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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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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3）

而就在中国足坛在陷入儿戏般的“打假扫黑”事件的同时，赌球已经慢慢地渗入到了中国足球的各个角落。1998年世界杯后、2001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2002年中国队参与世界杯，中国社会的足球气氛是越来越浓厚，当国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之时，当国家队能够代表祖国在国际层面上争光之时，无数平时不看球、不了解足球的普通人也开始去了解足球，去了解中国足球。再加上自从1994年甲A成立以后不断积累的球迷基数，到了2000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球迷的人数差不多达到了历史巅峰。同时，自甲A成立以来，地下赌庄开始为甲A开盘，到1998年以澳彩为主的合法博彩业开始为足球比赛开盘，再到1997与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赌球之风是愈演愈烈。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赌球，越来越多的地下赌庄都开始参与赌球，使得大量球迷、赌迷的资金流向非法赌庄、国外赌庄的手上。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根据一些行内人士预测，中国内地热衷于参与赌球的人数大约为200多万，每年数以10亿计的资金主要流向两处，一处是境内外的博彩公司，另一处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两股势力为了一块肥肉明争暗斗，目前看来，作为合法势力存在的博彩公司占据了上风。”看着中国内地市场有如此之大的蛋糕可以分享，以澳彩为首的境内外的博彩公司纷纷开始对国内足球比赛开盘。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澳彩正式宣布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

面对势不可当的赌球，只能采取两种方法组织，一种就是靠司法机关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最为有效的打压，这是主要手段。另一种就是体育界足球界的各个机构以及单位进行严格排查、规章以及审查有无人士涉及赌球，再加上社会各界对反赌的宣传，这是次要手段。可问题是，如果次要手段没有有效地实施，那司法机关如何对赌球进行有效打压？2001年，中国体彩在全国十二个省市发行足球彩票，试图用政府合法的足彩来阻止地下赌球的蔓延，然而此举在历史面前表明是失败的。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写道：“体彩发行至今这10年多的时间，历经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到2002年，年销售额突破200个亿，但去年彩市出现下滑，体彩只卖出150亿，作为体彩彩种之一的足彩，其销量也呈逐期下滑的趋势。2002彩季，广东一个省过亿元的销量，居然是现如今全国的销量总额。足彩的下滑除去市场因素，还有玩儿法单一、规则不尽合理等硬伤制约，今年2月18日起开始发行的进球彩可谓丰富了玩儿法，但仍然不见有很大起色，说明这个市场确实有饱和之嫌。……靠足彩遏制赌球，只能是多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种，意大利的足彩搞了那么多年，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成功的，赌球不还是常见的事？”

2002年澳彩为甲A开盘后，足协却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赌球之风之盛，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破坏了足球界的风气，更是开始严重影响比赛的公正性。这也是缺乏管束下，赌球必然导致的事情。因为如果庄家想要盈利，尤其是外围庄家或者地下庄家，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稳赚不赔。新华网2014年的文章这样分析：“赌球规则看似公平，其实背后大有玄机。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以6月30日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为例，某赌球网站6月27日开出的该盘赔率为1.7：2.2。也就是说，假设两边投注额分别为100万元，如“上盘”哥队胜，庄家需向赌客支付100万的1.7倍即170万元；如“下盘”希腊队胜，庄家则需支付100万的2.2倍即220万。这就意味着，在上下盘投注量相等的情况下，哥队胜庄家则盈余30万，希腊队胜庄家则亏损20万。这个看似公平的算法有一个漏洞，即当上下盘资金到达一定比例时，不论比赛结果如何，庄家都能稳赚不赔。为了控制资金流向，庄家会随着投注情况不断调整赔率诱导赌客。还是同一家网站，还是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6月30日当天，上下盘赔率已调至2.075：1.825，庄家“诱盘”成功。不仅如此，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外，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民警透露，与合法的体育彩票相比，赌球网站设置的赔率极高，甚至能拿到几十倍的返还，迎合了部分人“一夜暴富”的心理。因此，尽管赌客们明知赌球存在极高风险，依然不惜铤而走险，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规则的“例外”。”而如果所谓的超强的资讯能力，就意味着俱乐部中、球员中、教练中、比赛监督或者裁判中、地方官员中、足协官员、记者中有人为了钱财或者其他理由为庄家们通风报信呢？当外围、地下庄家们发现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如此松懈之时，怎么不会想到利用这些人，让他们影响比赛进程，从而左右比��的数据，保证自己的资讯或者信息永远都是“正确”的呢？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2002年大连队主场对八一，赛前，大连外围的地下赌球庄家对开出的主流盘口是：大连实德队让一球（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不赚不赔）。以当时两队的实力比较和实德夺冠的战略目的来看，让一球略显“保守”。远在南方的一些地下庄家开出实德让一球半（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赢了只净胜1球依然算输钱），追捧实德的买家仍然不可胜数。不过，在大连，比赛之前很多庄家都像得到了消息——这直接从大手笔下注者的趋势都能看出，盘口从一球直接降到了半一（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也就是说，不太看好实德赢球。结果是，八一队孙新波与黄勇为本队各进一球，而实德队直到全场补时阶段才凭借外援尼古拉斯的一粒进球，爆出了八一2：1大连的冷门。该年联赛中，实德队屡屡在和一些弱队比赛时失手。据悉，每一次都有大量大连拥趸者中招。在比赛中球员并没有太过离谱的个人表现，但仍然引来了一些猜测：“为什么盘口总能预知最后的结果？”

