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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ddddasazcf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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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择网投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实体平台的。最后告诫大家，那些所谓打着高彩.金，高返水等类似广告平台，大家千万不能去贪，这些都是黑假平台的引诱套路，一但陷入进去就别想着全身而退。（一定会被黑）一定要记住，正规的平台是不可能给你多少优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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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在这里为您解开这个难题首先让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假平台。

1.有没有实体现场，了解现场的具体位置，现场玩家多不多。

2.具有雄厚的资金链，出款速度是否快速。

3.是不是先发排后下注，是不是用铅笔点排，透明排靴。

4.是否能在网上通过视频验证与实体现场同步来证实。

5.全程人工操作、必须是透明模式。

6.可切换视频的任何角度以便查看是否有真实的现场大厅。

7.如果没有达到以上条件的，那就毋庸置疑肯定是假的平台，

千万不能玩。正规的平台都具备以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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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time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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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披露的特朗普“丑闻”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刘裘蒂：博尔顿的爆料证实，寄望特朗普带动中国内部改革的人需要彻底醒悟，因为那从来不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

更新于2020年6月21日 12:28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裘蒂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新书《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在6月23日正式上架前，已经在亚马逊官网因为热烈预购登上畅销书榜首。而《华尔街日报》在17日发布的节选标题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丑闻”，主旨是特朗普恳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美国国内选情，将国家安全考虑置于自己的连任前景之下。

这篇摘录以及主流媒体基于媒体评阅版而发出的书评，使得美国司法部之前发出的紧急命令——企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本书出版的举措可能无济于事。美国的宪法专家认为特朗普不太可能成功地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特朗普气急败坏地说这本书“由谎言和假故事组成”，并发推文指责博尔顿“只是像生病的小狗一样，因为我炒了他而施加报复！”

中方代表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7日在夏威夷会谈后，特朗普18日发推文说，“美国的确在各种不同情况下，都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选项。”这仿佛企图扭转博尔顿书中描述的特朗普对中国妥协的印象。

但博尔顿对于他在白宫西厢闯荡453天的回顾，显然刻画出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商人总统。今年1月底在特朗普弹劾案的高峰时期，《华盛顿邮报》的普利策奖得主调查记者卡罗尔•莱昂尼格和菲利普•拉克出版了书名反讽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唐纳德• 特朗普对美国的考验》，立马跃居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被《纽约时报》比喻为一出“恐怖的闹剧”。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之前，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预计在7月28日出版《过与不及：我的家族如何制造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这本书将揭露玛丽如何向《纽约时报》提供机密文件，导致对特朗普的个人财务状况的调查，显示特朗普可能参与了“欺诈性”税务规划。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税务调查使得特朗普连任更具有迫切性，因为一旦他回归平民身份，便会失去规避法律诉讼的总统豁免权。

交易型的总统

特朗普是交易型的总统，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从他上台的第一天起，他的著作《交易的艺术》便被视为解读特朗普政府的经典，研究中美关系的人士也将之奉为中方解析美方谈判策略的圭臬。但博尔顿新书坐实的是，特朗普在交易的过程中，把自己和家族的利益置于国家之上。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这个实锤证据显示，特朗普在对华方面，既没有道德的制高点，也没有系统性的策略，他不断踢步，也不断失误。但从中方来讲，也不能完全轻忽，因为“纸老虎”发飙的时候仍然会制造混乱。

博尔顿书中描绘的特朗普“外交奇观”包括：

特朗普寻求习近平的帮助以赢得2020年连任，并强调农民对选情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中国在选举年增加对大豆和小麦的购买。

特朗普曾对习近平表示，中国在新疆地区的教育营建设是“正确的事”。

特朗普为了对他喜欢的独裁者施予个人恩惠，愿意干预刑事调查。特朗普不但在涉及一家土耳其公司的案件中协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认为入侵委内瑞拉将是“很酷的事”，因为委内瑞拉“确实是美国的一部分”。

特朗普不知道英国是一个核大国，也分不清楚阿富汗现任及前任总统，还曾经问一个高级助手，芬兰是否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但这些爆料真正的痛点不是无知，而是弹劾案的要害：企图借着对境外势力施压或提供交易，从而影响美国选举。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丑闻”

博尔顿认为，在他任职期间，他很难确定特朗普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不是基于连任的算计，“实际上，特朗普在整个外交政策中都存在类似弹劾案涉及的乌克兰渎职行为”，而且“一位总统认为外交政策就像是达成一项房地产交易，涉及个人关系，专为电视节目制作，并增进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应付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时，美国失去了面对日益加剧的威胁的机会，最终陷入了更加脆弱的境地。”

但博尔顿攻击的对象不只是特朗普。他毫不掩饰对民主党人的不满，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局势的发展形成对美国战略利益以及盟友的威胁，奥巴马政府静观却毫无行动。

特朗普在某些方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博尔顿同意特朗普的看法，即政治军事力量取决于强大的经济，制止中国牺牲美国利益的“不公平经济增长”是在军事上击败中国的最佳方法。

但博尔顿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威胁并没有实质作为。特朗普的顾问们在思想上严重分裂：他周边有像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这样的“熊猫拥抱者”、自由贸易主义者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以及鹰派人士如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

这些内在的冲突，加上特朗普的个性，造成完全混乱的贸易事务。特朗普最喜欢的方式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罗斯福厅召集一小批幕僚，讨论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循环同样的问题。有时没有解决方案，有时甚至更糟，一天就会有一个结果，但几天后又会有相反的结果。

博尔顿纪录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观察：中美贸易冲突其实在2018年底已经暴露了特朗普的底牌，由当时中方的姿态来看，中方已经掌握了特朗普的软肋。

博尔顿带读者到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上举行的习特会现场。博尔顿是晚宴的座上宾，当习近平表示他想与特朗普再合作六年时，双方出现了一个交集的亮点。特朗普回答说，总统的两届宪法限制应该废除。习近平说，美国选举太多，他不想离开特朗普，后者同意了点头。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立场：美国应该取消之前的关税，或者至少同意放弃新的关税，双方将避免进行有竞争性的货币操纵，并同意不参与任何网络犯罪活动。

特朗普单方面提出美国关税将保持在10％，而不是像他之前威胁的25％。作为交换，特朗普只要求中国增加农产品的购买量，以帮助关键的农业票仓州支持特朗普。如果可以达成协议，美国所有关税将降低。

博尔顿认为这个交易“令人叹为观止”。

到了去年5月，特朗普重新发飙加关税，并指责中方“反悔”，特朗普于去年6月18日通过电话与习近平交谈，计划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见面。特朗普首先告诉习近平想念他，然后说，他参与过最受欢迎的事情是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在政治上对他来说将是一大利好。

习近平在去年6月29日于大阪举行的会议上告诉特朗普，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但据博尔顿说，特朗普将对话转向了美国总统大选，并恳求习近平确保自己获胜。“他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并增加了中国在选举中购买大豆和小麦的数量。”

特朗普随后提出了贸易谈判的破裂，敦促中国恢复之前同意的条款，并缔结“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规模最大的交易”。特朗普还提出，对于剩下的35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将不征收关税，但他再次缠着习近平尽可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当习近平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并优先恢复关于农产品的讨论时，特朗普大喜过望，称习近平是“300年来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几分钟后又修改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

博尔顿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对话不仅反映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的不连贯性，而且显示在特朗普心目中，个人的政治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混搅在一块儿。特朗普不仅在贸易问题上，而且在整个国家安全领域将个人和国家混为一谈。“在白宫任期内，我很难确定特朗普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不是基于连任的算计。”

特朗普其实不把起诉华为和中兴禁售令当成美国法规的执行，而是向习近平做出个人姿态的橄榄枝。因此特朗普在2018年推翻了商务部对中兴施加的罚款。2019年，他对记者表示，如果对贸易协议有所帮助的话，美国可以撤回对华为的刑事诉讼。

为什么民主党人表示不买博尔顿的书？

博尔顿认为，这些基于连任的政治筹码，使特朗普“腐蚀了总统职位的正当性”。博尔顿甚至认为，如果民主党在弹劾特朗普的过程没有那么执迷于乌克兰丑闻，而是花时间更系统地调查特朗普在整个外交政策中的举措，那么弹劾案的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面对渎职和没有扩大调查范围的指责，主导弹劾案调查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抨击博尔顿拒绝出庭作证，当时众议院曾寻求博尔顿的证词，但他以白宫未授权而拒绝出庭。现在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博尔顿刻意不出庭，以便把精彩细节留在书中爆料。

据报道，博尔顿得到了200万美元的预付稿费。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说：“我可不想花钱买一本代替国会作证的书。”

2月间博尔顿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说：“人们可以争论我该说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在此时此刻跟打赌你一美元，我的证词不会对最终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大选前的中美关系

整体而言，博尔顿新书所造成的具体影响是加深了特朗普是只狂吠的纸老虎的形象，近来美国股市对于特朗普不时要与中国脱钩的威胁逐渐感到麻木。

比如说，特朗普在5月14日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全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如果这么做，可让我们省下5000亿美元。” 他甚至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第一阶段协议的墨迹还未干，新冠瘟疫就已到来，“而贸易协议，某种程度上我已不像当初这么喜欢”，暗示可能通过施加关税或撕毁协议方式来向中国就疫情“问责”。

但博尔顿的爆料证实了，寄望特朗普带动中国内部改革的人需要彻底醒悟，因为那从来不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也因此，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前，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但也坏不到哪儿去。主要的原因是疫情下美国经济受重创，特朗普没有很多（昏）招可以使了，而他还是眼巴巴地寄望中国为他的票仓州选票“买单”。

果不其然，《彭博新闻》6月19日报道，在夏威夷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谈之后，中国为了遵守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计划加速购买美国农产品，打算采购大豆、玉米和乙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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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astar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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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LEAF 行动：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测试计划

Chemtrails：核战争时代的气溶胶和电磁武器

通过艾米沃辛顿

北美现在正遭受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引人注目和危险的气溶胶和电磁操作的第七个年头。担心的市民惊恐地看着军用油轮用有毒化学物质变成合成云使天空变色。

我们不断目睹奇异的气象事件，因为强大的电磁装置操纵急流和个别风暴锋以创造人工天气和气候条件。嵌入在这些气溶胶任务中的黑人行动项目被记录在案，以使用生物测试剂和精神电子心智/情绪控制技术使选定人群生病和迷失方向。

在我们上方的大气层中发生的部分事情涉及五角大楼的秘密太空武器计划，该计划专为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的战争而设计。NASA 的任务将很快转移到五角大楼的控制。1 空军太空司令部宣布，为了监测和塑造世界事件，它必须在太空中以极高的精度打一场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 2 空军部长詹姆斯 G. 罗奇（James G. Roche）指出：“太空能力与杀伤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相结合，并影响着每一个环节。”3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奇 (Dennis Kucinch) 提出的立法中可以一瞥正在建设中的新死亡技术。他未能成功的 2001 年太空保护法案旨在禁止太空部署：4

* 电子、精神电子和信息武器* 高空超低频武器

* 等离子、电磁、声波和超声波武器

* 激光武器

* 战略、战区、战术或外星武器

* 化学生物、环境气候或构造武器

* chemtrails（这个项目是后来的版本中的，暗示胁迫）

为了保持在杀伤链中的佼佼者，永久战争的提供者故意使地球上的阳光变得暗淡，5 并通过阻塞肺的颗粒物和聚合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6 这种生态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公众健康，据报道数以千计的推荐。多年来向立法者、媒体和军方官员发出的大规模呼吁，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并要求停止灾难性的大气退化，但官僚们充耳不闻。公众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认识仍然像我们的天空一样阴暗，因为那些“知情者”被国家保密法所掩盖，美国人无权挑战国家安全问题。留下来收集线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很多：

1. 气溶胶项目至少有一部分被称为 Cloverleaf 行动，7 可能是由于其多方面的行动，包括：影响天气、军事通信、空间武器开发、臭氧和全球变暖研究以及生物武器和检测测试。2. 从飞机上倾倒成吨的颗粒物，将我们的行星大气地球工程化为高度带电的导电等离子体，可用于军事项目。 8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石棉大小的合成纤维和有毒金属，包括钡盐、铝，据报道，还有放射性钍。9 这些材料充当电解质，以增强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波的传导性。10 与砷一样有毒，并且是人类免疫系统的有效抑制剂，11 大气中的钡会削弱人体肌肉，包括肌肉12 吸入的铝直接进入大脑，医学专家证实它会在脑组织内引起氧化应激，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形成，如神经原纤维缠结。13 已知放射性钍会导致白血病和其他癌症。14

