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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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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O5xK2Su74DiBW：湖南举牌小哥谭兵林的行为艺术。

【执政70年带来太多灾难北大教授促中共体面退场】法广消息：中国民间声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决定挺身而出，尽“匹夫之责!”他在刚刚公开的『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为什么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郑也夫文章开门见山，中共为何提出要政改？因为它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是中共为什么没有实施政改：因为中共“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郑也夫指出，中共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夺，先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然后大搞地皮财政，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无数公民成为房奴……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在作者看来，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但他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难有非暴力的转型。作者认为，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早就的。“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但作者同时指出，如果大家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作者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Alston_Kwan：“中国人”是被中共洗脑的，控制言论的，没有基本人权，生活在谎言之下的人。为了区分所以衍生出香港人，台湾人，华人等称谓。在自由世界我们耻于称呼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词已被中共污染。中共高官家眷们也不愿做“中国人”，纷纷移民海外。所以“中国人”也是大监狱便于中共管理的代号而已。

baojianella：（习新年贺词）有一句话说对了，人民是中共执政的最大底气。百年行骗，七十年奴化，三十年胡萝卜加大棒，人民变顺民，成为任中共肆意摆布的棋子，需要时，冠以社会的主人，不需要时，轰将于隆冬岁月。改开半推半就，时而骗骗国际社会，时而骗骗国内不明真相的人民。

草祭：习所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放弃武力打击台独势力和统一台湾“，其实就是中共痞子流氓文化在国家层面的体现。这就好比中国的乡下痞子流氓进城，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硬要追着人家结婚。姑娘如相随，就不暴力相向；姑娘如不从，就杀死其全家。这种痞子流氓文化，一直贯穿在中共整个文化之中！

习近平说对台湾不承诺放弃武力。中共通常对于朝鲜是不支持武力解决，谁跟朝鲜动武中共就跟谁急。而对于台湾不排除武力解决！中共这是把台湾人看得还不如朝鲜人啊。//LIFETIME视界：习近平1月4日要求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何谓“军事斗争准备”？这是中共内部专业术语，即“武力攻占台湾的战争准备”。1979年中共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不再提“解放台湾”，但时不时提“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执政以后，中共很少再提“武力解决”，取而代之的就“军事斗争准备”，一直沿用至今。

aBIyxobDiRhzdSW：台湾人醒醒吧，共匪的红旗在你们台湾随便飘扬，你们的国旗在大陆一个私人家里门外都不许挂，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你们不知道的中共国，不要被他们的谎言所骗，不要听他们的甜言蜜语，你们看大陆人怎么生活的，就知道你们的未来。醒醒吧！

andyyeung12：经济上行时，金刚怒目，与民争利，逼我们退避三舍；经济下行了，慈眉善目，称兄道弟，请我们共克时艰。然后还要捏着鼻子，摇头尾巴晃地背诵罗曼·罗兰：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lizife：今天北京日报召回。因左下此文，“政局风云变幻，传统大党影响下降，民粹派日渐得势”文中“当今世界面临百年不遇乱局。经济不振、失业严重、债务无法解决……种种问题困扰欧盟，最引人注目是百年来欧洲各国政治生态发生根本变化。”这些话，让党内杯弓蛇影，同病相怜，战战兢兢，深怕民粹星火引燃国内。

金山二姐：转个图，2018年躺着都赔钱，房子北京跌20%，汇率损失5%，三线以下房子看似涨价甚至涨了一倍，其实是埋下了雷，如果不抓紧卖掉翻倍了的房子以后也许永远都卖不掉，尤其北方地区，净流出人口的基层地区，错过了套现时机就没机会了，将来卖不掉也租不出去，也租不几个钱，最危险的就是这些地方。

rongjian1957：最近讲话一个接着一个，改革四十年讲话，全国经济工作会议讲话，新年讲话和对台讲话，但股市一路下行，跌破2500点。商人一点信心都没有，马云在浙商会演讲，说好消息是2018年大家都不好过，不只是你不好过；坏消息是苦日子刚开始，后面几年大家都会更不好过。新时代画饼不充饥，预期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nytchinese：博彦科技是众多从事网络审查的公司之一，开发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他们还使用反审查软件定期访问被中国政府屏蔽的所谓反革命网站，然后更新数据库。而新员工需要像准备高考一样学习这个数据库。

nytchinese：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催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新行业：审查工厂。这里的员工大多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通常不了解、也不关心政治，对敏感信息知之甚少。但经过短期培训和考试，他们学会了“如何净化网络空间”。许多网络媒体公司都有自己的内部内容审查团队，有时可以多达数千人。

siye1989：苹果公司的严厉警告可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祥的消息！中国投资者对其经济前景最为悲观：中国股市在2018年损失了2.3万亿美元，约为其价值的四分之一——这是十年来最糟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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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中共, 中国,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 共产党, 微博, 微博精粹, 难产,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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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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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张玉峰