同年，戚务生率领的云南红塔队在主场对战青岛海牛队，赛前大戚信心十足，很少夸下海口的他赛前聊天时说“拿下了”。此时的云南红塔在休赛期前排名第一，有主场之利，赛前红塔让半一（即买云南队赢，云南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的盘口似乎也验证大戚的说法十有八九可以实现。然而比赛开始后，云南红塔似乎比对手更有高原反应，迟钝成为红塔队后防线最显著的表现。比赛不到20分钟，青岛队曲波便利用一次机会射入区楚良把守的大门，但是这个场面对于当年实力并不差且在高原成绩相当好的主队来说，没有人怀疑红塔会输掉这场球。不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丢失了第一个球之后，门将区楚良脱掉了手套，然后愤然摔在地上，准备离场。这个镜头让观众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果然，红塔不仅没有获胜，连扳平都没做到，甚至还丢了第二个球，比赛结果是0比2，从盘口上解释，青岛倒可以让红塔半一。戚务生因此勃然大怒，关机，离场，并提出辞职。2001年他逮到了几名主力球员“卖球”的铁证，想废掉其中的一名红塔老臣，但集团负责人并不相信，大戚随即拨通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最终，这位球员2002年初被挂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比赛让红塔集团也失去了信心，第二年联赛结束后，红塔退出了足坛。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庄家只要先摆出一个看似合理盘口，引诱赌迷花巨额下单，接着再根据上盘和下盘之间的差额来修改赔率或者盘口，使得庄家永远能够盈利，让部分赌迷亏得血本无归。而调整盘口的时机又非常巧妙，提前调整容易打草惊蛇，所以比赛中途调整盘口，就更容易得手。而被赌博牵扯进去的足球人士，就会在比赛中途，为了盘口而打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比分或者做出奇怪的表现。久而久之，比赛就不是为球迷观众服务，不是为球队俱乐部服务，不是为中国足球服务，而仅仅只是为赌博服务。赌球的危害，不仅仅是那些热爱足球的人感受得到，更是让那些正规合法的足球博彩公司心烦不已。相对于正规合法的博彩公司，地下赌庄或者外围庄家急功近利，更喜欢采用非法手段在短时间笼获大笔财产。因此，据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在澳门网站投注最小可以下10元港币，小赌怡情倒也无伤大雅，但地下赌球由于一般下注都在1000元以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小数目，长赌必输，一个周末一千一注输掉上万块的大有人在。很多赌客会因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会增加下注的场数，或者增加下注额，结果越陷越深，最后无钱还账，有些因此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据南方体育报道：“其实在中国内地，真正通过网络投注的赌客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电话投注来参与赌球的。一方面由于澳门彩票不收人民币，除两广以外的地区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赌客根本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对他们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才是更方便的赌球方式，一个电话就可以搞掂。一般情况下，外围赌庄都是分层设置，一般下注者，即散户，投注给小庄，小庄上面有稍大一点的庄，这样层层递进，最后汇集到各地的少数大庄。据了解，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的大庄，一个比赛日经手的赌资通常都在几千万以上，有时数以亿计。赛前，这些大庄依据欧洲和东南亚大庄开出的赛前盘口层层下达给底层的小庄，来接受投注(俗称“接飞”)。大庄的主要盈利手段和博彩公司类似，就是在基本平衡上下盘投注的情况下，通过扣除赢盘方的佣金(俗称“水钱”)来赚钱。因此大庄必须在临开赛前一小时以内，根据接到手中的注码比例，将投注上下盘不能平衡的差额部分投向更大一级的庄家———澳彩或东南亚大庄，这样来规避风险并保证盈利。一般庄家要求赌客在一个小时以前报盘下注，双方以报盘时的赔率和水位为准，赌客不需要事先预付钱款，根据事后的输赢第二天和庄家结账，双方主要讲究的是信用，一旦发生拖欠的事情，不但合作立即中止，欠债者还会招来不测之祸。……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地下盘口，而且胃口相当大，可以接上百万的下注(澳彩每次最多可以下50万港币)，赌客的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这些庄家，而且这些庄家大部分都非常讲信用，赖账的已经不太多见，有点成规模经营的样子，这大大地减少了澳门彩票的收入。“

