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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blacksmith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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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基辅

最初的印象

四五天的学术会议来去匆匆，现在又坐在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候机，准备搭乘航班回国。关于基辅的所见所想以及心里的不舍，想通过文字将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初次短暂的相见，印象总是好的，久了谁知道呢；就像初见沈阳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现在却越来越觉得压抑，有种被它吞噬的错觉，不知道长在基辅待是不是也会这样。没来乌克兰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谈及乌克兰，脑海中应该是这些印象：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一架飞机乌克兰上方爆炸，种种迹象指明是俄罗斯人发射的火箭弹；几年前刚刚发生乌克兰颜色革命，在东部的城市烽烟四起，满地狼藉；男女比例不协调，美女遍地都是，甚至连前总统季莫申科都是一等一的美女，能上杂志封面那种；曾经是欧洲的粮仓，典型的农业国家，南部的港口敖德萨粮食一船接着一船驶向远方；距离基辅70 km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辐射依然在辐射，正在给石棺加厚。除此之外我想无他。出了机场，阳光白云，一阵阵凉风吹来，也吹去了从沈阳带来的暑气；然后汽车从机场驶向市区，基辅也慢慢展现在我的眼前，马路两旁的植被绿得让人心醉，很难想象在一座首都城市里，植被覆盖率这么高。五月底最后一个周末，是他们的节日--基辅日，而我们抵达的时候，恰好是这个周末的最后一天。当我们拎着行李从Ukraine Hotel前往Dnipro Hotel的路上，刚好路过自由广场，广场上全是男男女女，有种回到沈阳五爱街的错觉。下午，由于在浴缸中泡澡就没有跟导师出门，洗完澡之后，跟着簇拥的人群走在俄乌友谊拱旁新开通的观景桥上（5月25号开通），感觉很像曾读到的一篇文章里描述齐国首都淄博的场景——摩肩接踵，同时周围人说着完全听不懂的话，又让我想起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一句话——即使簇拥在人群中也感觉孤独，然而我并不感觉孤独，反而很享受这种节日气氛。

逃离的东西

从机场到市区汽车上，有几个学生样的中国年轻人很聒噪，聊着没有营养的天，由于自己坐在副驾驶位上，也不想插嘴，静静欣赏窗外流动的景色，想着一些东西需要这辈子去逃离。首先想到是别人的期望，尤其是父母和朋友的期望，因为如果别人对你的期待不是你自己想要的，这时候会成为你的一种束缚，使得勉强自己，而真正的自己只有自己去发现与实现。我记得母亲跟我提起过要我读博士后，然后留在高校，一辈子衣食无忧，这是她对我的期望。但是这不一定就是我的想法，我并没有给自己定什么标准，这个东西也在慢慢思考，最近的想法是想留在高校，没事就可以出国浪，但是未来不确定性那么多，想多了伤脑细胞。我很庆幸父母亲很开明啊，并没有强加什么在我身上，不像有些父母完全控制子女的各种选择，选择学校、女友、工作、生活地点。同时自己经济独立，又相隔千里，他们想管也鞭长莫及；此外由于他们的眼界学识有限也不得不开明，只能让我自己的漂泊闯荡。再有就是朋友的期望，例如，前室友想让我们都去参加他的婚礼，特地选在国庆节，还说如果不去以后朋友都没得做，我就觉得这对我的期望过高，甚至成了我的负担。因此，现在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对我抱太大的期望，免得失望。

还有需要逃离的就是中国人的舒适圈，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观点，但是现在非常认同。此次参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国人经常扎堆在一起，同时国人之间对于知识共享可能持着一种保守态度，所谓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不怎么主动跟中国老师和学生交流，导师认为我不爱交朋友，在他认为，能够出国开会都是行业比较厉害的任务，以后说不定办什么事情都是脸熟，也就是把会议当成一种社交，是国内职场的延续，功利性太强了，我不太喜欢。我喜欢交流，只是要看交流的对象是谁，我不喜欢坐在第聂伯河的游船上和中国老师或学生聊着房价、政治和其他露骨的话题，实在无聊至极，同时也不想把家丑揭出来给老外看。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国人的一些行为跟decent相差太远，可能在国内习以为常，不自觉把这些行为带出国外，因此，我想跟这些人刻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喜欢跟台南成功大学的一个老师聊天，聊台湾的大学与学生，而我则分享东北大学的信息；由于乌克兰不给台湾签证，他拿着美国护照直接入关（双重国籍），同时也因为不想舍弃美国国籍而放弃了台湾派驻比利时的科技大使。还认识了英国莱斯特大学一对年长的华人夫妇，告诉他们淘宝买电话卡，以及询问他们关于阿尔伯特港口是否已经树立起华表纪念一战阵亡的中国劳工。我也喜欢同一位日本工业大学的姑娘和一位生长在基辅后前往美国执教的教授聊西方正式就餐的餐桌礼仪，他们告诉我如果吃完一道菜需要把刀叉合在一起放在餐盘里，然后等着服务员收拾餐盘，然后上下一道菜，而不用去喊服务员，我想这些是待在国人圈里学不会的。

留学基辅

有一个傍晚坐在安德烈斜坡下面的合同广场上，摩天轮慢悠悠地转着，七点半左右，教堂钟声响起，吃着路边商店买的面包和果汁，看着一对父女在步行街上演奏，父亲弹奏电吉他，而小女儿（七八岁左右）打鼓，打扮精致的男士女士穿梭他们旁边，不时有人给他们投币，而我边吃边思考教育和留学这一个话题。如果未来有一天，我的子女不想参加高考，或者成绩很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告诉他们未来应该怎么选择？是不是同别人一样认为他们这辈子就完蛋了。我是觉得绝大部分的父母早早就给子女贴上一个loser的标签，让他们的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殆尽，而不是鼓励子女去找寻自己喜欢东西，并且一辈子为之奋斗。对于留学的话，如果未来以后孩子成绩不好，上不了美国的名校，或者经济条件不允许，乌克兰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乌克兰有着优质的大学，同时物价条件又不高，很适合现在国内的很多��产阶级的子女过来奋斗；就像民国时期，有钱的子女留学欧美，如林徽因和梁思成，没钱的就留学东洋，如鲁迅。同时乌克兰无论在文化上和地理上离欧洲这么近，可以经常往来欧洲，这样也能培养一种国际视野，而这种视野一直是我所想要拥有的。对比基辅年轻人和我周围的师弟师妹，明显感觉出他们那种自信与成熟，即使是小孩子也很少哭闹，这就说明他们的教育上确实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我希望未来的子女有机会体验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并且能够对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

在会议期间陪着导师前往他之前留学的基辅师范学院，去寻找他的老师，现在学校还在，只是校名改，改成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英文注释。更让人惊讶的时候，我们居然找到了曾经在学校执教的另外一个老师，还认识我导师的老师，就这样要到了电话和地址，在教室中也发现��两个中国女生在那个学校留学，听到我们寻找老师的事迹都哇地一声表示惊讶，毕竟时隔快三十年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好好逛逛他们当地的大学，上次前往圣安东尼奥的时候，他们在放假，也有点遗憾。有一天傍晚五点多的时候走到了基辅农业科技大学，想要进他们大学中看看，感受一下他们的氛围；但是，他们的大学只有几栋楼，没有我们所谓的校“园”，小的大学只有一两栋楼；到了五点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就回家，感觉很像高中。此外，由于我不是他们的学生，没法通过门卫这一关，只能由他们的学生带着我进去，不过时间匆忙，第二天由于会议安排逛教堂和坐船，所以就没有时间前往大学，是以之为遗憾。