本文写于1997年。

张玉峰，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教授。1946年4月18日生，陕西省蒲城人。

1965年9月～1970年3月，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习；

1970年3月～1978年11月，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

1978年11月～1986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

1986年～1995年7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

1989年，被评为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

1993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教授；

1995年7月～1996年5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总裁；

1996年5月，北京大学校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7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

1994年，第三届全国科技企业家创业金奖评选活动，张玉峰是100多个企业家里面唯一一个副总裁，其他企业家要么是董事长，要么是总裁，但最终，以副总裁身份参加评选的张玉峰却获选票最多。

评选质询中，有评委问张玉峰，你怎样看待中关村说你铁腕，是方正的实权人物。张玉峰回答：“只要方正得到了发展，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又有评委问，既然公司实际上是你在运作，为什么一把手不是你？张玉峰给了他们一个很技巧而又能让他们满意的答复：在奥运会上，不管是王军霞还是曲云霞领跑，最终只要是中国队拿下冠军就是胜利。对方正而言，只要方正是在向前发展，谁是一把手并不重要。

谁是一把手都不重要

1989年，张玉峰决定和原香港金山老板张旋龙分别投资8万美元开发方正金山汉卡，挤占四通打字机市场。1990年，方正金山汉卡由求伯君开发完成，但方正和金山各支一摊搞销售的情况不利于统一价格、共同开拓市场。同时，市场出现了巨人6401汉卡，来势很猛。面对于此，张玉峰决定和张旋龙再各自投资100万美元，成立合资公司，统一开发和经营，联手共拓市场。

方正前任总经理开始同意这个计划，随后又反对。“汉卡事件”成为方正第一届领导班子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张玉峰向学校陈述了他和公司一把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点：公司和王选是真诚合作，还是踢开王选，另搞一套；公司积累下来的有限资金是继续投资到高科技研究开发中，还是投到深圳、惠州的房地产中去。张玉峰认为“汉卡事件”是公司一把手给他的一个讯号：外面盛传公司实际运作是张玉峰，这对公司一把手造成了伤害。汉卡尽管对公司是个好项目，但是由张玉峰提出，一把手就是要行使否决权，以此证明一把手的权威。

北京大学试图调和公司内部的矛盾，但张玉峰认为，为了方正的事业，矛盾必须解决。张玉峰的手腕硬了起来，他召集公司所有中层干部开会，会上做了只有两句话的发言，“鉴于目前健康状况，我将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说完，张玉峰便扭头回家去了。

张玉峰要辞职，公司干部们目瞪口呆。他们联名向学校投诉：公司发展需要张玉峰，公司发展不可能没有张玉峰。1992年6月下旬，公司主要干部向学校发出了最后讯号：如果在7月1日前不解决公司问题，7月1日公司营业部将开始放“暑假”。

1992年7月1日，前任总经理卸任；方正金山汉卡两年中的相关利润达到一亿多元。

张玉峰说，“一个人可能是杰出的县长，但让他当省长，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带他的是保姆；这个小孩长大了，指导他的是博士生导师。保姆不能说，这小孩是我带大的，所以，博士生导师也要我来当。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保姆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就说这个保姆不是一个好保姆。她是个好保姆，但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张玉峰至今仍承认，第一任总经理在决定把方正排版系统作为方正最主要产品方面立了大功。

方正第二任总裁卸任发生在方正上市前后。1995年，方正面临发展的极好机遇，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张玉峰认为，第二任总裁是一个很杰出的经营人材，但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在1995年三四月间，张玉峰曾多次找第二任总裁谈话达几十个小时，表示为了公司的发展，自己可以放弃一切，但必须使方正按一个国际化高科技企业的战略发展。然而，第二任总裁让一向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说的张玉峰大为震惊。当时，适逢方正换届，学校召开公司干部座谈会。会上，现在的方正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国说：“方正是一条船，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船长一定要在船上，船长只能是张玉峰。”