为了解决外围、地下庄家的大胆举动，南方体育报道：“为了从这些地下庄家手里夺回市场，澳彩一开始采用的是暴力手段，不定期到一些地方去“灭庄”，就是把一些地下盘口消灭了，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大多是著名的“大圈帮”。但现在在赌球泛滥的情况下，澳门感觉用武力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些更为稳妥也更有效的手段。一种是故意停盘不接地下庄家为分担资金压力而进行的投注，7月中旬在某南方城市进行的一轮甲A赛事就由于澳彩的停盘让国内手握数千万主队注码的大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输掉几千万的资金，一场赛事就给予本地大庄沉重的打击。另一种方法就是进行接管，澳彩到上海这样的赌球重要城市开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注册，主要目的是拉拢地下庄家做下线，增加自己的收益。”但很明显，多如鸿毛的地下、外围庄家遍地都是，别说澳彩和其他合法博彩公司无法制止这些庄家的行为，就连公安机关都难以打击。

当足协、俱乐部、教练，甚至是博彩公司都无法监督、保持联赛的公正性之时，这个联赛其实就已经堕落成死水潭。《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3年3月13日晚9时左右，澳门彩票公司在其网页上历史性地为甲A联赛开出了盘口。……但在开盘４轮共10场甲Ａ比赛后，澳彩公司一位主管即表示：“��目前来看，内地的地下庄家对我们��击很大。我们从有关方面得知，现在内地的非法庄家不少，他们私下接注大面积分流了澳彩的生意，最后回笼到澳彩的投注总额有可能不到真实投注额度的1/20。”这位主管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忧心忡忡，不断提醒，散户们在黑庄那里下注是非常危险的。但内地的庄家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正利用澳彩给甲A开盘形成的热度肆意出手操纵比赛。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从第17轮联赛开始，澳彩再也不敢给陕西的比赛开盘了，国庆节过后，第18轮甲A联赛开战，澳彩的甲A盘先是开盘时间延后，周五的晚上还未出现周日比赛的盘口，再就是开盘的比赛大幅缩水，仅对其中4场比赛开盘，四川对大连、云南对陕西以及重庆对八一的比赛都由于流言较多而被迫放弃。在当年联赛最后一轮，澳彩仅对上海申花对上海国际的这场德比大战开盘，澳彩在一轮比赛中仅对一场比赛开盘在本赛季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应该是甲A联赛已经无法控制的信号。

有试图操纵联赛来盈利的庄家，自然也有试图操纵比赛来盈利的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或足协高层。这其中，就以2003年陕西国力的新任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最为突出，因为王珀以非常高调的姿态，带领陕西国力频繁打出“可疑”的比赛，让无数球迷、足球人士都看出来，王珀就是想利用陕西国力打假球，来赢得高额赌金。王珀这种角色，被《中国足球内幕》称作为“操盘手”。单单是王珀刚刚上台的2003年，就有以下被球迷怀疑为了赌球而打的假球，2009年华商报记载了这些比赛：