教堂与宗教

在基辅教堂也看了不少，如圣索菲亚教堂、圣安德烈教堂、Lavara 教堂，也想写一写关于宗教。不想写欧洲几百年的宗教战争，不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相爱相杀，不写宗教人物，因为我也不懂，只想记下我所见过的以及自己的体验感受。在进入一间教堂，如果戴的帽子需要将帽子摘要，我认为应该是让各路神仙看到你。女士进东正教堂，需要提前准备头巾把脖子和头遮挡，如果是穿裙子的话，需要在教堂门口用围裙将大白腿遮起来。都是用头巾把头和头发遮挡起来，这一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很相似，二者有什么渊源么？不得而知。听说在教堂里面，尽量不要拍照，因为拍完了之后，神仙不灵了，虽然不求保佑，但还是避免触犯各路神仙。

有一天路过一个特别小的教堂就问我老师，为什么有了一些大教堂，还需要建小教堂，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拥有大型超市，还需要便利店一样！教堂对于信徒而言，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都是必须的，当他们没有教堂的时候，就感觉灵魂无处安放。有一天傍晚，一个人路过圣索菲亚对面那座教堂，看到大门敞开着，在教堂旁边坐下并围着洋葱尖顶走了一圈，虽然自己不信教，但是真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这种感觉很舒服。在国内每天忙忙碌碌，我们怎么去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又用什么去安放自己的魂，还是咱们就是一群没有灵魂的人，那样就太可怕了！我想起有一次同朋友前往沈阳五爱对面的南关天主教堂，适逢当日是什么宗教节日，我们就参与其中，我当时就觉得国人还是需要一些去支撑最弱的精神世界，不然面对每天的牛鬼蛇神真的容易崩溃。看到信众一致下跪的时候，我当时就对当局打压宗教的动机会心一笑，一切不可控的力量都是危险的，都是打压的对象。

社交活动

5月28日晚上跟着导师前往基辅歌剧院看芭蕾舞，进入剧院的时候，需要穿着稍微正式一些，不然周围都是精心打扮的女士，而你拖鞋短裤那就尴尬了，甚至穿拖鞋可能都不能进场。在观看芭蕾的时候，想了很多东西，不是在于芭蕾本身，而是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想，我们远游，是不是去通过别人来发现我们自己？

说到社交，在咱们的社会里，经常听到有人讲自己的圈子太小，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所以单身至今，所以一直孤独。由于没有合适的社交，大家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进不来，自己也没法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因此绝大部分人都是孤独的，同时也不懂得如何跟异性去相处。我记得曾经我的高中，食堂的这一半全是男生坐着，食堂的那一半全是女生坐着，中间模糊地带就可能是情侣坐着，非常有意思。不久前在图书馆的休息室里，一个男生坐在一条沙发椅上，另一条长椅坐着两个女生，这时又进入一个女生，看了一眼男生那边，还是走向了两位女生的那个沙发。当时隔着玻璃看到这个情形我就想起了我高中的食堂，男女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隔离似的，同时由于专业性质，如我们专业就很少有女生，这样的结果就是男生不了解女生，女生不了解男生。等到二十五六岁适婚的年龄，很大一部分人还从未恋爱，这样奇葩的现象我想也应该只有中国这样性压抑的国家才会出现吧。

我很欣赏西方国家的高中毕业舞会，这样男生就可以学着去打扮自己，并且邀请自己心仪的姑娘作为舞伴，为了吸引姑娘的注意可能会去学习各种乐器，各种才艺，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而反观国内高中，视男女生接触为敌，把早恋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同时也把这辈子唯一单纯的恋爱也给扼杀了。最后，男女双方的首次交锋也只就是相亲，而相亲就是遇见奇葩最多的场合。因此我给学护理专业表妹的建议就是，尽量去和男生接触，不是非得男女朋友关系，只是去了解男生在想些什么，而不是沉浸在女生间无用的gossip和无用的社交之中，同时学一学男生性格中的洒脱与大气。

去认识陌生人的社交场合对于我们少的可怜，电影中美国社交活动是各种派对和酒吧，但似乎酒吧在我们印象就是不正当男女逛的地方。因此咱们社交就是，电影院看电影，KTV瞎嚎，看演唱会，看书画展览，再无其他，博物馆竟然都是六一儿童节的专场，上次前往辽宁省博物馆，里面与游乐场无异，实在可悲至极。同时学校正式的社交也少得可怜，没有要求着装的正式晚宴，甚至非常正式的毕业典礼也经常看到有人穿着拖鞋短裤上台领毕业证，这就让我想起了不久前高老师的一句话，咱们现在的大学就是一群农民工在办，非常贴切。同时在社交活动中，咱们受文化的熏陶的机会很少，别人可以去欣赏芭蕾舞，咱们有多少人去沈阳盛京大剧院欣赏京剧？每天上下班，加上通勤时间，已经深夜回家，哪有时间去欣赏这么高雅的东西。同时各种戏剧经历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咱们一想到戏剧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别人对于芭蕾古老艺术就这么痴迷？我觉得各种艺术只有活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它才能活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受到的文化熏陶都这么少，更何况其他人。咱们口号经常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是刚去世的贝聿铭前辈曾说过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走向世界，挖掘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就好。

在看芭蕾的时候，也在想，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这个民族变得这么无聊，每天每个人都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似乎就像机器一样前行。咱们的教育变得很无聊，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反正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记得圣贤要求培养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咱们现在流水线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件，到底学会了写什么，文不能提笔写出千字文章，武不能绕着操场跑完几千米，欣赏不了高雅的艺术，人之交往不讲究礼数，实是教育之悲哀。咱们的社交也变得很无聊，宋朝的时候，文人墨客相聚，还有歌姬唱着文人们刚写出来的词，喝酒听歌，赏漂亮歌姬，真是享受。而反观现在，餐桌上比拼的就是喝酒，阿谀奉承领导，同时又涉及黄段子等低俗言论，难怪很多年轻人都讨厌现在的餐桌文化。无聊的人，无聊的相聚，无聊的社会，无聊的文化，又谈什么文化自信，我只想呵呵！

现在的印象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乌克兰是什么样的，我会跟他描述以下的画面。进入一个电梯里面基本上都是美女，很有可能只有包括你在内的一两个男生，甚至一个人乘坐的时候，电梯里都能闻到一股淡淡香水的气味。或者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风从她们身边吹过，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破旧的地铁上，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说话也不玩手机，表现出教养与斯文，甚至是在基辅日拥挤在观景桥上，虽然人山人海，但不焦不燥不推不嚷。在裸体沙滩浴场，光着屁股的男女一点也没有羞涩之意，如果孔子在世见此场景，当发出什么感叹（蛮邦竟堕落至此，无医可医，无药可救也，哈哈）？在独立广场旁边还有有人穿着苏格兰裙子，吹着风笛，曲终一大群人鼓掌示好。晚上在这个广场还可以听着美女拉着小提琴，你可以买些吃的坐在台阶欣赏，真可谓秀色可餐；或者傍晚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拿着纸和笔记录下当时的心情，不时看看来往的各式美女。还有Dnipro Hotel的比较正式的自助餐，有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弹奏钢琴，我边吃边希望自己有一天Hold住各种场合，无论是正式的就餐，还是穿着短裤在沙滩上来一天的沙滩浴。以及告诉他，在压抑的沈阳，你打开窗，想对着窗外大喊，Fuck you, the damn world,而在基辅Dnipro Hotel，即使对着欧洲广场上车来车往也没有这种感觉。最后，我想以后有时间或者其他机会可以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比如春节期间，带着一家老小，尽享悠悠时光。

庐陵-黑色史密斯

2019年5月27日始记于基辅Dnipro Hotel

6月1号凌晨续写于北京机场

6月1号深夜完成并修改于沈阳九舍C区（倒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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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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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鸿仪