6月中旬，学校举行了公司130多名中层干部的民意测验会，90%的干部投票支持张玉峰就任总裁，这个结果震动了北大党委。张玉峰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创业，从不抛头露面的幕后人物突然曝光，张玉峰这个一直在北大党委内有争议的人物第一次得到认可。北大时任校长吴树青说：“过去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张玉峰，现在我们才真了解到张玉峰在方正发展中起的作用和他对员工的感召力。”王选教授讲：“方正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完美结合，张玉峰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代表。”

1995年7月1日，张玉峰就任方正总裁，他的“再创方正辉煌”的就职演说博得了方正员工长时间的掌声。张玉峰就任总裁的一年时间，做了四件大事：成立方正研究院；方正（香港）有限公司上市；成立方正投资公司；建设南方方正产业基地。这四件事在方正未来发展的进程中将显示出张玉峰的战略眼光。

在1996年7月，张玉峰就任总裁一年后，他向公司推荐了一位年轻的贺文来接替他。

此时的张玉峰希望公司不要老沿着他的思维方式发展，“换一个总裁，换一下新空气，可能更好。”这样，年轻的贺文被推到了前台，成为方正集团总裁，但三个月后，张玉峰又重新开始主持方正工作。“尽管贺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没有运作大公司的经验。”1997年7月1日，张玉峰推荐他长期的助手张兆东担任方正总裁，而他自己则担任了方正董事长。张玉峰说：“张兆东是方正最早的创业者，他人品好，有能力。”

面对中关村关于方正总裁换来换去的议论，张玉峰不以为然：“有的公司总裁老不换，公司发展得很好；也有的公司总裁老换，也发展得很好。不能说自己公司总裁老不换，别人总裁老换，别人就有问题；也不能说，我们老换，别人不换，我们就有问题。盖茨一直没有换，微软一直很好；IBM一直在换，IBM越换越好。不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切，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自己的特点。小平同志讲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公司到底是发展了呢，还是没有发展？”

张玉峰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东家长西家短地打小报告。“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检察院，公司只讲怎么能够创造效益。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公司只讲谁比谁更重要。”有人到张玉峰面前告同事的状。张玉峰问他：“你对你的待遇有没有意见，待遇有意见咱们可以商量，你没意见；工作，你也没有意见。

你说你对同事有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比你重要得多；如果你一定有意见，我只能要他，不能要你，你就离开公司好了。在某一个细节方面，你可能是对的，但你对也没有用，他比你更重要。”

张玉峰在工作上不讲情面，但张玉峰平时非常随和，下了班，他会和汽车司机下象棋，他尊重看门的老大爷，也尊重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公司上下很少有人喊他张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老师。

张玉峰不随便发表意见。“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得很具体，就随便发表意见，然后，再否定自己的意见，这样瞎指挥慢慢就会丧失威信。”但张玉峰遇到原则性问题，一定会坚持到底，一定不会让步，除非不让他做这件事情，除非能讲出充分的理由说服他。

手里有了2000万

张玉峰做公司之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教师。每天早上，他像打仗一样紧张地骑着自行车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把两个女儿一个送托儿所、一个送小学，然后，匆忙赶往教研室埋头做学问。张玉峰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晚上孩子要睡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没地方看书了，只好摆一张小圆桌，坐在小凳子上备课。张玉峰形容这种生活是疲于奔命。

张玉峰走出书斋办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改变一下生活，希望在经济上能有所改观。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北大，提上教授，觉得教授没有什么，但如果提不上教授，压力就太大了。提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提不上，可真是有些不得了了。”虽然，张玉峰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还获得过北京大学科技成果一等奖，自认为40岁左右搞个副教授，50左右当上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基础太差了，“文革”及“文革”后期耽误了他太多的时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此时，中关村一些公司已经成立了。张玉峰就在想，做什么最合适。经过反复的思考，1985年初，张玉峰从物理系借调出来，到学校办公司。“出来办公司，我是深思熟虑的，从系里调出，我义无反顾。”

1985年到1987年的两年是张玉峰四处碰壁、摸索积累经验的两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北大就给了我们十平米的办公室，一部电话，三万元开办费。”

“有钱不见得能办成事，但没有钱绝对办不成事。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跟日本搞一个合资公司，北大有软件，日本有硬件技术，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搞成一个产品，今天看来，这些想法是十分幼稚的。”

