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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rt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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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 •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有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XXX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个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XXX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览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览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览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览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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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alaundryfan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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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不会永远排列在一起

哈里给留守电话拨了回去。他昨晚十点就睡了，于是现在还不到八点。“嗨，”哈里说。

“嗨，早安。”他的经纪人在第二声铃响时接起。“你收到我的邮件了？”

“呃，我没查看邮箱。”他把电话转为免提，退到桌面点开Gmail。那里躺着至少十封标题加粗的未读邮件。

“是一个杂志的邀约，你看看吧。我这……我承诺了今天要带孩子们去钓鱼，我得快点出发了。”经纪人说。

“好的，你去吧。我会看的。再见。”哈里说罢挂了电话。他点开最上面那封未读邮件。如他的经纪人所说，是一个采访，来自业界响当当的杂志，即便比哈里再大牌的明星也会深思熟虑一番的那种。

哈里大致浏览了一遍，然后关闭了邮件界面。他扭头去看床头柜上摆着的闹钟，估摸着他的经纪人大概几时可以接电话。他会问他为什么要拒绝，然后列举分析在他事业的这个时期接受这样几个采访是有利无害的。而哈里会坚持，并佯装生气，因为作为他的经纪人，他理应知道，但凡一个采访试图从有关“感情经历”、“单向乐队”、“路易·唐姆林森”这几个关键词切入的话，他都会拒绝。

如果不是“X音素”，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唐姆林森这号人。哈里瞥见舞台上荒谬的紫色灯光把路易的头发染成莫名其妙的颜色。这个boyband的日后发展就是一坨屎，哈里想，就凭他们四个人在这里化着他绝不会回看一秒钟的吸血鬼妆容，咿咿呀呀唱着口水歌。他一开始的时候想不通路易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个民间选秀节目，他的生父是奥斯汀地产的最大股东，一个操纵了英格兰郊区半块地皮的开发商。后来他明白了，这只是他无数康庄大道恣意人生的其中一条，对哈里则另当别论。

在面包店帮工的日子遥远的好像上辈子，但它们仍清晰如一夜大雪纷飞后后凝结在玻璃窗上美丽的印痕。这就是他的人生了，哈里将那些可爱的巧克力麦芬从烤箱中取出来时这样想到。他会在这家面包店帮忙，然后考取一所公立大学，读一个普通的专业——不是音乐，他负担不起——闲暇时间写歌作曲。至于更遥远的计划，去他的，谁会在十六岁的时候考虑那些呢？而X音素的试镜打乱了这一切。

“考威尔。叫我西蒙。”男人向他伸出宽厚的手掌。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在少年时期，做出决定或许如此简单。哈里记得那是一大清早，他们全家人驱车送他抵达机场。那是他太多的第一次的集合：第一次来机场，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家人。他还记得杰玛穿着杂色毛衣拥抱他，那坚硬的面料扎在他的脖颈皮肤上。

“照顾好自己，老弟。”风吹起她的头发，哈里用力点了点头。而事实上他从那之后不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即使后来不愿提起，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这一切是该死的快乐。无以名状的，一种特定的快乐。是八十岁想起来，也会嘴角上扬的、夹杂在氤氲水汽和迷蒙烟雾中脚不着地的快乐。名誉和金钱眼看就要山呼海啸般向他们涌来。哈里永远忘不了他睡眼朦胧中打开车门，零度天气中早早等待的成百上千粉丝爆发出的尖叫。

首专的某一场巡演结束，哈里的视网膜上还残留着镁光灯的光斑。他闭上眼，那些青青紫紫的不规则图案在眼前蠕动着，让他回想起中学时期的化学课的显微镜实验。

“你在想什么？”路易的声音响了起来。

“没什么，”哈里睁开眼，看到对方正在衣帽间胡乱剥掉演出服。“突然意识到我回不到高中把课程念完了。”

路易哈哈大笑：“你那个高中有什么意思，有像我这么辣的男生吗？”他踏过满地的衣服，站到哈里面前。他能感到对方的的鼻息，薄薄一层打底衫下的胸膛起伏着。哈里将自己此刻火烧般的脸颊温度怪罪于空气不流通的狭小室内。

“你能不能小点声？”哈里说，而路易只是令人恼火地笑着。“多极了，而且他们通常不像你这么饥渴。”他补充道。

“Well，good for you。”路易掐了掐他的腰，一条影子般溜出了更衣室。

当天晚上，他们分开后，仰躺在床的两边等待呼吸平复下来。哈里享受这种上下眼皮打架的困倦感，在睡眠和现实中游走，哪边也不属于，带来莫名的心安。

“Haz。Haz？”路易轻声唤他。

“嗯？”一只温热的手滑上他的脊背。一阵舒适的颤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它们真的很可爱，我说这些推文。”路易说，“粉丝们真的很有才！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我真的愿意相信。”床板吱呀一声，路易翻过身，支起一边的臂肘，将手机举到哈里面前。

“什么？”哈里支吾说道。路易一连串说了好几个“真的”，他在激动的时候就会这样，而哈里很困了。

“我们。粉丝们幻想的关于我们的小故事。这不可爱吗？”

路易的拇指在屏幕上划得太快，他根本没读完几条。但困意消散了大半。“好吧。但别乱点，你知道，赞或者评论什么的。”

“为什么？”

哈里能听出他的语调走高了。他早该料到。他确保自己以一种温柔的眼神盯着路易的面庞。“路，你知道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在他故意压低嗓音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们不能。”

“西蒙教你的。”他的声音里只有讥讽。哈里腹部一沉。“用不着他教，我自己也清楚。”他祈祷这句子不要像它听起来那样苍白。

路易笑了一声，显然没有买账。但他也没将话题继续下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安静地躺一会？哈里在心里问。他搞不明白路易为何对此事显出别样的热情。西蒙·考威尔当然知道他们的关系，他确信西蒙找路易谈过话，就像他找哈里所做的一样。

“避开摄像头，也不要让我或其他任何人知道更多。”他说，“搞砸了这一切，哪怕是卢西恩·格兰吉也救不了你们。”