2003年9月21日，四川冠城5∶1陕西国力。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王珀为了能够获得球队的全权掌控权，直接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声称主教练卡洛斯“生病了”，而实际上卡洛斯则被王珀以人身威胁，被迫呆在酒店里。王珀的这种举动恐怕不是第一次了，7月14日，陕西国力的巴西外援马科斯的妻子伊莲娜在酒店被刺，凶手至今尚未归案，据《中国足球内幕》透露，此举有可能就是王珀为了让马科斯“听话”而下的手。而在总经理王珀“指挥”下，陕西国力1：5惨败四川冠城。比赛的盘口从最开始的四川队让半球，跳到让两球至两球半。据记录显示，因为比赛前有许多人逐渐知道四川冠城必将大胜陕西国力，从而下注四川队，为了让上盘和下盘的赌金平衡，也不让自己亏得太惨，澳彩在比赛中途连续调高盘口，可依然没有用。这场比赛澳彩输了多少已经查不出来，但可以知道澳彩在此场比赛后就一度封闭了陕西国力的盘口。王珀的“第一仗”打怕了澳彩。

2003年9月23日，就在陕西国力对阵辽宁队的前一天，王珀和主教练卡洛斯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大批支持陕西国力支持卡洛斯的陕西球迷，此时早已看清王珀的嘴脸。现代金报记载：国力踩场时，在王珀亮相后，球迷们原本躁动的情绪更为激动，都高喊，“王珀滚回去！”就在王珀愕然之际，一名叫胡建文的球迷突然从看台上跳进场地，快速奔到国力队训练的角落，指着王珀怒骂：“王珀滚蛋！”看到王珀并没有什么反应，胡建文疾步跑到王珀面前，令人惊愕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不停地作揖，口中念道：“王珀，求求你滚吧！看你把国力祸害成啥了？”王珀慌忙之间赶快往后退，而胡建文紧追不舍，又跪在地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和相同的咒骂。之后，胡建文被工作人员拉走。面临陕西球迷如此的排斥与辱骂，王珀却毫不为之所动。反而，面对球迷的指责，他高调声称，如果赢不下辽宁，自己就下课且终生不碰足球。然而结果是，9月24日陕西国力4∶3辽宁中顺。《中国足球内幕》指出，有人分析认为这是王珀一方派人买通辽宁队的一些关键球员，并且买通球员的钱和从庄家手里赢的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辽宁队怀疑有队员放水，声明严查，但是没有后文。此战后不久，卡洛斯黯然离开陕西队，王珀彻底控制陕西国力。

（陕西球迷胡建文跪倒在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面前）

之后，还有一长串的王珀2003年在末代甲A的杰作：

　　2003年10月5日云南红塔0∶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2日陕西国力1∶2天津

　　2003年10月15日青岛贝莱特2∶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9日陕西国力0∶2重庆力帆

　　2003年10月25日上海国际1∶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26日上海申花2∶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30日陕西国力1∶2沈阳金德

这其中，很多人爆料或者分析，都是王珀与其他俱乐部进行“交易”，使得“操盘”能够成功，甚至还有几次失败甚至被其他不知名的势力操盘。而在王珀极力操盘的同时，他又对外自诩为“打假扫黑的斗士”，比如0：2负重庆力帆的比赛赛前，重庆某报称客队以300万搞定了国力，王珀极力辟谣，结果国力还是以0∶2败北，遭遇三连败。此战后，王珀以揪内鬼为由，在国力实施整风，但有内部人士表示，王珀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球员个人卖球，一切都要让他自己亲自操作。而这些可疑的比赛中，其中有一场是在日后的足坛反腐打黑风暴中明确公示，即国力客场0：2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赛前有人以国力客场逼平领头羊云南红塔为例“敲诈”。传言称国力0∶2完败后收获了100万。也就是这场比赛使得上海申花丢掉（被剥夺）了2003年的甲A末代冠军。而靠着王珀的这些种种杰作，本来就财政紧张，球队成绩一般的陕西国力队，就这样被王珀“玩”到了联赛倒数第一，铁定降级到2004年中甲联赛。对于球队和陕西球迷来说，他们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王珀一方的赌球操盘手来说，他们却是捞尽油水，赌球不知赚了多少钱。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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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dtu12596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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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ry67245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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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8559com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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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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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重任