“那两年一直徘徊，几乎是一事无成，但我在那两年里的确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为了找资金，1985年，张玉峰家乡所在的县在北京开联谊会，张玉峰就对县长讲“两通两海”，讲中关村新兴的信息产业，讲干这行一定能赚钱；张玉峰还在他爱人的叔叔、一个乡镇企业家耳边吹过同样的风，但没人敢给张玉峰投钱。

1987年初，张玉峰遇到了玉渊潭农工商公司总经理付洪江，这个有眼光的农民企业家，在6月份，第一笔给张玉峰投了120万元。此时的张玉峰既希望玉渊潭投钱，又希望它不占公司的股份。后来，这笔投资被定义成了投资性借款。“我们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回报，如果好，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玉渊潭付洪江先生，没有这120万，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方正是什么样子。”

张玉峰他们用这笔钱注册了北达技术服务部。当时办公司不准用北大的名字，就用了北大的谐音；当时叫技术服务部，是因为还没有公司的概念；用知青名义申请，是因为知道知青可以免税。服务部设在北京大学42楼一层楼的文艺室，两间房共60平方米。

张玉峰临时从中关村找来几个年青人，拿这120万从珠海进了一批计算机，开始做贸易，并给别人做简单的网络。“当年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但120万做计算机根本就不够。我再一次去找付洪江，我说，不够，真的不够。付洪江很爽快，1988年2月又给我们投了300万。这样加上我们赚的钱，手上一共有500多万。我们又从一家银行贷出了500万，就有了1000万，账面上有1000万的时候，还可以到另外一家银行再贷1000万。在1988年初的时候，我们手里突然有了2000万。2000万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比现在两个亿都要管用。我们迅速地把营业规模扩大了，迅速地从几个人变成了三四十个人。北达科技服务部为方正后来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培养了干部。方正第二任总裁晏懋洵、现任总裁张兆东都是北达最初的��业者。”

张玉峰认为，方正的发展有必然性，但是也有其偶然性。“我们经营已经有一个阶段了，我们手里有了比较多的钱，而此时，王选从1974年到1988年，经过14年的努力，他的激光照排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四型机，是一个真正实用的产品了。有了钱，有了技术，又有了一定的经营经验，天时地利人和，方正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

“1988年下半年，我们开始经销激光照排系统，当时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控制器是山东的一家工厂生产的，但它生产的控制器不够稳定。1989年，我们决定自己生产控制器。我们把原来的两层板改成了四层板，体积变小了，走线更加合理了。我们的机箱是进口的，标牌是在香港做的，板子是在成都一家军工厂做的，焊接由电子部15所做。虽然我们自己没有生产厂，只有六七个人负责测试，但是我们利用了当时社会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元器件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和老化。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和性能大大地超过了原先经销的产品。为了对用户负责，我们免费把原先由我们经销卖出去的激光照排系统的控制器统统换了回来，为此，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元。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我们的信誉和高质量的产品赢得了用户。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方正就在激光照排市场上占有了绝对优势。”

张玉峰强调资金对方正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比如1988年底，我们第一个招标项目金额是187万美元，招标项目货付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钱，如果没有资金，就无法做。”

“方正起步是靠激光照排系统，而方正的发展是靠方正每年投入巨额资金从事开发研究，才使方正在这一领域十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仅1996年，我们对电子照排领域的投入，就超过国家过去20年对北大这个项目投资总和的10倍。”

同研究所的关系

在中关村，研究所和公司关系处理好的有，但很少；处理不好的，多得可以信手拈来。张玉峰把正确处理方正和王选研究所的关系，看成是方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张玉峰将方正和研究所之间的关系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1988年至1992年，研究所提供产品，方正负责技术服务、二次开发、销售和培训，公司向研究所交技术转让费。1992年，公司内部出现“红旗”到底还能够打多久？研究所的产品有没有生命力？公司要不要再拉出一摊人做同样研究工作的言论。研究所那边也产生了一些疑虑，譬如说，会不会卖了100套软件，却只对我们说50套。当时，张玉峰提出三句话：一、研究所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二、亲兄弟明算账，不耍阴谋诡计；三、公司讲经济效益，不跟研究所争名。

1992年至1995年出现的新矛盾是：研究所有人认为公司靠研究所产品发家了，因此有人提出自己办公司，王选教授面临巨大压力；而公司的人埋怨，自己在业务上没什么长进，如果在研究所早就是教授了。此时，张玉峰提出：“公司要把研究所看成是公司自己的研究所，研究所要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公司。”

