称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的缔造者列宁也因此被视为马、恩之后的共产党的又一个“导师”。不过，列宁是化名，其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信仰

1870年4月出生的列宁的血统极为复杂，其祖父母都是蒙古人，他有着俄罗斯人、卡尔梅克人、犹太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瑞典人等血统。家族成员信仰东正教。列宁17岁时，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与谋杀沙皇行动而被处死，同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

应该是受到其哥哥的影响，列宁大一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并被流放。在流放期间，列宁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从此宣称自己接受并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

不过，如马克思、恩格斯信仰撒旦教一样，青年时的列宁亦如此。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Trotsky在其写的《青年列宁》一书中提到，列宁16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

作家阿丽德娜曾多次见过列宁，她曾写道：“列宁是个邪恶的人，他长著一对狼一样的邪恶的眼睛。”另一个在1890年前后与列宁长期合作的斯特鲁威后来描述列宁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仇恨。列宁仇恨谁呢？

后来，列宁曾就苏联的状况写道：“这个国家并非按我们的意愿运作。它是如何运作的？这辆车不听使唤。一个人在车轮上，看似在引领它，但车子并非奔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它遵照另一种力量的意志而行驶。”

那种神秘力量是什么，竟能取代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计划？他们是否为掌握某种力量而出卖了自己，到头来却发现这种力量远超他们的预料，并使他们绝望？

列宁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透露了端倪：“我希望我们被吊在发臭的绳子上。我一直希望如此，因为我们无法责罚肮脏的官僚主义。若此愿望成真，那就太好了。”

这是列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后的最后愿望：被公正的吊在发臭的绳子上。对于他本人，这个愿望未有实现，但几乎他所有同事最终都被斯大林处死了。这些人被处死前，公开承认他们是假装帮助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为另外的势力服务。

有一个秘密是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的。在此前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篇章里，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共产党学说的鼻祖马恩并非怀着拯救人类之心创立 其学说，相反是为了掩盖他们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地，而提出了“人间天堂”、“唯物论”等来迷惑众生。正如马恩其后的追随者列宁所言：“半个世纪之后，还 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马克思。”不理解什么呢？或许不理解的正是那些“共产党导师”们毁灭人类的毫无人性与道德底线的做法，而列宁却早已参透并 予以实行。

“六个墨水瓶”与流放生活

第一次流放结束后，列宁得到了沙俄政府批准，参加了大学毕业考试，并获得毕业证书。毕业后在进入彼得堡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时，加入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并参与活动。

1895年秋，列宁因组织工人活动被捕，被判14个月的监禁。期满后，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一个远离公路几百英里的偏僻村庄。在那里，列宁与也被流放到那里的克鲁普卡娅结婚。

大陆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六个墨水瓶》，作者正是克鲁普卡娅，讲的是被沙皇逮捕的列宁，被关押在一间狭小的黑暗的单人牢房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列 宁仍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写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为了避免看守发现秘密文件，列宁将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 字。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有一次，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的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列宁被关押期间，不仅有面包吃牛奶喝，还可以看书、写文章，与外界保持联系，这是怎样的监狱啊。

而列宁受到沙皇的优待不仅如此，在流放地，列宁住的是一间不大但非常干净、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地毛毯的房间，有人给他做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而这正是因为沙皇给了他每月八卢布的津贴。

此外，在闲暇时，列宁还去打猎，有时和朋友谈打猎，“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俄国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等知名人物。

在周末，他还去给当地老百姓做法律顾问——虽然这不被允许，但因为没有任何监视，列宁还是可以做。他还可以看各种书，写作，与很多人通信，甚至还可以申请去周边旅游。其30多篇文章的产量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居然还能在流放期间刊发。

列宁以后又是怎样对待沙皇的呢？

反沙皇与出卖俄国利益

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他被允许回到圣彼德堡，随后赴瑞士留学，并开始在国外从事反沙皇政府的活动。在德国慕尼克他与玛律托夫合作创办了第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报纸《火星报》，列宁撰写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观点，化名“列宁”在此成为他的“本名”。

列宁的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进行暴力斗争的想法，遭到了党内走温和路线的玛律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俄国社民党逐渐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和以玛律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列宁回到俄国组织暴动。不过，革命很快失败，列宁再次流亡西欧。列宁在国外期间，继续写文章发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与德国是交战国，列宁一方面要俄国国内革命党人不遗余力的破坏捣乱，并号召借一战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在拒绝与临时政府合作外，还与德国相勾结，出卖俄国的利益。

历史研究表明，列宁除了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钱上的支持外，还由其派的一辆秘密专车从瑞士接到德国，其后，列宁和其同党被安置在一节密封的火车中，经 瑞典和芬兰潜回俄国，发动了十月政变。让德国人不寒而栗的是，在芬兰火车站，列宁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说了这样一句“俄国革命将发展成为世界革命”。这句颇 具意味的话演变到后来是列宁建立政权后，开始支持德国国内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毫无疑问，没有德皇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有钱有枪，就不可能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来影响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就不可能取得政变的成功。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误判也是临时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西方盟国认为即便左派的列宁夺取了政权，也不会超过三四个星期，那时的俄国政府就会过渡到右派手中。显然，他们想错了。

在十月政变胜利后，掌握最高权力的列宁立刻与德方和谈，于1918年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割让给 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的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关于这段历史，可 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后来中共为得到苏联的支持出卖中国利益，与此时列宁出卖俄国利益的所为是何等的相似。从这一点上看，中共确实向“导师”学的有模有样。

残杀沙皇一家

对于给了自己相对自由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列宁亦痛下杀手。二月革命后，原本尼古拉一家被同意前往英国，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在被转移关押 后，尼古拉一家不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被处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四个女儿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 仆人和一位厨师。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1935年4月9日，流亡中的苏共曾经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失守之后他回到莫斯科，曾问过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在哪里？”斯维 尔德洛夫回答说：沙皇及其全家都被枪毙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尤其是在目前这艰难的条件 下”。这说明列宁负有首要的罪责。

农民对地主的劫掠

据俄罗斯雷巴斯撰写的《斯大林传》记载，在十月政变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军人复员的法令。一些士兵陆续回到了农村，农民们在士兵们的带领下开始抢夺土地和地主几乎所有的财产。

民众驾着大车，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一个一个村庄，有时同时在几个村子冲向地主的庄园。为了不被杀死，地主们纷纷求饶。“人们捣毁和焚烧了建筑物， 但没有杀死地主。五六个小时后，地主的所有财产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贫农和中农的家里。地主被允许留在他们已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直到1920年。”

“农民们在抢光地主的财物后，立即开始分割他们的土地，并砍伐树木，重建自己的农舍。”而富农看到这样的恐怖情况，担心自己也被劫掠，就把值钱的东西都埋了起来。

这一幕与五十年后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地主的运动何其相似，只不过更为惨烈。

镇压示威者和暴动

十月政变后，列宁粗暴的做出了解散议会，即立宪会议的决定，这引起了民众的抗议。1918年1月5日，许多手持“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标语的示威者 向列宁所在的塔夫里达宫进发，负责守卫宫殿的列宁卫队下令示威队伍停下来，但示威者没有听从。于是士兵们举枪齐射，造成8到10个人死亡，20人受重伤。 示威者散去。士兵们烧毁了标语。

一小时后，又一支示威队伍出现。士兵们再次射击，又一次焚毁标语。总共近30人丧生，200人受伤。

随后，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示威游行者中包括不少工人，高尔基质问“人民委员们”，称他们在扼杀整个俄国民主。而这恰恰是列宁所要达到的目地。

在暴力威胁下，立宪会议最终解散。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

然而，解散议会后的苏维埃的政权并不稳固。2004年出版的《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历史与现实》一书透露，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1918年 （主要是下半年）在苏维埃俄国的32个省爆发了258次暴动。为镇压暴动，仅在15个省就有超过2,000人死亡，而在24个省中，“因暴动”而死亡的人 数约为900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省发生了8起暴动，造成约170人死亡。

其后的一些农民起义控制了部分省份。最著名的是1921年的坦波夫起义。为了镇压起义，苏共还使用了毒气，使用了如集体枪毙人质、焚烧农民房屋等手段。被镇压的人中就有后来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苏联“英雄”卓娅的姥爷：神甫科斯莫杰米扬斯基。

除了出卖俄罗斯利益，扼杀民主，抢掠地主，镇压暴动，列宁还做了哪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呢？

镇压宗教

十月政变后，激进的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开始了。此时俄国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甯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当时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人生命。1921年，吉洪大牧首 （注：东正教的首脑）建议捐出教堂器具中的“非神圣”物品以拯救灾民，但“圣物”仍留在教堂。建议被拒绝。以无神论协会主席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会展 开了一场诋毁教会并没收教会所有贵重物品的运动。

对此，吉洪大牧首向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列宁在3月19日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出的密信中如此说道：“正当饥荒地区在人吃人、路上横着数 以百计的饿殍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的、最无情的强力去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不能停止对任何对抗的镇压。”“无论如何，我们务必以最坚 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保障自己获得几亿金卢布的储备金。”“我们据此能够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越多越 好。”

收到这封密信后，托洛茨基的行动更加猛烈了。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教会根本没有什么“上十亿”的资产。而多年后，在对德战争中，苏共又变了一副嘴脸，斯大林向教会寻求帮助。

迫害知识份子

“对革命而言，保证成功的可靠是消灭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列宁夺权后，也是这样做的，1917年他亲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并授予其全权逮捕、侦查、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推行红色恐怖政治。

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

列宁还下令关闭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列宁还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可以从2003年俄罗斯举办的一个展览中一窥究竟。该展览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劳改营始建