搞砸，哈利怀疑路易顺风顺水的人生里有没有浮现过这两个字。或者西蒙所说的“你们”其实只指向一个人。哈里扭过头，看着正靠着枕头刷手机的路易，那个蛰居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又跳了出来：如果再来一次，哈里可能不会选择在X音素的后台洗手间里和路易搭话。

但现在他们住在一起，谁又能想到呢。而路易总有办法让他不去想这些事。

哈里总在往后的日子里问自己，究竟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他把这些年断断续续的场景在脑中卖力拼凑起来，然后寻找着，像七老八十两眼昏花的裁缝，风中的枯树皮般颤抖的手捏着甚至不确定在不在那里的针。

他们后来不住在一起了。一个傍晚，哈里刚为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写完一个小片段。他抬头望向窗外，太阳已经在亲吻地平线。怪不得他的眼睛有些酸涩。光线昏暗，而他总想不起来开灯。哈里抓起手机，想点个外卖，接着发现他收到一条视频，标题是“时尚界新宠泽恩·马利克伙同单向乐队成员车内吸毒”。他用拇指摁下播放按钮，但摁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换成食指。缓冲几秒钟之后，画面上出现了泽恩的脸，紧接着路易的声音飘了出来。哈利的呼吸近乎被掐掉。他拨通路易的电话，对方出乎意料地快速接听。

“对不起。”路易简短地说。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里只觉身心俱疲。

“我的手机掉了，那天人太多。每天人都太他妈的多。”路易说，“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经纪人给我看那个视频。我和你们一样惊讶，因为老实说，我都不太记得自己录了那个视频。”

“你为什么要碰毒品。”哈里绝望地打断他。

“哦，”路易说，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像“原来你要问这个”。“是大麻。你知道，我打算让泽恩加入我们下一首歌的MV拍摄。他很棒，身上有这个时代年轻模特最稀缺的特质。”

哈里喉咙发干，他说不清自己该为哪一点生气。接着他又感受到一阵疲倦。“这对乐团影响不好。”良久，哈里说。

“是的，我��歉。”路易说，“但放心��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大众的记忆就像金鱼。况且我们是什么，披头士吗。”

这本应当是一句略带幽默感的安慰，而哈里顷刻间怒火中烧，他的太阳穴部位的神经突突地跳着。这不公平，路易不能总是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甚至懒得装一下。他想尖酸刻薄地回上一句，但他没那么做。“是你不想让它变成披头士，路。我们本可以做得很好，我们本有可能是英国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个年纪的组合最成功的。看看我们的首专的销量。是，你可以说它们是一堆平平无奇的青春恋爱歌曲，我们和你一样不满足于此。但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模式，不是吗？这就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我们正在写的第三张专辑，它会成为一个突破。我知道你也为它付出了很多。你在乎，好吗，不要故意表现地你不是。”这是哈里有力气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过了一会，电话那头说：“‘这就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哈。包括所有的公关，你的女友，我的女友，是吗？他们，我们，全都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我们就像永动轮上的仓鼠，只要你有价值，跑到死他们也不会让你停下来；停下也会死，反正。我劝你认清现实，第二张专辑才卖了那么一点点，西蒙基本算是放弃我们了，你又怎么能保证第三张专辑会有人给我们卖命宣传？另外，不要说得好像是我不在乎一样，你明知道你在乎得并不比我多。这三年已经给你积攒了足够的名气，你从一开始就想独自闯出一片天地，不是吗？既然你如此急切地想让我做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好，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会离开单向乐队。我要去上大学了。”

直到哈里的舌尖尝到血腥味，他才发现自己正如此用力地咬着下嘴唇。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随窗外的日暮的光一齐被碾碎了。他不知道这通过电话是如何结束的，正如同他不知道他们四个是如何聚在一起，冷静地坐在一间咖啡馆里商量着解散事宜。感谢上帝，他们四个还算是朋友，在一切搞糟之前。除了路易，奈尔、利亚姆和哈里都将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因为对他们这样没有背景的普通人来说，即使只是昙花一现的单向乐队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会去看你们的演唱会的，”路易喝光了他杯子里的摩卡，说。“我也非常愿意给你们写几首歌，如果你们看得上的话。”

“那可说不准，奈尔放弃流行了，他要成为爱尔兰的威利·尼尔森。”利亚姆说。他们纷纷笑起来，氛围轻松了几分。

哈里没有去看路易是不是正在看他。他怎么能如此残忍？哈利没法不去觉得只有他自己一直在努力忘掉那些他们在同在一个组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因为那几近让他窒息。而路易，他怀疑他并不像他一样在乎。

结束时，路易去付了帐。就好像这能让他的愧疚减轻一毫似的，哈里尖刻地想。哈里站起身，穿好外套。往门外走时，路易靠了过来。店铺的门被推开时悬挂着的铃铛发出轻轻的“叮当”声。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路易问道。

“写歌，赚钱。”哈里说，“和他俩一样。”他向后偏了偏头，示意走在一米后的利亚姆和奈尔。此时的初春是伦敦最好的季节，没有阴冷的雨雪或云层，人们比冬天更愿意呆在室外。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空气里飘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讲着各种语言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哈利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这样并肩走在伦敦街头会是什么时候。

“还在英国？我是说，我的学校在伦敦。”

哈里不知道多久以来第一次望向路易的眼睛，它们仍然蓝得出奇。哈里时常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对着它们说谎，或是说不。

“我不知道。”哈里如实说。

日子就像一条小溪平稳地向前汩汩流淌着，哈里甚至奇怪于为何自己想起路易时，他所能回想起的片段中上演着的总是动荡而激烈的情绪。组合解散后，他接了几首商业片的主题曲，跑去美国出演了几部叫不上名字的影视剧，在洛杉矶购置了一套公寓；终于在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后被市场接纳，获得了一部分主流媒体的赞誉。虽然仍有不少将他称为“那个来自‘单向乐队’的男孩”，但也越来越多人熟知了他的真名。