3.只有一小部分军队的大气改造项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危险。电离层、地球及其居民不断受到高频微波的轰击，这些微波用于操纵带电大气以改变天气、收集信息和用于构造（产生地震）武器。 15 独立化学轨迹研究员 Clifford Carnicom 证实，我们也不断受到到以 4 赫兹倍数脉冲的极低电磁频率 (ELF)，已知频率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16

4. 持续进行的大气研究中有一个有据可查的生物成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设计的带有病毒、细菌、真菌、支原体、干燥血细胞和外来生物标记物的组合的传送系统偷偷接种，以便测试主管可以评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反应。 17

5. 实施这些反人类生物化学项目的多组织巨石包括美国国防部 (DOD) 及其研究机构 DARPA，以及能源部 (DOE) 及其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网络。私营国防承包商和制药公司大量参与其中。18 其他国家的合作政府以及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是同谋，因为气雾剂项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严重的化学和电磁污染只是我们所忍受的可怕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权力和利润而肆无忌惮地歪曲天空、气候和天气的反社会人士与自 1991 年以来发动了四次有限核战争的疯子一样。整个文明世界都宣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放射性武器已被五角大楼在沙漠中使用风暴、巴尔干战役以及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持续占领战争。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以他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大屠杀。

根据科学定义，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射的导弹、坦克穿甲弹和掩体破坏炸弹是核武器。 19 放射性武器的拒绝不会扩散，而是留在大气中有机毒性, 对所有活肉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45 亿年。

五角大楼的两个新“解放”国家的居民现在正慢慢地死于辐射和重金属中毒。在阿富汗使用的美国武器的受害者体内含有平民从未见过的非贫化铀同位素浓度。20 吨贫化和非贫化铀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空气、食物和水，使他们痛苦地死去。根据英国原子能局 (UKAEA) 的数据，核科学家 Leuren Moret 计算出，1991 年和 2003 年估计用于伊拉克的 2,500 多吨贫化铀足以导致 2,500 万例新癌症。21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人口是 2500 万？

帮助五角大楼实施这场大屠杀的 25 万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燃烧的放射性死亡。自 2001 年进入原子战区以来，联军已经吸入并摄入了数百万个微小的隐形陶瓷铀颗粒，这些颗粒在嵌入肺、肾、血液、淋巴和骨骼时会发出 α、β 和 γ 辐射。 22 辐射暴露于单个内化U-238（铀）α 粒子是国际标准下一年可允许全身剂量的 50 倍。23 随着 U-238 衰变成子同位素，它变得越来越具有放射性，导致细胞和器官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24铀污染会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多器官系统疾病，与数以千计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兵所患的疾病相同。

谁知道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军人人口对美国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意味着什么？然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 (R-Neb.) 现在要求美国通过恢复军事征兵为其原子战场提供更多的饲料，以便“我们所有的公民……承担一些责任并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26

尽管不诚实地否认原子战会造成生物伤害27，但五角大楼凭借其长达 60 年的大量研究充分了解铀武器的可怕现实。五角大楼的文件证实，美国的战争机构故意将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危险水平的辐射之下。 28 现在从战区返回的人因此而患上的疾病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29

因为我们的军事工业霸主公然毒害那些使他们的战争游戏成为可能的咕噜声，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几乎不会秘密和虐待地对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军事官员在化学追踪操作上撒谎 30 就像他们对 DU 武器的影响撒谎一样。如果人们考虑已发表的关于化学轨迹和 DU 的科学，他们就会明白我们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五角大楼的气溶胶行动和有限的核战争都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 Cloverleaf 行动的开始追溯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博士的 Strangelove 大脑，他支持对有人居住的海岸线进行核弹以重新安排经济项目。31 在他于 2003 年去世之前，泰勒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那里制定核、生物和定向能武器的计划。1997 年，泰勒公开提出了他的提议，即使用飞机将数百万吨导电金属材料散布到平流层，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全球变暖。 32

在泰勒的演讲后不久，公众开始看到狂热的化学追踪。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承认，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解决全球变暖的激进方案，包括大规模操纵大气。” CBS 证实，在空气中加入微小颗粒的计划将“偏转足够多的阳光以引发全球降温。”33

Teller 估计，商用飞机可以以每磅 33 美分的成本喷出这些颗粒。 34 这使航空公司经理的报告可信选择协助军方完成 Cloverleaf 项目。35 1991 年休斯飞机专利证实防晒颗粒材料可以通过喷气发动机运行。 36 现在一些公立学校使用的一本科学教科书通过展示一个大的橙色来讨论防晒项目。红色喷气机的标题是：“使用更丰富的燃料运行的喷气发动机会向大气中添加颗粒以形成防晒霜。” 飞机上的标志写着“粒子空气”。37 不应低估这一重要信息的含义。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的三叶草颗粒和聚合物小于 10 微米 (PM 10)，人眼是看不见的。相比之下，人的头发厚度为 60 至 100 微米。科学家和 EPA 报告说，由于 PM10 和亚微米污染颗粒绕过肺部过滤器进入血液，它们会导致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38 它们会在吸入后两小时内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发作。39 它们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使心脏泵血变得更困难，并增加血栓和血管损伤的风险。40 现在台湾的研究人员记录当 PM10 污染物水平上升时，中风受害者人数“显着增加”。41 美国肺脏协会证实，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称为聚合物的微小合成长丝是酿造的一部分。1990 年，北约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高空飞行的飞机如何通过喷洒聚合物来吸收电磁辐射来改变大气。44 美国专利号 6315213 描述了交联的水性聚合物如何分散在风暴中减少雨水。 45

聚合物化学家 R. Michael Castle 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大气聚合物。他发现其中一些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当这些物质被皮肤吸收时，会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和疾病。”46 他已经确定了由基因工程真菌形式与病毒突变而成的微观聚合物。他说，数以万亿计的镰刀菌（真菌）/病毒变异孢子会分泌强大的微毒素，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47 有人过敏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我们富含粒子的空气中，实验人员也在倾倒纳米粒子，这些纳米粒子是为各种军事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碳分子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具有奇异的化学性质，并且会引发器官损伤。48 南卫理公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一种纳米颗粒的鱼会遭受严重的脑损伤仅 48 小时后。49

军方的气溶胶操作已经将气候改变到了极端。空中交通是温室污染的一个巨大来源。为散布成吨的吸热金属颗粒和释放热量的钡盐，以指数方式增加交通量无疑会加速全球变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今年已达到创纪录的高位。50 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氧气含量下降。

1996 年，全球责任科学家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泰勒和全球变化研究协调办公室提出的危险地球工程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绝对无效。报告指出，气候工程研究是由与化石燃料持续高消耗的既得利益相关的行业资助的。51 粒子工程的脑筋急转弯计划旨在确保工业污染者永远不会被迫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自气溶胶项目开始以来变暖和污染趋势急剧恶化，我们必须怀疑减缓变暖计划是一个骗局，而且除其他外，化学拖尾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一系列“妖精”。

讽刺作家 HL Mencken（1880-1956）准确定义了该机构保持对美国集体思想的激烈而有利可图的控制的作案手法：“实际政治的全部目标是让民众保持警惕，因此吵闹被引导到安全的地方，用无穷无尽的大地精来威胁它，他们都是想象中的。”

在 1967 年出版的《铁山报告》中，正当五角大楼利润丰厚的越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当权派的智囊团证实，永久战争对于控制和操纵群众绝对至关重要。该文件甚至提出了多种制造虚构敌人的选项，并指出无休止的战争会诱使人们盲目效忠于政治权威。 52

自 1930 年代以来，包括布什家族在内的东方机构利用其纽约银行和石油公司秘密资助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 53 以来，我们的控制者已使用恐惧，即敌人和战争的概念来束缚我们。Chemtrailing 是第四帝国的体现，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军事巨头开创的企业法西斯时代，它制造敌人并发动虚假的恐怖袭击以恐吓我们无声地屈服。

萨达姆·侯赛因和 al Queda 网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军方和企业顾问的培养，以扮演“敌人”的有用角色。54 德国前技术部长安德烈亚斯·冯·布洛最近在美国电台证实劫持了9/11 事件，飞机能够在美国东部不受军事阻挠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些袭击是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永久冲突。 55

现在，一份“秘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已经方便地泄露给了媒体。它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大妖精。 56 该报告由与中央情报局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有联系的变革代理人撰写，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巨大的全球灾难，包括核战争和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消失在侵蚀的大海之下，幸存者为日益减少的食物、水和能源供应而战。

然而，五角大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对天气、气候和大气条件的剧烈操纵。40 年前，美国在大力水手行动期间使用一种名为橄榄油的化学制剂在越南引发大雨。 57 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拥有 2025 年的天气”的空军文件列出了其制造突然气候变化的武器化议程包括：风暴的产生和修改、雾和云的产生、降水增强、拒绝降水、干旱诱导和“空间天气”的人工创造。该文件还指出，军方激进的人工影响天气议程将“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应用。”58

天气武器现在经常用于战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公民报道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突然间蔚蓝的天空乌云密布，冰雹有鸡蛋那么大，超现实的雷声和闪电让人们感到恐惧。他报告说，科学家们发现塞尔维亚上空的电磁场被击穿，导致雨水系统绕过该地区。59 除了人为干旱，科学家还预测塞尔维亚将因在那里使用的贫铀武器而遭受癌症死亡 10,000 人。60

据渥太华大学教授 Michael Chossudovsky 称，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开展的军方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 (HAARP) 是改变天气和气候的强大工具。 61 由美国海军联合运营和空军，HAARP 天线轰击并加热电离层，导致电磁频率反弹回地球，穿透一切生者和死者。 62

HAARP 传输在臭氧层中制造了漏洞，63 又创造了另一个妖精。HAARP 发明者 Bernard Eastlund 在他的原始专利中描述了天线能量如何与用作透镜或聚焦装置的大气粒子羽流相互作用以改变天气。 64 HAARP 能够引发洪水、干旱和飓风，这让两者都感到懊恼欧洲议会和俄罗斯杜马 65

HAARP 还生成超低频/极低频范围内的扫描脉冲。66 2000 年，独立研究人员监测了 14 赫兹的 HAARP 传输。他们发现，当这些信号以高输出水平广播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70 英里。他们看着这些相同的传输分散了一个巨大的天气锋，从加利福尼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近西海岸。尽管最初预测会出现降水，但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锋面裂开，而降雨并没有出现。67 大地精干旱可以成为某些公司和管理实体的丰富和赋权工具。

HAARP 不仅能够破坏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农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它的影响可以针对特定区域，在非致命战争项目中影响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反应。68 HAARP 频率在特定目标上发射会产生灾难性地震,69 就像去年 12 月在伊朗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一样，伊朗是布什政府所说的克星。

五角大楼关于气候灾难的警告无疑只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尝试，目的是让大众为我们可以预期的奇异大气动荡做好准备，因为军队继续用其怪诞的玩具来残酷地对待我们的星球和近太空。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Eastlund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定了太阳能卫星计划，旨在通过电磁波束输出改变天气，使当前的 HAARP 系统相形见绌。 70 随着突然的气候变化越来越精心策划，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法西斯机构，一个不断增长的机构。军事预算和更多毒粒项目恰好可以确保人口减少作为附带好处。

尽管有视觉证据表明我们的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为战争游戏而被操纵和破坏，但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是自由的善良捍卫者的政府正在进行危险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绊脚石是一种麻木的信念，即他们自己的官员永远不会对人类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历史和解密政府文件的发布证明了这种天真。

尽管“他们”也有家人，但美国政府及其国防承包商让美国西北部的公民暴露于来自汉福德核保护区的大量故意释放的放射性碘 131，在那里生产用于核弹的钚。 71 这些冷战释放的辐射释放了辐射数以千计的下风者患病，其中一些人在最大安全剂量设定为每年 0.025 拉德时接受高达 350 拉德的辐射。72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之间，对犹他州不幸的公民进行了放射性颗粒、灰尘和颗粒测试。新墨西哥.73

到 196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 1,200 次核武器试验使美国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中，导致数百万胎儿死亡、自然流产、死产和出生缺陷。 74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 4,000 多次辐射试验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单个人体测试对象。 75 今天，美国人口饱受流行性癌症和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低生育率、慢性疲劳、肥胖（甲状腺受累）的困扰，证明了数十年武器测试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学习障碍。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导致产前或产后死亡，或导致婴儿不健康。76 由于军用油轮以每艘油轮每小时 3,448 美元的成本向美国喷洒白色化学物质，77 我们想起了 Leonard Cole 博士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该证词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在此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了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78 在 1962 年至 1973 年之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船舶危害和防御）行动。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Leonard Cole)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