在列宁掌权后的1918年，苏俄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

从列宁时代开始，深处红色恐怖下的苏联人，毕生积累的财富可以在“国有化”名义下被剥夺，一句玩笑或对领导人的抱怨即可能被告密后逮捕，喝酒之后的醉话可能引来入狱之灾……也就是说，轻微的犯罪或者是讲关于苏联领导人的笑话的人也会被关入古拉格。

据统计，在斯大林时期的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古拉格里面有50多万劳改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而作为肇事者的列宁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十月政变后的成果

抢劫、屠杀、私刑、暴力，这就是“十月革命”后的成果。当时俄罗斯著名的作家高尔基深为震惊，他撰文批评十月政变，称其是对文化的摧残，它的赌注是群众的兽性本能和惨无人道的经验。（见《不合时宜的思想》）

可以说，十月政变后，俄国的其它党派都想要阻止国家的毁灭，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利用大众的破坏心理，继续进行摧毁旧国家的毁灭性行动，而这与几十年后的中共何其相似。

施宾格勒在2003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据此对布尔什维克有了个本质的认识：“布尔什维克不是人民，甚至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社会’ 的最底层，是一个异己的、西方的阶层。他们如同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充满着卑微的仇恨。正是人民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气概。人民出于治愈 疾病的愿望，用这群败类之手摧毁了西方世界，然后又使自己重蹈覆辙。”

写下这段话的施宾格勒同时预言了日后的斯大林大清洗。

私生活及死于梅毒

与共产党其他党魁一样，教育大众要忠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义”爱情的列宁，私生活同样糜烂。他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

而根据苏联1991年解体后开放的档案、验尸报告以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永保沉默的医师所做的解释，医师们推定列宁死于梅毒，而不是公开资料中所言的中风。

史料记载，列宁在革命之前，开始觉得无法忍受噪音。另据其同事在回忆录中透露，列宁变得暴躁易怒，有时甚至失控。三位医师中的神经学专家芬科史丹 说，这正是梅毒侵入的症状。另外���个有力证据是，治疗列宁的医师团包括梅毒专家，一位知名的梅毒专家在被问及列宁的病情时回答说，“大家都知道我是治疗哪 一种脑部疾病的”。据说，列宁死之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

为维护列宁的光辉形象，当年的验尸报告说列宁死于遗留于体内的子弹和脑动脉硬化，但列宁医疗团的27名医生中，只有8人签名，另外19人不同意上述结论，拒绝签名，包括两名列宁的私人医生。

众所周知，患上梅毒的人都是因为纵欲过度、乱交等，而共产主义信仰中的“共妻”思想，列宁应当并不陌生。

苏联的史料也表明，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上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 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 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力，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掌握大权的列宁“公有化”了多少个姑娘，包括其在国外流亡期间与多少人有染，可想而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28岁就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但却终身没有子嗣。

无疑，在这一点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通之处，而其后共产党的另外两个导师斯大林、毛泽东也没有例外。

列宁的梦魇

列宁13岁时，曾写了一首堪称预言的诗，预示其生命将以彻底失败告终。他曾决定为人类服务，但却不要神明。他写道：“为他人奉献你的生命吧，可怜的是，你有着悲惨的命运，你的奉献将毫无成果。”

1924年，列宁死之前，如此说道：“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感到，我在无数受害者的血海中迷失了——这就是我的梦魇。太迟了，我们已不能回头，不能救我们的国家：俄国。我们需要像Assisi的Francis那样的人。如果有十个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救俄国。”

看透列宁的人

毫无疑问，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列宁死后的苏联完全按照其设计的蓝图行事：极权国家、官僚社会、单一的意识形态、无神论、军事化、计划经济、剥削劳工、制造新的敌人，等等。但这样的列宁，也曾被人看透。

曾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就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他曾说过，“1917年列宁的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产物”。临终时他口授了一份 《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 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而这样的专制社会，苏联人再也无法忍受了，也丝毫不留恋，1991年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注脚。而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真相被还原，遍布前苏联的越来越多的列宁塑像被推倒或是毁坏，而这正是民心所向。

2016年1月21日，是列宁死去92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召开的科学教育委员会会议结束时表示，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列宁主义的破灭

按照后来斯大林的阐述，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革命的部分，其核心是：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联其后的实践中，尤其是随着苏联的垮台，已经一个个破灭了。

比如除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20世纪并没有爆发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随着内部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更新、完善，经济等各 方面发展都有了巨大的进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列宁所言的“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伴随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 国家政权的垮台，出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昭示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

不过，列宁以及其继任者斯大林提供的残忍的专政模式却成为中共统治中国人的范式，迄今仍在戕害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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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梦之魂

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大爆发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和世纪浩劫。据2020年5月24日WHO的统计数字，全球已有超过538万人被确诊感染，34.4万人不治（其中尚未包括被中共隐瞒的中国国内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中共病毒疫情不仅给全世界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酿成了许多家毁人亡的惨剧，也使各国经济遭受了重创。中共病毒疫情全球大爆发对全球各国所造成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

大量事实表明，中共病毒疫情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也不是什么野生动物所直接造成的，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它在全球的大爆发也不是什么意外失误或偶然过错，而是一次蓄意妄为的针对世界民主力量和广大善良民众的战争行为，是一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中共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制造这场中共病毒疫情全球大爆发罪行的罪魁祸首和元凶。

疫情的肆虐，不仅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擦亮了世人的眼睛，警醒人们认真思索，并给长期以来西方某些政要在对待中共邪恶集团上的短视、幼稚思维，以及参与主义、绥靖主义政策击一猛掌。

当前，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全球民主力量已经启动了对中共病毒源头的调查和对中共的追责，这是代表和体现了全球有良知的国家及人民共同利益、共同意志的正义行动，是十分必要的英明之举。

正如川普总统5月18日所说:中国（中共）应对它们所做的事情负责。它们已经非常非常严重地伤害了世界。

自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纵然始终对中国和世界民众玩弄隐瞒、欺骗、压制、甩锅等等一系列阴谋诡计，而且至今仍然拒绝对武汉P4实验室的国际调查，反而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妄图瞒天过海、金蝉脱壳，甚至暗度陈仓、浑水摸鱼、以求一逞。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金饰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染的现实，真相已经日益浮出水面。天网昭昭、疏而不漏，中共和习近平的罪行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引起举世公愤。

那么，中共病毒究竟是怎样形成全球大爆发的?其真相究竟是什么？中共及习近平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和意图，并怎样造成中共病毒在全球扩散、造成疫情大爆发这场人类大劫难的?厘清以上问题对于确定这场人祸的元凶，顺利开展对中共及习近平的追责，直至将其押上国际审判台、绳之以法至关重要。

一、中共病毒的全球大扩散，疫情的全球大爆发是中共邪恶集团针对美国这个世界民主堡垒长期酝酿和暗中实施的“超限战”罪恶战略计划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早在1999年，中共的军事出版社就出版了由中共空军少将、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和前空军大校、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一书。该书概述了中共如何利用军事和非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手段攻击美国的计划。

根据作者的定义，超限战是“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亦即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该书声称系统、全面、创造性地总结了所有可能的“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超限战)的所谓新型的战争理论。该书呼吁利用各种形式的战争手段——军事、外交、经济、金融，甚至恐怖主义——来赢得和美国的战争。正如作者之一乔良所说：“超限战的首要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没有什么被禁止的。”

因此，对于中共这个邪恶流氓集团来说，所谓的“超限战”，那就是在常规武器，尤其是高科技武器无法与美国抗衡的情况下，为了对抗乃至清除美国这个影响其专制独裁统治、影响其称霸全球野心的眼中钉，实现其罪恶目的，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各种流氓下三滥、违反国际公约和人类道义的反人类手段。

譬如，针对西方政要和科学家采用的“蓝金黄”手段（注1）;通过渗透、利诱、威胁等方法窃取西方先进技术成果;实施网络攻击;通过秘密生产和输出芬太尼，开展毒品战（注2）;以及研制声波武器，攻击美国外交官（注3）……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中共当前党魁，习近平不但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反民主、反人民、反人类的独裁专制衣钵，而且完全撕去了“韬光养晦”的伪装，较之其历届前任更加肆意妄为、利令智昏、毒辣猖狂:在全国加强人身和言论管控、抓捕709律师、在新疆建立集中营、镇压香港反送中诉求、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武力威胁恐吓台湾民主政体、在国际上推行“一带一路”和战狼外交，乃至流氓外交、无赖外交、红卫兵外交，直至最近不惜毁掉东方明珠，强推香港国安法，等等，无一不是其狼子野心的表现。

2019年12月4日，中共官方发言人华春莹，在提到美国众议院12月3日通过的新疆人权法案的时候，为了为中共在新疆建立大规模集中营的恶行辩护，竟然用911恐怖袭击为例警告美国:“殷鉴不远，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进行赤裸裸的恐怖威胁。

最近，中共《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发出中共应“再生产1000颗核弹”的猖狂叫嚣。

共产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教师爷。事实上，在中共的国际交往的“老朋友”名单里，几乎包含了所有国际恐怖集团。制造911恐怖袭击的本拉登，曾经在中共的军队受训;中共与塔利班紧密交往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击毙了ISIS头目以后，全世界唱反调的仅就中共一家;911恐袭发生以后，在中共的倡导下，唯有中国大陆出现一片幸灾乐祸的欢呼声……实际上，当1989年中共的坦克开进北京城，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开枪开炮时，中共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全世界:它就是国家恐怖主义者。而这一切，三十年以后又在香港重演。香港军警的残暴完全不输与任何国际恐怖组织。当我们看到国际恐怖组织的很多武器都标有中文标签，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中共就是国际恐怖组织的真正后台。