中共从1949年执政到今天已经71年，它执政的几十年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无穷的灾难，而且危害了整个人类。物极必反，面对国内外的反共大潮，中共已经彻底走向末路，再无回转的可能，中共的政权已经处于解体的最前夜，中国人民即将迎来没有中共的中国。那么今天的中共政权为什么一定会面临解体呢？

第一、理论错误。理论是实践的指导与方向。现在人都知道选择大于努力，如果方向选择错误了，无论如何努力，不但达不到目标，还会适得其反。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政党。大量的史实证明，马克思信奉的是撒旦教，并且是撒旦教的教徒。其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理念也是出自于这个撒旦邪教，撒旦是人类共认的最大的魔的代表，它是以毁灭整个人类为其存在目的的邪恶生命。以这种理论指导下创建的学说本身就是邪恶的，信奉与传播这种理论最终的结果是将自已与他人全部带向地狱。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宣言的开篇就已经给人带进冥界之场。这种理论欺骗了人类，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真是可悲可叹。

第二、道路错误。中共从成立之初就是苏俄扶持的政权。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是具体如何夺取政权及夺权后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90%全部处于解体，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选择了走向自由与民主的光明大道。这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共为了手中的权力，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并采用各种改良的方式想拯救自已注定失败的命运，虽然这种方法可以暂时得到延年增寿的表面效果，但仍然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车轮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这种背离宇宙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大潮的邪恶注定会被历史潮淘汰。

第三、罪恶滔天。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中共从成立到现在的99年里，杀人如麻，坏事做绝，罪恶滔天，邪恶至极，到今天已恶贯满盈，到了该被清算与报应的最后时间。打开中共的历史，它近百年来的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政前，中共从大规模清理中共内部AB团，到可怕的延安整风；从绑架公民人质、种植鸦片为中共筹集军费，到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合谋打击抗战的国军；从与国民党夺权的几大战役中强迫百姓充当炮灰，到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1949年中共窃政后，中共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从八九年镇压爱国学生，到九九年镇压法轮功；从镇压各种宗教信仰，到镇压少数民族；从破坏传统文化，到毁灭人类道德；从污染山川河流，到破坏生态环境；从培养庞大的腐败贪官，到黄赌毒无处不在。近百年来，有一亿多的人口及无数的家庭死于中共的恶行与统治，中共对中国人民及整个人类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善报必报、因果循环是人类的铁律，邪恶至极的中共怎么可以逃脱历史对它的惩罚呢！

第四、内部分化。中共统治集团对外一直欺压与迫害人民，对内在利益与权力的驱使下也斗争不断。经过多年的矛盾积累与时间沉积，目前中共内部出现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习派，以赵乐际为代表的江派，以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以及中共元老派，自由民主派、太子党派、红二代派系等等，这些派系与习之间，这些派系与派系之间，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矛盾，甚至有的矛盾已经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江派曾多次对习暗杀就足以说明这种斗争的严酷性与不可调和性，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对党内的自由与民主派也进行镇压，并将党内直言的红二代任志强等大佬级人物收监。与此同时，习对支持它上位时的胡、温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因此中共的内部已经先乱了起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家属与情妇、资金转移到海外（据悉仅中共现政治局常委韩正在美国的存款就达35亿美元，其情妇也移居美国），手里握有多个假身份与假护照，以备随时逃离中共，中共内部高层已明显出现末日心态。

第五、国人觉醒。近日美国一位议员在演讲中提到“中共不怕美国，中共最怕的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其实，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统治这么长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没有觉醒。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如果他睡着了或神志不清时即使睡在狼窝里，也不会感到害怕。但当他清醒时一定会选择不顾一切的逃离。同样，当人民认清中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时，也一定会想尽办法摆脱中共。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后，中共的魔鬼画皮第一次曝光在世界人民面前，很多中国人民觉醒了，并已有3.59亿多人在《大纪元时报》公开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三退的人群中包括中共的党政军司法各级官员、学生和普通民众，并出现了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集体三退的画面。最近，带有政府官方机构性质的公益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向全国募集水灾捐款却只收到民众2000元的捐赠引发社会热议。这明显看出国内民众对中共的政府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信任，民众已经开始大面积觉醒，中共执政的根基已经出现崩塌，离解体为期不远矣。