我们被告知，国防官员犯下了这些暴行，以便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人免受攻击。那么，为什么在 80 年代后期，我们的“保护者”会不顾一切地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提供 90 批包括沙林、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和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80

在我们目前的化学追踪/太空战争时代，美国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被告知正在对他们进行的测试。汉福德的顺风者直到 1986 年才了解到大约 30 年前向他们释放的东西。SHAD 受害者于 2003 年提起诉讼，以了解他们在 60 年代故意暴露于危险物质的程度。

要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走到这个世界末日腐败的，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回形针行动”，通过该行动将大量德国纳粹科学家输入美国。一旦获得新的身份，这些死亡行业的专业人士就受雇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开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武器项目。 81 在国会的资助下，这一关系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可怕的新生物武器，包括艾滋病病毒 82 和从支原体和布鲁氏菌中提取的失能慢性疲劳剂。 83

通过美国法典第 50 篇第 32 章第 1520a 节的曲折措辞，军方有权继续进行致命实验。法律规定，国防部长不得对平民进行任何化学或生物测试或实验，除非此类测试用于医疗、治疗、制药、农业、工业目的或一般研究或保护武器或执法目的，包括暴乱控制。所以国防部可能不会把我们当作豚鼠，除非是出于任何“好”的理由！法律规定人类受试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但是第 32 章第 1515 节中的一个严重漏洞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通过行政命令暂停知情同意，

很少有美国测试老鼠意识到国会五角大楼的男孩们现在有：

* 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于制造和测试新型“迷你核武器”和地堡破坏炸弹。84 * 授权能源部在内华达州恢复核试验。85

* 在这些新武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免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的约束。 86

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制造的 70,000 件核武器是不够的！随着美国能源部准备开发和测试第四代核武器，关于该机构严重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大量报道不断浮出水面。美国能源部对场地污染的惯常掩盖以及其对许多核工人遭受的严重疾病轻描淡写的狡猾努力是最近的丑闻。 87

当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定义为小于 5 千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时，顺风者可能想知道，微型 0.5 千吨核弹头必须挖 150 英尺才能消除大气沉降。尚未开发出的武器可以穿透地球 40 英尺以上。经过测试的核弹头只有 40 英尺深，会将 100 万立方英尺的放射性碎片抛入大气层。 88

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时代掌握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有能力的手中，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对中东穆斯林的先发制人的核焚烧。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充分解释过为什么他的部门无法保卫五角大楼大楼，尽管整整一个小时才通知被劫持的飞机在空中。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因五角大楼的伊拉克酷刑丑闻而被取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布什任命的继任者将分享他的“拥有核武器将旅行”的意识形态。

与拉姆斯菲尔德密切合作的是一群亲核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顾问基思佩恩，他是先发制人核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佩恩写道，美国发动的“智能”核进攻只会造成 2000 万美国人的伤亡，“这是一个与国家生存和恢复相容的水平。”89

既然我们已经将历史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经意地挥舞着旗帜，我们仍然希望足够数量的美国实验室老鼠能够奇迹般地从他们的集体昏迷中醒来，并评估我们令人震惊的情况。毕竟，啮齿动物的寿命是出了名的短，并且当对那些进行研究的人不再有用时，总是会被杀死。这个恐怖故事的讽刺意味是，我们这些老鼠正在被掠夺，以资助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 7.2 万亿的国债每天增加 18 亿美元。90 五角大楼无法解释其 2.3 万亿美元的阴暗交易。91 伊拉克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37 亿美元，阿富汗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9 亿美元。92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亿美元被投入到 Cloverleaf 行动和其他妖精项目中。美国

因此，在我们等待伟大觉醒的同时，在铝白色、充满颗粒、带电的航空浮渣的合成防水油布下度过一个美妙的、钡干燥的夏天。在盯着巨大的油性太阳环和油污的太阳狗（化学攻击的专利特征）的同时，好好忍受您的呼吸和眼部困难。当您看到油轮编队用如此浓密的微颗粒啤酒在大气中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时，不要忘记敬礼并踩住脚后跟，以至于它们在自己的旁边或前面投下黑色阴影。

当您目睹天空中的有害戏剧时，请记住，这只是“杀伤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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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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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4）

到了甲A末年2003年联赛，假球、黑哨、赌球问题都上升到了10年甲A的最高峰，这一点从甲A末年的最后一轮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好像所有一切都要在最后的最后画上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只可惜这个“完美”代表的完完全全是贬义的意思。

到了甲A最后几轮的时候，争冠以及保级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争冠方面，上海国际和上海申花一直紧咬对手，上海申花仅仅保持着1分的积分优势，上海国际则紧随其后。而另外一边，由于足协早早宣布2004年将会改组中超联赛，所以足协也提早公布了2004年中超联赛准入资格以及所谓的“中超资格积分”。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即是2002年甲A的排名x0.5+2003年的排名，最后资格积分以递增排列，积分前12的球队晋级2004年中超联赛，也就是资格积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无法参加2004年中超联赛。但是，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2002年排名x0.5这里。打个比方，A队和B队再2002年分别排名第1和第10，则两队分别为0.5和5分，这样一来，即使2002年A队和B队两队排名相差9名之多，2003年只要B队排名高于A队5名就可以超过A队。如此一来，2002年的排名成绩的权重就变得非常之低，只要2003年重要场次发挥的好，完全有可能让一些球队逆转局势，靠2003年的稍微高的排名比过其他球队。除此以外，只要是稍微了解足球联赛的球迷都知道，联赛里大部分球队的积分差距不会很大，所以在可能降级区域的地方经常容易出现好几支球队分差不大并且在为排名争得你死我活。因此，这些可能降级区的球队只要稍微赢下1场重要比赛，就可以拉开与其他球队的积分差距从而排名上升。

于是，“中超资格积分”的设置的不合理性，就更加促使球队为了在2003年赢下“那一场”比赛而不择手段。当然，这些规则漏洞还是比较明显，其最深的漏洞，就是球队可以为了使与自己相竞争的球队排名降低，而故意输球！比方说，A球队排名第11，B球队排名第9，C球队排名第10。A球队与B球队实力相近所以它们两个是竞争对手，而C球队可能另外一年的联赛排名非常高，所以已经保证可以晋级中超。那此时A球队对阵C球队，A球队故意输球，让C球队从而超过B球队，让B球队排名第10，以缩小A队和B队之间的差距。正由于“中超资格积分”计算两个赛季的排名，才使得“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得以形成。

不合理的晋级规则还遇上了不合理的排名规则。2002年甲A结束后，北京国安和深圳平安同积52分、天津泰达和沈阳金德同积34分，而两队相互之间的比赛的净胜球也完全相同。结果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的足协，只好出了一个抽扑克牌比大小的主意，最后深圳平安靠抽到梅花Q大过北京国安抽到的黑桃J而获得第二名，天津同样也是抽牌大过沈阳而排名高过沈阳。本来足协就没有合理地想到排名规则是否有疏漏，仅仅比较积分、互相比赛之间的净胜球这两项会不会太少的问题，再加上2004年中超资格积分又是包括2002年的排名，如此重要的大事结果就用抽扑克牌如此儿戏般的举动来决定一个俱乐部的一年甚至两年的努力。

到了2003年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时，争冠的上海申花55分第一，上海国际43分第二；争夺中超资格的剩下天津33分第11，重庆26分第13。而最后一轮的对阵是：深圳健力宝vs上海申花、上海国际vs天津康师傅、重庆力帆vs青岛贝莱特。

争冠的上海国际与争夺中超资格的天津队正好在最后一轮相遇，这是其中一个巧合，而另一个巧合就是重庆队与青岛队相遇。这时，“中超资格积分”设置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了，“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这时可以发挥作用。原来，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2003年积分排名是：天津33分第11，青岛32分第12，重庆26分第13。而三队2002年的排名是：重庆第6，青岛第8，天津第10。因此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中超资格积分”都是16分。而此时对于重庆队来言，如果重庆赢下青岛，由于积分的巨大差距，赢了排名也依然是第13，反而导致青岛队的排名也一定不会变化，从而导致重庆降级无缘第二年中超。而重庆与青岛打平，晋级也是理论上可能。相反，如果重庆输给青岛，青岛积分上升到35分，而另一边如果天津与上海国际打平，有较大可能重庆依然降级，但假如天津输给上海国际，则天津铁定降级。这样一来，就算重庆力帆不想用如此丢人的“输球晋级”的方法也不行了，因为现行规则下重庆力帆赢球反而会害了它自己！

这个“输球晋级”的规则漏洞，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是澳门庄家发现的。书中记载道：“当时媒体爆料，这是一名球迷发现的bug。实际上，普通球迷怎么会发现这个漏洞，正是对规则研究细到毫巅的澳门庄家，在日常计算降级概率时才发现了这一玄机，但庄家不好直接出面指明，只好借球迷之口来报料，目的是为了提醒中国足协。庄家为什么要提醒中国足协，是因为全世界的合法庄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健康有序的赛制，这样才能保证博彩顺利进行。其实真正合法的庄家特别是像必赢这样的大庄家，根本不可能去操纵比赛，因为庄家赚的钱是水钱（佣金），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两方去博弈。消息扩散后，中国足协一开始根本不信，后经老郎仔细计算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急忙发文件通知各队要注重体育道德，不要搞不正之风。但很多俱乐部却认为，首先是中国足协搞了不正之风，连规则都出了这么大漏洞，下属球队为什么不合理利用规则。比如重庆力帆俱乐部很感兴趣，求胜不容易，求败还难吗？当时担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吴政说：“我们会好好准备比赛，肯定不会做违背足协规则的事情。”而此时，中国足协除了尴尬地沉默，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补救措施了。”

重庆一方决定施行“输球晋级”的计划，于是，不只是重庆球迷开始为青岛“加油”，连记者都开始为重庆输球而出谋划策，比如制造点球、主动申请红牌之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比赛当天：“11月30日两队在大田湾的比赛打响，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让青岛队受宠若惊。他们完全享受的是主队待遇，“青岛必胜！”“姚夏雄起！”“李章洙看你的了！”重庆队派出了大部分主力，但在最关键的中后卫位置上，很少上场的赵爽首发。比赛刚一开始，青岛队便轻易地掌握了主动权，如潮水般向重庆腹地发起猛攻。前8分钟青岛队居然获取了6次射门机会，但非偏即高，只有一脚软绵绵地打门，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对此，重庆队门将李健似乎还有一瞬间的“纠结”，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将球扑出底线。满场球迷因此齐声叹息。主队为客队没有进球而如此扼腕，在那种环境中绝不幽默。”对于青岛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基本确定晋级中超，不论输赢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晋级，所以青岛也很默契的接受重庆方面“送上门来”的胜利。

另一方面，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和天津方面为了确保能够保证自己的夺冠、晋级利益，进行着见不得人的交易。在李承鹏等记者所著的《中国足球内幕》中，估计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队、深圳队四队之间为了最后一轮达成的交易总额至少1200万。书中并没有直白的把人名和俱乐部名字写出来，却提到一次“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某人代表“某座城市来送钱的”，而该座城市“为了夺得末代甲A的冠军，这座城市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荣誉拿回来”。并提到此人带着200万前去见“某队”的主教练和四个球员，结果因为某些原因交易告吹。从后来的揭露以及打假扫黑风暴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足智多谋”的某人就是当时上海申花总经理楼世芳，而“某座城市”就是上海市，而他拜访的应该就是上海国际队。这四支球队究竟经历了多少谈判、交易才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了。根据不同的知情人士透露，有人说上海申花的楼世芳与天津泰达的老总张义峰有交情，他们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让申花夺冠让天津保级；有人说楼世芳的操纵1200万的黑金联合天津泰达去买通上海国际的球员，甚至1200万的现金还是用火车运送；有人说天津泰达张义峰带着1200万直接找到上海国际的总经理王国林要求对面放水；有人声明上海国际老总徐泽宪以及主教练成耀东都非常想要末代甲A的冠军，根本不会接受贿赂答应放水，却也有人说天津方面早就和上海国际高层在赛前达成一致，要打假球做掉重庆；还有人说上海国际与深圳达成了协定，要让深圳阻击上海申花，好让上海国际夺冠。总之众说纷纭。