中共病毒是破坏力、危害性极大的微生物，是正派的国家不可能采用，但却能够被邪恶集团作为生化武器来危害世界、危害人类的工具。它是超限中的超限，潘多拉中的潘多拉。对邪恶无底线的中共而言，这是实现其狼子野心的优选抉择，焉有弃之不用之理?绝不能幻想它会遵循任何道义、功德心和国际法，它也绝不会良心发现、翻然悔悟、改恶从善、立地成佛。为了实现其维持专支统治、独霸全球的罪恶目的，它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早在多年前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中共的军事专家就直言不讳地說，当核武器无法使用时，最佳选择就是使用生化武器，特別是針對人种進行設計的生化武器，尤其是军方已拥有疫苗的新生物病毒。

集中共邪恶于一身的习近平团伙早已将“生化战”、“病毒战”作为其对抗美国为首的民主力量的战略部署，而“病毒战”更是其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焦头烂额、难以为继的局面下，狗急跳墙、孤注一掷的杀手锏。因此，中共病毒疫情在2019年秋季发生绝不是一种偶然事件——它既是为将来称霸全球的超限战决战试水，又是对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紧急反制与反扑。

2019年3月25日在华盛顿成立的，由43名顶级专家组成的“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China）成员，研究中共海外影响力行动的美国前参议院工作人员韩连潮（Lianchao Han）表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但许多美国人���未意识到这一危险。

他说：“参与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倡导者们在继续推动失败的中国政策，因此，我们有责任告知并教育美国公众和决策者，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它们打算做什么，以及它们为何如此危险。”

二、中共病毒是在中共军方的直接参与，中共情治系统的配合下，用于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超限战的生化军事产物。

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与中共病毒的产生和散播有着难以摆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武汉P4实验室的建立，到开展研究，直至中共病毒肺炎爆发期间的神秘莫测的表现，其背后无不时时闪现着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的中共军方的憧憧鬼影。武汉P4病毒实验室的政治推手是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中共“友谊勋章”获得者。这个实验室的建成，将使中共的生化武器研制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而军力水平居世界之首的美国成为其主要针对目标，并使台湾成为最直接的受威胁者。据旅法学者披露，这个让不仅仅是个亲中政客，而完全就是在中共的利益诱惑、收买下成为了中共及习近平的吹鼓手和政治掮客，在法国和欧洲不遗余力地为中共专支政权和习近平站台。他又是接受中国大外宣录制短片，又是写书，又是接受采访，大赞习近平的領导力，大赞中国的开放，大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谈法国必須力抗美国霸权，而中国這位下一代的世界強权就是最好的借力使力之点云云，而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则成为他极力赞扬、维护的对象。

来源：议报

作者： 梦之魂

2008年北京奧运前，中國留学生“自主”组织爱国活动挺中国。让被邀请上台為中国美言，並批评部分法国人杯葛该次奧运。2018年年初，P4正式營運。在此次之病毒疫情爆发前的半年，让突然宣佈將放弃剩余的参议员任期退出政坛，专心於Leaders for Peace的教育型基金会；這个基金会的金主是与中国统战部门合作的资本家王端瑞。王在几年前买下位於法西的一间商校，致力于在法国境內执行“從娃娃抓起”的亲中大业。中共的统战部真实身份是情治部门，曾经身为总理的让不至于不清楚。同时，就在P4正式营运之际，让又被賦予了一個肥缺身份：在中国营业额超过12亿欧元，占中国车体市场四分之一占有率的彼歐(Plastic Omnium)的中國控股指定獨立董事。他曾向记者高调炫耀与习近平的亲密关系：“当一个会议中有50人排列著，习近平第一个致敬的人会是我。”很显然，武汉P4实验室就在让与习近平之间完成了损害世界民主阵营根本安全的幕后交易。在P4实验室的技术转让过程中，仅仅只在合約中象征性地要求不得转作军事用途，而没有任何监督检查措施，同時對於中共在实验室建造后半段完全将法方排除在外，并任由中共军方在多处祕密地复制和克隆P4实验室不管不问、听之任之、毫无警觉。在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急剧爆发和发展的1月月26日，中共派出军方首席生化武器专家陈薇少将全面接管了武汉P4实验室。中共、习近平的超限战思維和战略部署与中共少将、首席生化武器专家陳薇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习近平于3月2日视察了军科院军医研究院，听取了研究员钟武汇报疫苗的研发情况。3月17日，中共国防部官网、央视发布消息称，军科院军医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团队，研制出“重组新冠疫苗”。并称3月16日该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

其实，这才仅仅不过是冰山一角的些微表面现象。班农作战室女记者 Sharri Markson于5月13日披露，武汉病毒研究所专门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石正丽的某些最重要的最危险的研究项目其实是与中共军方联手或者说是由军方参与运作的。自然杂志曾刊登有石正丽的一篇论文，研究内容是如何使冠状病毒由动物传染给人。而基因测序和病毒分离的过程则是由中共解放军的实验室操作完成的，其直接领导者和实施者是军方微生物与流行病专家曹务春。也就是说，曹务春是石正丽这一研究项目和论文的参与者，然而科学杂志对曹却没有披露。

曹务春，博士后，中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号称军方首席微生物流行病专家，同时，还是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主任。

无独有偶，曹务春与陈薇同在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工作，而且还都曾经在军方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曹务春任所长，陈薇任副所长。陈薇于2007年离开该所，并于2012年转而担任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同时，曹务春与陈薇还都是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

陈薇近年来主攻研究病毒疫苗，也就是说，她主要研究生化武器的防护。而曹务春主攻研究病毒怎样通过动物感染人类（其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是蜱虫如何携带病毒致人感染。蜱虫是一种生长于草地的昆虫，极易由足部经腿叮咬人体而使被叮咬者致病）。也就是说，他主要研究怎样将病毒经由昆虫传播转化为生化武器，包括病毒基因序列研究和病毒库的建立。

两个人，一个研制如何制造病毒生化武器，解决对手;另一个研制病毒疫苗，解决自身防护。亦即使病毒能放能收。这就是准备开展病毒战的左右步骤！陈薇的研究是上得了台面的，故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由她接管武汉P4实验室以及宣布疫苗研制成功。曹务春的研究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只能偷偷隐身，实施暗箱操作。显然，曹务春是隐藏在石正丽这个“毒女”身后的更重要的中共军方大“毒王”。

而且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曹务春曾经两次获得美国NIH-R01科研款项的资助。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高水平的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其款项发放要求条件是非常严格、苛刻的，但曹务春竟然做到了。可见中共军方对美国以及西方科技界、学术界渗透之深广、之可怕！2013年1月28日财新网报道，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为6个军队单位和24名军人个人记一等功。被记一等功的单位包括有核武器部队，被记一等功的个人则曹务春这个生化武器研制专家赫然在列。

毋庸讳言，习近平是中共军方密谋筹备和实施核袭击和病毒战的总指挥、总后台。

三、中国武汉是肺炎疫情的源头，武汉 P4实验室是中共病毒的源头,中共及习近平是总策划、总后台。

对于这样一场造成了全球大灾难的中共病毒疫情，人们有权了解真相，并且必须追查其源头。这不仅是世界各国和全球公众的应有的正当知情权，更是杜绝疫情再次发生，维护地球和人类今后长久安全的必要保证。

在5月18日、19日召开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WHA）上，一项由澳大利亚推动、欧盟起草的呼吁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来源进行独立调查的决议案，将在大会第二天被提交。目前，已有120个成员国支持该决议案，其中包括欧盟27国、非盟55国，还有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马来西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病毒源头问题是它/他的7寸。因此，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和习近平当局不但一直刻意隐瞒疫情真相，而且还极力掩盖病毒成因或病毒源。现在，眼看当隐瞒和掩盖难以为继了，又到处甩锅，妄图把水搅浑，以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然而，无论中共和习近平当局怎样否认，所有國家的病源線索最終都指向武汉;无论它怎样掩盖、推脱、狡辩、甩锅，中共病毒的种种源头线索都指向武汉 P4实验室。

石正丽于2015年11月9日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的论文中写着：“为了研究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我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表面，石正丽正是中共病毒的研制者（之一）。为了消除外界疑虑，石正丽团队宣称曾经比对过 COVID19病毒基因与研究所内的“所有”蝙蝠冠状病毒，两者并不吻合。不过，美国罗格斯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得?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对 BBC指出，中方研究人员检测了研究所内“所有”蝙蝠冠状病毒的说法不能够被证实，质疑他们可能只是检测了部分病毒基因数据来得出结论。他认为，需要国际参与，进行全面的科学鉴识调查，包括搜集实验室人员、环境和设施的样本，才可以解答。美国马利兰州某生化机构顾问公司的创办人蒂姆?特里文（Tim Trevan）也有同样质疑。他说，只有中方公开所有涉及病毒的基因排序，才能释除外界疑虑。

那么，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开病毒基因排序，反而要销毁数据呢？本来，蝙蝠携带的病毒是不会感染人类的，你石正丽为什么非要去研究将其改造成为能够感染人类的危险病毒呢？其实早已有国际一些科学家对石正丽的这种做法表示反对，也指出了其对人类的危险性，但是石正丽一概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那么，她究竟奉谁的旨意，出于什么目的要这样做?这根本就不像是一种正常的科学学术研究。但是，如果说是出于军事目的，那就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至于石正丽让质疑者“闭上臭嘴”和“用个人生命担保”等等失态言语，则已经是超出了科研工作者应有的正常表现，只能用被触到要害之后的惊慌失措、方寸大乱、恼羞成怒、色厉内荏来解释。