克林姆林宫（图源：Avala/Wikipedia）

2003年夏天，我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组织的访问团，应俄国国家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邀请，赴俄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交流。年过半百，终于踏上这片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么近又那么远的国度，感慨万千。

安娜和安娜

俄罗斯，或者更严格地说，苏联，那是贯穿着我们从童年开始几乎每一段人生经历的一个国度。最早邂逅“苏联“，尚是幼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落成。这一建筑离我外公家不远。每当父母带我们兄弟姐妹去外公家，下了电车首先仰头寻找的就是那巍巍高耸的金色的尖塔和塔顶闪耀着光芒的红星。于是金塔和红星，或者说“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就成了苏联的象征，光耀万丈。及至稍长开始阅读，苏联就成了卓娅和苏拉的故事，成了古丽雅的道路，成了保尔柯察金无畏无悔的一生，成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以生命保卫祖国的青年近卫军，和在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建设新城的共青团员们。如克林姆林宫的红星般璀璨的浪漫的英雄主义，在我们童稚的心里打下了最早的红色印记。

直接和“红星”扯上关系则是上初一时的事。

某天，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信。这封用我看不懂的俄语写的信，已经由我们学校教俄语的老师翻译成了中文。信是直接寄到我们��校的，写信的是一位苏联小朋友，叫安娜，她提出要和我通信成为笔友。我不是学俄语的学生，家里和亲朋中也没有和苏联有关的人，安娜怎么会知道我，要和我通信呢？

这事说来也挺有趣。我所在的中学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学校里有一个金工车间，是供学生“学工”劳动的。金工车间主要生产地质探矿所用的重锤，有大小不同的尺寸和不同的材质。“学工”学生的工作，是把铁质或铜质的长棍状原材料按所需尺寸锯成段，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抛光，钻螺丝孔，再装配成成品。

进初中时我个子非常瘦小，只有132公分高，28公斤重，完全是个小学生的身量。这么矮小的我，无法像高大的同学一样在台虎钳上锯铁元，所以就被分配去开车床。于是，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孩”，站在庞大的车床前聚精会神(或者说一本正经)地劳动的景象，就成了金工车间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由于我们学校地处市中心，学校附近就是接待外宾的锦江饭店，所以经常有外宾来我们学校参观，而金工车间又是主要的外宾参观点。如果正好碰到我们班在金工车间劳动，那么我的车床前就经常会站着好几个外宾，照相机闪光不断。据说，我的这样一张照片出现在某本苏联的画报上，于是安娜就“知道”了我，找到了我的学校地址，写信来要和我成为笔友。

大队辅导员说，和苏联小朋友通信，增加两国少年之间的友谊，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是一件光荣的任务，要我认真对待。我也不知道全校有几位同学有此殊荣，反正激动得不得了。回家就认认真真写了回信，告诉安娜我的名字，年龄，哪一年加入的少先队，现在读几年级，在学校最喜欢什么科目，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当然都是用中文写的，再由教俄语的老师翻译成俄文寄了出去。记得当时寄国际邮件不便宜，所以是学校给寄的，没有要我自己出钱。

寄出信后，我一直急切地等待着安娜的回信。好像是过了三四个月，我终于等来了回信。我拿到信马上交给了大队辅导员，因为要请俄语老师翻译。只是，那封信交上去后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而在那前后已经传来了对“苏修”批判的声音，说苏修怎么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毁约逼债，是凶恶的敌人。我不是个愚钝的孩子，想到安娜现在是我们敌对阵营的人，我没有敢去找大队辅导员询问安娜来信的下落，也就永远不会再知道安娜给我的回信里写了些什么。我和安娜互相只通过一封信，我们的笔友关系就寿终正寝了。

再接下去，“九评”批判铺天盖地，苏联成了我们主要的敌人。

好在和安娜通那封信时，我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而且距文革开始还有几年，所以此事并未成为我或我父母“里通外国”的罪证。到了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时，我选择去黑龙江。主要原因就是，那里与苏联一江之隔，是反修第一线。骑马扛枪守卫边疆是我们的热切向往。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给我们打下的红色印记，竟然成了与“红星”为敌的动因，可笑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这里的矛盾。

再次遇到安娜，已是二十一世纪，时间过去了三十余年，苏联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当然这个安娜不是我少年时的笔友安娜，因为她要比我小二十来岁。她是我的同事，我们学校的数学教授。听人说她是十四岁时和弟弟一起跟随当访问学者的父亲从苏联来到美国，再未回归。在美国完成教育后，成了大学教授。还听说她的弟弟是个数学天才，也在美国大学教数学。

某年我给学生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课，请了来自苏联，波兰，匈牙利，古巴，越南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座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安娜也在我邀请之列。于是，知道了她的故事。

安娜说，她其实是乌克兰人，因为她的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所以她出生和成长在莫斯科。本来一家四口相亲相爱温暖和睦，但她的母亲是苏联时代的“异议分子”，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结果也是大学教授的外婆举报了安娜的母亲，于是母亲被流放去了劳改营。也许是为了两个尚年幼的儿女，安娜的父母离了婚。再后来，安娜和弟弟随父亲来到美国，很多年未再见到母亲。

在安排安娜和学生座谈前几天，安娜曾和我说，苏联解体后，她母亲从劳改营回到了莫斯科，但那里已经没有了她的家，所以安娜把她的母亲接到了美国。她可以问问她母亲是否愿意和她一起来参加学生的座谈。但后来她很抱歉地告诉我，她母亲患有严重的刺激反应后遗症。当安娜和她说起我们的邀请时，她母亲表现出极度的抵触情绪，几乎发作了歇斯底里症，坚决拒绝谈论她的那段经历。

真的无法想象当年在流放劳改营，这位前大学教授受到过怎样残酷的折磨。安娜还说，当举报她母亲的外婆过世，虽然她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子女，却不肯回去料理后事，安娜家的其他成员也都拒绝回去作最后的告别，是安娜勉为其难地回去参加了葬礼。一次举报，彻底毁灭了家人之间所有的亲情。被举报者妻离子散，举报者孓然终老。不知安娜的外婆在她的风烛残年会有怎样的心境？

当学生们问安娜：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你在苏联的生活，你会用什么词？安娜毫不犹豫地回答：饥饿！（有意思的是，学生问了每个被邀请的学者同样的问题，而他们的回答竟然都是这两个字！）安娜说，她的记忆中，在苏联时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当她和弟弟来到美国，看到接待他们的家庭的炉子上炖着汤，而汤里竟然有肉，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等到走进超级市场，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商品，她说她和弟弟简直惊讶得要昏过去。我第一次来美国时有完全相同的反应！再后来，看到住处街道边种着很多的樱桃树，樱桃熟了也没人采，她和弟弟成天爬在树上吃樱桃。吃呀吃呀，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樱桃，一直吃到她爸爸回来才肯从树上下来……

就这样，和小安娜做笔友时克里姆林宫那颗红星的万丈光芒，不是被宣传中“苏修”的概念，而是被大安娜故事里无辜者悲惨的血泪，告密者邪恶或愚蠢的行为，以及少年脑中抹不去的饥饿和匮乏的记忆所覆盖，显露出它黑暗的本质。

酒鬼和流浪汉

每个报名参加访问团的人都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课题的说明。我提交的是俄国和中国农村改革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一是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和研究重点就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二是源自我还在伯克利上学时和一位俄国来的访问学者的交流。那是苏联解体后不久的1995年，那位来访经济学家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俄国当时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和困难。