他偶尔从社交网站上得知路易的消息。他忙着实习，毕业，踢足球，谈恋爱，教小孩子们音乐，出席他的生父举办的各种慈善晚宴，好像那段不真实的日子离他越来越远了。这让哈里想起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游戏，所有孩子都回家了，而他还躲在公园的滑梯后头，直到天色变暗，让他开始害怕起来。有时他会在夜晚关掉所有的灯，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点开路易的Instagram账号，浏览那些照片。他怀疑那些给他点赞、评论的人中有多少见过十八岁的路易在舞台后的样子；见过他在酒吧喝醉后抢过话筒唱歌的样子；见过他紧张、焦虑、妒忌、暴躁的样子——没有，全都没有，而他们现在却比他离他更近。

他们有时会通话，Facetime或打电话，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距离比刷社交网络更近。于是他们定了个一个月见一面的准则，如果某个月两人都太忙，就顺延到下个月见两面。大部分时间是路易飞来洛杉矶。除了哈里确实在个人事业起步阶段忙得一塌糊涂之外，他不太想对自己承认，那就是他在暗自用这种方法试探路易的感情。他每次都在心里质问自己为何如此幼稚，直到他收到那条段短信后，他明白了原因。

那两行文字整齐地排列在哈里的手机屏幕上：

我和别人在一起了。下个月我不能去见你。

他早就明白的，只是不愿意对自己承认罢了。不是预感，不是猜测，那个原因简洁而有力地撞入哈里的脑海：他们从没未拥有过信心。他们永远也给不出对方最需要的东西。

隔了一会，哈里回复道：是谁，我认识吗？路易回得飞速：Yeah，泽恩·马利克。

哈里手捂住了脸。

他本期待是别人的。一个他不认识的、路易在大学里认识的人。或许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橄榄球队队长，或成绩全优的亚裔女生，总之是和一个和哈里·斯泰尔斯毫无共同点的人，而不是和他在同样处在名利场的年轻男孩。更不用提他曾经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回忆。但他更不愿意去设想另一种可能性：他从一开始就猜错了。并不是他给不出路易想要的东西，而是路易根本没打算从他这里索取。路易是个聪明人，他一早就看穿了哈里的心思。

哈里翻开硬盘，他试了一会，没找到那个文件夹，于是换成文件名搜索。他插上耳机，播放那首收录在流产了的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他甚是喜欢里面路易单独的唱段，不自觉跟着哼唱了起来。

房间外，洛杉矶不夜城的车水马龙正永不止息地无声川流着。

哈里再一次见到路易，是在他妹妹的葬礼上。路易的母亲和生父过世时，他没能出席。所以他很紧张，他难以预想路易现在的状态。他甚至还没满30岁，哈里想不出命运缘何残酷至此。

哈里将车停泊好，关车门的动作也小心翼翼，极力不发出太大的声响：他已经嗅出空气中涌动的哀伤。葬礼的举办地点不是教堂，而是在这处僻静的花园。他看见路易穿着黑色西装站在门口，迎接着来到的人。从排队的人数来看，这是一场小型而私人的仪式。他看着路易面无表情地与每一个人点头、握手、亲吻面颊。

“谢谢你能来，”轮到哈里时，路易说。

“当然，”哈里说。“节哀。”

路易凝望着他的脸，大概有几秒钟，接着他移开了视线。

流程很快结束，来宾各自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泽恩不在场，他没法不注意到这一点。哈里从后面的铺着素色桌布的长桌上拿了一杯酒，默默等着路易和一个老人的谈话结束。

“好久不见。感谢你能来。”路易说，他看起来疲惫极了。

“是啊，”哈里说。他本想说几句有关弗丽西蒂的回忆，但他还是没说出口。“她还那么年轻。”

路易幅度轻微地点了点头，“唐姆林森的诅咒。想我可能也说不准哪天就走了。”他凄然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你肯定注意到了，泽恩不在。我们分手了。我们本来打算领养一个孩子，现在我决定自己做这事。”

说点什么吧，哈里听见自己在心里哀求着，什么都好。展示你的脆弱，就像组合时期那样。哈里盯着视线斜下方的一簇小白花。只要一句话，只要你说出来，我会回来。

可是路易没有询问他的工作，也没问他接下来的打算。他们说了几句合时宜的话，直到仪式结束。

这就是他和路易几乎全部的故事，他也早就丢失了对他们有多久没见过面的日子的记数。他对路易的现状知道的并不别人多，而哈里的事业发展到今天，不过是一个做得还算可以的小众艺人罢了。他想不通可悲的21世纪运转到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记者对这种乏善可陈的往事感兴趣。

有人敲门。哈里在心里骂了一声，忙不迭地掐了烟。准是前台那个长着一张金鱼似的面孔的服务生嗅到了烟味。

“来了。”他打开门，而路易·唐姆林森站在门外，一只手举着一根棉花糖，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头靠着他大腿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瞧着哈里。哈里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路易耸了耸肩。“没想到真是你的车。”他说，“我以为我记错了，还是什么的……”他脸上的表情分不出是局促，还是有点后悔敲了这扇门。

“是啊，”哈里说，“是啊。”好像这是他唯一知道的英文词汇。

“大明星怎么来住汽车旅馆？”

“我，呃，我在休假，回来探亲，顺便驾车到处看看。好久没回来，都快要认不出这附近了。”哈里慢吞吞地说着，打量着路易：他穿的是最常见的夹克衫和牛仔裤，戴了一顶鸭舌帽，蓄起了短短的胡须。他知道他继承了生父的公司，只是他没想到在形象上他们甚至也开始接近。或许改变这一切的只是身份和时间。

“哦，这挺好的。”路易说，“嘿，巧了，我和——”他拽了拽女孩的手，“——弗丽西蒂住在这一片。我正在送她去上小学。”

“嗨弗丽西蒂，”哈里冲她友好地打招呼。很显然，路易一定是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抱养了她。小学，他不敢相信他们有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接下来要去上班？”哈里主动问道。