4月底，法国巴斯德学院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虽然在法国本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中国官媒却如获至宝、大加引用。4月30日，中国《科技日报》最早报道了该消息，文章标题是“法国中共病毒并非直接来自中国”。随后，官方喉舌《人民日报》5月3日也报道称，法国疫情由本地流传病毒毒株引发，依据的也是巴斯德学院的研究报告，以及来自法国《回声报》的报道。巴斯德学院这份名为《法国输入性与早期传播病毒的溯源分析》的研究报告，于4月24日以预发表的形式刊登在美国生物学论文档案网 Bi oRxi v的共享网站上。该研究报告的负责人、巴斯德学院基因核糖核酸病毒进化基因组研究员艾蒂安·西蒙洛里埃5月7日接受了法广的采访，他指出，中法两国媒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他们报告的内容。西蒙洛里埃澄清说，他们的报告只是指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不清楚武汉病毒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抵达法国的。也就是说，他们侧重研究的是病毒传播到法国的路径，这有几种可能，包括病毒直接来自中国，或者从中国途径意大利抵达法国，或者从中国经过如黎巴嫩等没有基因测序的第三国抵达法国。但是，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中共病毒疫情由来自法国本土的病毒所引发这种可能。西蒙洛里埃进一步解释说，根据目前全球共享流感倡议组织（GISAID）所拥有的数万个基因序列数据，从病毒基因演变树来看，最早的基因序列都来自武汉，这一点毫无疑问，即中共病毒的老祖先是在中国武汉。西蒙洛里埃的结论代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正直的科学家的严谨科学态度和看法。当然，中共媒体也就只能捂着脸，灰溜溜地将捞稻草的闹剧收场。

来源：议报

作者： 梦之魂

台湾财经作家汪浩3月20日在脸书发文，质疑陈薇团队研发疫苗的速度。新冠疫情病毒去年爆发后，陈薇少将于2020年1月26日被派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并接管了该所的P4实验室。仅仅一个月时间，即2月26日，陈薇团队与康希诺公司就宣布研制出“重组新冠疫苗”，3月16日该疫苗就获批临床试验。汪浩指出，这种疫苗生产周期需要5～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陈薇在2019年9月武汉举行“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后就开始研制疫苗了。那么，是根据谁的“基因组序”研制呢？据推算，从2020年2月26日倒推5个月，正好是去年9月26日（如果倒推6个月，则应该比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时间更早——本文作者）。据台湾《自由时报》报导，世卫组织过去曾以流感病毒为例，说明鉴定并分离出病毒新毒株，还需大约5至6个月时间来生产疫苗。因为生产1种新疫苗的程序涉及许多系列步骤，其中每个步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只能认为，在2019年9月武汉举行“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之前，陈薇就已经掌握了造成武汉乃至全球疫情大爆发的病毒及其基因组序。而正是陈薇当时所掌握的这种病毒，造成了日后武汉乃至全球的疫情大爆发。那么，陈薇当时手中的病毒是出自于她自己的团队，还是石正丽团队，还是曹务春团队，还是武汉P4实验室，还是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与武汉 P4实验室的联合团队?这是中共当局早晚都必须向世界交代清楚的关键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三桩事件的排列——2019年9月18日，中共在武汉举办“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2019年10月18日，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2019年11月17日，第一例武汉肺炎患者确诊。不让人产生联想都不可能！中共当局何以“未卜先知”?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与世界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的主题就是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3月14日刊文，质疑中共当局为何数月前就知道“中共病毒”将会袭击武汉城？并对此展开演习。何清涟指出，中共政府在这场为期十天的运动会正式开幕之前的一个月，已经提前知道中国将发生中共病毒这类公共卫生事件，因此进行了演习。“但‘中共病毒’这名词，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除了病毒学界，一般人很少知道，爆发之后一度被人称为 SARS。”何清涟认为，湖北省委相关领导人没有人出身于病毒学行业，千挑万选，挑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病来预演防疫，只能说湖北省政府与省委预先知道“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流行中共病毒”。世界军运会从2019年10月18日开幕至10月27日在武汉举行。从现在逐渐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知道，有包括美国运动员在内的多国、多名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期间疑似感染中共病毒肺炎。在中共御用专家钟南山奉旨出来甩锅，声称病毒源头不一定是中国以后，跳梁小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3日公然在推特上宣称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了武汉军运会，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赵立坚的胡言乱语引起中国的五毛和红粉们一片欢呼雀跃，以为终于抓到了美国的把柄，于是纷纷挖掘出外国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被感染的事例。因为这些信息是用于印证赵立坚。

对美国的“揭露”，所以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仍然大量保留着。当然，其中不会包括美国运动员被感染的内容。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内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在本周，两位参加了军运会的运动员都表示他们在去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就已经患病了。武汉军运会的时间是在去年10月，而中国出现第1例正式的确诊病例则是在11月17号，这两位运动员患病的时间大大早于中国。其中一位意大利击剑选手马特奥就明确的表示，当时他来到中国武汉之后没多久就病了，后来他所住公寓当中有6成的人都已经患病。开始以为是水土不服的感冒，但抗生素起不到任何作用。他透露自己病了差不多三周的时间才康复，回到意大利的时候还处于生病中，而且还把病传染给了儿子以及妻子等家人。而法国女子现代五项运动员艾洛蒂·克劳威尔表示，在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时候，法国代表团中就有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多人感染了中共病毒。她坚信自己得的不是感冒或者其他疾病的原因是，自己当时的症状与新冠肺炎类似，而自己回国后至今无症状也没有被确诊，但是自己却有了抗体。这篇信息来自于5月10日的搜狗，标题为《武汉军运会再被提起，运动员接连发声，美国感到慌张了吗》。在介绍这两个事例之前，还有一段议论，结论是:“真相似乎越来越近了。”类似的报道和议论还有5月9日《今日头条》转载的一篇。作者议论说:“中国武汉确诊第一例中国本土病例，是出现在2019年的11月17日，也就是说中国人第1个患病病例，是在10月28日武汉军会结束之后的20天，而通过这样一个时间点来看，马特奥的患病时间是大大早于中国本土民众的。这也就是说，马特奥被中国人感染的几率几乎为零，因为他更有可能是被参加军运会的其他外籍人士感染的……到底是哪个���家的运动员将病毒带到了中国来，传染了这么多的运动员?”可怜、可悲的五毛和红粉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武汉军运会之前一个月，曾经有过一场中共组织的中共病毒感染应急预演！而在此之前，造成武汉乃至全球疫情大爆发的病毒就掌握在中共的生化武器专家手中，并开始了病毒疫苗研制。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2019年11月17日的武汉感染者并不是首例，而是另有其人。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外国运动员确实不是被中国普通民众感染的，而是被中共军方以及军方控制的专家手中的病毒感染的。中共究竟有没有趁武汉军运会之机故意放毒，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武汉民众在军运会以后陆续被感染，究竟是因为原来估计的病毒“能放能收”，结果能放而不能收，从而造成扩散，还是中共故意要让武汉市民充当牺牲品陪绑，与美国等“敌人”一同葬身瘟疫，以掩盖中共研制生化武器的罪责，那也只能到总清算的时候，由相关责任人交代了。如果原因是前者，那么湖北省领导下台就是必然的，因为你们坏了 X中央的部署。不知道五毛和红粉们得知了这个信息究竟是会五雷轰顶、丧魂落魄，还是会如丧考妣、气急败坏呢？习惯了由中共喂食的五毛和红粉们是不是也该学一学如何探寻真相、独立思考呢？

中共研制疫苗最初是由军方一手垄断的，完全把国内非军方的研究机构排除在外。据此也可以看出，疫苗的研制是属于中共的军事项目，与民用无关。唯一与陈薇团队合作的康希诺生物是个来自于北美的华人公司。搜索了一下，发现康希诺早就与陈薇合作研制过埃博拉病毒疫苗，并且还是中共臭名昭著的千人计划成员。这样，就使康希诺与中共谍报系统产生了交集。应该是因为美国在对埃博拉病毒的研究上早于中共，中共的研究不占先机，故而转向研制中共病毒及疫苗。一个蹊跷的现象是，2019年3月，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在香港上市，最初一直低迷，股价一直徘徊在30港元。但是，去年10月，该公司股价突然大涨，并一路上涨至今，直至突破160元。而且，有人从去年10月初开始，就一直在抢购该公司的股票，这又是一个未卜先知，早早得到了该公司参与疫苗开发的消息，这也表明，至少去年10月，就有人已经掌握了病毒的信息，而且料到会有大爆发。

另外两条信息也有助于佐证中共高层对中共病毒爆发事先知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日报道，一位名叫 Dr. Eric Feigl Ding的人日前在推特上转发印度科学家有关中共病毒基因的示意图，他指出，武汉中共病毒被发現4个S蛋白可让這款病毒更好地進入細胞部分，是來自愛滋病基因。

与印度科学家的說法形成呼应的，是來自中国的一則消息：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組成員王广发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後，在1月23日接受採訪時称，爱滋病治疗药物克力芝對他的病情很有效，服用後一天体温就好转了。（BBC中文网2月7日）这則消息給公众带来联想:治疗爱滋病的药物對武汉新冠狀病毒“很有效”，是不是病毒中隐含了爱滋病毒元素？還有更為隐性的追問与质疑：按照常识，爱滋病毒与肺炎病毒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病毒，卫健委专家是如何发挥超級想像，选择用治疗爱滋病的药物作為治疗自己的肺炎的药物的？由此人們自然联想到，中共內部的高级专业人员可能清楚，中共病毒是通过病毒混嵌方式制造出来的;或者是知道，希望通过爱滋病毒與与中共病毒产生抗体，並进一步研制出疫苗。