他说，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政府按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休克疗法”，冀望在短暂的激进改制的痛苦之后，市场经济会得到快速和长足的发展，替代僵化的计划而给俄罗斯经济带来新生的活力和快速的发展。但三，四年下来，经济倒是严重“休克”，产出下降，物资如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极其匮乏，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最严重时竟然一个月涨幅达270%，而市场经济应该带来的好处却渺无踪影。

他说，俄罗斯经济基本已经崩溃，民不聊生。在九十年代初上街抗议那些企图通过政变阻止改革的保守派，誓死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广大民众，此时有很多转而抱怨戈尔巴乔夫毁了强大的祖国，要求恢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体制。

讲座结束后我和这位学者进行个别交流。我告诉他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或称包产到户），这一改革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农产品产出迅速增加，在改善了城市居民食品供应的同时也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我问他俄罗斯联邦为什么没有采用相同的政策。他苦笑着说，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后原本想采用类似的方法，而且比中国更激进，就是解散苏联的国营和集体农庄，凡是愿意从事农业的人，都可以从本地政府免费取得土地耕种。原本苏联就幅员辽阔人稀地多，每个人按规定可以取得的土地面积很大。然而出乎戈尔巴乔夫政府意料的是，这一政策公布后，除了少数要盖房子的人领取了小面积的土地外，几乎没有人领取更多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结果，原先的国营和集体农庄解散了，私人农场又没有办起来，农产品产出当然严重下降，价格飞升了。我问他为什么前苏联的农民不去领取土地？他说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一搁八年，成了我参加访问团的动机。

到达莫斯科后，我们被安排住在某一地铁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据说此旅馆是前些年莫斯科举办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为接待参赛运动员而兴建的三星级宾馆，旅馆对街有个很大的公园。旅馆大楼约有二十层，底层沿街有个不小的酒吧。因为是夏天，酒吧外面撑着很多遮阳大伞，伞下是酒客的天地。住进旅馆第一晚，因长途飞行劳顿，我们都睡得很熟，一夜无话。

第二天恰逢那年第一个高温热潮席卷莫斯科，气温升到摄氏三十几度，旅馆房间里热得蒸笼一般。在墙上四下搜寻，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空调的控制板装在哪里。打了电话到前台，回说旅馆里根本没有安装空调，让我们开窗降温。可是那两扇窗，不管怎么推也只能推开半尺左右（设计如此）。没有办法，将就吧。可是我们房间下面就是酒吧的地盘，虽然房间是在十二楼，楼下酒吧的音乐声和吵闹声还是直达耳际。关窗吧，没了声浪有热浪；开着那半尺的窗缝吧，高分贝的声浪夹在热风中随意进入房间。反正怎么都不行。

那一夜，辗转反侧，几乎未眠。一会儿起来用冷水擦脸，一会儿去窗口往下看看。希望酒吧夜深停业，断不了热浪至少可以断了声浪吧。可是不管怎么看，酒吧外总还是坐满喝酒的人。实在是熬了一夜，累极了，天快亮时迷糊了个把小时。醒来下楼到餐厅吃早饭，却见酒吧里依然人头济济。不少人坐在那里，一面瞪着迷茫失神的眼睛不知看着哪里，一面还在下意识地从杯子里喝着什么。后来又多次看到类似的情景，还听说，这就是俄国人的习惯，喝上一整夜，喝醉了，早上得继续喝，说是醒酒。

我在美国时养成了每天早上慢跑的习惯。看到旅馆对街有那么大一个公园，就每天早上提早起床去公园跑步。出发前就被告知，不管何时外出，一定要把护照带在身边，因为警察可能随时叫住貌似外国人的行人检查身份证件，如不满意就会被找麻烦；二是要随身带些零钱，以应付可能的抢劫。可是一个慢跑的人，不可能随身背个包（那无疑是“欢迎来抢”的信号），我只好把护照��钱分别放在短裤两边的兜里，怕掉出来就用别针别上。公园里有很多很多高大的白桦树，道路蜿蜒，从林中穿过。看到白桦林，心里好生喜欢，好像回到了当年黑龙江畔的小兴安岭，忘了警察，也忘了窃贼。

可是很快，不安的情绪漫了上来，先是看到公园里游荡着很多流浪狗，品种不同，大小不一，但都脏兮兮的，毛发斑驳，瘦骨嶙峋，一看就知道饿了不少日子了。要是它们跟着我要吃的怎么办？会不会要不到吃的咬我呀？接着，又发现路旁，树下，草地上，有不少流浪者。看着也都落魄，穿得破烂肮脏。有的呆呆地坐着或者躺着，也有的蹒跚走着，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多数都是比较年长的男性。狗倒是没来打扰我，可是这些流浪者着实让我胆怯。

不知怎么一来，我吹起了口哨。《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反正就那几首会唱的苏联歌曲轮着来。心里下意识打的算盘大概是：看，我会你们的歌，别害我！就这么一面跑一面吹，眼里瞄到好几个流浪者也在瞄我。后来想想，如果他们神经正常，大概会把我看成神经不正常的：一个外国人，还是个女的，到我们的公园里来，连跑带喘，还吹口哨，吹的又是多少年前的老歌，不是疯子还能是什么？也想过，莫斯科的冬天那么长，那么冷，这些夏天还能在公园驻留的流浪汉，到了冰封雪飘的冬天该怎么办呢？很可惜，我不会俄语，错过了和他们直接交流的机会。

在国家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学术交流进行顺利。那里的专家学者肯定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俄国经济开始回暖，虽然还面临很多问题。此时距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苏维埃联邦解体已经十年有余，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然寿终正寝，市场经济开始起步。1990年代初失控的通货膨胀在强制以1000旧卢布兑换1新卢布的货币改革后得到平抑，国民生产有所恢复。但是前十年的“休克”带来的伤痛依然处处可以感受。那十年的通货膨胀使人们拥有的储蓄迅速蒸发，尤其是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很多老人熬不下去，沦落为酗酒的酒鬼，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者早早逝去；年轻人则因前途不明收入不定而不敢成家，成家的也不敢要孩子；俄国出现人口负增长。

“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公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俄国采用的方法，是将每个国有企业折算成一定的价值，将所有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加总就是全国公有资产的总值，然后将此总值除以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在内的人口数，就是每个公民应该持有的公有资产份额。每个公民都收到了自己相应的产权证。从理论上讲，这样的私有化还是比较公平的。每个握有产权证的人，不管居住何处，过去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成为自己希望拥有的企业的所有者。然而，问题到了现实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产权证很可能不够赎买一家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即使集中产权证买下了一家企业，习惯计划经济的人也很可能不知如何经营。所以绝大部分分到产权证的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产权证，将其视为无用的“废纸”。

后来，就有脑子灵活，敢于冒险的年轻人开始收购这些“废纸”。他们以远低于产权证纸面价值的现金向居民买下产权证。既然被视为“废纸”的产权证可以变为现金，不管现金数额怎么低于产权证面值，总比”废纸“的一文不值要好，于是出售产权证的居民很是不少。而那些收购产权证的人则将收集到的足够的产权证“买”下有利可图的企业。其中最受青睐的是石油天然气企业。据说，叶利钦时代的政府竟然��蠢到只把这类企业的厂房设备计算了价值，而未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价值计入。这些年轻人很快借助几乎免费的资源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再也不用自己走门串户去收购产权证，而是雇佣了更多希望发财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于是，一个新出现的暴富阶层和大量失去产权证从而失去一切变为赤贫的劳动者的对立出现了。（曾有朋友问，那些最早收购产权证的年轻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可惜当时没有问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也回答不上来。有人说那是在苏联时期最早从事黑市生意从而掘到了第一桶金的投机倒把者。）

“人民币！人民币！”