1995年，张玉峰正式主持方正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方正研究院，把研究所和公司合二为一。“全部待遇透明，一个工资系列。把公司这边的五六个研究部门划归研究院统一管理，因为实践证明王选能带队伍，出成果。”张玉峰原来是方正（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张玉峰辞去主席一职，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由王选来做。“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选做董事局主席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王选从公司的整体发展考虑研究院的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肖建国是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刘秋云副院长成为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人事工作，这样就做到了公司和研究院的水乳交融。

研发是方正发展的原动力，到2000年，我们的研究院一定要达到1000人以上，最终会有几千人的研究队伍。”

王选·张兆东·张旋龙·赵威

“王选确确实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张玉峰在就任方正总裁的演讲中说：“王选是我们公司的楷模，是一面旗帜，他的奉献精神值得公司每一个人学习。”“我平常很少和王选交流，但是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非常容易勾通。原因很简单，因为方正的发展是我和王选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别人说自己很厉害，但我只知道王选是真厉害，真有本事把队伍带起来，把成果做出来。我信任王选，尊重王选，但我决不掩饰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理智和实事求是是我和王选长期合作的基石。”

“公司只可能有一个太阳，不可能有那么多太阳在发光。要宣传王选，宣传王选的目的是要宣传方正的企业文化，宣传方正倡导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

第一次和张旋龙会面的场景，张玉峰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1988年初，天上飘着雪花，很冷，在友谊宾馆，很巧合的机会，我们一谈，发现在很多方面俩人都极端相似。我和张旋龙非常哥们，一诺千金，说话掷地有声，从不出尔反尔。”张玉峰第一次和张旋龙做生意时对��说：“我是只有100万的小公司，赚得起，赔不起。”张旋龙就向张玉峰保证了三点：第一，保证张玉峰卖Super机一定赚钱；第二，保证给张玉峰最好的价格；第三，保证卖不出去的机器还可以原价退还。至于做生意精明的张旋龙为什么要对张玉峰如此关照，张玉峰说自己也不清楚。“很多事情要讲缘份，我经常指着张旋龙对人开玩笑说，他是我堂兄弟。”

方正要在香港上市，很多人都来找张玉峰谈合作，但张玉峰唯独看中了张旋龙。“我看重他的人格。1993年，香港方正刚成立，资金上有困难，张旋龙三兄妹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抵押到银行，贷款一亿多港币。上市前，我是董事长，张旋龙是总裁。我对他说，老弟，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开拓激光照排在海外的市场；张旋龙说，老兄，把我们中国人的高科技产品推向海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也要像王选一样成为民族英雄。张旋龙像浑身上紧了发条似的玩命地工作，没有张旋龙做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不可能搞得这样好。”

张玉峰把张旋龙看作他的“堂兄弟”，把张兆东看作另外一个“堂兄弟”，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张玉峰和张兆东之间建立了默契和信任。

张玉峰很注重对青年干部的培养。1992年时，赵威还是一个营业部的副主任。张玉峰觉得赵威很有思想，“但如果把赵威还放在营业部里面，他就永远是副主任，因为主任比他资格老得多，而他只是几个副主任中的一个。”

张玉峰决定让把赵威调出来，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销售DECPC，赵威一年就让这个刚进中国的品牌年终排名第四。像赵威这样30多岁的副总裁方正还有六七个。他们都符合张玉峰的选人四项标准：有思想，会管理，能带队伍，跟方正一条心。

赵威刚上任的时候，老问张玉峰该怎么做。张玉峰坦诚地鼓励赵威说：“你比我年青，比我精力充沛，专业比我好，外语比我强。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让你做，有问题，我兜着。”

张玉峰爱讲一个故事：宰相的一个门生要去做县官，宰相老不放心，派一个书僮跟着监视县官。县官见状，就让书僮做文书，当书僮写公文的时候，县官就让手下人撞他。年底，书僮向宰相汇报工作说，待遇都挺好的，就是县官让我抄东西的时候，他的手下老撞我，一撞，我就写坏了，写坏，县长就骂我。宰相就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去了。

张玉峰认为任用年青人就是要放手让他去做，要让他觉得，他是在全权负责自己在做的事情，让他觉得他有责任，有压力，做出来，他有荣誉。“当领导的不要人家一天不来请示，就觉得特别难受。我希望，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来烦我，他们最好什么事情都自己搞得清清楚楚。”