然而，武汉市、全中国、全球的普通民众，包括普通医生就没这么幸运了，王广发们并没有向他们透露这个秘密，于是他们只能听天由命等死。包括李文亮医生，他虽然吹哨提醒了民众，但他也没有获得这种机密的治疗方法，最后仍然死去。陈薇们、石正丽们、曹务春们，以及他们的主子习近平，是不折不扣的谋杀凶手！

来源：议报

作者： 梦之魂

研制病毒——研制疫苗——疫情爆发……其策划的链条希望的结果自然是搞垮“美帝”，征服世界。中共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白宫顾问纳瓦罗4月21日对媒体谈到中共不分享病毒数据时揣测是中共出于商业考虑，想通过疫苗赚全世界的钱，这种想法也可能过于善良和天真，也可能是故意扮猪吃虎。对中共这个邪恶无底线的流氓集团而言，为了实现搞垮美利坚，称霸世界的目的，病毒和疫苗是它手中的超限战武器。疫苗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绝不是用来拯救世界的;而病毒的唯一用途则是——杀人！这也正是中共拒绝对病毒源头，尤其是武汉 P4实验室的国际调查的原因所在。刚刚看到的一份颇有价值的资料:《北京之春》刊物的作者周晓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通过对纽约地区不同族裔的中共病毒肺炎感染者的死亡率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白种人、黑种人，及其混血族裔感染中共病毒的死亡率要大大高于华裔。说明在中共病毒的研制过程中，进行了人种选择的设计。那么，那位在电视上谈论通过病毒战打垮美国的中共鹰派军人讲到的三点——病毒、疫苗、病毒的人种选择——就全了。

四、中共及习近平隐瞒、掩盖疫情，编造假信息欺骗中国及全球民众，犯有反人类罪。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发生以来，中共及习近平始终采取隐瞒、掩盖疫情的手段，欺骗、误导全世界，最终造成疫情全球大爆发，给各国造成生命财产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共及习近平犯有反人类罪，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中共及习近平隐瞒、掩盖疫情的罪恶手段有:隐瞒疫情真相、销毁数据及病毒样本、封锁信息及舆论、封杀媒体采访报道权、打压民众知情权和言论、编造假信息欺骗国际社会、故意让500万武汉人去往全世界造成疫情全球扩散危害全球、胡乱甩锅制造混乱，等等。

中共及习近平团伙的犯罪事实全球有目共睹，每一桩、每一件都够触目惊心，手段都极其恶劣，性质都极其严重。此不赘言。这里，谨就中共及习近平团伙所犯罪行谈几点看法。

首���，中共造成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这种严重的灾难绝不是过失犯错，绝不是无意失误，绝不是失察、失职，更不是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而是其坚持与民主、和平、安定的世界潮流为敌，与进步力量为敌的立场的必然行为，是图谋控制世界的阴谋的必然结果。它是故意犯罪，是蓄谋已久的。是其反人类、反人民、反民主的邪恶本质决定的，是其顽固坚持专制独裁、奴役人民的反动本性决定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其倒行逆施、为非作歹就不可避免，对世界和人类的危险和威胁就会始终存在，灾难就会随时有可能发生，世界就不会有安全和安宁。那种认为，只要中共能早一点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如果中共能吸取教训，今后就能够避免，类似的灾难就不会发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足的表现，是东郭先生的思维，甚至是一种混账逻辑。与虎谋皮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要想彻底解除全人类的威胁，必须解体中共。

其次，中共及习近平所犯是什么性质的罪行？我们说，是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仅就其隐瞒疫情、欺骗全球这一项就够这个定性。因为中共和习近平所做的，是以谋害、灭绝武汉、中国和全世界无数善良无辜民众的生命，以破坏、摧毁世界无数财产、物质文化为代价，为手段，来谋求其专治独裁统治的目的，以达到其长久奴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企图，不是反人类罪又是什么?另外，中共和习近平为了谋求世界霸权，为了搞垮美利坚这个民主的堡垒，不惜筹划超限战，筹划生化武器，准备发动核偷袭和病毒战。不是战争罪行又是什么？

第三，整个中共是一个犯有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习近平是犯罪集团的首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干的一切坏事都必须由他亲自负责。尤其是这次制造中共病毒全球大爆发的世界大灾难的主要罪责必须由他承担。那种把中共以往领导人翻出来，让以往某些领导人替习近平背锅、承担罪责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可笑而奇怪的。说轻了，是糊涂，说重了，是别有用心，是充当习近平的说客，帮习近平洗地，妄图让其减轻罪责，蒙混过关，溜之乎也。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对这种论调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后，对中共及习近平的处理。中共犯罪集团和习近平反人类及战争罪犯罪大恶极，不存在规劝和等待改正的问题，必须敦促其缴械投降，并按照所犯罪行绳之以法。对中共及习近平的财产首先加以没收，并必须交由国际法庭进行审判。中共必须彻底解体，习近平必须按照国际法判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民主新政府。

注解：

1:蓝金黄:据郭文贵爆料，蓝金黄计划是中共渗透西方，对某些政治或科技人物进行拉拢的手段，包括金钱、性以及信息网络等方法。

2:芬太尼:中共新型毒品战所采用的毒品。中国是目前芬太尼的最大制造和输出地，使美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死于芬太尼。

3:2018年，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外交官，以及美国驻中国广州外交官，几乎同时遭到疑似声波武器攻击，导致大脑受伤，不得不回国检查治疗。这个消息，已经引起了各方注意。声波武器，应该也是中共超限战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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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议报

原文链接：梦之魂: 中共是制造新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的元凶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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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丹青

1、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

2、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3、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4、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下面第一部分是陈丹青先生为《盗火者》（新星出版社2014-11）所写的推荐序《教育与国运》，后文是‌‌“盗火者‌‌”团队对作者进行的专访。

一、教育与国运

当今教育的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眼前这部《盗火者》，又是一例。荒谬的证据，是这类议论与著作从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写给谁看？给学生看，���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

除了权力，今日的大学还有什么？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历年来，有权有位的教育长官、大学校长，尚且无能稍稍革除积弊于万一，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是故近年总有人读到这类议论而来要我再说几句，诚不知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以下勉强可说者，不着边际，是一点抄来的闲话。

近时读王鼎钧先生长篇回忆录，其中写到民国教育的大量细节。王先生祖居鲁南小镇兰陵，30年代正当学龄，抗战爆发了。逃难中、沦陷时，孩子不曾辍学，因各地乡绅办学，有的是好老师。教他唐诗的是位前清举人之后，人称‌‌“疯爷‌‌”，学生16岁离开家乡时，成七律诗一首，感谢乃师：

一代书香共酒香，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金鼎，乱世文章九转肠。

盏底风波问醒醉，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回首凝望柳几行。

日后，王鼎钧奔赴安徽阜阳，进入战时流亡学校‌‌“成城中学‌‌”，创校者，是山东籍将领李仙洲。李将军为家乡沦陷区子弟免受欺辱，以军人身份在部队驻防区办学，征战之余，兼任校长。为长久计，乃向重庆上峰申请改流亡中学为国立，俾便经费与师资有所保障。蒋称，学生应上前线。于是，王先生据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党国要人丁淮芬、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详细陈述了教育往事，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沦陷区青年方案，由国库支给贷金，供千万名流亡学生完成学业。‌‌“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战时中国，各省有不少类似的流亡学校，成城中学是改制成功的学校之一，设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据台湾国史馆资料记载，战后，该校毕业的学生共1717人。五十多年后，

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贫穷纷乱的民国年间，颠沛流离的战时教育，最终溃败的国民政府？这一切，看看今日，中国教育的国运，简直天堂，提这早先的地狱作甚？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与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项：教育者必须热爱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须有权。

今日上上下下的教育长官，爱不爱青年？难说（除了他们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难说（除了将自家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昭昭可见、凿凿有据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员既有权，又有钱——30年来，全国上下的教育给弄成书中所描述的这付德性、这般田地，没有权力，没有钱，万万不可能。

有权，有钱，绝不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呢？须看人，看会不会用权。昔年李将军有权而缺钱，敢在蒋中正面前陈言，蒋听罢，请出陈立夫；昔年陈立夫有权有钱，但要说服‌‌“行政院政务处财务部‌‌”种种官员的种种异见，才能行使他的权，用对国家的钱——那是怎样的血钱啊，仅次于军费！

以当年蒋某人、陈某人和李将军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国势，真要羡煞；抗战期间中国所能支度的那点钱，在今日国库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当今教育，问题如麻，单是《盗火者》中说及的荒唐事，就读了起栗，我这里还提这些陈年旧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盗火者》的作者及无数教育批评者一样，不过是谵妄之人。念及这一层，不如搁笔，请忧心教育而又无可奈何的闲人，来读这无用的书吧。

二、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盗火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民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盗火者：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丹青：我刚才说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好，其实是要加引号的，因为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已经开始有党化教育了，党的意识和国家的意识开始混同，然后就是爱领袖，几乎没有真的历史教育了，也没有所谓世界视野中的教育了。很多课程砍掉了，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了，都简化成一种革命教育——雷锋、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接班人？

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义，现在看来有很多虚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很多恶果尚未呈现。那时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尤其是大学里最好的教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这些人的素质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国时养成的，然后留在共和国教小学、中学、大学。他们比现在的老师爱教育，更无私，更单纯。

学生不用说了，像今天这种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完全机械化的考试，那时候没有。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点。以蒋南翔为例，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大家怀念他，因为在他治校期间，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比，要宽松得多。他其实是党派去的，但毕竟还是一个民国青年，他的学术人格，他的行政作风，跟今天的大学校长比，还是要好得多。

盗火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

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建国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盗火者：您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体会到这个问题了吗？