办公室里的交流只是此行目的的一个部分，走访与参观是更加有意义的学习和调研过程。去克里姆林宫参观当然是此行的一个重要项目。去克里姆林宫就要经过红场。我们一进入红场，就有不少小贩举着手里的货品拥了上来，口中喊著有点奇怪的话。走近了，才听明白他们喊的是“人民币！人民币！”小贩手里的货品五花八门，有工艺品如套娃、水晶摆件、彩画盘；有日用品如围巾、台布、皮帽；也有各种纪念品。如果询价，开出的是卢布价格，大概看我们是中国人，马上又会问“人民币？”如果你点头，价钱会比卢布价便宜不少。再等到看我们掏出的是美元，价钱立马又下去一截，大概只有卢布价的一半。在红场上的感觉，手里拿着美元几乎等同于富翁，看什么东西都便宜。我买了一条全毛精织印花的大披巾，十美元；两大本精美的纪念邮票集，共十美元。我最喜欢的，是利用桦树皮的原始木质花纹画的俄罗斯风景配上原木画框，大约20X14公分一幅，三幅总共五美元。

虽然经过卢布改革，币值稳定了下来，2003年的官方汇率大约是一美元兑换30卢布，但俄国的外汇储备非常紧缺，黑市上卢布兑美元的价格远超这个水平，所以在市场上美元大受欢迎，连人民币也比卢布更受青睐。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看了两场高质量的芭蕾演出（莫斯科的是国立芭蕾舞团的《唐・吉柯德》，圣彼得堡的是马林斯基的《天鹅湖》），因为是美元购票，第三四排正中间的位置，票价才二十美元！

我们住的旅馆附近有一个莫斯科著名的小商品市场，进去逛逛，发现很多摊铺的主人都是中国人。他们从中国批发大量日用品如衣服鞋帽，塑料制品，厨房用具等到这里销售。由于苏联时代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政策导致畸形的工业结构，俄国直到此时仍然面临日用品短缺的情形。因此这些中国“倒爷”出售的质次但价低的商品很受普通消费者的欢迎，利润丰厚，引起了俄国人的嫉妒。政府已经几次出台各类政策限制他们的生意，还有俄国黑帮时时寻衅滋事。据说这个小商品市场即将关闭。我2015年再次去俄国旅游，找到那里，发现这个小商品市场依然存在，只是已经看不到几个中国的生意人了。

那些中国倒爷对我们这些说中文的游客显然毫无兴趣，倒是几位出售皮货的俄国商人对着我们使劲推销。狐皮的、水獭皮的、貂皮的；大衣、帽子、夹克，看着华贵漂亮，价格低得惊人。可是一想到这是真的动物毛皮，我们还是买不下手。而且即使买了，也要担心是不是能通过信奉动物保护的美国海关。我在国内的一位朋友被派往俄国做交换学者，他就用带的几条牛仔裤和一件滑雪衫给他老婆换了一件貂皮长大衣！

远东来的尤莉亚

科学院给我们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尤莉亚做翻译兼导游。尤莉亚21岁，浅黄色头发，清秀活泼，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好可爱。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是在中国的辽宁大学留学两年学的。我们以为她是毕业做了专职导游和翻译，却不是。她说现在科学院也市场化了，不再有从属于自己的接待机构，而是将此类工作承包给专职的旅游接待企业，她是与企业签约的雇员，按接到的工作量获取收入。我们所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新的奔驰中型面包车，开车的司机安德烈很年轻很帅，但不会说中文和英文。据尤莉亚说，车是安德烈个人拥有的，连车带人被这家公司雇佣，同样按工作量取酬。

我们问尤莉亚，她接不到工作时何以为生。尤莉亚说她是来莫斯科准备报考莫斯科大学的，借住在姨妈家里，有活就干，没活就复习功课。已经考过一次没考上，打算接着再考。问她为什么一定要上莫斯科大学。她说她父母本是莫斯科人，年轻时作为共青团员被分配去了远东一个小城市建设边疆。边疆没有建设好苏联解体，他们却无法再回到故乡。因为定居的地方距中国很近，听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很快，就特意让女儿学了中文，想以此寻求希望。发现此路不通后，觉得还是要回到莫斯科才能安度晚年，于是转而督促女儿报考莫斯科大学，希望这可以成为他们回归莫斯科的跳板。

尤莉亚说，莫斯科大学的入学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有很多和她父母同时代的人，被计划经济送往远方安家，那些地方有的经济落后，有的现在成了外国。为了回到俄罗斯，回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很多人将希望寄予下一代身上。让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倍感压力。我曾私下悄悄问她，是否想过到美国上学。一抹希冀的亮色闪过她的脸，又很快消失。她说她没钱去美国上学，她的英语也不好。更主要的是，如果她去了美国，她的父母怎么办呢？不就永远没了回到莫斯科的希望吗？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以后却从来没有再联系过。

2007年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回黑龙江曾经插队的乡村，从黑河（爱珲）过江去俄国的远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简称”布市“，中文名称”海兰泡“）游览。我们住的是“布市”中心据说是星级的酒店，走进我们的“标房”，屋里是两张不到三尺宽的简易钢丝床，床上配置的铺盖虽说还算干净，但一看就知已使用多年。

最好玩的是卫生间，夜里打算洗澡，却见浴缸里没有淋浴喷头，而且连水龙头也没有。没有水怎么洗澡？请来前台服务员，他像变戏法一样，把浴缸旁边洗脸池的水龙头往旁边转了九十度，那个比正常尺寸要长一些的龙头正好可以够到浴缸一角。原来，旅馆的设计就是洗脸池和浴缸“共享”一个水龙头！走过世界不少国家的很多旅馆，如此脑洞大开的设计还真的是独此一份！再看毛巾架，没有大浴巾，也没有一般概念的毛巾，架子上挂着两条棕黄色的麻布，一尺来宽两尺多长。看来我们洗脸洗澡都只能用这两条麻布了，当年在黑龙江插队也没狼狈到如此程度呀！这个身为州府的中等城市的不发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理解了尤莉亚的父母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回到故乡莫斯科去。

虽然访谈进行顺利，双方聊得很开放很坦率，我却没能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倒不是没机会问这个问题，而是问了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和我们交谈的学者只是笼统地说，苏联在农村实行了近七十年集体或国营农庄制度，早就没有会种地的农民了。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俄国农民不会种地也并非全是集体农庄的错。不象中国，从封建时代开始，数千年来农村的农业生产始终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进行的。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取消了农奴制，农民成了自耕农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又成了集体农庄庄员，让他们从哪儿学习从事个体农业去？

我们在莫斯科没有观察到为买面包等基本食品而排的长队，但商店里供应的蔬菜水果鸡蛋肉类等还是匮乏。货架上商品寥寥无几，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询问之下，了解到俄国的农业生产依然没有恢复。（实际是俄国的农业生产在改革之后严重下降，十年后只达到改革前水平的约三分之二）虽然粮食产出可以满足国内需要，但蔬菜水果奶制品却都极其紧缺。莫斯科等靠近欧洲发达国家的地区，可以从国外进口以弥补短缺；稍微往东的地方，短缺还是非常明显，这和市场化的进展缓慢有很大关系。

所谓市场化，不是计划一取消市场就等在那里取代它了。市场的建立和发育需要时间也有一定条件。中国人口密集程度大大超过俄国，村与村，乡村与城镇之间，所距不远。一地生产的农产品要到达需求这一产品的另一地，手提肩挑，骑个自行车，或者搭个农用拖拉机也就到了。当供给方和需求方搭上关系，市场就出现了；当地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其他的地方市场连接起来，市场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可是，俄国国土太过辽阔，人口密度太低，一地生产的农产品如无完善的流通渠道是到不了消费者手中的。而且从农产品生产地到消费者集中的城市路途遥远，要建立流通渠道，交通的便利又是不可或缺的。俄国的交通体系，尤其是连接其东欧部分和远东部分的交通体系，年久失修，据说到1990年代末，铁路运速每小时还不到二三十公里，运量受到极大限制。如果农民生产了农产品，没有有效的流通渠道和交通体系将产品卖给消费者，他们又怎么会有动力去领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呢？