思考未来

“不当总裁之后，我具体事务少了，就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想一些事，总结我们方正十多年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规划方正未来发展的蓝图。”

关于方正2000年以前发展的构架，张玉峰说，方正集团公司将成为控股和管理公司，在它下面将有这样五家公司：一家方正集团控股的财务公司，它是集团内部结算的“银行”，负责方正内部的资金拆借和融资；一家方正控股的投资公司，主要任务是企业的收购、兼并和债券市场的运作；一家方正控股的以软件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高科技信息产业制造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精细化工和生物制药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张玉峰认为，未来三年对方正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在未来三年从市场而不是从银行能拿到30亿至50亿资金，用于企业公司兼并、企业资产的重组及开发环境，到那时候，我才可以讲，方正真正站稳了脚根。”

1997年，方正研究院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六个企业技术中心之一，国家在未来几年将拿出超过10亿元的贷款来支持这六个技术中心。张玉峰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他说，下一个世纪，方正将向世界500强冲击。

采访手记

采访张玉峰是一件困难的事。去年9月份，按照方正公关经理金鸥的要求，我们撰写了详细的采访提纲，传过去，反馈的消息是张玉峰拒绝接受采访。春节前，采访张旋龙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张玉峰，大家在一起吃了顿饭，熟悉了一些。我们觉得采访张玉峰的时机到了，就托方正公关部联系采访，公关部得到的回复是，请采访张兆东。张兆东当然要采访，但张玉峰也不能拉下，最后还是金鸥帮了我们一把，说服了张玉峰接受采访。

采访一开始，张玉峰首先解释了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1994年，我获得全国科技企业家金奖，但因为这次评奖，公司内引起了一些矛盾和风波。事后，我想既然我们认定方正是我们追求的事业，那就没有必要为了个人的荣誉，引起集体内部的矛盾。因此，1995年公司上市以后，我极少见记者，极少抛头露面。50岁知天命，我应该认认真真做点事，做完就拉倒。功名如浮云，意思不大。”

但张玉峰一旦开口，会把事情说得很具体，很详尽。我们本来只准备了两盘磁带，用完以后，被迫把张楚的歌声录成了张玉峰的回忆。本来采访完张玉峰，按计划要去听Intel的技术讲座，但我们实在不愿意打断张玉峰对往事的追忆，Intel只好抛在脑后了。

张玉峰是那种不喜欢被打断的人，采访中，他有两个电话，他都在两三秒钟内把电话处理完了。

张玉峰的故事自小时受苦开始。他的陕西蒲城老家地处关中，家人全是种田的农民，很穷。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的课桌不是桌子，是土坯，板凳是自家带的。中学在20里外的县城，星期天回家干一天农活，然后，从家背上一个礼拜的干粮回校，“根本没有菜，一个墨水瓶里面装点盐、辣椒之类佐餐。”张玉峰工作后，写信给家里说，买菜很困难，家里回信说，干嘛要吃菜？三年困难时期，张玉峰饿得不行，把杨槐树花用开水一冲就吃。上北大之前，张玉峰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包括卡车在内。

1965年，张玉峰穿着对襟棉袄，口袋里装几十块钱，背着一袋干粮来到了北大无线电系。到了学校，张玉峰下楼买脸盆，回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宿舍了，打听着回到39号楼，就再也不敢下楼了。进北大无线电系之前，张玉峰并不知道无线电具体是指什么，他以为无线电就是收音机。

从小受的苦让张玉峰后来不觉得吃苦是怎么回事。“五星级的宾馆我可以住，火车站的长凳子，我也可以躺；我可以穿西服打领带，也可以背心裤衩，夏天在路边和工人下棋。”方正创业之初，张玉峰去珠海进计算机，从来都不住有空调的宾馆。“你知道南方有多热?要多热有多热。”现在方正有了钱，张玉峰在每次吃饭之前，还总是要重复一句话：“咱们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打包带走。”张玉峰另外常说的一句话是：“领导干部敢糟蹋一块钱，手下就敢糟蹋十块钱。”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孩子到今天方正的掌门人，张玉峰要学的东西很多，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不懂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张玉峰在开始办公司的时候，都不知道办公司需要营业执照，而现在他认为在财务管理方面，他不比专业会计差。