陈丹青：我当时满怀热情到清华报到，很兴奋、很好奇，他们给我这么高的规格，又是特聘教授，又是主任，又要招博士生，我就有点将信将疑。美术哪有博士？这事儿怎么弄？于是，我很认真地准备，很认真地招生，但第一个回合下来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拧巴的，因为最好的学生根本上不来，首先就卡在英语和政治分数上。从第一次招生我便知道，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能周旋的游戏。讽刺的是，在这个游戏里，我居然还是那个执行游戏规则的人。

这让我想起清华大学的英文老师孙复初，有一次他跟我讲他们那代人40年代受的英语教育，他说他们在高中基本上就已经能够自己阅读，能够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唱歌。所以进入大学后，就已经假定你英文过关了。我父亲当时上的是美国人的海关大学，没有中国教师，全都是美国和英国的老师，全部是英文授课，教材也全是英文的。今天可能吗？

今天一个研究生毕业，都未必能张口，未必能读得下来整本的英语著作，可今天的英语考试却是史上最严苛的，这太荒谬了！政治考试从50年代一直到今天，只要有这个在，你还谈什么教育？还有人们一直批评的教育行政化，大学成了官府，你要当校长、院长、系主任，前提必须是党员。那你还谈什么教育？

三、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盗火者：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没有一项是所谓爱党、爱国。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

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札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就是一长串的人际关系和一长串的利害关系，哪有善良的余地。然而，这份人际关系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么混？出了家门怎么活？

我后来之所以知道我们这代人变得这么复杂，是我到了美国以后，非常惊讶，原来美国人这么简单，所有人都很简单，都假定你说的话是可信的。可我们从另外一个空间出来的人，就是所有事情我们都怕上当，而且要骗别人，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生理密码，我们一路就是这样被教育过来的。小孩嘛，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一个孩子从小是唱少先队队歌还是唱圣母颂，人格和教养肯定是不一样的；正如一个孩子从小读《三字经》还是《毛主席语录》，长大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盗火者：您是说现在的孩子都是伪天真、伪善良吗？

陈丹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长期受的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开心、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从演员你就看得出来，你比较民国的电影和80年代以后的电影，一个是语言的格式化，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一个是表情的模式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中国的联欢晚会，大部分中国电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诚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万万种组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可能性，都被纳入几个固定模式。

民国很多演员，演技其实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你看阮玲玉、周璇、赵丹这些民国时的影星，她们受到西方话剧的影响，也在模仿，但他们模仿的时候有百分之百的真挚和热情，还没有形成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今天看还是经典，最难得的就是那份真。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

为什么《小城故事》后来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所有的剧组人员和导演，都不自觉地在一个模式当中，虽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挚，却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1949年以后，所有人都是在单位里长大的，都是在一个开会、表态、喊口号的文化里长大的，然后忽然解放了，说你自由了，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但他已经模式化了，他的人格、他的生理反应都模式化了。现在的主持人，仍然在传播一种伪真诚、伪感动，很少几个稍微跳出这个模式的人，立刻变成最受欢迎的了。

四、鲁迅是把双刃剑

盗火者：鲁迅的几个名篇在中小学课本中被剔除了，为什么？

陈丹青：因为鲁迅是黑色的，他是阴暗和悲观的，这是党和政府从来不希望孩子有的。他们一直要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国家非常好，你们现在最幸福。鲁迅在民国的时候，就不同意把他的文章编入教科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要年轻人读我的书，我心里很阴暗，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青年，青年正在成长，世界刚刚展开，不要给他们制造我这样阴暗的心灵。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几个黑色的、阴暗的、刻毒的作家，比如尼采，木心先生书里谈到很多，包括耶稣。这些‌‌“有毒‌‌”的文学，只对某些有特别敏感、强韧的性格的孩子有帮助，但对绝大部分青年而言，未必一定要去读，读了也没用。

盗火者：现代作家，您倾向于选谁？

陈丹青：我主张给稍小一点儿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西，外国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女儿在美国读小学时，《圣经》他们会读，希腊神话也会读。木心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希腊罗马神话时，他问在座的哪位读过希腊神话，班里面年龄有快50岁的，也有我们这一辈30岁左右的，没有一个人举手，我们全都没有读过，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只有我女儿举手，她说我读过希腊神话，木心讲的故事她知道。

她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近40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良。咱们今天有这样的老师吗？他讲了40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

五、乡村已经变味

盗火者：我们讨论一下乡村教育问题吧。

陈丹青：别谈乡村教育了，这是最伤心的事，现在哪儿还有乡村啊？

盗火者：乡村是怎么消失的？

陈丹青：我只承认现在有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乡村是���自己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在1949年以后被���底摧毁了。

盗火者：乡村曾经什么样？

陈丹青：乡村有乡党，有乡绅，有乡民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教育。整个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一直到民国，甚至到五六十年代，最好的苗子是从乡村出来的。现在每年的高考状元，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从乡村出来的已经很少了，顶多是从县城或二三级城市出来的。可是从前真的是从村子里出来的，胡适老家那个胡村现在还在安徽，你能想象那里再走出一个胡适吗？不可能了。

你稍微考察一下五四的精英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就知道中国的乡村现在还在不在了。梁漱溟那个时候搞乡村运动，从草根做起，现在哪儿还有草根？

盗火者：现在的乡村什么样？

陈丹青：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抛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榨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

盗火者：您下乡时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的？

陈丹青：我下乡的时候，乡村已经很惨了，人民公社就像集中营，所有村民都没有了土地，被赋予一个公社社员的称号，好像很高尚，其实饿得要死。农民过着一种从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他的口粮是定量的，壮劳力一个月42斤粮食，像我们这样的知青一个月36斤，妇孺大概就30斤。农民太不习惯这个了，我是种粮食的，可是我要定量吃，如果稍微饱餐一顿，到月底就没粮食了。

盗火者：你们下乡的时候，有知青在村里当教师吗？

陈丹青：有，但很少。知青运动有一个正面作用，在那些没有文化的山区，开始有城里的青年带来文化，教孩子怎么用电，什么是数学，还有认字。但在古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古代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术权威，自己的长老。因为那是个前现代社会，交通不发达，所以每个穷乡僻壤都是一个自治的小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崩溃了，所有乡下人要治病、要求学、要有出息，只能离开家乡，跋山涉水到外面去。从前只是进京赶考，其他事情他的小社会都包了。

盗火者：现在的留守儿童非常惨，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在合并的学校，孩子们走很远的路上学。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农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无论多远，也要进城。

陈丹青：他们当然应该进城。这样毫无尊严感的乡村谁要待？我要是一家人还在农村，当然只有一个志向，就是赶紧离开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所有生活的乐趣和活着的价值在乡村都没有了，就守着那么几亩地有什么出息？我当然要到城市去，我要为后代着想。

盗火者：那城市化的结果，就是要取消乡村教育吗？

陈丹青：我不能说城市化进程不好，它能大幅度改善大量人群的生活，可你看看日本的农村，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农村，他们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们农村的社会组织还在，大户人家还在。虽然也在不断地没落，但整体的社会结构没有经历过我们这样的冲击。虽然经过二次大战，但摧毁的是建筑，没有摧毁社会结构，更没有摧毁人。

你如果去过意大利、法国的小镇和乡村，就会知道，所谓田园，所谓鸡犬相闻的生活都还在，小镇上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钟声一直在响，圣歌一直在唱。很多人在城里工作，周末回到乡村，这种流动是双向的。

反观中国，有太多的角落，政府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够不到的，只能靠小范围的芸芸众生自己想办法。城市已经富成这个样子，GDP都世界第二了，教育经费却还不肯增加一点。就算增加了，也是一路层层盘剥下去。乡党消失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消失了，可另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构形成了，那就是各级官员编制的权力网格。这些官员大部分是败德者，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家乡，就是赤裸裸的掠夺、霸占。我听过不少乡一级的官员，因为土地拆迁，竟然上房揭瓦，痛打老人小孩，为了把你撵走，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六、对教育，我没有资格失望

盗火者：现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比如乡村立人图书馆、免费午餐、募师支教等。您怎么看他们的行为？

陈丹青：我很尊敬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大量知青下乡是被迫的，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人永远都会有，傻人也永远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这样的事，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盗火者：您还是比较失望的？

陈丹青：不是失望，我没有资格失望，我也没有资格希望，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很惭愧，现在总被当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只是担忧他们能走多远。不能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前程、家庭幸福。你难道真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这个穷村子吗？那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先得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才是，你现在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很尊敬，但等到你40岁、50岁了，你还拿那么点儿钱，你又该怎么办？

当然，会有很多财团、企业家愿意资助，但是我也听到很多负面的消息，里面有很多猫腻，事情办起来了，最后发现不是那样，变质了。

七、要听话，不要一流人才

盗火者：现在有些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去私塾、书院；但有人担心这样长大的孩子，将来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您怎么看？

陈丹青：这在今天的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大家对社会不信任，对教育、医疗更不信任。医疗你没法自己医，教育还可以自己教。我不担心小孩在家上学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正好相反，人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在各种环境当中，人都会成长。

我痛恨现在的教育，是因为他假定人必须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才能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太相信，一个人非得经过学校教育，才能变成一个社会人。

盗火者：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您的答案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盗火者：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大家抨击的那么差，比如说对从小所接受的一贯的教育，他们觉得这样过下来也挺好的。

陈丹青：所以我说这个教育控制得很成功嘛。我们那一代，他打你你还觉得痛，现在这一代你再怎么控制他，他也不知道痛了，因为他的生活全是这一套了，他不知道还有其他成长方式，他会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说这个教育不好。

八、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

盗火者：有一个学生家长，把孩子带到国外去之后，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扎实的，甚至有华裔把子女送回国内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陈丹青：这个情况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这样的教育制度，一定会产生全世界所谓基础教育最扎实的一个群体。但什么叫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如果是指考试能力，中国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渗透的强制教育，几乎等于军事训练，它一定会见效的。