但不管后人如何猜测最后一轮之前这四队到底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交易，一个恐怖的传言在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前就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足球圈，即“足协或者政府已经内定上海申花是冠军，天津将会赢下上海国际保级，重庆会被做掉降级”。有新闻报道：作为上海台的解说员，唐蒙在现场解说了这场比赛，他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也听到了不少流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流言就是，泰达俱乐部赛前做中远工作，要求放水，“泰达集团从来都不缺钱，这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俱乐部。作为他们城市、俱乐部在国内的地位，无法接受球队降级、无缘中超的现实。”唐蒙表示，他在解说这场比赛前不想被这些传闻影响，“这些东西也没法在转播中提到。”无论如何，这些传言、流言绝非无中生有的。

于是到了最后一轮见分晓的时刻，重庆力帆已经几乎类似于“大张旗鼓”地明确表示出要采用“输球进中超”的策略，重庆的球迷不仅要保佑青岛能够帮他们一把，还要保佑上海国际赢下天津，而在另外两边，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的球迷也同样在期待着最后夺冠、晋级的愿望能够实现，但很可惜，无论如何总会有输家出现。重庆对青岛的比赛中，青岛一方“识趣”地拼命进攻球门，于是8分钟到12分钟短短5分钟内就取得了3：0的领先，这让全场重庆球迷喜笑颜开。而在另外一边，上海申花上半场就被深圳的李毅攻入一球，申花0：1落后，此时似乎场面都在向“国际夺冠，重庆保级”的结局发展。然而，42分钟天津进了上海国际一球，对于此球，《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到：“然而，那天在8万人眼皮底下打进第一个球的是天津人张烁，那是第42分钟，没有队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个进球发生的过程，除了国际队门将江津。“我看见两个中卫都倒地了，我很孤立，想去扑救却无能为力。”混战中失分，这是国际队员赛后唯一的总结。”之后，拥有夺冠水准的上海国际，却始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尽管上海申花那边下半场被深圳又连进3球0：4落后，都无法改变上海国际0：1落后却怎么样都无法挽回局势的现实。之后80分钟天津再进1球，这球直接一锤定音，判定了重庆和上海国际梦想破灭的死刑。最终重庆1：3青岛，深圳1：4上海申花，上海国际1：2天津。比赛结束后必然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中国足球内幕》记载重庆那边的反应是：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一个球迷隔着警察冲着场地中的记者们，声嘶力竭地喊叫：“都是假的！都他妈不要脸！国际队不要脸！中国足协更不要脸！这都是中国足协做好的套，让申花队拿冠军，让国际队放天津，不让力帆队上中超，不是足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几个警察迅速冲上去摁住他，但他的声音依旧在风中传送，最后变成哭号。“送战友”骤然在体育场上空响起，掩盖了一切声音，或者，还有真相。

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末代甲A的部分故事才在中国足坛打假反腐风暴中被揭露出来。首先，上海国际队内肯定有球员收了贿赂打了假球，而这几个球员分别是：祁宏、江津、申思、李明（小）。这四个球员几乎就是整支球队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收了贿赂决心要让比赛有利于天津，那么上海国际怎么样都赢不了比赛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了。到了2012年祁宏、江津、申思、李明被判刑时，新华网是这么报道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申思、祁宏、江津、李明原系上海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球员。2003年11月30日，四名被告人在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上海国际队同天津泰达队比赛前，接受王勇（另案处理）提出的给付四名被告人800万元人民币，帮助天津泰达队获取比赛胜利的请托。次日，四名被告人作为上海国际队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场比赛，最终，天津泰达队以2比1的比分取得比赛胜利。当晚，四名被告人先后到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282号香港广场公寓式酒店一房间内，分别收受王勇给付的200万元人民币。”此王勇是谁？早在判决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猜到他是谁了。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报道：“王勇、沈世芳、沈义峰等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区看守所，他们都涉嫌末代甲A的黑金。”当知情人对记者说出这些“陌生”的名字时，记者不禁纳闷，这些人都是谁？知情人接着对记者说，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看守管理人员为他们改了名字——王勇，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南勇，沈世芳就是楼世芳！沈义峰就是张义峰。

其实，早在当时许多球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猜到，足协肯定知晓末代甲A的全部真相。毕竟假如真的有涉及多达1200万的贿赂费用，这么大的交易足协难道一点风声都打听不到吗？如果足协知道真相却不揭露，那就肯定是因为足协也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收到了好处。这也就是问什么球迷们不需要去寻找证据却十分相信“足协内定了末代甲A的冠军”的说法。李承鹏的采访上讲：据李承鹏介绍，当时足协确实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但没人真正站出来主持正义。他曾和南勇说过这次联赛的混乱，结果南勇当时的回答是：“那关我什么事？我现在主管的是国字号。”2005年荷兰世青赛前，李承鹏同杨一民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在飞机上向杨一民重新提及这件事时，杨一民也只是哼哼哈哈，没有做直接回应，“他们都是知情的，但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足协知情，其实更意味着这起假球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由俱乐部企业贿赂球员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上海申花不惜花1200万都要获得末代甲A的冠军呢？许多球迷、记者分析这是上海市政府追求政绩导致的。李承鹏的采访上讲：“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不少媒体赛后指出，上海两支球队打的都是假球，他们其中很多人从中受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受贿，而是权力的斗争。当时是三场比赛、六支队伍，甚至有可能更多，每支球队背后都代表着相应的城市、国营单位和私营单位。”……李承鹏至今都搞不明白的是，申花当年为什么那么想夺得这个末代甲A的冠军，“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李承鹏说，申花、泰达都有国有企业背景，而中远（上海国际）则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在中国足球圈里，民营企业的球队和国营企业的球队有很多区别。在假赌黑方面，大型国有企业的就叫运作，另外一个（民营企业）就叫假球。”

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比赛就这样结束，许多中国球迷一代人的记忆中的十年甲A就这么结束了。最后，重庆力帆虽然在“中超资格积分”上被淘汰降级，但是趁云南红塔准备退出足坛，据报道重庆花费3800万收购了云南红塔的2004年中超资格以及它的青训队伍，结果重庆依然屹立在2004年的中超联赛上。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暴中，2012年判定了末代甲A的许多结果，上海申花因为与陕西国力比赛中贿赂对手，被判决剥夺2003年甲A联赛的冠军；天津泰达与上海申花还因此被罚款100万元并在2013年中超联赛直接处罚扣掉6分；上海国际的徐宪泽对足球心灰意冷，到了2005年初也正式退出了足坛，上海国际几年后来变成人和集团的玩物，在陕西、贵州、北京流浪。回顾末代甲A最后一轮的闹剧，从重庆与青岛的“欢迎客队赢球”，到上海国际与天津的假赛，再到上海申花与深圳的“输球夺冠“，竟然没有一场符合现代体育所倡导的“体育精神”或“奥林匹克精神”。但总的说来，重庆选择输球也是合理利用规则，至少没有触犯底线，而上海申花、天津泰达一方，则是被证实为了谋取利益而使用了非法的手段。结果到最后，2003年的甲A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冠军，只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轮的疯狂，以及当时盛行的假赌黑的种种现状。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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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incollapse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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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援政治的本质是外交困境

1. 金援外交的起源：固步自封的旧中国

中国的文化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儒家体系上，这个体系被视为一套治国驭民的方术，因此在文化上多少是过于内敛和拘谨的。所以说这个系统更适合一个偏安一隅的国家。然而当今世界却又是一个互动频繁的世界，因此在对外领域上中国就显得尤其被动。

政府一直以来的理想上是关上门独立发展，辅以一套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的法度进行自循环。但不幸远洋国家发明了航海术，此��就总有好事的人找上门，而且倘若你不开门，就用武器砸开.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儒学，因此很难放下自己的纲常，所以在对外交流上大都只接纳技术，不接纳思想。典型的莫过于前清“洋务运动”，朝廷一面学习科技，一面巩固统治，将技术和思想分而治之，盘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于最后搞了个半吊子的改良，最终还是落得挨打的结局。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它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外洋都是夷狄之邦，非我华夏正统。朝廷对外邦的态度也素来是以邻为壑，以利相交。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朝政府都竭力阻止洋学流入中土。名义上是怕子民沾染异域思想，实际上还是担心这群子民见多识广。所以政府将西方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为此还要搬弄些陈词滥调，前有“蛮夷之邦乱我华夏”，今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非封闭民智，以卫王笏而已。

而但凡有“不安分”的子民涉洋，看到的却是外国人一派和气，热情好客，也就不免纳闷，且对自己的朝廷产生了质疑。所以政府也就异常紧张，愈发妖魔化其他国家和意识形态。

但自从国门被打开，中国就再也做不了世界孤岛。但政府又要在思想上锁国，所以仍旧是与世界文化脱节。既然沟通不畅，又想在群体中混得开，就只能拿出全世界都容易理解的手段：钞票。

钞票撒出去，那么再没有价值共识的人也要给几分薄面。中国历来看重面子，尤其是洋人给的面子更觉弥足珍贵。因此花钱买伙伴也就成了中国独到的特色。

2. 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

中国建国后，正是毛泽东开启了对外援助的先河，而其援助的手笔之大，世所罕见，因为那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慷概大国的名号也是就此打响的。

根据中国的外交档案所述：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76 年以前，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至 1985 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 411.81 亿元。其中，在对外援助中给予“同志加兄弟”国家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蒙古：

蒙古向中国提出劳动力支援，要求的工人数量达 12250 之巨，以助其建学校、医院、工厂等基础设施，另根据中蒙经济和技术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越南：

从越南其抗击法国殖民军开始，中国便向其援助粮食。并在整个 60 年代对其进行包括基础建设，外汇，物资，军需等不附带条件的，大部分无偿的援助。

朝鲜：

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的文章：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的外援除了周边几个“兄弟国家”之外，还遍及非洲各国，以及印度支那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印度等。

中国的援助有个特征，就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因此各国很容易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阜民丰，又正值加持着社会主义光环。因此大家提出条件也就毫不谦让。

这期间最大的壮举，莫过于中国在饿殍遍地的三年大饥荒中，还保持着庞大的对外援助甚至是粮食援助。而各个受援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却并非是救其所急。

— — 首先在 1959 年到 1960 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减产的情况下，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 吨大米，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0000 吨小麦和大米。

其中最特别还是对阿尔巴尼亚， — — 62 年中国因粮食紧缺向加拿大进口小麦，载着小麦的轮船正由大西洋驶往中国途中，正逢阿尔巴尼亚要求粮食援助，中国便立即改变航向驶向了阿国港口。 — — 此举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

因为长期接受中国赠与，阿尔巴尼亚的物资超过了自身所需，导致“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 — “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建了 1 万多个。”

同样荒唐的事件也见于对越南的援助，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越清单上除基础生活品外，竟包含葡萄干、酒及香烟这一类奢侈品。这完全脱离了援助乃是救急的宗旨。甚至在 70 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军粮袋上印的还是＂中粮＂。

不过最阔绰的援助举动，还是动用外汇以及使用举债的方式做支援，例如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就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为其订购。

此外为支援朝鲜战争，中国向苏联举债 56.76 亿卢布（加利息 5 亿卢布）。并于此后对朝鲜的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

（数据自《对外援助六十年》）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带有膨胀，虚妄，乃至于荒诞的色彩。中国初建社会主义，免不了浓烈的乌托邦氛围，认为不但要光耀自己，还要解放他国，这才算得世界大同。同时正值“东风压倒西风”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竞赛，要体现我方的优越性，就不能在硬实力的比拼中落下风。

其次又正逢苏联走了“修正主义”，因此恐怕在社会主义中也要体现“南风压倒北风”，证明中国比那走岔了道的前辈更具社会主义的嫡系正统。所以很多在西方和苏联那里得不到援助的国家都来求援中国，而这个新一代的“老大哥”也几乎有求必应。

3. 邓小平怎么看待第三世界

实际上，金援对于取得国际支持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国际公投上。然而充大头式的援助毕竟难以为继，政府内部也看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 — — 时值尼克松主政美国，开始与东方暗通款曲，这位总统于 72 年正式访华，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在 73 年开始放缓。

领导人的权利嬗递让外交政策做出了根本改变，这在于继任者邓小平认识到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一点当年王稼祥对毛泽东提过，但未获采纳。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依赖多边外交而不是拉阵线搞对抗，因此他淡化了意识形态冲突，并重新整合外交关系。

如果说毛泽东的治国态度是反复无常且过分理想化的。那么邓小平就是一以贯之且理性的。至少在他统治的时期，所有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不应站在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上。