“噢，我可以晚点再去，毕竟那现在是我的公司了。”路易俯下身，把棉花糖递给小女孩。“你知道怎么从这走到学校，对吗？”她点点头，乖巧地走了，还不忘回头和他们道别。

“一大清早就吃甜食，我敢说你把她宠坏了。”哈里倚着门框笑着说。

“那才是我的女孩，因为他的父亲要在大清早去酒吧了。”路易说。

他们要了两杯爱尔兰咖啡，小口啜饮着。会在这个点光顾一个小镇酒吧的客人，要么是本地的失意者，要么是通宵了一整夜还没尽兴的年轻人。他们坐在吧台的角落，听酒吧那一头的古旧音响呜呜咿咿地放着听不清词的歌。这是人们爱着酒吧的其中一个原因，你想跟某个人呆着，却没话可聊的时候，还好有酒水占据了你们的嘴巴。

“你想唱一首吗？”路易冷不丁地说。

“什么？不。我在休假，记得吗。”哈里说。

“我倒是想试试。我听不下去这家店的歌单了。”

“你在那之后写新歌了？”那之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但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说法。

“没有，但是我想我还会以前的。”路易说，“你有比较喜欢的吗？”

哈里看着路易走上那个矮矮的台子，调整着话筒。然后他抱起角落的吉他，坐在高脚凳上。路易即兴将旋律改得缓慢轻柔，像是不愿吵醒此时还未苏醒的人。它们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以一种温柔的力量重重敲击着哈里的心脏：

我翻阅着这些记忆，

它们写在我的脑海里，

这感觉就像一场梦；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永远不会离开；

是的，不会。

别忘记你的归属——家乡，

别忘记你的归属——家乡。

倘若你觉得孤独，不必，

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这首歌就是证明。

灯光熄灭但它们本该亮起，

漫天星辰也会错了意；

白日短暂而黑夜太长，

当我回想这些年我做过的事。

无论我走出多远，

我永远可以奔向家乡。

路易唱完后，酒吧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他摁了一下那台破音响的某个按钮，让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再次飘飘忽忽地传出来。昏暗的灯光中，哈里看见路易向他伸出手，于是他站起身，自然地拉住。路易的头抵在他的肩膀上，他们以缓慢的、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毫无默契可言的步伐，开始跳一支莫名其妙的舞。有人冲他们吹着口哨，有人甚至加入了他们。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哈里觉得一阵眩晕，仿佛回到了十六岁里无数间酒馆的其中一个。接着，依然不确定是不是酒精的作用，他听见路易小声说道：“至少当时我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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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舞

我们这里的文化生活表面看很沸腾，到处是娱乐八卦、打情骂俏，网上天天在斗架和狂欢，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各种假话和笑话当中，主动和被动地回避那些真正令人疼痛、尴尬、耻辱和心虚的事情。久而久之，不仅灵魂麻木了，还有层出不穷的聪明人在假面上涂上调侃的、喜庆的油彩，扮演出一场场搞笑的或者肉麻的盛世喜剧。我们以为这是中国式的达观和幽默，但深夜扪心自问，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某种时代病？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19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查建英

洛阳纸贵的尼采和萨特，

红极一时的《一无所有》，

震撼人心的《伤痕》，

口若悬河的文艺沙龙······

所有这一切，表征着渐行渐远的20世纪80年代，但它们又不是1980年代的全部。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在三联书店于2006年推出的大型人文访谈录《八十年代》中，著名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和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甘阳、刘索拉、李陀、栗宪庭、田壮壮等十余位成名于19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一一深入对话，试图立体地还原面相复杂、异彩纷呈的80年代。

年轻一代的读者可能稍微有些陌生，但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紧随其后。追忆77级北大中文系文学班同学中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参与者、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当时班上年纪最小的查建英“抬不起头，他们‘老三届’都是满肚子故事”。

在当年北大的文学刊物《未名湖》上编发同学刘震云的小说《瓜田一夜》，查建英还以编辑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找来刘震云谈话。《八十年代》访谈对象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和查建英“同班同宿舍”。北大中文系77级的古典文献专业则“出了个葛兆光”。

而认识北岛和《今天》的诗人们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逃课骑自行车进城，在一个四合院听他们读作品”，“北岛是我们当时的‘文学偶像’”。

1981年秋天，查建英去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如果那时有托福考试，我就过不去了”。两年后，查建英因为喜欢纽约，就从申请成功的五所名校中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也是胡适、罗隆基们当年留学的地方），开始师从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夏志清先生，“夏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很多人特别喜欢他，也有很多人特别不喜欢他。纽约也是这样一个城市”。查建英让夏志清“失望”的是没有读博士，说是准备回国研究“美国的‘越战’小说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小说”，但只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口试的查建英带着哥大的博士论文奖学金回到了中国。此前，黄子平就在信中告诉她，1985～1987年左右“文化热”时的中国“不知道有多好玩儿，多热闹”。临别哥大，《东方主义》作者、时任哥大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萨义德教授疑惑地问：“你是不是还会真的回到我们这儿？”

“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尽管没有回到哥大读博士，查建英后来在双语写作上的成绩是无愧于夏志清先生的。1995年撰写自己“第一本比较成熟的书”《中国波普》（China Pop），查建英率先描述分析了中国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以及身在其中的文艺人和知识分子的种种面相，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查建英部分最新的文章也在《纽约客》陆续发表。

最近20年，查建英先后在北京、纽约、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和佛罗里达居住，2003年秋天又回到北京定居，每年回纽约两次，“北京和纽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定居北京也是为了收集《中国波普》续集资料的方便，而且她“希望女儿在中国的中文学校上几年学，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有美国那样一种国度和文化”。

近年的朋友聚会上常听到关于1980年代的即兴回忆，“而且永远伴随着生动的细节和风趣的评论”，“讲故事、说段子自然也是一种叙述，但茶余饭后的闲谈毕竟零散随意，哪说哪了，难有深入的追究和细致的梳理。这么多人物、事件、看法，如果能比‘说段子’再进一步，不惮反躬自省，做事后诸葛亮，进行一点时过境迁的追述分析，遇有心人记录编攒成书，一定有趣，至少可以为过来人和后来人留下些关于那段生活的回忆思考。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也该有人来做一本关于80年代的书了。”