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盗火者：这样的孩子在国外会不会受排斥？

陈丹青：在美国，你想干嘛，想变成什么人，你都可以试着做。在中国，如果你是个特别的人，从你的家里开始，一步一步，一直到学校、社会，没完没了的管束和指责，耽搁你、恶心你，甚至毁掉你。

九、现在的大学就像高级监狱

盗火者：您成长的年代，正值‌‌“文革‌‌”，教育几乎停顿。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像您这样，靠自我教育成才，条件比您那个时候是有利还是不利？

陈丹青：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教育只是个形容词，我们其实都有老师。我说我是自学的，只是指我没有从学校教育这个管道出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所谓知识精英，在整个成长期，没有人管。我们在农村，可以找书读，可以写文章，可以辩论，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只是看不到出路，而且很穷苦。忽然，等到成长期快要终结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还可以考大学，所以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很幸运的一代人。那么丰富的江湖经验，考验了我们的承受力。

我最可怜现在的大学生了，一点都不自由。我到北大去讲演，发现学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不可以有任何自己贴到墙上去的东西。而国外任何一所大学，走廊里有成百上千的同学自己贴的东西，换宿舍、换教室、找项目、参加活动的，丰富极了。

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可你一进中国的大学，发现学生是最次要的群体，所有校园都在提醒学生谁在管你们，你们应该听谁的话，应该怎么做。这叫什么教育？这叫什么大学？

盗火者：您上大学的时候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举办化妆舞会，可以自己找各种人来讲演，每个宿舍都亮着灯辩论，大家互相赞美，也互相不服。这是80年代的气氛，现在有吗？我有时候到大学去，总能感觉到现在的学生有多无聊，那根本不是青春，简直像待在高级监狱。

盗火者：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在哪儿？

陈丹青：真正改变的动力、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改变的具体方案，还是来自党，来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变教育结构了，上面发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70年代末就是一个例子，恢复高考恢复自费留学，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我对民间机构试图改变中国某些领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们，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

盗火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盗火者：那家庭教育呢？

陈丹青：多数家长都是失败的一代，扭曲的一代。我很少遇到有眼光的家长，但我也理解，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只是这孩子太惨了，那还叫孩子吗？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来源：盗火者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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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12】[张东园（编辑整理）]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过与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原定要选出的100名院士最后只有81人通过。这81人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院士。共分为三个组: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1949年后，到台湾的只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9位，占院士总数的11．9％；另外去了美国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3人，占院士总数的15％；而留在大陆有59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74％。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的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

下边就是部分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大结局：

1：许宝騄

许宝騄。（网络图片）

许宝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的开创者。许宝騄出身名门，祖父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曾任两浙盐运使。兄弟姊妹共7人，他最幼。其兄许宝驹、许宝骙均为专家，姐夫俞平伯是著名的文学家。1929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与华罗庚同学。1936年至1940 年，许宝騄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当研究生，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47年至1970年，他一直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1966年开始，许宝騄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去。其兄许宝骙著文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1970年12月18日，许宝騄逝世于北京，年仅60岁。

2：华罗庚

华罗庚。（网络图片）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数学家，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1949年，华罗庚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执教，1950年春，华罗庚返回大陆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文革期间，正在外地推广“双法”(优选法、统筹法的简称)的华罗庚被造反派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1974年，华罗庚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副组长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会上公开点名，说他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华罗庚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主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演讲，由于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当日晚上10时9分逝世，75岁。

3：叶企荪

叶企荪。（网络图片）

叶企荪（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11年，叶企孙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物理学副教授，把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担任助教。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学系。叶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担任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 核心领导人物之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共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文革”中因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的冤案而身陷囹圄。（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学生，叶原来打算保送他到德��留学，但他一心想到由中共方面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参与抗日。在叶的支持下，熊大缜前往战区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华学生。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为根据地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叶企孙的支持购得无线电等军需品，大大缓解了当时中共缺乏弹药支持的困局。但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熊大缜因失言被诬陷为“钻入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由于当时子弹奇缺，被用石头砸死）。

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每月发给叶企孙50元生活费。这时他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体弯成90度。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著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著，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1977年1月 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去世。终年80岁。

4：赵忠尧

赵忠尧。（网络图片）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和启蒙者。其早期对γ射线散射中反常吸收和特殊 辐射的实验发现，在正电子、反物质的科学发现史上有重要意义。他在1930年成为历史上首名捕捉正电子的人，其研究直接促成物理学家卡尔‧戴维‧安德森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在晚年承认他的研究是建基在赵忠尧的基础之上。赵忠尧首次在中国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培养大批人才，为中国核物理宗师，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

赵忠尧桃李满天下，学生中许多为有关领域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如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赵仁恺、冯端、朱清时等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诞生，第一枚氢弹爆炸，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个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问世，第一个核电站动土兴建……这些原子能开发领域的成果，有将近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赵忠尧和他的学生们。

1948年，身在美国的赵忠尧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底，赵忠尧完成了静电加速器的器材订购任务，欲回国研制。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和钱学森一道自美国启程，返回大陆。“文革”中，由于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赵忠尧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

5：饶毓泰

饶毓泰。（网络图片）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学生中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1949年拒绝去台湾，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人们把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1949年至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被迫辞去院、系领导职务。

文革中饶毓泰遭到严厉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终年78岁。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说的最后一段话曾提到饶毓泰：“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6：曾昭抡

曾昭抡。（网络图片）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适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试射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俞大维提议派人前往学习，经呈报蒋中正同意，军政部考核后推派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吴氏推荐，带2位助理李政道与杨振宁）、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等代表赴美。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7年反右时，曾昭抡被划为右派。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曾昭抡被查出身患癌症。文革开始后，曾昭抡在北京的妻子俞大絪(博主注：俞大絪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哥哥俞大维是台湾国防部长，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夫人，“许国璋英语”中三年级部分就是俞大絪所写。)被抄家，她被强迫下跪，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当时她独自在家，俞大絪悲愤难抑，于当天即1966年8月25日服药自尽。而她的丈夫曾昭抡在承受着丧妻之痛的同时，也被武汉大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著身体时，他不仅没有必要的治疗，而且依旧没逃脱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含冤离世，终年68岁。

7、翁文灏

翁文灏。（网络图片）

翁文灏（1889年－1971年1月27日），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12年);是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1919年);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1919，著8色）；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肃地震考》等）；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1916，与丁文江共同创办）；同时，翁文灏还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1926）；是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岩和金属矿床的区域成矿理论的首创者。翁文灏还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由于蒋介石对翁文灏有救命之恩(博主注：1934年，翁文灏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翁文灏遂以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及生产。

1948年6月，翁文灏应时任总统蒋中正之邀，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职。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宣布了在整个内战中首要国民党“战犯”43人的名单，翁文灏赫然在列，排名第十二。1949年初蒋中正下野，翁于2月出任时任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前往法国。

1951年，翁文灏经���港回到中国大陆，是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级官员中首名回北京的官员。回到大陆后初期翁文灏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1954年后方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但其长子著名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连续批斗三天后，落水溺亡(有自杀和他杀两种说法)，年仅五十八岁。翁心源去世对暮年的翁文灏打击很大(抗战时期，翁文灏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送上前线，次子翁心瀚为国民党空军机师，于1944年殉国)，翁心源死后，翁文灏著有“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悼念亡子。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于忧愤中死于北京，82岁。

8：谢家荣

谢家荣。（网络图片）

谢家荣（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3日），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1917年至1920年，被选派赴美留学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学，第二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作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底，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大地震。1921年初，谢家荣参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随翁文灏、王烈等去甘肃考察。他们最初在兰州附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翁文灏去震中区调查，派谢家荣穿过河西走廊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工作结束后，他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38年至1949年，谢家荣主持矿产测勘处。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

1949年后，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兼计划处长。他首次对中国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1952年，地质部成立，他任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年，他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和指导，他与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是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1957年，谢家荣与其长子谢学锦一同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冲击，于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药自杀，69岁。其死后一月，其妻吴镜侬亦服安眠药自杀。

9：竺可桢

竺可桢。（网络图片）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913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到1920年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1920年到1929年任南京大学（从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到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筹建气象测候所，进行气象观测研究，是中国自建和创办现代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他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他被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校训“求是”即是由他提出，校歌亦是他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作词、音乐家应尚能谱曲作成。

1949年10月16日，竺可桢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文革期间，竺可桢虽未受到较大冲击，但每日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为免祸，竺可桢便和吴有训商量，两家一起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表明其“自我改造”态度：

(1)减缩工资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

(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

(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

(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

(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

(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于惊惧忧病中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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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仁

周仁。（网络图片）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仁家族���赫，其祖母是盛宣怀的姐姐；周仁之姐周峻是蔡元培的第三任夫人；周仁妻子聂其壁是聂缉椝（上海道台）和曾纪芬（曾国藩之女）夫妇最小的女儿。其兄聂云台为著名实业家。周仁与聂其壁结婚时宋美龄是聂其壁的傧相。

这样的家庭在平时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但在文革，这样的家庭却是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对象，文革中，周仁的厄运降临，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周仁被反复批斗折辱，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周仁惨死，82岁。

11、茅以升

茅以升。（网络图片）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结构工程师，桥梁工程专家。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科普工作者。茅于轼的伯父。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参加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以第一名录取留洋；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桥梁专业）；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的第一位博士。1920年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及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 (挂此职到1949年)，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3年当选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中，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为周恩来总理指定为设计方案审定人，周恩来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1955至1957年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文革”期间，多次受到批斗，其女回忆，茅以升每天上班，进了大门颈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它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茅以升1977年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于北京，终年91岁。