邓小平在 1978 年曾有一番表态：“如果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同时在 1982 年他再次声明：“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而他在 1984 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个态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政治手腕上，毛泽东通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赌注都是押得过大的。而邓小平的政治目标则在于政权的长期存续。他善于总结经验，不但对毛泽东造成的毁灭性动荡收拾残局，还在其后观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他发现在一个阵营中当出头鸟的代价很大，正如社会主义苏联和那些东欧小国的决裂，以及这个大国怎么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 — 这一切都为他制定政策提供了帮助。

所以他对第三世界持保留态度，因为打交道的实利不多，而亏损却无止境。他明白重要的不是援助，而是合作，中国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散财童子。因此他强调的是“南南合作”。 1979 初中美建交，同年中国援外金额比率锐降，这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诸多荒唐政策的一个纠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具备外交上的斡旋能力，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和国际参与。他修正了中国病态的意识倾向，而此举也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中国很难得的，至少在利益考量上抱有了对世界的开放态度。

4. 近代“向东看”金援外交

邓小平是罕见的不依赖于金援外交的领导人。并且二三十年来基本上无人反对他的路线。这并不是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权威，更深层原因是他的政策对他所代表的政党是有益的。

但中国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党内部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因此大多数领导人都会对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

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权力高层对自己的处境担忧再度提升，且由于权力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外部环境。因此每一代领导人都拼命寻求中国与国际世界的平衡。但后继的领导人们在国内外的掌控力都远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大都会回到第三世界去寻找缓冲。

“AidData”网站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共计外援 362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45 万亿。140个国家地区接受经济援助和贷款服务。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开始超过美国，2009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援助内容包括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经济体援助和债务减免，不过是国际上的常规操作。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如此，正如他们常年对中国进行援助。不过这些行为会基于一套评估机制，会考虑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并不理解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例如津巴布韦因为长期拖欠 IMF 、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款项，大家都停止对其发放贷款。此后总统穆加贝便开始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在与中国打交道之后，津巴布韦也的确成了中国的“全天候朋友”。

实际上，非洲，亚洲，乃至发达国家，大都在“向东看”，终究是因为东方好面子，好说话，因此钱也更好拿。中国的援助遍及全世界，四年时间中对俄罗斯援助 4000 亿美元，委内瑞拉 650 亿美元，印尼 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 1180 亿美元，巴西 100 亿美元，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非洲 600 亿美元，安哥拉 74 亿美元，中东国家 550 亿美元。

且从 2000 年开始的 15 年间，中国还向 51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1666 个官方援助项目，其中 1110 个被定义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参看这些数据便可以看出，不止津巴布韦，中国的很多贷款都提供给了诸如肯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这一类主权评级低劣的国家。除此外还有很多援助资金游离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而无从考察，例如对朝鲜的援助。

其实国际机构难于理解中国的风控机制，根本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慷慨的本意是花钱买平安，同时是购买国际上的赞成票。如果观察那些国际会议中的支持者，就会发现原来大都是有“经济支援”的国家。

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国际声援”，按照自己薄弱的外交能力，在很多场合就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劣势。所以很多冠以“贷款”，“投资”的项目最终会被“免除”，大家早已了然于胸。给付钱找个名目，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留颜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让渡，到期后不是债务展期就是免除，如果不这么做，很多国家索性就赖账了，反而更觉难堪。因此中国也就顺势而为，来个账目减记，大家都有台阶下，道义上还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精神。

当然，政府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民间看出自己在国际上的窘境。因此还得依赖媒体去玩弄辞藻，将政府的一切举动都粉饰为“深谋远虑”。

但这样的援助持续下去，各个国家难免形成惯性，彼此也就很容易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拿中国的钱天经地义，就跟当年阿尔巴尼亚说过的一样。因此外援的本质就改变了，大家觉得既然你要当金主，那么给钱就是义务，所以对外援助也就逐渐变成了保护费的代名词。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上却是一个规矩的小弟，这缘于政府这些年在国际上给自己的定调。既然社会有社会的规则，国际也有国际的规则，那么小弟就应该交保护费，如果一段时间欠缴，或者说对外哭穷，那么免不了一顿敲打，挨几个耳光。因此只要对外援助一停，领土争端就来了，贸易争端就来了，好朋友冷落了，恶语相向的人多了，赞成票没有了，平时热络的圈子也没有自己一席之地了。 — — 大家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当了凯子，就要懂得规矩，就是告诉你别不识抬举。

金援外交的特点乃在于持续对外供血，一旦输血管道断了，仰赖你照顾的“老朋友”们可就心中不平衡，认为你背信弃义，或是修正主义，或是敌对国家了。到那时搞不好还要联合起来反对你。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早年那些盟友们翻脸的例子。

然而几十年一轮回，中国既然重启了金援外交，那么自然也有满足不了对方预期的情况，所以“翻脸潮”也就随之而至了。

5. 国际只是更大的社区

实际上，国际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社区，展现的无非是每个人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

国际和人际是一回事，自重者人恒敬之。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哪怕彼此的立场不同，长久交往的基础还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就像世界各国几千年来也战争不断，但大家打完之后还是能坐下来交流。

但中国从不试图融入世界。这就像人们你来我往，打交道或做生意，公务之外也免不了还有把酒言欢的时候。唯独中国像一个促狭的个体，办完公事便自我隔离，一点性情都不愿暴露，乃至于大家愈发觉得这个人阴私诡谲。

中国政府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和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价值观都不同，包括俄国和朝鲜。或者说根本不重视价值观，而只讲兵法和博弈，因此很多时候让人感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官员们神经异常敏感，总担心他国意图颠覆自己。因此不停宣传“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就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在公益，人文，科学等领域总还可以抱着豁达的态度，好比中国与世界这些年的交往中，洛克菲勒基金捐资了协和医院，司徒雷登成立了燕京大学，日本援助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和默沙东公司转让乙肝疫苗等等，也没见捎带什么意识形态。

并且微妙的是，作为援助大国，中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助国家，仅从 1979 年到 2003 年,中国接受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 1072 亿美元。世界银行 30 年间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 500 多亿，而援助国大多是美国，澳洲，欧盟，日本等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帝国。

而中国反手就可以将这些钱支援俄国，朝鲜，亚非拉，培养反西方阵线。正如慈禧以洋人的技术“师夷治夷”，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精湛了。

一个人或者一个政体本身的对外开放代表了他自身的底气和格局。层次越低的外交，越需要鼓动民族主义和花钱买朋友。观测中国的外交史，凡是对外援助多的时候，就越是外交困顿之时。所以判断政府的外交能力，只需要看他对外付款的积极性就够了。

中国在历史上有挨打的渊源，往往抗争的都是民众，赔款的都是政府，从大清到近代莫不如是，政府最担心的永远是外部稳定。换句话说，内部还可以镇压，但外来势力就没那么好打点，因此每每是破财消灾。

但究其根本，还是欠缺价值观纽带。好比同样是援助国的德国日本，你就很少听到他们援助了谁却反目成仇的。

这正像一个群体中总有个成员浑身带刺，恶意揣测，因此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那些一直在这里拿钱的“好朋友”，也永远不会将其平等对待。所以每每出现危机无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大家都是离心离德的骑墙派，自然家财耗尽就作鸟兽散。

6. 大国外交，一览无遗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国家在整体上更带有领袖的个人色彩，例如毛泽东是讲斗争的，自然在外交上是冲突不断。而邓小平是进退有度的人，所以能和不同阵营达成谅解。

中国各代领导人中，最讲“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实际是对外最不容易示弱的一个。他在保持立场之余却又具备一定的谦逊，因此让中国经历了一段“外交强盛期”。

不过在他之后，外交状况进入了一个下行阶段，尤其今年疫情的爆发更让中国在外交上严重失利。然而我们的媒体是一帮“谁当主子谁正确”的货色，所以为当前的处境辩解道：中国不再需要韬光养晦，中国不怕围堵，中国不怕锁国。

这无非是一派谵言妄语，正如一个人富于人格魅力，自然可以节约花费。如果不是在外面吃不开，脸面无光，谁会闭门抱怨。全世界都看你不顺眼，难道不是反躬自省，反倒关上门在家顾影自怜？今日的中国脱离国际贸易自给自足无异痴人说梦。任何说辞不过是掩饰外交能力薄弱的困境。这就是中国的文宣， — — 即便主子暴露再多的丑态，下面一干人等还是要找出概念上的美来。一国政府能自欺欺人到如此境界，也是天下奇观。

欠缺外交能力就会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既然政府在价值观上难以与世界趋同，因此还是只能回到斗争老路，要重新“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对“朋友盟国”一味补贴讨好。而且最稀奇的是，付了钱，还能把地缘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也是世所罕见。

说白了，中国现在仍不过是延续着清朝的政治传统，就是“贫内以纾外”，对外援助是刚性支出，因此只能加大对民间的盘剥力度。此外鼓唇弄舌的媒体也自有一套说辞去辩解“我大清自有国情所在”。

诸如“环球时报”这种佞臣观点也是足够奇诡， — — 反对饿肚子搞外交就是小农经济思维？那么显然全世界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因为我们委实没见哪个国家饿着百姓肚子搞援助，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没见过。

不过目前看来，中国的政策很难调头。在民众极度卑顺的皇权政治下，一个领袖很容易把民族带向主观色彩的道路。其次是再次挑起了大旗，要结盟第三世界，就表示自己要当头了。

当然一方面还因为有人认为自己要超越前任，超越邓小平。既要超越，就要有所创见，正如邓小平当年否认上一代领袖的政策。不过做出改变，最终还在于手段行之有效，而反观现在的对外政策未必有多少明智之举，不过是还原了自己作为国际凯子的形象。

可以想见今后的援助请求和违约会越益频繁，形成外交上的恶性循环，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中国的困境。

然而目前最大的困境还是，除了非洲，中国还有贵州，凉山州和其他州， — — 经济的疲软已很难维系当前的援助规模。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是经济先拖垮外援，还是撒钱先拖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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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nquan-blog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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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和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更是“傲”得嚣张。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这也是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海定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英汉大词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作。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的求职竞争。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有些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当然 ,也有个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中国通。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酒吧餐厅里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台号称世界最长。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传教士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希望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教会组织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故乡之感。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橄榄球、曲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分。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在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特色。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会、舞厅和剧院。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样”。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的雇员的教化着手。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队的利益”。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象。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侨所难以接受的。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国流行。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十分隆重。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他们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对于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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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骂得最狠的人为什么是郭沫若

作者：许纪霖 2016-09-08

导读：鲁迅骂得最狠的人，莫过于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鲁迅的“流氓气”是后天的，只是用来自卫，其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郭沫若则不然。

鲁迅一生骂过无数的人，在我看来，骂得最狠的，莫过于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

郭沫若被骂是活该，因为他先去惹了鲁迅，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性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甚至骂鲁迅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鲁迅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 鲁迅

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倒名至所归。

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义新诗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录，皆是无可否认的传世之作。

尽管立场和人品多有非议，他还是顺利当选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鲁迅在骂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认他是一个才子。

那么，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之下，才子是如何变流氓的? 才子与流氓之间，究竟有何内在的精神脉络?