张玉峰的学习方法是向所有的人学习，向有专长的人学习，虚心向人家请教。他会找法律专家，谈整整一个上午。“会把所有的问题，列出一个单子，一个一个问题来确认。”会学习的人很多，但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却很少。张玉峰说，对市场的认识，来源于积累，同时，也要有感觉。“人们会说这人乐感很好，什么叫乐感很好？那就是一种天赋。做企业也是一样。”张玉峰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在几分钟之内做一个决断。

有人说张玉峰霸道，张玉峰觉得很委屈。“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霸道，说我霸道真是冤枉。在发表意见之前，我会征求所有人的意见。不是我这个人有多神，而是在底下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对方正来讲，决策是一个机器，决定可能是从一个人口里讲出来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大家集体作出的。”

张玉峰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谈。“桌子底下讲的话，统统都不算数。我们是给北京大学打一份工，打工就要打得高兴。谁也不要搞‘小动作’。”

张玉峰39岁开始做企业，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北大教师，再到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总裁，张玉峰把这种转变解释为鬼使神差。“能力很重要，但机会比能力更重要。我不承认我比别人强多少。”

淡泊名利，“五十知天命”，已经52岁的张玉峰似乎已看透了人生。他说：“如果我不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个农民，和我小时候的同龄人一��，背也驼了，牙也掉了，头发也脱了；如果我不办公司，我仍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仍然要为生计奔波发愁。鬼使神差，我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但我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出差从来只坐经济舱，因为头等舱并不比我早到，我开一辆旧本田车，因为那只是我的交通工具。办公室主任说，‘张老师，买些书把你办公室的书架装满’，我说，‘我在办公室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我不想用满架书来让人说我有学问，我不掩饰我在诸多方面的无知，我只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学习，我不想活得太累，而方法只能是追求真实的自我。”

“从39岁到52岁，我把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年华献给了方正，方正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我一生的归宿。”

因此，张玉峰认为，在人格上，公司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觉得是平民的意识，使他能够一视同仁，把很多人团结在一起。

“困难和挫折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成功不成功我不在乎，成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很多条件具备才能成功；失败则有一个因素就够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努力了，只要我奋斗了，那就可以了。”

张玉峰爱下象棋，他曾经是北大冠军。他说，他做事的方式受下棋影响很大，“关键不在于如何得势，而在于如何去赢。舍了一个子，在某一个地方有得失，都不重要。我考虑问题着眼于最终的结果，而不在于过程。”

张玉峰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两个女儿在美国学业有成，他太太更是他十年创业的坚定支持者。公司年轻人叫她阿姨，而同事则开玩笑称她为董事长的董事长。张玉峰常说，有稳定的家庭，才能有发展的事业。他经常告诫公司的决策层：“人家称我们老师，我们在做人方面一定要为人师表。”

寄语：坦诚

张玉峰的直率和坦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外。对于敏感话题，很多人要么采取规避的态度，要么充分展示一下自己言词的机敏，至于可能引起争议的言行更是慎之又慎，欲言又止，让读者猜谜。但张玉峰不是这样，他对于过去的叙述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丝毫不去隐讳。

张玉峰的坦诚建立在自己问心无愧的心理之上。他觉得自己光明磊落，什么都可以和别人摆在桌面上谈；他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方正事业的地方；他觉得，为了方正的事业，他的手腕就是要硬起来，这一点没有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粉饰。

张玉峰的坦诚还建立在自己实力的基础之上。他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他可以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全无顾忌，就像他说的，他没有必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有实力的人不仅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而且也不在意说自己的失误和缺点。张玉峰给自己总结了十大失误；杨元庆讲自己第一次发言话都不会说，卖Sun的工作站并不成功……

经常能看到许多人像插花一样装饰着自己的形象，除了替他累不说，还为他身上不多的闪光之处被矫情所掩饰感到惋惜。谁都不是完人，干嘛吃力不讨好地去扮演一个高大全的完人呢？

惯常掩饰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他们总是要耍弄一下以观察见长的记者，但再高明的掩饰也逃不过读者聪慧雪亮的眼睛，“欲盖弥彰”。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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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清涟

安邦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会议（2017年3月18日）。他在6月被带走。

外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关心一些方向性的经济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堪与华盛顿共识媲美的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共产党政权主动与资本主义联姻，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数量超越美国的亿万富翁群体，与此同时则让80%左右的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争硝烟弥漫之际，明确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权与资本家联姻的黄金时代将正式结束。