12：王家楫

王家楫。（网络图片）

王家楫（1898年5月5日－1976年12月19日），生物学家。中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轮虫学的开创人。192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原生动物》是第一篇关于珠峰原生动物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他的另一篇《中国轮虫志》专著首次对分布在我国沼泽、池塘、湖泊和水库内常见轮虫252个种形态、生理、生态及亲缘关系进行了描述；对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家楫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王家楫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将其毒打至昏厥，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家楫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终年79岁。

13：伍献文

伍献文。（网络图片）

伍献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著名动物学家，是中国鱼类学和线虫学的奠基人。1929年到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至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文革期间，伍献文遭到批判、幽禁和迫害，多次被强迫劳动。1978至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80至198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1983至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名誉所长。1985年4月3日在武汉逝世，终年85岁。

14：贝时璋

贝时璋。（网络图片）

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生物学家，教育家。他是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1921年，贝时璋毕业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学预备科。同济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曾先后就读于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蒂宾根大学。1928年3月，获得蒂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秋回国。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副教授。贝时璋开出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在浙江大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48年1949年后，贝时璋曾参与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赴上海，出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所长。1954年，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迁往北京。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院士）。1957年，成立北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贝时璋担任研究员，兼任所长。1958年，北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担任研究员，并兼任所长。文革时期，贝时璋被批斗，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是资产阶级权威。1983年，贝时璋改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贝时璋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写委员会主任。1984年，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贝时璋在家中辞世，享年106岁。

15：童第周

童第周。（网络图片）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著名胚胎学家，因在克隆技术上的贡献而闻名。2000年中、美、英等国科学家同时宣布，人类基因图工程全部完成。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中国科学家就将人类对生物进化和细胞遗传与变异研究推进到了世界前列，开创了人类按照需要而人工培育新物种的历史先河， 90年代即被列入世界10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童第周192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同年由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30年到比利时的布鲁斯尔自由大学留学。1934年获布鲁斯尔自由大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剑桥大学作短期访问并于年底回国，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1938年辗转到重庆，先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他任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

1949年后，童第周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受聘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63年，他将雄性鲤鱼的DNA放入雌性鲤鱼的卵子内，成为首位成功复制鱼的科学家。1955至1976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在“文革”中，童第周被“造反派”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罚长期挑水、扫厕所。1979年3月30日，童第周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

16：胡先骕

胡先骕。（网络图片）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继锺观光之后，在我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我国植物资源的工作。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1912年胡先骕参加东西洋留学考试，名列第一，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1916年学成回国。1923年，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获农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1920年代初，与梅光迪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

1950年代初，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文革期间，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胡先骕进行人身侮辱，逼其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 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终年75岁。

17：殷宏章

殷宏章、（网络图片）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1992年11月30日），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长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的研究。早年研究生长素与植物运动机理的联系，用自己发明的一个组织化学方法，阐明了磷酸化酶与植物中淀粉合成的关系；50年代组建我国第一个光合作用研究室，致力于光合磷酸化、物质转化、群体生理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殷宏章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遗传研究室进行光合作用和遗传方面的研究。1938年回国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并在汤佩松创设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组兼任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以第一批“交换教授”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磷酸化酶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进行淀粉形成方面的研究。1948年应罗宗洛教授之约，赴台湾大学讲课几个月，同年12月至1951年应英国J‧李约瑟（Needham）博士的邀请，赴印度新德里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

1951年秋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并协助罗宗洛教授进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设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从实验生物所划出单独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长。文革期间，因留美背景，遭批斗凌辱，并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的活，“经常与猪马同寝”。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长，1983年3月后任名誉所长。1992年11月30日。殷宏章于上海逝世，终年84岁。

18：张景钺

  张景钺。（网络图片）

张景钺（1895年10月29日－1975年4月24日），植物形态学家，教育家。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26—1938年间发表的论文，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发育解剖学、生理解剖学、实验形态学的最早文献。1934年著文介绍植物徒手切片法，对当时植物学的教学和科研起了推动作用。多年致力于学会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植物学不同领域的人才，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1920年张景钺公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德克萨斯农工学院学习，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1923年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季回国，担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2年获中国教育及文化促进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赴英国里兹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考察研究。同年9月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后曾任理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行学术交流一年。

1946年冬回国续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1949年后，张景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其妻崔之兰是动物形态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动物组织学、胚胎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生物学系主任。文革期间，崔之兰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后来又被指控为恶毒攻击江青。年近七十的她和丈夫在家门前被斗争，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还有人揪他们的头发进行辱骂。有一次被长距离游斗，她低头弯腰行走，鼻子流血洒了一路。张景钺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长时间站立，斗争会上竟强迫崔芝兰跪在地上用身躯支撑住她的丈夫。1968年张景钺在病中还受到批斗，从此卧床不起，于1975年4月2日逝世于北京大学燕东园38号，终年81岁。

19：戴芳澜

戴芳澜。（网络图片）

戴芳澜（1893年5月3日－1973年1月3日），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1914至1919年在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1934至1935年再度赴美，在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遗传学等。1949年后，1952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物病理学系教授，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检讨书屡次修改不过，多次受到批判。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接受改造。1973年1月3日离世，终年81岁。

20：罗宗洛

  罗宗洛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30年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日本各大报都报道这个新闻。回国后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1944年夏，罗宗洛被聘为设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10月他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重庆搬到上海，他仍任所长。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写信请罗宗洛到台湾,被罗拒绝。1949年后，罗宗洛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年该研究室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任命他为所长。文革期间，罗宗洛被下狱六年，出狱后被监督劳动改造。1978年10月26日，罗宗洛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终年81岁。

21：李宗恩

李宗恩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文凭。1921年4月至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至1923年回国。1923年至1937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开始，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并于1938年6月成立后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赴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1949年蒋介石亲自出马邀请李宗恩赴台,被李拒绝。1949年后,继续担任协和医院院长。1957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随后被“放逐”到昆明，任职于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

22：张孝骞

张孝骞

张孝骞（1897年12月28日－1987年8月8日），内科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21年7月，在湘雅医学院专门学校取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被美国康州政府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内科学助教，兼任湘雅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4年1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1年，随后正式留任于该校，陆续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6年9月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研究，1927年7月回国续任，1930年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1934年7月回国后，担任协和内科消化专业组主管。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张孝骞回长沙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抗战胜利后，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1948年4月辞去院长职务，并于9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内科学教授和内科主任。

1949年后，他续任原职。1962年9月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备受侮辱和折磨。红卫兵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从此，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著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著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1978年以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8月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0岁。

23：吴定良

吴定良

吴定良（1894年2月5日－1969年3月24日），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1926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1935年回国，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后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杭州浙江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并曾兼任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蒋介石亲自动员吴定良赴台，被其拒绝。文革期间，吴定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遭到批斗，工资停发，几次被抄家，多年心血积累的论文集和仅有的科研工具被洗劫一空，吴定良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嚎啕大哭，当晚病情加重，1969年3月24日凌晨，这位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创始人带着满腔愤怒和疑问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24：汤佩松

  汤佩松

汤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为民国议长汤化龙，1918年在加拿大被王昌刺杀。1925年汤佩松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1930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30至1933年在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工作，获得博士后。1933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1938至1945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教授。1945至1950年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1950至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52至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文革期间饱受折磨，先是被强迫交代回国动机，后被怀疑为特务遭到关押，后流放河南五七干校。2001年9月6日去世，终年88岁。

25：冯德培

冯德培

冯德培(1907年2月20日－1995年4月10日)，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神经肌肉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院毕业后，留校任生理学助教。193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生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1934年起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1943年任重庆上海医学院教授，1948年后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1949年后，冯德培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名誉所长，华东分院及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理学报》主编，英文版《中国生理科学杂志》名誉主编等职务。文革期间冯德培屡遭批斗，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1995年4月10日辞世，终年88岁。

26：蔡翘

蔡翘

蔡翘（1897年10月11日－1990年7月29日），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1920年代首先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后称蔡氏区）。编著中国第一本大学生理学教科书。他在中国多所著名医学院校担任学术领导及教学、科研工作，在神经解剖、神经传导生理、糖代谢和血液生理等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为中国的航天航空航海生理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19年蔡翘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研读心理学，修完大学本科课程后于192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1922年转学至芝加哥大学生理系为研究生，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学和生理学，1927年起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 (上海医科大学前身) 生理学教授。1930年秋获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先后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从事研究，1931年冬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1932年起任职于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1937年回到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随学校迁到成都。1943年夏以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身份赴美国讲学与研究1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院自成都迁回南京，1948年代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职务。1949年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他仍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该校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由他担任校长。1954年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任一级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文革期间，被隔除所有职务，工资停发，饱经批斗和各种折磨。1990年7月2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94岁。

27：俞大绂

俞大绂

俞大绂（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出生于中国近代最显赫之俞氏家族,其兄俞大维为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绂为中国知名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我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1928年赴美深造，攻读动植物病理学，1932年获得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Sigma-Xi荣誉会员，并获得斐陶斐奖。1932年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至1982年。文革中俞大绂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1993年5月15日去世，终年92岁。

28：邓叔群

邓叔群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邓拓的三哥。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2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真菌学研究。1937年起进行中国西南、西北原始林区调查研究，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9年起历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着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

29：金岳霖

金岳霖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公费留美，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金岳霖1925年回国，清华大学聘请其讲授逻辑学。同年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金岳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因毛泽东对其说过:“你要多接触社会”。故不准其用汽车，只能用三轮车去医院看病。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岁。金岳霖年轻在欧洲留学时结识Lilian Talor，后者随后来到北京，与金同居。而金岳霖终生未娶，据传曾向林徽因示爱未果，与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邻居和挚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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