科学院我们交谈的学者还告诉我们，说俄罗斯的农民不像中国农民，勤劳细心，有耐心从事需大量劳动投入的蔬菜水果种植。说俄罗斯农民习惯于集体农庄的机械化生产，你让他种植蔬菜水果，他干不一会儿，一准跑到树林里喝酒采蘑菇，累了就躺下睡一大觉，就别指望他会一整天留在地里侍弄菜苗幼树。据说在远东的有些地方，当年分派去的农庄工人都跑光了，只好偷偷雇佣越境的中国农民种地。

记得2007年我们在黑河乘船过黑龙江去俄国，上船时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农民模样的大汉抬着一个大麻袋，卡在阶梯上上不去了。我们同行的男同胞伸手帮了一把，死沉。问他们装的是啥，回答说去俄国种菜，带的种菜用的各种农具和菜籽。据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借“旅游”之名（过江时落地签证）去俄国种菜的不少，虽说苦一点，但比在国内务农收入多。说签证的其实都知道他们过去干啥，就是睁一眼闭一眼，不较真。就像中国这边签证的同样知道每天早上乘船从俄国来黑河，傍晚回去的俄罗斯妇女并非旅游而是“倒妈”一样。市场的萌芽就是这样生长起来的。

列车上的惊魂“查票”

结束在莫斯科的学术交流后，我们到圣彼得堡游览了三天。因为不再是“公事”，科学院的接待不再继续，尤莉亚也不再做我们的翻译兼导游了。我们团长双林找了他在俄国的北大经济系同学小贺接待我们。同样的年龄，相似的背景，加上团长时时夸耀：我们关系铁不铁？我们和小贺一见如故。她陪着我们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圣彼得堡，负责我们在圣彼得堡吃住参观的一众安排，尽心尽职。

圣彼得堡是个可以呆很多天都不会厌的地方。正好赶上庆祝她建城三百年，沿街的主要建筑门面修饰一新，明媚鲜亮，依然破旧的地方则用大幅的简易广告作了遮拦。于是老城就用装饰而成的新貌迎接着为数依然不多的游客。（2015年再去，涅瓦河沿岸和圣彼得堡市中心游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芭蕾演出票价涨到八十美元，还不是马林斯基的，还是楼上的位置！）

我们白天进宫殿和博物馆，走公园坐游船，夜里去看涅瓦河上的桥打开让轮船通过。走不动了，站在街旁比个手势，自有小轿车驶到身边停下，用写着地址的纸条告诉司机你要去哪，很快就到目的地。车里挤进三四个人，通常每人只摊到一美元的车费。后来我们意识到那些都不是正常营业的出租车，而是司机开私家车运营的“黑车”，心里就不由嘀咕：我们既不认路，又不会说俄语，如果知道我们有美元的司机起了坏心，把我们拉到什么荒凉的地方宰了，劫钱加劫色，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问了小贺，她说我们多虑了。私家开的“黑出租”归黑手党管，管得十分严格，绝对不会出这种事。因为经济不好，很多人家需要这样的额外收入来贴补家用。如果出了劫财劫色之事，外地客就不敢再乘“黑出租”，也就断了很多人的财路。所以谁要敢干这样的事，黑手党自会找他算账。残酷的黑手党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某些人的贪念，保证了黑车市场的有序运营。

因为有个团员要提前一天离开俄国赶回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小贺只能把全团分为两拨。她不放心那位团员一个人乘火车回莫斯科，就决定自己陪他回去。剩下的六人她托了朋友送我们上车。我们是夜里从圣彼得堡发车，早上到莫斯科后当天就要搭机飞回美国。所以小贺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分散，随身携带好护照，不要和人争论，尤其是不要和警察争论。她说俄国的警察很会无事找事，对你一不顺眼就把你铐起来关上几天，敲你一笔钱再放你走。这样一来就会误了回程飞机。怕说多了我们过于害怕，她又安慰我们说，你们六个人，不是一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也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我们大件行李都寄存在莫斯科小贺家了，所以随身没有多少东西，上车很顺利。只是上了车才发现，我们六个不在同一个卧铺隔间，双林等四个在一个隔间，我和另外一人在另一个隔间。车开不久，一个胖乎乎的女列车员来收车票，说是以车票换毯子和枕头。这个和过去国内的卧铺列车类似，我们也不疑有他。就把车票交给了列车员，还看着她把车票插入相应的车厢和床位格里。过了好一会儿，正等着列车员送毛毯和枕头来我们好睡觉呢，那个女列车员急匆匆来到我们车厢，指着我一通哇哩哇啦，我半句也没听懂，只是疑惑地看着她。

同车厢的一对年轻俄国人用英文告诉我说，列车员说没有我的票，要我把票给她！我说我刚才把票给她了。她连连摇手说“捏，捏”（不，不），还指着她手里那本放车票的本子，示意那上面我的铺位处没有车票。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明明把票给了她，为什么转眼就没有了？何况她收票当时为什么不问我，离开以后又回来倒算帐？！太可疑了！我示意她把那个本子拿近点，我要细看。其实车票上全是俄文，要看也看不懂。但我发现票上我们的姓名是按汉语拼音标示的，我查看了我们隔间的又看另一个隔间的，突然发现有我姓名的车票插在那个隔间的票格里。我拿出那张车票，指着我的姓名，再指着我自己“告诉”那个列车员，“这张就是我的车票！“可是那个列车员还是一个劲”捏，捏”地摇头。我火了，拿出我的护照，要她看我护照上的姓名，和车票上的姓名。那两位挺热心的俄国年轻人也走过来看，然后点着头说“yes,yes”。这下那个列车员没辙了，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又过了一阵，列车员又回来了，示意我叫另外几个团员都到我们隔间，然后拿着五张车票捻成一个扇形，数了一遍，意思是只有五张票，然后又一一指着我们点了一遍，意思是我们有六个人，缺一张票。因为我已经证明我的票在她的票夹里，她把我扒拉到一旁，然后叫他们几个认领自己的票。一阵忙乱，各人找到了自己的票，独独缺了团长双林的票。这下列车员来劲了，盯着双林叫他拿票出来。双林和我一样目瞪口呆，觉得受到天大的冤枉：刚才明明把票交给她了，她打了两个转回来，票就不翼而飞了？可是语言不通，无法分辩，和我们同车厢的那两位俄国青年英文也不是那么流利，无法帮我们多少忙。那个列车员来劲了，凶巴巴地告诉我们，让我们下一站下车，让警察来处理。

听说要赶我们下车，我们慌了。不会说俄语，也不会打电话，半夜三更的把我们撂在半路小站，让小贺上哪里找我们去？又说要找警察处理，那更可怕了。听说俄国的警察比黑手党更可恶，不知会怎么折磨我们呢。六个人匆匆合计一下，觉得在这种时候，好汉不吃眼前亏才是上策。于是请那两个俄国青年和列车员协商，看她想怎么解决。了解的结果是说我们“遗失”车票，须罚款五百卢布！花钱消灾了，况且按当时汇率，五百卢布还不到二十美元。看我们掏出的是美元不是卢布，而且给了她二十，列车员没再说什么，接过钱就走了，也没给我们收据。当然我们也没敢要。