有心追忆1980年代的查建英后来受朋友洪晃的《乐》杂志之约做阿城等文艺人物访谈，开始还是小打小闹，后来朋友们的真知灼见让查建英甚至中断了自己另外一本英文书，开始郑重其事地做《八十年代》，“真的坐下来谈话，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的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个个一肚子干货，让我无法忍心丢掉那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那样做，对不起这些老朋友，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80年代”。

查建英访谈时的兴奋和享受也传染给了随后的读者。她和陈丹青的对话在2005年11月号的《万象》杂志先期发表后就引起热切关注，资深书评人黄集伟当即在他的博客上大加赞叹，评论家刘绪源看了同一篇对话也感慨“那是我们的一个傻傻的年代，有如青涩的青春期，它也许充满着幼稚和错误，然而，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激情，一种积极向上的蓬勃的生命力”。作家张抗抗也电话催问责编吴彬：“你们的书怎么还不出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不断地向“不常上网”的查建英介绍网上的热烈反响。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陈丹青关于年代的精辟论断让人叫绝，“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整个对话保留着强烈的原生态，陈丹青既会兴之所至地讲几句粗口，也会很绅士地征询“可以吸烟吗？”查建英听到陈丹青不加遮掩的精彩表达也大笑“你到底说出来了！”

访谈中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陈丹青与阿城的交往还历历在目：“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他妈眼泪”，“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了，他给我寄了一份杂志，好像是《收获》：《棋王》《孩子王》《树王》，都发表了。他直接把杂志寄给我，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撕掉——那会儿哥们儿都穷啊——我赶紧躺到床上读！”

《八十年代》中查建英和阿城的对谈原定在2006年1月号的《万象》继续发表，因故暂未上市，众多读者更是翘首以待、心急如焚。于是，2006年2月上旬，笔者首次独家专访了在纽约休假的查建英女士，请她畅谈做《八十年代》的前前后后。

燕舞：请您具体谈谈做《八十年代》的缘起，是不是也受到近年流行的口述史的影响？选择20年左右的时间间隔来回忆80年代，您觉得这个时间间隔能保证有足够的缓冲来清晰地还原80年代么？

查建英：并没有受到什么流行的囗述史影响。做此书的缘起以及为什么采用访谈录的形式，我在书的“前言”里做了一个说明。并非蓄谋已久，是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从美国回北京不久，被朋友洪晃拉到她出版的杂志《乐》去帮忙，策划会上谈选题时扯出了回顾80年代的想法，本想只找几位老朋友聊聊，弄一篇文章，结果开谈之后发现有很多东西非常值得整理、讨论，于是索性找了12个人陆续谈，成了一本书。为了这本书，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倒把我回北京的初衷——给美国一家出版社写一本关于当下中国的书——给搁下了，至今那本书才写了一半。

至于时间间隔的问题，过了将近20年之后去回顾，这个距离我认为足够了，这恰好又是中国人的信息量、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的20年，有利于据此获得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但要想做到“清晰地还原80年代”，谈何容易？关键倒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我们的言论空间和信息渠道不够自由，禁忌、管制太多，对许多问题不能真正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做到“清晰地还原”？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回避，后来的人并不知道这是残缺记忆，那才可怕呢。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局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燕舞：这个系列访谈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您提问的对等深度，它超越了一般媒体记者的水准，比如您讲“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智者，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环境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闷死、放逐、边缘化”就让我特别佩服。您和您的访谈对象在思想深度上是旗鼓相当的，访谈问题是怎样设计的，是不是先期设计了一些大致的问题，然后临时随机应变加进一些问题？针对不同访问者，您是不是也设计了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来美国”的问题都问过艾未未和陈丹青？

查建英：你过奖了。我的访谈对象的确都很强，实际上我的主要任务是提问、当话托儿，当然有些人恰好是我比较熟的朋友，他们希望有个对谈、讨论的气场，这样有利于随机碰撞、激发出更多的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配合。访谈前我会备一些问题，有的是共同的，有些是根据访谈对象特别设计的。但临时随机性很大，就像平常谈话时那样，跟着感觉走，随时欢迎出人意料的转折。其实我做访谈不够职业化，往往超出原来的计划，一小时变成了三小时，一晚上变成了通宵！有时谈话兴致高起来，索性变成了神侃。之后整理起来才发现太芜杂，当然也往往有意外收获。

燕舞：访谈录音是怎样整理的？都是一次性顺利谈完的么？我看到陈丹青的访谈好像是在纽约做的，有多少是在国外做的？

查建英：都是一次性谈完。之后我先整理一遍，再交访谈对象修订一遍，然后我再过一次。丹青的访谈是2004年夏天在纽约做的，当时我们正好都在纽约度假，就约到那里谈了。其他各篇都是在北京做的。北岛那篇例外，是笔谈，因为在北京没见成，只好改为用电子邮件做问答了。

燕舞：具体的访问顺序是怎样的？

查建英：没有一定的顺序，2004年夏天定下选题之后就开始做，看各人的时间，先和谁约好就先做谁，最后是甘阳那篇，拖了很久，因为他住在香港，极少来北京，到2005年5月他才来，长谈了一夜。

燕舞：访谈对象很多是您的朋友，而且他们中大多早已是“明星”，此前接受过无数的访问也包括部分媒体的少数还算专业和精深的访问，您如何保持新鲜感和访谈的深度的？

查建英：我基本不看他们以前的采访。我知道我想要他们谈什么，我认为这个话题是有意思的。他们能谈到什么程度我也有一个大体的预期，据此给定一个适宜的长度。篇幅太短了不行，蜻蜓点水或者为吸引眼球讲几句耸人听闻的话，那不是我要做的东西。当然长并不一定就谈得深，深浅那是他们各人的水平问题了。