针对资本大鳄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

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的“战场”清扫》一文中，我谈到自2013年以来中国富商当中不少人因其政界靠山倒掉而跟着败亡，指出今年以来的金融整顿，已将战火烧向了近年被指“蚕食实体经济、在资本领域兴风作浪的官商勾结”的资本大鳄，即富豪中的高端。

自从2015年股灾以来，中共当局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成了资本大鳄上下其手的逐利天堂，不少企业通过国内星罗棋布的金融平台圈钱，再通过在海外投资的方式转往海外，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底线几乎要被击穿。直到此时，当局才算是领教到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厉害。经过一番酝酿与持续的政策调整，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终结“资本的暴力时代”。

这一机构成立的目的有二：1、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具有决策权，对行政执行结果具有监管、问责和处罚权。设立它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踢皮球”、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2、填补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务监管缝隙。最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实施“改革”，不少国企与私企巨头均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全牌照，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大监管机构却存在相当宽的监管缝隙。这些资本大鳄游弋于金融、证券、保险三大行业，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圈钱，再借着当局鼓励海外投资之机大规模将资金转移海外，而其债务风险却留在国内。成立这个统一领导监管“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弥合监管缝隙。

在试图堵住资本获取暴利管道的同时，北京终于将酝酿数年的本国居民海外资产管理方式（被称为中国版“CRS”立法）推至前台。2017年5月2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六部委共同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宣布自7月1日开始于中国大陆实施。该《办法》规定，银行、证券、信托、期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对非居民金融账户的尽职调查。这里的“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需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注册登记，并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报送上述尽职调查信息。国家税务总局获得这些信息后，将与账户持有人的所在国税务主管部门开展信息交换。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如何推进此项工作还一头雾水，但都知道这藉由CRS立法将触动两类人：一是依托避税天堂做生意的国际贸易商；二是借由地下钱庄等违规方式资金出海的富人们。财产披露在中国带来的严重不安全感，除了新增的纳税负担之外，更多源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产可能面临政府“秋后算账”。

针对这些高端富人的措施出台，意味着中国富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模式：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

按照习近平的节奏，中国行将结束江胡时期创立的“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过去习惯定义为“专制制度+市场经济”，国外研究者为了让中共能够接受，说成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但其实是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说起来这也算是中共创造的“奇迹”，因为自马克思学说创立以来，共产主义与资本家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中共政权做到让二者经历过80年代的短暂摩擦后水乳交融，并且发挥“中国模式”的活力，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呢？笔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问世，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俨然进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几年外媒关于“两会”的报道多了一个主题：中国“两会”富豪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以下是比较结果：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万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在“两会”营造的“精英共和”氛围中，中国富豪群体当中，不知有谁想到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命运转折？

（待续）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务院：川普和他的内阁一致对付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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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何清涟: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富豪劫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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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记者/主持人：

何清涟

来源：美国之音,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安邦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会议（2017年3月18日）。他在6月被带走。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针对资本大鳄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

自从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当局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成了资本大鳄上下其手的逐利天堂，不少企业通过国内星罗棋布的金融平台圈钱，再通过在海外投资的方式转往海外，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底线几乎要被击穿。直到此时，当局才算是领教到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厉害。经过一番酝酿与持续的政策调整，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终结“资本的暴力时代”。

在试图堵住资本获取暴利管道的同时，北京终于将酝酿数年的本国居民海外资产管理方式（被称为中国版“CRS”立法）推至前台。2017年5月2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六部委共同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宣布自7月1日开始于中国内地实施。该《办法》规定，银行、证券、信托、期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对非居民金融账户的尽职调查。这里的“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需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注册登记，并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报送上述尽职调查信息。国家税务总局获得这些信息后，将与账户持有人的所在国税务主管部门开展信息交换。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

针对这些高端富人的措施出台，意味着中国富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模式：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

在“两会”营造的“精英共和”氛围中，中国富豪群体当中，不知有谁想到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命运转折？

（待续）

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

川普：美国将“打赢”阿片危机这一仗

39分钟紧急逃命美国人怕朝鲜下弹

《今日点击》中印可能爆发有限度的军事冲突金正恩要炸毁美国关岛（2017/08/09）

采访郭文贵事件再起波澜美国之音回函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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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朝鲜言辞对抗，全球市场普遍下滑

原文链接：何清涟: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富豪劫（1）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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