有惊无险。没有被撂在半路小站，也没有被送去见警察。等事情过去，已是半夜一点多了。大家好不容易才平息下砰砰乱跳的心脏，倒在自己铺上迷糊了过去。正迷糊着呢，觉得有人推我，睁眼一看，睡眼朦胧中见又是那个列车员，笑眯眯地说“cha!”猛不丁地，睡意全吓跑了，还查？！查什么？列车员连说了几次”cha!Cha!”我吓得一下跳下铺位，看那两个俄国青年睡得正香，赶紧去叫旁边隔间的那几个。我们个个都如惊弓之鸟，被这个睡梦中来的“cha”吓得六神无主。那个列车员也跟了过来，举着手里的茶壶和装着几个杯子的茶盘，说”cha?”这回我们听出了她询问的口气，又看到她手里的茶壶，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她在问“要不要喝茶？”天爷！可不带这么吓人的哦！我们一人拿了一杯茶，嘴里嘟囔着“斯巴西吧”(俄语”谢谢“)。待她一走，双林一屁股坐到铺上，说“吓死我了，怎么昨夜查了，天不亮又cha！”

十几年过去，我到现在也没搞懂，到底是俄文里的“茶”就是发“cha”的音，还是这位列车员为了表示亲善，特意用了中文发音的“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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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原文链接：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去哪儿啦？(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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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tlyathletegiantmuffin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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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芭蕾舞剧《花木兰》登陆纽约林肯中心

　　新华社纽约8月23日电（记者长远韩芳）由中国辽宁芭蕾舞团创作和演出的舞剧《花木兰》首次走出国门，23日晚登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中国传统英雄故事与西方经典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征服了现场近2000名观众。

　　随着中国民族交响乐的响起，极具中国风韵的舞台布景呈现在观众眼前，将他们带入一个遥远东方的传奇故事。随着剧情逐渐推进，花木兰少女时期的天真、初入军营的无助、征战沙场的英勇、辞官归乡的豁达等情节一一呈现，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女英雄。

　　中国艺术家在舞剧的表现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在芭蕾中融入了中国武术和中国民族舞的诸多元素，并将弓、箭、棍等兵器运用其中，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花木兰》是辽宁芭蕾舞团历时3年打造的精品。2018年7月在沈阳首演，在国内巡演50多场，获得观众和专业人士的高评。剧中花木兰的饰演者于川雅是辽宁芭蕾舞团首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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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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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Helena岛屿风光。(图片：[email protected] Edwards?St Helena Travel- Let’s go)

【希望之声2020年6月17日】（编译：袁心怡）在一生的旅行经历中，那些最罕见的，最艰难的，最珍贵的时刻成为了刻骨铭心的毕生难忘旅程。下面是wanderlust 旅游杂志为您推荐的精彩旅程系列。

1.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Grand Canyon）漂流

为什么选择大峡谷漂流？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罕见的角度观看大峡谷。从一英里高的岩石边缘往下看蜿蜒曲折的科罗拉多河。河流经过大约20亿年慢慢地切开了黑、红、橙、紫的地层，雕刻出巨大的大峡谷，，创造出世界上的自然奇观之一，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为什么从水面上看峡谷是欣赏它的最佳方式，这种体验比从山顶上观看更能给人一种亲密的接触，也能让人近距离欣赏到所有辉煌的地质景象。

全程运行的正式起点是位于大峡谷国家公园东北部的李斯费里(Lees Ferry);，终点是米德湖（Lake Mead），相距443公里。沿途除了有大量的激流外，还有侧峡谷、普韦布洛遗址（Puebloan）、游泳洞和沙滩。

一切都令人满意，只是获得进入的授权，不太容易。在“加权彩票“ （weighted lottery）系统中需要等待几年才能获得私人漂流许可证。幸运的是，可以进行商业旅游，范围从一天到三周不等，但是如果您想确保行程，也需要提前预订。

开始您的旅行: 漂流科罗拉多的最佳时间是5月至10月，因此请预定您的旅行。这条河有许多一至三级急流和少许五级急流。整体上属于四级(中间型)。

2. 意大利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

为什么选西斯廷教堂? 大规模的艺术，小规模的人群。很遗憾，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没有选择一个更大的房间! 这个40米长、13米宽的盒子般的房间被挤在梵蒂冈博物馆的建筑群里，对于现在每天在这里闲逛的2.5万多参观者来说，实在是远远不够用。

的确，当您能在越过他人的头顶看到标志性的天花板，尤其是祭坛墙壁上的"最后审判"，可能会惊叹您迄今所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作。

幸运的是，还有另一种游览方式。建议您预订小团体私人参观，进入通常禁止开放的梵蒂冈展厅，然后在下班时间到西斯廷教堂观赏米开朗基罗的杰作，避开人群高峰。

开始您的旅行: 提前预订是很重要，请及早规划和组织您的西斯廷教堂之旅。最好私人的非高峰期旅行来获得终极体验。

3. 夜宿尼泊尔珠穆朗玛峰（Everest）大本营

为什么选择珠穆朗玛峰（Everest）大本营? 完成梦寐以求的史诗般的长途跋涉的心愿，与登山者并肩小憩。参加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为期14天的徒步旅行堪称经典。环游萨加玛塔国家公园（Sagarmatha NP）直至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最高峰的山脚下。

尽管沿途可享受茶室款待和壮观的喜马拉雅山的美景，实际上除有特别许可，大多数徒步旅行者并不允许大本营入宿。他们大多当游览到‘5340米’目标地时，会拍摄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下山到附近的高乐雪（Gorak Shep）镇去宿营。

有些特别行程提供了在标志性营地夜宿的机会。它们可能会安排在尝试登顶的高峰季节，那时候登山队也会住在那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以夜宿感受雄伟的山脉的宏伟气魄，又可以和那些做最后准备的登山勇士交谈; 您甚至可能看到队伍从的昆布冰瀑（Khumbu Ice Fall）出发，开始了他们向顶峰的冲刺。

开始您的旅行：登山者通常在4月或5月到达大本营，请计划您相应的行程安排。同时也要保持身体健康，因为有疾病的徒步旅行者不允许留在大本营，以免感染登山者。

4.秘鲁的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徒步旅行

为什么选择马丘比丘徒步旅行? 选择众多，它比其他方式比如乘火车更令人满意。它也是众所周知的理想旅游胜地。这是一个神秘的城市，栖息在群山之中，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不会轻易被那些贪婪的征服者发现。它是名副其实的旅游传奇。

当您看了众多印加城堡的照片，可能会失去些兴致。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可以的话选择徒步旅行为上策。这座城市值得您去感受那种由缓慢的游历积累所带来的乐趣。而且，万事具备并不意味着您必须踏上经典的印加古道。除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选择：您可以徒步穿过游客少得多的乔昆丘拉（Choquequirao）废墟；沿着充满戏剧性和多样化的萨尔坎泰（Salkantay）小径(沿途有豪华的旅馆)前进；或者挑战维尔卡班巴（Vilcabamba）的艰难穿越。

开始您的旅行: 徒步旅行的距离、海拔和难度各不相同，所以您需要在出发前适应环境。记住，旱季(最好的旅行时间)是4月到10月。要想穿越印加古道，您还需要有许可证。每年发行的数量有限，很快就会抢购一空。

5. 远足新西兰的米尔福德（Milford）步道

为什么选择米尔福德步道? 经历新西兰最美妙的散步风景之一。新西兰有9条官方的大步道(最近开通了一条)，而米尔福德步道可以说是其中最好的一条。

从特阿瑙湖（Lake Te Anau）到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为期四天，53.5公里的徒步旅行穿越壮观的峡湾国家公园（Fiordland National Park)，欣赏湖泊、瀑布、冰原、森林和大量的开拓者历史，最后到达全景的麦金农山口（Mackinnon Pass） (1154米)。

在夏季徒步旅行的高峰期 (11月到4月)，它总是被超额预订; 露营是不允许的，而且人数受到沿途三间“DOC小屋”的铺位限制。也就是说，除非您选择升级旅游计划，配套系列的私人旅店(有单人间和双人间)，让徒步旅行者在有导游的陪同下，在更舒适的环境中游览，但您仍然需要准备基础物品。不像那些DOC小屋，这里会备有热水淋浴、羽绒被、干燥室和吹风机；早餐、午餐和三道菜的晚餐都为您做好了；每家小店甚至都有一个库存充足的酒吧。让我们为这不同凡响的旅游经历喝彩吧!