燕舞：从访谈对象的组成来看，这个集体回忆是否过于精英化（尽管您开门见山就提醒陈丹青“希望你能谈得个人化一些”）？

查建英：有这个问题吗？有人开玩笑说这书里净是“现象级”的人物。确实，80年代这么大一个题目，不可能面面俱到，总要有个角度，我的想法是从当时的“文化热”切入，而这些人都算是“文化热”的弄潮儿吧，有几位又恰好是我多年的老友。他们确实都是自己工作领域里的优秀个人，但他们现在被人当作“精英”，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不是“精英化”，我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确实，讨论文学、艺术、知识思潮等等，这些话题本身就带有务虚的倾向，又不能马上解决柴米油盐的问题，在有的人看来可能属于“精英”才关注的问题，甚至干脆就属于吃饱了撑的吧。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群人持续地、乐此不疲地关注这类事情，那样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无论它在物质上多么富有。

其实这些事情在80年代是无数中国人在热烈关注的，尤其在城市里，现在很难想象当年那种气氛：居然会有那么多人为一篇小说、一首诗、一本谈哲学的书而疯狂地、通宵达旦地讨论、争论！那种投入和激情比得上初恋中的迷狂。那时候的人，包括书里所有这些“精英”，其实照现在的标准衡量都很清贫。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长年是个体户，像阿城、崔健、栗宪庭、北岛，只不过他们做的是艺术、文化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与自食其力的农民、工人也一样。他们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个人，沉醉于自己喜爱的工作中。

我的确更注重个人性。我们回首80年代，会发现当时群体的声音要大于个体的声音，但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一个所谓的精英群体在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裁判历史，我希望读者从书里能看到身在历史中的个人和生动的细节。但在访谈时我也鼓励甚至刺激对方亮出自己的观点，敢于讨论宏观的东西，敢于质疑某些大面积流行的价值观。80年代的确有过于大而化之地讨论问题的倾向，但现在是否也有人爱用“精英主义”来嘲讽那些与众不同或者敢于逆时尚而动的思索与批评呢？而躲在“大众趣味”、“平民视角”底下的并不一定总是个人的、素朴的声音，有时仅仅是懒惰、怯懦以至于对于市场和廉价利益的精明算计。总之我觉得对所谓“精英”和“平民”这类说法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内容。

再说，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已经都“实”到这种地步了，“实”得让人陡生“虚无”之感，即便出了这么一本书，满篇都在讨论一些只有所谓的“精英”们才爱讨论的“虚”问题，又怎样？前些年总听到一种流行观点，强调先要吃饱肚子，口袋里要有几个钱，不然什么尊严呀自由呀文化呀都是瞎掰。今天呢，肚子吃得饱饱的、钱包鼓鼓的中国人还少吗？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但我们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高了多少？我们曾经那么深刻地害怕贫穷，我们现在就不怕肤浅的脑满肠肥吗？

燕舞：陈丹青在接受您访问时反思说“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80年代是暴病初愈”，类似的反思应该也不少，但从整个访谈来看，您觉得你们对80年代的追忆和还原在多大程度上规避了浪漫的美化？那种“80年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高调提法您能接受么？

查建英：当然不能接受。文艺的复兴要有一个漫长过程，得从复苏开始，况且也不是什么都值得复兴，对于过去得有个适当的距离才能审视。可惜这个过程才刚开始不久就遭受重挫，然后90年代的重心就转到经济上去了，英雄好汉都往那儿跑。但这笔账当然不能都算到80年代这批人的身上。我比较欣赏的正是：这本书中的大多数访谈人并没有浪漫地美化80年代。

说实话，人对自己的青春时期是很容易抱着一种浪漫情怀的，这很自然，也是不必苛求的。再说，和现在这个物质化的年代相比，80年代是“前消费时代”，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浪漫。那一代人正像崔健那首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但普遍比较浪漫，对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的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和憧憬，这其实也是孩子、大病初愈的人、久关禁闭的人的心态。也可爱，也幼稚。成熟之后自然不会再那么单纯，那样异想天开了。但倘若某些可贵的品质，比如真诚、梦想、信任、侠义和荣誉感，比如对美好事物不计功利的追求、对精神生活的珍视，就此永远地失去了，那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尽管国人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精神生活今天也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个人空间，但没有人会认为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浪漫时代。一般来讲，可以称它为消费时代、技术时代，拿实用主义与犬儒主义来概括它的精神特征恐怕也能说得通，虽然这类“主义”的帽子都是简单的归纳。但我想80年代的中国的确可以说是个浪漫时代。

这样概括并不是在美化它，其实浪漫的东西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伤害，被残杀。而中国的情形往往是，一种精神一批人，未及真正成熟就开始颓废了，就像一树的果子，昨天还很青涩呢，一夜寒霜，那些没被冻死也没被打落在地的果子今天已经开始腐烂了。作为生命过程，这是多么悲哀的蜕变。当然，哪个时代都有寻梦者，而真能一直坚持理想又心态开放还有才华的人，恐怕永远是少数，但他们最富人格魅力。今天在我周围仍能看到这样的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有他们，你就不会对这个时代悲观，不会对人类这种动物悲观。

还有一种情形，人由于对当下一些现象、风气不满而怀旧，通过美化过去来批判现在。我不敢说这本书里完全没有这种情形，不能说里面所有话和观点都是理性的客观的，都是不带情绪和偏见的，但总的来说，书中这些人对80年代问题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不亚于对当下这个时代的批评。我希望看到更年轻的一代人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成长于其中的时代也有这样尖锐的反省和批判。自我批判和承受批判的能力其实是自信的表现，无论对一个人、一代人还是一个民族的成长和建设，这种能力都很重要。

燕舞：我看到出国前“在中国已经干了一番事业成了人物”的刘索拉反思自己“有民族文化代表的感觉”，那出国留学或访问对您所接触的这批人具体有怎样的影响？重读您的《留美故事》时，我还注意到这样的比较：“中国大陆来的公费生和自费生，在此地不知怎的，各奔各的，俨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阵势”，具体到您的访谈对象，他们中80年代出国的也是这样么，出国身份的差异对他们有怎样不同的影响？