第六、改革失败。中共最能向民众吹嘘的就是最近三十年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中共政权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年与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经济领域施行的所谓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引进西方资本及技术有重要因素，否则中共活不到今天。但是，中共的经济改革，是建立在独裁与专制政治基础之上，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显现经济优势，时间一长注定走向失败。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共的这种经济改革真正受益者只有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中共官员，而付出了劳动与智慧的中国老百姓却并没有在这样的经济改革制度下真正获益。中国人目前不仅要自已背负养老、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尚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有9.5亿人月收入不到2500元人民币，而中共官员贪腐小则几百万、几千万，多则上亿元数亿元的案例却早已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中共畸形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中国今天成为社会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因此中共唯一值得炫耀的经济改革其实是彻底失败的，是不能拯救中共灭亡的。

第七、世界围剿。客观地讲，由于中共的伪装与欺骗，再加之利益上的收买与交换，国际社会对中共本质的认知上是不足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度认为只要中共经济水平提高了，中共的文明程度也自然会相应提高，于是无论在经济贸易还是国际合作中，都给了中共广泛的空间，甚至支持中共获得奥运的举办权。但是自从美国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中共的本质在认识上逐渐清晰，一改过去对中共的靖绥政策。尤其是2020年这场瘟疫，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使其扩散到全世界，并且造成世界几十个国家上千万人口的感染，几十万人死亡，给整个世界经济及国际正常秩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再加之中共公然违背中共对国际社会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及《中英联合声明》，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全世界对中共的愤怒，并开始真正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美国、英国等七国集团，欧盟、澳洲纷纷向中共表达抗议，并已经并相继采取更加有力更加严厉的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共从��治、��济、科技、贸易、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形成反共大联盟，中共当政以来没有任何一次遇到过如此大范围受到全世界如此大范围的全面围剿，可谓是在劫难逃。

第八、天意使然。按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人类当出现特别重大的事件时，天意会通过一些方式会表达出自已的意思。虽然天不会直接开口说话，但是他会通过人能看到、接触到、感觉到的一些人、事、物的发生，来表达上天的意思。关于中共的灭亡其实天意早在2002年6月就已显现，贵州平塘县掌步乡桃坡村的村书记发现了一块2亿多年前的百吨巨石，在石头断开后的横截面上出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每个字有一尺见方，均匀排列。后经中共几次派专家检测，确认文字是自然形成，非人工所为，由于此事已无法隐瞒，没办法中共只能在对外宣传时将“亡”字去掉，并将此石取名为“救星石”，但是所有到现场参观的人，或看过视频或图像的人无不发现是“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河南林县石板乡境内的太行山东麓有一块被称作“太行山第一奇观”的“猪叫石”，该石在千百年来，每当人类社会要出现什么大事时，总是传出叫声，并能传到百米之外。近年来，该石总是叫声不断，当地人知道人类又要有大事啦，很可能要改朝换代了。2020年6月26日，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秀水镇坚强村的大山里，突然传出巨大而低沉的叫声，有人称之为“龙吟”“虎啸”，每天来这里观看的上万的民众把山都站满了，当地居民有的害怕出大事搬走了。另外，从2020年开始，从年初的大瘟疫，到现在南方的大洪水；从内蒙古的爆发的鼠疫，到云南普洱出现的蝗灾；从新疆的六月飞雪，到海南的七月飞雪；从日食，到带有冠状病毒形状的冰雹。这些天象合在一起，足可以表达目前确是一个风雨飘摇、大厦将顷的朝代末期的天象无疑。

中共解体是天意，中共倒台更是民意。中共解体后，中国才能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共退出历史，中国人民才会迎来真正美好的生活，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美好的未来！

杨威：美国正在切断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川普后招会超人们想象力

美国正在切断与中共政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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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长对华演讲中共政权本质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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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网

原文链接：中共政权为什么要面临全面解体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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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ry67245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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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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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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