还是要从童年说起，一个人的秉性通常与他的家庭与生长环境有关。

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沙湾小镇。这个地方以盛产土匪出名，当地人也多少沾染了一点匪气，郭沫若后来也多次自称“我这个天生的流氓痞棍”。

一般人总以为中国读书人是儒道互补，进则兼善天下，退则归隐山林。独具慧眼的闻一多却指出，读书人在儒道之外，还有一个“匪气”。匪气、流氓气、痞子气，“三气”相通，它们都来自底层的江湖社会。一般官宦之家出身的读书人，会有点迂腐气、书生气，但接触不到这“三气”。

倘若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破落士大夫家庭的孩子便会与“三气”有染。周作人曾经说过，我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

破落官宦家庭成长起来的周氏兄弟平时文质彬彬，一旦逼急了，会露出“流氓”的一面，尤以鲁迅为甚。

不过，鲁迅的“流氓气”是后天的，只是用来自卫，其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郭沫若的“流氓气”是先天的，带有家族的基因。

他的父系历代经商，父亲是一个贩卖鸦片的生意人。

这一遗传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带商贾气，有冒险赌博的胆魄，有畏惧权力的怯弱，更有投机取巧的机敏。

而他的文学天分，继承于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郭的外公乃二甲进士，在云贵做官，官至相当于地级市的知州。

不料在苗民暴动中全家殉节，唯独郭的母亲时仅一岁，由奶妈抱着逃回四川，15岁就下嫁郭家。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将聪明的资质遗传给了郭沫若，成全了这位20世纪中国罕见的才子。

▲ 1911年郭沫若照片

1892年秋天，郭沫若出生了，他是脚先落地，后来他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郭沫若从小聪慧异常，又调皮捣蛋，喜欢新鲜事物，好做翻案文章。这样的性格天生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与鲁迅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学的是医，更感兴趣的却是文，于是与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体创造社。颇具领导才干的郭沫若成了这个小圈子的领袖。

五四是一个思想狂飙的时代，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

创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们想崭露头角，天下大势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独领风骚，文艺是文学研究会的天下。

心志高傲的郭沫若很看不起他们，认为举目神州，“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启蒙文章”，他暗讽文学研究会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创造社要挤进文坛，吸引眼球，从打擂台开始，先将台上的人干下来，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野心勃勃的创造社��人与胡适、茅盾以及后来的新月派打了几场大笔战，作为自己出道的成人礼。

▲ 郭沫若在日本

不过，郭沫若他们之所以初出茅庐，便爆得大名，乃是树起了一面浪漫主义的大旗。从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既有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也有卢梭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启蒙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代表了五四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流，这一主流到了1920年代，受到了来自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夹击。

保守一面来自“新派中的旧派”，哈佛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创办《学衡杂志》，继承白璧德的新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狂批胡适学问的浅薄，不知天高地厚反传统。

而激进的一面则来自创造社的浪漫主义。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人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

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世界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与王阳明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阳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喷涌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国。

自我，在传统中国何其渺小，总是被各种“网罗”压抑，个体的“小我”被家国天下的“大我”吞噬。

郭沫若的一声狂吼，激动了千万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发现，原来在理性人之外，自我还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

一瞬间，原先膜拜胡适的激进青年，读了《女神》之后，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边，成为他的铁粉了。

浪漫主义者有破坏的热情，更有创造的激情。

他们总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分明的两端，旧世界是黑暗的、堕落的，必须毫不怜悯地全盘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无保留地张臂拥抱。

在破坏与创造之间，全赖意志的坚决与激情的燃烧。

浪漫主义其实是价值虚无主义，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创造意志本身。

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说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的自我。

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

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

郭沫若的内心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将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

▲ 创造社成员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个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

新月社是贵族式的浪漫，徐志摩内心膜拜的浪漫主义英雄是拜伦；而创造社、太阳社是平民的浪漫，比较起拜伦，他们更崇拜的是社会主义者雪莱。

郭沫若说过：拜伦“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30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28岁的拜伦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创造社从前期的浪漫主义走向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浪漫与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来说，是同一回事。

太阳社的蒋光慈对郭沫若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这话深得郭沫若共鸣，觉得就是自己的内心声音。

贵族的浪漫主义来自于爱，而平民的浪漫主义常常出自恨：愤恨上层贵族精神，愤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自己的怀才不遇。

创造社诸人都是留学日本的穷学生，郭沫若虽然拿着留洋官费，却要养活日本妻子和三个孩子。

他自负又自卑，傲气与自卑混杂在一起，让他痛苦不堪：“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他因此也变得格外的敏感。

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他，正是他的次子出生的第三天。

诗名显赫的《女神》作者一边在厨房烟熏火燎地烧菜，一边与田汉聊天。

郭沫若对田汉说“谈笑有鸿儒”，恰好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田汉即兴地半开玩笑回一句：“往来有产婆”。

这一下尖锐地刺痛了郭沫若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不小的污蔑”，心里抱怨：“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后来，郭沫若回上海的时候，胡适约徐志摩到他家里去看望，见他手里抱着孩子，样子甚为狼狈。

出门后胡适对徐志摩悄悄地说：郭君“以四手两面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

▲ 1937年郭沫若回国，与于立群结婚，婚后生下四子两女

浪漫主义者在世俗人生中如此窘迫，愈发激起郭沫若心理的扭曲：因狂妄而自卑，因自卑而仇恨，因仇恨而更狂妄，满世界似乎都是自己的敌人。

郭沫若因《女神》而一夜暴得大名，但主流社会并不因此接纳他。

商务印书馆是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创造社无法染指；出版《创造》杂志的泰东书局又在经济上盘剥他们，郭沫若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哀叹“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被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

北大教授刘半农博士在《语丝》上嘲讽他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敏感而自卑的郭沫若竟然从“滩”字上读出了弦外之音，认定刘博士深得春秋笔法，是在讽刺自己只是一个“跑滩匠”的江湖派文人。

他承认“人在落魄的时候，也有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

他浪漫归浪漫，其实很有点世俗心，因而无法释然，难以超脱，终日愤愤不平。

田汉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对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价，说他“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

浪漫而不超脱，就只有革命一途了。

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除了渴望向上流动的“烟火气”之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精神理由。

创造社后期转向了拥抱马克思主义，但郭沫若接受的马克思，不是那个写《资本论》“成熟的马克思”，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反抗精神、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青年马克思”。

因为处于被压抑的底层，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含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成分，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匪徒颂》，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从克伦威尔、华盛顿，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诗人郭沫若崇拜改朝换代的个人英雄，他相信神就是自我，自我就是神，但这个自我未必是他本人，而是一个拥有更强大权力意志的普罗米修斯。

传统的圣人情怀与西方的英雄崇拜在郭沫若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他放眼世界到处寻觅心中的偶像，最后定位在平民革命的苏俄，在列宁身上发现了自己心仪的普罗米修斯：“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

列宁之后，他又寄情于斯大林、毛泽东，甚至借古喻今，不惜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他说，历代都说纣王是一个“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这是不公平的，纣王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端正魁梧，古代中国的统一，其实是由纣王开启端，秦王收其果。背着千古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何其冤枉！

在郭沫若的眼中，没有是非善恶，只有枭雄豪杰。

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让他拜倒在强者的权力意志之下。

他曾经痛骂过鲁迅，但鲁迅一旦被树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领袖，郭沫若的口径变了，他赞扬“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到了晚年，甚至赖掉了曾经以“杜荃”的笔名骂过鲁迅，朋友问他是否用过这个笔名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用过杜衡、易坎人……的笔名，杜荃我记不起来了。”

鲁迅过世之后，在周恩来提议下，郭沫若成为鲁迅的继承者，担当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一旦摇身一变为左翼文化的旗手，原本自卑的自我便膨胀为真理的化身、宇宙的大神，在文坛上若有哪个开罪了他，或看谁不顺眼，郭沫若会以那支无比刻薄、霸气的利笔，携着权力的雷霆万钧之力，将对方横扫，决不手软。

最出名的是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战斗檄文《斥反动文艺》，像当年对待鲁迅那样，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本来还算不上反动的中间知识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 沈从文

沈从文开罪郭沫若，始于1930年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

沈从文有一点“乡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是一个诗人，情绪是诗的、动的、反抗的，但写小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他不懂得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就是废话。郭沫若只适合写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纸通电。

读了初出茅庐的沈从文这番话，可以想见自负的郭沫若会如何地大光其火。

更要命的是那个“乡下人”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说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

这几乎把参加过北伐的英雄描绘为一个投机时代的变色龙了，郭沫若焉得不记恨！

再加上之后几次文坛上的论争与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际，郭沫若等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将沈从文归为“桃红色”反动作家的代表，说“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化旗手郭公的这番判决，决定了沈从文下半辈子的命运，让他从此脸上刻上了红字，被逐出文坛，流放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了。

▲ 朱光潜

美学家朱光潜与郭沫若本无交恶，为了找一个“蓝色”反动作家的典型，郭沫若硬将他拉来当替死鬼。

郭承认，之前他连朱的书一本都没有读过，只是临时找了一篇朱的文章，便由此判了葫芦案。

郭沫若在文中提到一则当年在重庆流行的传说，宋美龄找冰心谈话。

宋问：“国民党中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冰心回问：“国民党中又有哪一位男作家？”

郭沫若借题发挥，阴森森地说：“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

郭沫若将这位“蓝色”反动作家与蓝衣社扯在一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个月，朱光潜与冯友兰一起，成为最早在《人民日报》被迫作自我检讨的文人学者。

▲ 萧乾

第三位萧乾也是躺着中枪。

这位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因为《大公报》报道田汉50大寿被老板批评，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社评，批评“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筵席，尤令人感到暮气”。

他提出要割除文坛上的元首习气，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这一下大大开罪了“文坛元首”郭沫若。

50岁便称公称老，大摆筵席庆祝，郭公乃是始作俑者，也是党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

如今被影响全国舆论的《大公报》批评，郭沫若便以“没有节制”的诗人气魄，将全部怒火发泄到萧乾这个小毛孩身上：“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罪行之一，就是当年郭沫若举证的莫须有的“鸦片”与“贡烟”。

1949年之后，旗手郭沫若集无数荣誉于一身：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与毛泽东是诗友，经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诗��的权威解读者。

然而，郭沫若深知，那么多的��誉，并非意味着权力，自己只是文学侍臣而已，他小心翼翼，紧跟变幻莫测的形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解读与唱和毛主席诗词，更是如履薄冰，容不得半点差错。

1959年，郭沫若答《诗刊》记者问，批评《诗刊》主编臧克家不懂旧体诗，解读不了主席诗词，是外行。

他以权威人士的姿态，解读毛的新诗《送瘟神》，其中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郭沫若卖弄历史知识信口开河：“从前周穆王的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游月宫还要抖？”

然而，“不劳动”、“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无意之中触犯了最高领袖的尊严，郭沫若吓得半死，马上在《人民日报》上检讨，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总算躲过一祸。

▲ 郭沫若

越是接近权力中心，越是高处不胜寒，郭沫若对此心知肚明。

文革大幕拉开，郭沫若诚惶诚恐，公开发言主动表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他的儿子郭世英被中国农业大学造反派绑架关押，当晚郭沫若要参加一个宴会，会见到周总理，夫人于立群再三恳求，要他向总理求救。

郭沫若在总理身边坐了一个晚上，内心是天人交战，却一直不敢开口。

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儿子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人反绑着从三楼的窗户飞出，肝脑涂地。

于立群痛不欲生，痛骂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迟迟疑疑地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为了自保，他将亲生儿子作为祭品，献了出去。

一个20世纪中国难得的大才子，从“流氓”玩起，最后几乎被自己玩死。

自己的名字，死后究竟会列在文人祠，还是弄臣榜？通读历史的郭沫若临终前想必为此而不寒而栗。

难怪，按照他的意愿，他的骨灰没有留在八宝山，而远离都城，撒在了大寨的虎头山下。

（注：许纪霖，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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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ry67245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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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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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焜耀单飞

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12月5日下午5时，苏州喜来登酒店。明基全新品牌Benq闪现的一刹那，李焜耀与施振荣抱在了一起，施振荣竖起了拇指，李焜耀跟着也竖起了拇指。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自全球的200多名记者目睹了李焜耀斩断与Acer的名份联系，品牌由Acer换成Benq，彻底单飞的全过程。

第007号

1976年6月，台大电机系毕业生李焜耀站到了荣泰电子协理施振荣的面前，施振荣望了望李焜耀，点了点头，李焜耀被最终招进了荣泰电子。施振荣没太在意李焜耀，李焜耀也没对施振荣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个工作和一个上司而已。

李焜耀是作为微处理器的研发人员被招进荣泰电子的，24岁的李焜耀对当时刚刚引进台湾的微处理器很着迷，他的工作是用微处理器设计一个学习机。但是，在荣泰做了三个月之后，李焜耀发现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事可做，一问才知道公司出了财务危机。微处理器部门要关掉，李焜耀当时的兴趣只在微处理器，不能做这个，他就要走。施振荣看挽留不住，就对他说：“好吧，等境遇好的时候，你再回来。”

李焜耀去大同继续他的微处理器研究，李焜耀走后，没过几天，施振荣也仓促地离开了荣泰，施振荣作为职业经理人对当时自己创业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荣泰当时经营得很好，是集团公司将资金抽走，荣泰没有资金购买材料进行生产，才导致的危机。

施振荣创业Acer之始，心里并没有谱，所以，不敢请太多人。3个月之后，施振荣觉得可以了，就邀请李焜耀加入。李焜耀当时所在的大同公司是台湾最大的电子公司，李焜耀放弃在大同1500元的工资，拿Acer1000块的工资，是因为他不喜欢大同的官僚体制，李焜耀受不了任何事情都层层审批。