查建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索拉那篇访谈详细地描述了出国经历带来的心理落差、文化震荡，她对这个问题很敏锐，也勇于反省。其他几位在国外长期居住过的如阿城、丹青、甘阳、李陀、北岛等，都对西方或者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有评论，但态度、角度各有不同。

总之我觉得，一个人出国后对西方的看法和他／她出国前在中国的身份、位置和心态很有关系，他／她难免有意无意地会将自己在两边的经验、别人对他／她的态度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有意无意地会影响他／她的判断。我们通常听到的一些宏观、似乎客观的看法，比如说西方人这样、西方文化那样，其实背后都有很多个人的遭遇和感受在里面，影响着他／她得出这个或者那个结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三个中国人，一个人感觉自己是民族文化代表、精英，第二个感觉自己是个普通小百姓，第三个感觉自己是长期受压抑受排斥的异己分子，这三个人都出国了，你说这不同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他们对外国的看法？当然会影响。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超越个人经验与好恶的判断了呢？我认为有，但那需要理性，更需要诚实和性格的力量。这本书里的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看了自有判断。

燕舞：许多读者读完《万象》2005年11月号上您和陈丹青的对话，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它强烈的原生态，黄集伟当时就在他的博客上统计陈丹青有多少句国骂。您认为这个访谈系列都有什么样的特色，您接触到的反馈特别是您的朋友们（我看到《文汇报》的刘绪源先生在一篇近作中也大段引用您的访问）都是怎样看的？

查建英：《万象》那篇发表之后网上和朋友们有那么多反应，老实说也让我有点意外。丹青讲得的确精彩，但我听到的主要反应是大家觉得这个访谈还算讲了些真话。我的主要反应是：真话讲得还是太少。我希望读者看了《八十年代》这本书之后，不管同意不同意里面的看法，至少感觉得到书中人是在认真地讨论一些真实的问题，尽管是在受限的语境里。

我近年帮助一所美国大学策划一个中国、印度、美国的三方学者交流项目，工作当中有时不免把中国和印度作比较。同为亚洲古老文化，同为“受伤的文明”，我们中国人对待灾难的态度与印度人不大一样：印度教佛教传统使得他们对尘世挫折有一种宗教性的回应，就是奈保尔当年描述的那种绝望之后的倦怠和浸透宿命感的对失败和贫困的安然接受。这种态度当然有它的问题，可能成为行动的泥潭和无为的陷阱，但你至少可以看出，精神状况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物质更重要。

也许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太重了。我们呢，宗教感又太少了。儒教文化极为入世，孔老夫子很伟大，但给我们提供的主要是一套世俗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框架，不谈灵魂的间题、超越的问题。这一套传统的伦理道德在20世纪被“社会主义新文明”当成“封建四旧”扫荡了，然后乌托邦幻梦也破灭了，那个精神支柱也倒塌了。

可是，经历了这么深重的精神灾难之后，没有一个正常的精神反省和复苏过程，总是压抑这个反省和复苏，惧怕别的精神资源，只注重经济复苏，把人们都引导到物质竞赛的轨道上，那结果就变成主要是追求事功、追求名利。

这方面我们比印度人要积极进取得多，我们嘲笑玄奥的思索，觉得讨论哲学当不了饭吃、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不大会为了什么活见鬼的灵魂问题像��国人那样酗酒、发疯。精神上的阴影似乎并不那么折磨我们：悲剧发生了，第二天早晨还不是要提着篮子上街买小菜？我们实际得很，很善于随风转舵给自己下台阶找借口，并且因为我们极为聪明，这些借口听起来还十分堂皇。

我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个文明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活力，让人爱恨交织。但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化性格在某些方面有着深刻的欠缺，这种欠缺至今流在我们的血液里，与长期思想专制造成的软骨病合为一体，影响着我们想象和超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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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燕舞访谈查建英：八十年代的浪漫与现时代的专制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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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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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hou860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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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儒私塾观察

扣留产品、加征关税美中太阳能大战升温

暨希

2021年8月30日 19:53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海关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些公司据称从新疆强迫劳动中采购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名请愿，要求彻查中国公司以转移生产地的方式非法规避关税，美中之间的最新太阳能之争正逐步升温。

《华盛顿邮报》8月27日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拜登政府在6月下达禁令，禁止中国新疆合盛硅业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

这是华盛顿着手解决新疆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也是打击美国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经济做法并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部分。

专家表示，中国用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通过政府大规模补贴，打击美国太阳能供应链，将引发美国未来能源安全隐患。

美制造商要求彻查中国规避关税

与此同时，本月16日，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向联邦政府提交请愿书，反对中国太阳能公司非法规避美国关税。

这个名为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反中国规避的组织 (the American Solar Manufacturers Against Chinese Circumvention 简称A-SMACC)通过华盛顿Wiley律师事务所向美国商务部提交请愿书，要求调查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非法规避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

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国际法律与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董芳菲向美国之音解释，规避是指外国公司通过在第三国制造或完成组装来规避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本案中，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抱怨中国通过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制造太阳能电池板规避了美国对其征收的关税。

该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至少能追溯到2018 年 1 月，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模块征收高额关税，今后四年分别征收30%、25%、20%和15%的关税。关税将在2022年2月到期。

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解释，对中国征收关税是因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利用国家激励措施、补贴和关税来主导全球供应链。”从而使“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生产中的份额从 2005 年的 7% 飙升至 2012 年的 61%，而在此期间“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几乎消失。”