开始您的旅行: 确保您在10月到4月的徒步旅行季节开始之前保持健康，无论什么时候去，都要准备好适合所有天气情况的背包。

6.纳米比亚的纳米布兰德（NamibRand）星空下夜宿

为什么选择纳米布兰德? 亲历世界上最好的天体景观。当然，离开大城市，在任何地方看到星星不足为奇。但若置身于清晰而黑暗的遥远夜空，这里的体验将是非同寻常的玄妙。

纳米比亚巨大的纳米布兰德自然保护区是少数几个获得金牌认证的黑暗天空保护区之一。纳米比亚是世界上人口稀少的国家之一，那里没有城镇或居民区。因而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黑暗天空。干燥的气候也意味着万里无云的天空是常态。

白天您可以畅游纳米比亚巍峨山脉，辽阔平原或在赭色荒野沙丘中探险，寻找大羚羊和哈特曼斑马。在炽热的日落之后，就到了了望星空感受神奇的时刻了。

开始您的旅行：保护区似乎遥不可及，但离温得和克 (Windhoek)大约375公里。所以，您总是可以从首都出发，找到通往保护区的路。

7. 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宁格鲁（Ningaloo）和海龟一起潜游

为什么选择宁格鲁礁和濒危物种一起遨游?西奥兹（Western Oz)的宁格鲁礁没有对面海岸的大堡礁那么大，但它仍然吸引了大约500种鱼类; 最重要的是，它的部分距离海岸只有100米，这使得接近它的海底财富非常容易。浮潜也令人向往。

11月至4月间，世界上7种海龟中有3种在宁格鲁附近的海滩和岛屿上筑巢：绿海龟(被列为濒危物种)、玳瑁(极度濒危物种)和红海龟(易受伤害)。海龟全年都在近海潜水，隔水相望，它们在陆地上笨拙的动作到了海里就变成了优雅的“芭蕾舞”。鲨鱼湾、木铁（Muiron）群岛和德克哈托格（Dirk Hartog）岛的龟湾都是不错的景点。

开��您的旅行：查看更多信息，开始您的冒险。

8. 参观厄瓜多尔亚马逊（Ecuadorian Amazon）地区濒临灭绝的部落

为什么是厄瓜多尔的亚马逊? 想了解独特的文化，必须负责任的体察当地人的生活，理解许多挣扎的少数民族部落不想被游客另眼相看。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射箭的森蒂内莱斯人（Sentinelese）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对于这样的部落、旅游是文化的生命线，将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保存。旅行者住在部落自己拥有和经营的小屋或预订其旅行团，一方面延续着部落的濒危传统(使他们免受环境和开发人员的威胁），另一方面游客也可以真实的了解到少数民族部落怎样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大家都是赢家。

厄瓜多尔埃尔奥连特（Oriente）的土着居民似乎已经掌握了这种社区生态旅游的方式。一些颇受好评的选择，例如最古老的亚马逊部落之一科凡（Cofán）部落，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厄瓜多尔北部开展社区生态旅游。

这里的旅行包括划独木舟，钓水虎鱼，传统的茅草屋宿营，科凡人导游的野生动物密集的雨林探险—有冒险精神的人还可以选择露营。

您的愿望旅程清单: 去扎巴洛(Zabalo）的科凡社区可以从拉戈阿格里奥（Lago Agrio）出发(乘公共汽车7到8小时从基多（Quito）出发)。

开始您的旅行: 通过访问他们的官方网站Cofan Survival Fund，来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社区的信息并预订您的住宿。

9. 寻觅印度拉达克（Ladakh）雪豹

为什么是选择印度拉达克? 这种濒危的猫科动物非常罕见。据信野生雪豹只有4000到6500只。再加上这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大型猫科动物往往生活在海拔3,000m以上的寒冷荒凉的岩石峭壁上，因此不易找寻。

这使得这一景象非常特别，仅有西藏、喜马拉雅山和斯坦斯坦人涉足其旅行领域而且声称能寻觅到的雪豹凤毛麟角。但是，近年来，拉达克的海姆斯（Hemis）国家公园经赢得了“世界雪豹之都”的美誉，拥有数百只雪豹，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导游对雪豹的习性有更深入的了解。但也不是绝对的，在海姆斯的胡辛谷（Husing）、塔布包（Tarbuns）和伦巴谷（Rumbak），雪豹也相对常见。位于素有着名的“雪豹走廊”之称的胡辛谷上，冬天的皑皑白雪将雪豹带到较低的地面时，有技巧的借助追踪器和定位镜，您可能会有幸和它们相遇。

开始您的旅行: 有航班连接德里和区域枢纽城市列城（Leh），距离海姆斯国家公园 40公里。公园里有六个村庄，可以寄宿或野营。

10. 沉迷冰岛火山

为什么选择冰岛火山游? 想要尝试独特的坠入地球腹部中的探险，或想要在旅游愿望清单中加入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冒险经历，冰岛火山探险都不容错过。它神奇无比，用地质学术语来说，您几乎可以亲眼目睹火山的形成过程：大地的呻吟，嘶嘶喷吐。

自2012年商业旅游开始引入Thrihnukagigur火山，挖掘地表之下的工程有了如火如荼的进展。

在类似窗户清洁工的电梯里，慢慢下降到120米时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独特的排干岩浆的岩浆房。灯光照亮了一个有多种颜色的洞穴——瘀青的紫色、硫磺黄色、血红色。

水滴从上滴下时，突然变成歌声，展示了卓越的音响效果。神奇非凡，也让人匪夷所思。Thrihnukagigur火山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上次喷发是在4000多年前。没有迹象表明它即将开始生机，但是如此的巡回演出只是逐年宣布，因火山变化莫测而无法预料。

开始您的旅行：开放日在5月10日到10月31日的之间，所以请到官网相应预订您的旅行。

11. 参观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St Helena）

为什么选择圣赫勒拿岛?这座峻美的南大西洋袖珍小岛拥有绵延起伏的宏伟地貌。岛上充满了深深的沟壑，火山残留的山峦起伏，半热带地区的繁茂景象。海水里海豚游弋，天空中群鸟飞舞。从一月到三月，可以充分利用大型鲸鲨的聚集的时机，与这些“温柔的巨人”一起潜泳。

最迷人的非岛上的人文轶事莫属。自格鲁吉亚时代（Georgian）以来，在这个孤独的小岛上居住的人数不到5,000人，而定居点很少。建议您通过邮筒步道来徒步探索，这些步道的难度各不相同，甚至最容易的也有可能比较棘手。但都能看到岛上最优美的风景和未被触及的地方。您会得到一个日志簿和印章以证明您已完成记录。或者去游览一下历史名胜，以了解拿破仑对岛上的影响。

开始您的旅行： : 根据您最感兴趣的项目来计划你的旅行日期，参观这个遥远的岛屿还为时不晚，而且岛上有了机场，观光还相对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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