李焜耀做选择的时候，李焜耀的父亲提醒李焜耀：“施先生的公司随时会倒掉，你还这样选择？”李焜耀不听这些，他觉得他还年轻，不用考虑那么多，也不能太计较收入。

李焜耀在Acer的编号是007，但他不算Acer的创业者，他来晚了3个月，Acer的创业者有5个人，李焜耀是Acer从外面请的第一个工程师。这样的开始为以后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李焜耀在Acer一口气做了10年研发，台湾第一台英文终端机，就是李焜耀领头设计的。因为公司小，李焜耀期间也做了不少维修和销售的工作。1980年，李焜耀当上了课长。由于李焜耀去得早，在Acer，他也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当年的手下现在都在Acer担当重任。

明基工厂

1984年，Acer从美国接到一个OEM PC的大订单，这个订单很大，Acer内部没有足够的产能，施振荣从Acer抽了4个人，让他们出去建工厂，这4个人中就有李焜耀，但李焜耀不是领头的，他只是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总。

明基成立的过程比较曲折，Acer当时只是想建个工厂生产PC而已，别的事情并没有多想，将这个工厂与Acer分离，起名明基，并非主动有意而为之的事，其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建工厂要有很大的厂房，碰巧当时台湾很多纺织厂外移到东南亚，可以利用现成的厂房，但这些厂房都不在新竹科技园区，而科技园区的管理规定，高科技公司不能在园区之外开分公司，如果开，就不能叫原来的名字，所以，只好给工厂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明基。又因为，科技园区和非科技园区税收不同，所以，明基的财务必须和Acer分开。第二个原因是，Acer当时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建那么大的工厂，所以，吸纳了一个大股东，占明基50%的股份，后来，为了便于管理，这个大股东的股份合并到了Acer中，明基成为Acer100%控股的子公司。

到1986年，明基年产几十万台PC，成为台湾最大的PC工厂。那个时候，李焜耀还觉得自己是Acer的人，他料不到他以后的成功会在明基，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成功可以靠蓝图画出来。”

出走

1989年，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37岁的李焜耀一边读书，一边和妻小享受天伦之乐。靠卖手中的Acer股票维生。

李焜耀是1986年被施振荣从明基召回Acer的，施振荣让他负责Acer电脑的产品规划。一年之后，施振荣又派李焜耀去美国接管新收购的公司。在美国，为施振荣打拼了一年之后，李焜耀回到了台北。

李焜耀回来之后看到的Acer，和他离开时的Acer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事情物是人非。此刻，Acer刚上市成功，施振荣从Acer之外引进了相当多的管理人才，从IBM来的刘英武更是当上了Acer的总经理，另外，还有从HP等国际大公司来的大量新面孔，李焜耀对此一时不能习惯。

李焜耀找施振荣谈，称自己要休息一下。“我停薪，带家人去瑞士学习一年。” 施振荣不放。李焜耀说：“公司现在人才很多，也不在乎我一个。”李焜耀知道他这样说，施振荣有点心痛，但李焜耀必须这样说，施振荣虽然心痛，但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让大家都高兴。平衡各种关系对一个大家长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李焜耀碰巧和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在台湾的一个教授很熟，当李焜耀说想读书时，教授马上问：“真的？还是假的？”马上说：“你现在还不下决心，你这辈子就不会再上学校读书了。”李焜耀很认真地去读书了，从早到晚都有课，礼拜六也有课。Acer的很多同事到欧洲出差，都会到瑞士看李焜耀，都会和他谈Acer的是是非非，李焜耀总是笑而不答，他觉得，他在读书，Acer的事情和他没关系，有关系，他也管不着。

李焜耀的课程是一年时间，期间施振荣去找他，刘英武也和他打电话谈了很久，但李焜耀在瑞士读书的时候，没怎么想回Acer的事情以及回去会有什么位置，他只是认真地学习，他的孩子也在瑞士读书，他觉得自己过得很愉快。

和宏碁划清界限

1990年，瑞士。施振荣再次去找李焜耀，请他回Acer。过了一年幸福生活的李焜耀回想起和施振荣相处那么多年的感情，而且离开的时候，李焜耀也没说一定要离开，只是说要休息一下，接触一下新理念。李焜耀问：“回去干什么？”施振荣答：“有两个选择，可以去Acer电脑笔记本事业部，要不，你就去管明基，但明基很小哦。” 李焜耀选择了明基。

李焜耀1986年离开明基之后，明基OEM PC的业务就开始往下掉，后来，只好靠Acer给的订单养着，做的都是Acer瞧不上眼、不愿意做的产品，等于Acer附属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加工厂。李焜耀1991年接手的时候，明基年营业额8000多万美元。

李焜耀到明基看了看，只留下了显示器和键盘业务，剩下的电源供应器、工程工作站等业务全部返还了Acer，Acer不要的，就停掉。李焜耀不想当Acer的附属生产厂，不想Acer不做的产品，他来做。李焜耀不能允许这样，他对施振荣说，既然Acer做PC，那明基专做外设，李焜耀将所有PC的业务都交回了Acer，要求Acer将所有的外设产品都交给明基做。财务方面，李焜耀要求将两家公司彻底分开，搞清楚明基到底是在赚钱，还是在亏钱。

此时正赶上Acer内部危机，刘英武失意而去，施振荣亲自出马对Acer进行第二次再造，百事缠身，所以，对李焜耀自己做好自己事情的态度很支持。

看到施振荣同意明基和Acer分清楚，李焜耀进一步问施振荣，是否同意明基自己独立上市，施振荣也同意了。

在明基还没有做大之前，李焜耀就要和Acer分开，不光是出于控制和利益的考虑，他清楚地看到，Acer当时是台湾最大的IT公司，是台湾媒体的宠儿，每个到Acer工作的人都觉得很荣耀，但同时也缺乏危机感，缺乏足够的危机感去应对未来的挑战，而“明基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如果将明基和Acer靠在一起，如果明基也没有创始者的创业精神，肯定做不起来！所以，明基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大公司的一小部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公司。”

既然是小公司，待遇就不可能和成规模的Acer享受一样，李焜耀要求他的员工切掉和Acer攀比的态度，要比也只能和台湾其他做外设的公司比，不能和Acer比。

李焜耀坚持这样做，谁觉得不爽，谁就离开，李焜耀上台后，主管换掉了一半，有的是受不了自己走的，有的是李焜耀换掉的。李焜耀没给自己留后路，“大不了，我再去念博士。”

1992年，李焜耀回Acer挖了几个老同事，将他在美国的同事也招了回来，明基的架构慢慢建了起来。

股份

1994年，明基与Acer切割那天，李焜耀对所有同事声明：“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要回Acer工作，你就回去，但要从明基辞职以后再回去；Acer员工要过来，也请辞职以后再过来。”

直到1994年，明基还是Acer100%控股的企业。将明基业务做上去以后，李焜耀开始和施振荣谈，改造明基股权的事情，李焜耀的理由很简单：Acer太庞大了，放在一起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推动力。李焜耀希望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诱因来推动这个公司的发展，希望通过发放股权推动大家的积极性。

宽宏大量的施振荣同意了。从1994年开始，明基开始将股权卖给员工以及外面的法人投资机构，Acer在明基所占的股份一路稀释到30%，到1996年明基上市时，Acer的股份稀释到了控股的28%。

Acer所占的股权在降，明基的业绩在涨，1992至1996年，明基营收增长9倍。1994年，可以买明基股票的时候，李��耀没有多少钱，但他将在明基赚到的钱都积累到明基的股票上去了，现在李焜耀占到了明基0.64%的股权，施振荣个人在明基的股份比李焜耀多，为0.71%，明基的总股本是108亿新台币，市值是353亿新台币。目前，明基员工占到了明基百分之十几的股票，在明基上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富翁，超过100名员工的股票价值超过1000万新台币，现在的更不止这个数。

新路

到1994年，李焜耀就感觉不能和施振荣的计算机帝国靠得太近，他怕明基随着Acer“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焜耀立志要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了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后来，才发觉不对，因为这些产品的产值都太小，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公司。李焜耀转到了手机上，开始自行研发手机，成为台湾惟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坚持到2001年，明基手机产品终于开花结果，做到700万部，100多项专利， 2002年，李焜耀自信能做到1000万部。

2000年中，李焜耀将施振荣命名的“明基计算机”改成了“明基电通”，李焜耀的理由是，明基已经很多年没有生产过计算机了，现在一般的证券分析师也将明基纳入通讯股，进行点评。台湾股市的产业分析师指出，若要仔细探讨台湾企业近年转型成功的最佳代表，明基一定榜上有名。“李焜耀当初对手机投资的坚持，也实质表现在营运数字上，由于手机毛利较计算机周边高，也让明基免于沦落一般计算机系统厂商‘营收大、毛利低’的命运。”

1996年，李焜耀又做了一次豪赌，连续投资100多亿新台币进军LCD面板的研发和生产，李焜耀认定今后电视、手机、PDA和计算机都会转到LCD，LCD的需求会十分旺盛。明基LCD 2000年赚钱，2001年亏掉了营业额的20%。李焜耀面不改色，他说这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周期，“LCD和半导体一样，大家一起投，形成过剩产能后，就会杀价，导致亏损，已有的企业亏损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投资加入，但需求还会增加，产能一定后，价格自然会上来。”到2001年末，LCD的价格果然大幅度回升，供不应求。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3月13日，李焜耀一把握住了台湾另一家LCD厂家联友的手，以1：1.4的比例进行了换股合并，联友已经做了10年 LCD，李焜耀只做了4年，但李焜耀业绩更好，所以，评估的价值要高一些。在新的合资公司中，明基占24%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李焜耀出任董事长。合并后的友达是世界第三大LCD厂商，前两位是三星和LG，日本的企业差得很远，现在李焜耀在拼命地追LG。

避开北京选择苏州

1997年底，北京Acer信息办公室，李焜耀的大将曾文琪蜗居在这里。4年之后，曾文祺雄踞苏州，指挥着1500家代理商，将营业额做到了100亿新台币。而北京的Acer花了10年时间，才把代理商扩充到1000个，PC的市场份额始终没有挤进发誓一定要做的中国前三。2001年7月9日，施振荣在纬创成立的记者会承认：“明基在大陆的品牌经营工作，确实做得不错。”

Acer1991年在北京安营扎寨，等明基需要进入大陆的时候，李焜耀避开了北京，他说，北京太冷，下雪，他不习惯。

1994年，李焜耀进驻苏州的时候，明基在马来西亚已经拥有了一个1000多人的工厂，但李焜耀觉得在马来西亚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因为马来西亚人口少，大学少，找不到工程师。

1994年，外资办厂都到深圳、东莞附近，利用靠近香港的优势，但李焜耀认为广东会走马来西亚的老路——成本提高、劳力不够、工人和工程师都需要从外面输入。李焜耀找到了华东，当时正值浦东开发，整个上海像个大工地，但上海最后也被李焜耀否定了，因为上海是商业城市，不适合开工厂。

全国都扫了一遍，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李焜耀此时想到了美国经验，美国的电子工业带都集中在以大都市为半径的100公里范围内，波士顿、旧金山郊外散布着这样的产业群，李焜耀在上海方圆100多公里处看到了苏州。

当时从上海虹桥机场到苏州开车要3个小时，李焜耀坚持这不是问题，因为以后可以改进。李焜耀到了苏州，和苏州市领导一起看地图，在地图上圈定了一块地，算作明基的基地，没法去看，当时连马路都不通。

明基是苏州第一家外资企业，2000年，苏州明基营业收入已经占到明基电通的四分之一。而此时，含昆山、吴江等地在内的大苏州经济圈内，已经是巨人云集，这里投资额1亿美元的企业比比皆是，仅是苏州工业园区内就有73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落户。

避免再造

10年来，Acer一直在再造，明基基本上跟Acer的再造没什么关系，我们之间业务的关联性本来就不高，Acer只是明基的大股东，我们再在市场上有一些大的配合而已，就是这样。

——李焜耀

施振荣坚持“享受大权旁落”，“大权旁落”到一定阶段，出现混乱，施振荣又不得不亲自出马再造，再造结束后，再“大权旁落”，然后“再再造”，如此往复。

和施振荣不同，李焜耀认为要集权的地方，他会采用军事化的管理，像LCD，他控制得非常严谨，因为LCD一个闪失，几亿美元就不见了。对于行销，李焜耀放权比较多，因为行销要靠创意，控制太严，创意无法发挥。对于制造，李焜耀要求他们一板一眼。“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施先生以前很喜欢说‘人性本善’，我认为这个不对，没有人性的善恶的泛论。很多人就是那个样子，Acer能把他改变过来吗？我看未必。”所以，“不要先假定人性善恶，善有善的对待方法，恶有恶的对待方法。本来就不应该让恶的人进来，进来了也要及早淘汰。”