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在请愿书中指出，中国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开设工厂，将太阳能制造转移，为规避美国的上述关税创造了一条明显的途径。美国制造商要求将关税扩大到中国公司在东南亚工厂生产的产品。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美国2020年进口的太阳能组件绝大多数正是来自这三个国家 - 马来西亚24.6亿美元，越南23亿，泰国13亿，而其他国家进口总和仅占13.6亿。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研究分析师，东南亚能源、水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副主任考特尼·韦瑟比（Courtney Weatherby）认为，美国的关税无疑是中国企业决定将生产迁出中国的因素之一，但她不认为这完全是中国公司为规避美国关税的伎俩。“太阳能光伏制造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具有竞争力的其他国家，是近年来在一系列其他行业也发生的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至于商务部如何裁定中国公司是否存在非法规避关税，董芳菲说要看三个决定因素：东南亚子公司和中国母公司的关系，东南亚三国的制造是否采用将被征税的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以及是否在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令后第三国的出口增加，而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减少。

董芳菲说，一旦调查确认存在规避行为，美国贸易法将授权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与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相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高关税将威胁拜登的绿色目标？

史汀生中心的韦瑟比告诉美国之音，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三大美国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征收关税将对美国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目前大部分进口太阳能设备来自这三个国家，…额外关税导致的美国未来能源安装成本上升将必然影响达成国内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成本和速度。”

白宫在今年四月宣布了美国的绿色目标，表示将在 2030 年将温室气体净污染水平从 2005 年的水平减少50-52%。

而白宫8月17号发布备忘录表示，到2035年将太阳能发电量从目前的3%提高到40%以上。对东南亚这三个主要太阳能组件进口国加征关税无疑将打击拜登的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

美国贸易组织太阳能工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比盖尔·霍珀（Abigail Ross Hopp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反对中国规避的请愿书可能会对美国太阳能市场造成“严重”干扰。

据彭博社报道，市场分析机构Height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师本杰明·索利兹伯里 (Benjamin Salisbury) 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这种国内太阳能行业各种派系的“持续分裂将使拜登政府更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而今年六月拜登总统针对新疆涉嫌强迫劳动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太阳能公司合盛硅业有限公司（Hoshine Silicon Industry Co., Ltd. ）实施进口禁令已经对美国清洁能源的目标产生了影响。

据彭博社报道，拜登对这家原材料公司的禁令导致多家美国太阳能公司的进口组件在美国港口被扣留。多家美国开发商已经在争先恐后地证明他们的进货不含合盛公司的材料，其中包括许多在拜登禁令前几个月下的订单。

据报道，太阳能工业协会总裁霍珀表示，海关这次的扣押对该行业产生了寒蝉效应，许多公司表示在禁令的执行更明确以前不愿意签署未来的订购合同，这将延缓清洁能源的发展。

贸易之外的国际政治因素也事关这一绿色目标能否达成。韦瑟比说，美中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对于实现碳减排目标至关重要，将关税扩大到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之外可能会使双边关系恶化。

知识产权和能源安全

增加关税或可能影响绿色目标的进度，而不加关税却可能引发美国的能源安全隐患。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太阳能产业是受知识产权盗窃损害最严重的产业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成员侵入美国太阳能公司的网络，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国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利用这些窃取的知识产权再将美国公司挤出市场。”

早在2014年，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五名中国军事黑客对美国公司和劳工组织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以谋取商业利益，主要受害者之一就是美国太阳能公司SolarWorld。起诉书称，被告密谋侵入美国实体，从这些实��窃取对中国的竞争对手有用的信息，包括有利的商业机密。

库珀说，美国国会中有许多人希望禁止参与盗窃知识产权的公司再将这些产品卖回美国，其中包括许多中国的太阳能生产商。库珀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司为规避关税而在第三国制造产品将引起监管机构和立法者的注意，尤其当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基于或受益于被盗的知识产权。

除了知识产权的隐患，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该行业的巨额补贴造成不公平竞争将严重打击美国的太阳能公司，这将损害美国自身的能源安全。

美国曾经引领世界太阳能产业。根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2008年太阳能科技市场报告》预测，到2015年世界太阳能聚光发电量将达13吉瓦，其中美国占51%，西班牙占33%。

2008年，美国的多晶硅产量（光伏板重要原料）占世界总量的43%，德国占22%，中国仅占6%。

然而，2000年起中国太阳能光伏制造业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全球格局。美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市场份额显着下降。今年6月能源部的《太阳能工业报告》表明，中国的太阳能累计安装量达253吉瓦，远超美国的93吉瓦。（p6 at https://www.nrel.gov/docs/fy21osti/80427.pdf ）

华盛顿繁荣美国联盟（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 CPA）今年3月发布美中太阳能行业的报告，根据该组织的官网，其主要工作是研究和倡导对美国各产业有利的战略贸易方针。报告指出北京正在寻求该行业的全球主导地位，中国政府每年补贴数十亿美元支持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全球扩张。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几乎垄断了太阳能上游供应链的几个重要环节，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能源独立和美国在太阳能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这种垄断还将威胁以多晶硅为原料的半导体行业。

近日代表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交请愿书的Wiley律所也在声明中指出，必须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确保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 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应扩大到规避实体。否则，我们的行业很可能会屈服于垄断控制，我们的能源安全将面临风险，拜登政府通过清洁能源制造重建更好的目标将受到严重威胁”。

史汀生中心的韦瑟比则认为，鉴于全球其他地方太阳能装置的迅速增加，因为关税而在美国失去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将转向瞄准没有类似关税的其他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 - 由于电力需求增加和太阳能发电成本相对稳定，这些国家正在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如此一来，最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落在美国国内市场，因为公司原材料将销售重心转移到其他不断增长的市场。

韦瑟比还强调，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急需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公司在当地设厂将带来这些市场的本地采购优势。

这也正是繁荣美国联盟的主要担忧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杰夫·费里（Jeff Ferry）在接受福布斯网采访时説“如果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取得主导地位，这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优势，赢得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忠诚。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控制能源供应是至关重要的武器和优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在能源生产方面排名第一比在股票市场或篮球运动鞋方面排名第一要重要得多。”

繁荣美国联盟在报告中做出结论，美国需要长期的政策，确保端到端的太阳能供应链都在美国。除了关税以外，还需要使用激励措施、税收抵免、政府采购政策等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以实现美国太阳能技术和制造的弹性和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