Acer要不停再造的第二个原因是：越做越大之后，必须要做投资，投资多了，就容易出现重复投资的混乱。

李焜耀对此的策略是“水平整合垂直分工”：在水平上，李焜耀摆了六个事业部，分别做网络、通讯设备及手机、宽带接入设备、电脑外设、光电产品、多媒体，这六个事业部共同的特点是，其产品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这六个水平的事业部，李焜耀要完全掌控。

“垂直分工”是指关键零部件，李焜耀涉足关键零部件，是怕在关键时期被关键零部件厂商卡住脖子；李焜耀不将关键部件整合进明基，而是将其分出去，独立成一家公司，吸纳外来股份，是因为这些关键零部件不能全卖给明基，而是要卖到全台湾全世界，不能明基一不好，它马上就垮了。

李焜耀在“垂直链条”上布了四枚棋子：一、LCD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的友达；二、致力于专业通讯及精密元件研发与制造的达方电子；三、致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高容量储存媒体的达信。四、致力于开发3G移动通信基地台设备的达宙通讯系统。

明基现在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Acer，但李焜耀不讲“群龙无首”，他想靠正向回报给他团队以信心和成就感，李焜耀不喜欢企业太松散。“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求自己独立发展的舞台，但众人一起搭建的舞台才足够稳固，才能容纳更多的人演出。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Acer不是我们的标竿，至少是SONY嘛。”“如何度过现在的全球危机，我们都已经有数，有很多完全的准备，不可能走Acer的老路。”“我们和Acer已经分开很清楚，透明地接受全世界的监督，我有百分十几是外国股东。我们还没有到美国上市，我们的友达光电准备到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大的项目，光靠台湾资本市场不够。”

施先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台北高尔夫球球场，施振荣与李焜耀一边打球，一边交流。李焜耀把最近的一些想法和施振荣谈一下。施振荣现在对明基了解不是很深了，所以，他管得不多，主要听李焜耀的。有时候，李焜耀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对Acer再造的意见，施振荣也听。施振荣喜欢打高尔夫球，李焜耀不喜欢打球，喜欢和小孩一起玩，但李焜耀每周都会保持和施振荣的联系。

作者：你凭什么单飞？

李焜耀：施先生是一个宽宏大量、无我无私的人，他能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对他个人的信誉非常珍惜，宁可人负他，也不可他负人，包括他对同仁的授权和放权，他很乐意培育让同仁自由发挥的环境。

企业家做到后面，名利都可以置之度外，他要考虑的是群体利益。Acer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机器，里面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人，Acer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向和管理机制，我们也有外面自己的方向和机制，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就不利于发展。少些协调，大家可以多些力气对外。

作者：施振荣可以享受大权旁落，你可以吗？

李焜耀：没有什么好享受的！我享受集体的成就感，享受集体美好的果实。施先生是个好人，他能够做到“大权旁落”这很不容易，但是，“大权旁落”之后，盈利和文化的控制点却不能放，而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是做事情的人。我不懂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说错了话，我一定会认错，但我一定要说。

作者：你和施振荣的共同点在哪里？

李焜耀：我们都很老实，都很踏实，我们的眼光都很长远，短线的利益，公司要兼顾，但公司要经营成百年企业更应该注重长久。

作者：能举个例子证明你很老实吗？

李焜耀：比如，我跟证监会说营业额要做多少，有几年我们也没有达到原计划，但我们不隐瞒，该讲的还是要讲。我和中层之间透明度也很高，我今天讲是这个样子就绝对是这个样子，绝对没有任何的隐晦，我不会藏什么。我知道的，我认为的，我都会照直说，可能有些时候，说话没有技巧，可绝对讲的是实话，百分百的实话。明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沟通，藏着掖着会有很多消耗掉。

作者：施振荣每年都有理念发布，怎么不见你提理念？

李焜耀：我一定是做到了才提。全世界聪明的人很多，重要的不是你想到什么，而是你想到了又做了。今天，我说我做手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我能做到。5年，我做手机，不是投资那么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这群人愿意做5年才难得，人会不会跑掉？技术会不会维持？其他团队会不会抱怨？知易行难，一个东西想到做出来才是重点。施先生是讲的，他希望有团队把它做出来，如果打折扣的话……

回宏碁做什么

2001年7月9日，纬创成立酒会，李焜耀很早到场，并向林宪铭握手道贺，此举引起了台湾媒体强烈注意，闪光灯此起彼落。

林宪铭是继刘英武1992年出走Acer之后的Acer第三任总经理，李焜耀与林宪铭之间的“瑜亮情结”尽人皆知，两个人企图心都很强、个性都很鲜明，加上各有各的坚持与经营理念，在公开场合几乎不交谈，内部员工形容两人是“谁也不让谁”。

2001年，到林宪铭单飞之时，李焜耀主动上去握住林宪铭的手。酒会上，施振荣被问及“李、林未来的关系”，施振荣说：“现在不是谈政治的时候。”

1996年，Acer20周年庆时，施振荣曾说，他有三个关于接班人的锦囊妙计：第一，希望Acer得以顺利整合成国际性企业的架构与运作流程；第二，一旦第一个锦囊失效，期望Acer集团得以采取联邦制，大家轮流做主。这个计划在1998年的组织再造时曾经试过，后来随着过度投资、亏损而宣告失败；最后一个妙计，就是三个次集团各自发展。

现在，李焜耀执掌明基，林宪铭掌管纬创，原宏科董事长王振堂当家Acer，三分天下的态势大致形成。

作者：有没有想过回Acer？

李焜耀：回去做什么？现在不能说回去就回去，要由股民和董事会决定，所以，没有可能回去。

作者：如果让你回去接施振荣的班呢？

李焜耀：我觉得还是做明基比较有��，现在明基与Acer切割比较合理，Acer那块有点乱了，放得太多了。现在在清理投资，要涉及到20多家公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投资也不是百发百中，但不会搞到那么多家再做清理。

我不愿意去接受那个摊子，因为时间成本太高。明基曾经想做鼠标，因为明基键盘很成功，投资鼠标很容易成功，我不同意，我觉得花同样的时间做一个成本低的事情没有意义，我宁可花5倍的时间去做比鼠标更有意义的事情。要说投资回报率，明基现在对我应该是最好的。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做了几个基础性的投资，已经聚集了50多个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人才，我们不是在盖摩天大楼，没有一下做到很高，我们在做净资产，我们在盖金字塔，现在我们已经在稳定朝上冒了。

Benq

早在8年之前，李焜耀就要做独立品牌Vuego，施振荣不同意，施振荣认为李焜耀做新品牌分散了力量，不利于集中将Acer这个品牌做大，那时，李焜耀屈服了，和Acer签了协议，共推Acer品牌。2000年末，李焜耀再次和施振荣提起独立品牌的事，施振荣此时觉得应该给李焜耀一个新的品牌去做数字时尚产品。

明��起先做的产品大都是通过Acer的渠道分销出去的，打Acer品牌，用Acer渠道分销，李焜耀只剩下了生产。5年前，从美国开始，接着是中国大陆、欧洲和亚太，明基一步一步建自己的分销渠道，到2000年底，明基在全世界的渠道建设完毕，全线产品都由自己做，没再用宏的。

明基用Acer这个品牌，不是白用，一直在给Acer交品牌使用费，现在明基觉得这个钱交得有点不值了，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从明基现在的实力出发，需要换品牌。

在这个时候，李焜耀能如愿以偿地将品牌也换成Benq，和整个大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以前施振荣代表的PC方向是强势产业，所以，大家都愿意整合在一起，Acer是个让人骄傲的品牌，大家都觉得势头很好，远景也很大。2001年，PC产业第一出现负增长，卖PC变成了很辛苦的事，PC的附加价值在降低，做PC的都要转型做服务，Acer也不例外，要专心服务电子商务。在Acer向服务转型的同时，明基从外设做到了通讯领域，这样Acer这个品牌已经不能涵盖明基的定位了。这样的理由顺理成章。

采访手记

冲进门来的李焜耀迟到是因为他去接施振荣。他匆忙得一点架子没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笑起来，也是那么爽朗和明亮。快50岁了，还显得没什么城府。

李焜耀从来都是正面回答问题，遇到敏感的问题，他嘴上说不方便回答，可是，到最后他都忍不住正面回答了。

李焜耀不隐讳他和施振荣的分歧，但这不妨碍他对施振荣的敬重。他清楚，他再能干，如果没有施振荣放权，他也没有今天。但这不妨碍，他依然瞧不上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施振荣作为Acer大家长，也真够难为他的，像李焜耀这种非常能干，又非常有个性的人，能一直拢在身边，实属不易。试过“享受群龙无首”，试过“享受大权旁落”之后，施振荣最后只有靠自己的德行“摆平”Acer的大小山头。

我问李焜耀，你最佩服谁，他说韦尔奇；我问台湾最佩服谁？他说，没有。相对于施振荣的思辨，李焜耀更像一个做事的。他口中没玄妙的理论，他口中只有实干。如果施振荣是一位思想家，李焜耀更像一位企业家。

和施振荣相同，李焜耀接受采访，也会让自己的左右手在座，他们一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这可能是台湾企业的习惯。有最知情的人在场，应该可以提高采访内容的真实性。12月4日晚的采访一直延续到5日凌晨，李焜耀依然神采奕奕。12月5日，健壮的李焜耀跳上讲台，开场白是：我刚刚从美国加州回来，加州的迪斯尼乐园又建了一个冒险乐园，这是迎合现代人愿意尝试冒险的产物。将Acer换成Benq也是一次冒险，但我愿意接受这次冒险。台下的我突然觉得，李焜耀像个牛仔，Benq也像个对牛仔的称呼。

每次从苏州回台湾，李焜耀总是订头班飞机，每次早上六点就要从苏州出发到上海乘机。曾文琪称李焜耀是苦行僧，李焜耀却说，他经常出国不在家，急着回家，急着想见家人。李焜耀有三个小孩，两个大的都上了大学，最小的才上小学一年级。有时候，忙到晚上九点，李焜耀都让家里将饭留着，他回去吃饭。他要通过回去吃饭，来表示家庭对他很重要。李焜耀经常跟公司的年轻人讲，人生有三宝：老伴、老友和老本。李焜耀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不应酬，喜欢回家。挫折过去以后，李焜耀就不愿意再去回忆，遇到挫折的时候，李焜耀看看小说和自己小孩子玩一玩，也会很快忘记。

李焜耀：台湾的核心竞争力与大陆的优势

台湾和硅谷不一定要比，台湾和硅谷可以互补，台湾企业至少可以做出硅谷做不出的速度，而且成本比硅谷低，在成本与品质之间合理平衡点的掌握上，台湾也比硅谷好。

台湾企业为什么做代工比较多？是因为台湾没有市场，只好向全球要市场，这个需求刚好和美国公司互补，但如果做不出快速的低成本，就没有资格和美国公司互补。

台湾企业在代工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像明基在美国、欧洲、中国大陆拥有670项专利，专利数目每年在以一百多个的速度递增。

做技术一定要有耐心，技术实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陆企业多是做贸易起家，做贸易起家的企业容易追求短期效益。做贸易，一进一出，马上就可以看到效益；做技术，做半天，做不好，钱反而会变得更少。

所以，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面临的是企业文化对技术的认同问题。技术研发是按年算的，贸易行销是按月算的，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受“时间的伤”。

做技术，只有做到全世界前几名才能生存，一项技术被国际企业采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大陆企业看不起台湾的企业，但是，台湾企业在很多国际第一的要求下，有今天的发展，并非易事。做贸易，可以在区域成功；做技术，要成功，必须是世界性的，要和世界所有的企业竞争。那种压力，没做过，不可能知道。

但是，台湾企业进入大陆，现在还没有能力将大陆企业打倒。台湾企业多是做制造起家，研发代工的企业追求的是产效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追求降低成本和快速调整。在代工的企业文化里，一定看不上做贸易一次才卖出50台的订单，代工的企业一次最少也要卖出5万台，所以，代工企业做贸易和做贸易的企业做技术一样，都要先解决企业文化的认同问题。

Acer在大陆为什么不成功？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大陆的大部分主管都是从台湾派过来的，过2年就回去了。做制造的用左脑思考，贸易的用右脑思考，贸易的中心是人，做贸易要对人和社会发展有准确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从台湾派来的人，没有优势。明基在大陆的主管都在本地培养的，他们本身没有制造文化的背景，做起贸易来，反而容易。比如，我们东北分公司的主管2年前刚从北大毕业，他现在在东北用明基的产品真的打败了LG，很了不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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