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税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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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皇权残酷暴政的东林党，是鲜见的历史亮光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9-04-06
中文互联网乃至整个中文知识界对“东林党”的责备，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批评多集中在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阉党是实干家，阉党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
（2）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实质上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
（3）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决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使……，一言不合就杯葛。好比一个班级，一小撮学生总是反对大多数学生同意的活动，抵制加捣乱，导致班级活动不能展开。
这些批评，全部与史实不符。
反对考成法，是在反对暴政祸民
责备东林党以道德为标榜、为了反对为反对，一条所谓的重要“证据”，是他们反对“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措施。
这纯属对史实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胡说八道。
所谓“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指的是张居正执政时期搞的“考成法”。
按照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有问题，由六部进行考察揭发；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有问题，由六科进行考察揭发；六科的工作有问题，由内阁进行考察揭发。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这种“考成法”，披着“绩效考核”的外衣，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言路打压机制”。
六科言官原本拥有超然地位，负责监督朝政，甚至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事实上很难办到）。御史是皇帝耳目，代皇帝对国家的行政、司法、人事进行全面监察。
通过所谓的“绩效考核”，“考成法”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自己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张居正搞“考成法”压制体制内言论自由之时，东林党尚未成型（其成型时间，大致在万历十年~万历二十年之间）。
东林党日后的领袖人物，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也尚未成为朝堂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要到万历三十年左右，他们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聚集同道批评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舆论力量），但他们不惧后果，针对“考成法”，已有相当严厉而精准的批评。
比如，万历四年，巡按御史刘台不堪言论压制，上疏点名批评张居正。
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命运被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头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舌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监督、批评朝政？
等待刘台的，是削籍、流放和突然暴毙。
再如，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去世。
按规定，张必须卸任内阁首辅职务，回家服丧。
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们，迎合张居正的意志，群起鼓噪对张实施“夺情”（张不用卸职，也不用回家服丧）。
只有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的艾穆、沈思孝、邹元标，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强调制度必须遵守。
这种反对，并非针对张居正做道德层面的苛求。
邹元标们所期望的，是借此机会，迫使张居正离开内阁，进而终止残暴的“考成法”—— 除了迫害言路，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对民生造成了巨大伤害。
邹元标在奏折里，以刑部事务举例：
“先时决囚，初无定额。居正任事，限各省决囚有定数，以致首鼠私窜者，欲盈其数以免罚，有滥及无辜者矣。”
大意是：以前判决罪犯死刑，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搞“考成法”，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数量，只好滥杀无辜。
此种祸害，在所谓的“张居正变法”期间，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地方官员在执行“丈量田亩”的工作时，为了应付“考成”，普遍采用短弓，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亩数；田亩虚增后，民众需要缴纳的赋税变多，但实际产出并未提升，地方官员需要根据丈量结果完成征收钱粮的“考成”，只好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
于是乎，国库充盈，民不聊生。
与残暴的皇权代理人张居正作对，结局可想而知。
等待吴中行、赵用贤的，是廷杖六十，赶出京城；等待艾穆、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囚狱三日，流放边疆；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贵州，落下终身残疾。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体制内批评”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
明神宗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
（1）“止及所司执掌”，只许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
（2）“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所有意见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拿到皇帝面前讨论。
这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全面封杀“体制内批评”。
小部分体制内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赵南星），冒着被廷杖、被流放的高风险，抗议明神宗的这两条规矩。
自然，和当年反对“考成法”相似，除了招来皇权的报复，这种抗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反对矿税，是在反对皇权肆虐
中文知识界责备东林党最最核心的理由，是说他们不顾国家战事（万历三大征）的开支需求，站在东南地主、富商的立场，代表他们的利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反对朝廷的矿监政策，不惜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贫苦的农民身上。
亦即：东林党是一群把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
这同样是对史实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胡说八道。
所谓朝廷派遣矿监、征收商税，指的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荼毒天下百姓至深的“矿税之祸”。这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新关卡。
这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套新的敛财系统。
明神宗对外公开宣称，这套新的敛财系统，是为了应付“三大征”（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与皇宫三殿失火重修。
实际上，这套新敛财系统，只是为了满足明神宗个人的穷奢极欲。
试举几例（不耐者可跳过）：
饮食方面。
嘉靖时代，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曾减至每年白银17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的铺张浪费，曾将光禄寺的年费压缩至“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其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年费迅速翻倍，增至“二十六七万”。
金银珠宝方面。
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2000两，万历二十年，将标准一口气提升至5000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川陕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10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19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石；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耗费了4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排场方面。
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各样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珍珠24800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后共耗银88000余两。
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2300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珠宝无数。
明神宗长公主婚礼，朝廷耗银12万两；七公主婚礼，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长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
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18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30万两；惠王、桂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强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布匹瓷器方面。
丝织品：万历九年，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15万套匹；万历二十七年，索要41900余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26000余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4万套匹。
羊绒袍服：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74700匹（折合银价160余万两），每年按4000匹的数量进呈。
瓷器：万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索要瓷器96600多件；万历十九年，又索要15.9万余件，稍后有增派8万余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自山西潞安，将价值110两银子的砂器运到京城，需耗资2833两白银，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余。
土木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
下面这张表格，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张表格中的土木工程，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但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时间为标准（个别以竣工为标准）统计一次。
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
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揣知其大体情况。
比如，万历十二年修慈宁宫耗银15万两，则其后相似的宫殿建造，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
另外，木料、石料方面的采伐费用，并未体现在上述表格之中（因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政府，而户部、工部的奏折向明神宗诉苦时，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
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政府因之苦不堪言。
比如，万历三十一年筹划修筑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块，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
另另外，上述针对地方政府的摊派，其统计数据官方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披露，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但运到京城，民众的实际消耗，“费不止万金”。
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一百万两金花银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另增20万两）。
但明神宗如此挥霍无度，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私欲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
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其死之日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仅仅过了五、六年，这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
于是，万历二十四年，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朝鲜用兵、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由皇权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
仅仅三年时间，明神宗就利用太监，就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史称“矿税之祸”。
矿监的职责，是���表皇权监督民众开采金、银矿。
具体敛财办法有二：
（1）皇权一分钱不出，民众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亦即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配。
（2）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只在乎每年能拿到多少金银，对探查矿洞毫无兴趣，为了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他们更热衷于把敛财额度直接摊派给地方，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是否开采顺利，都要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来一个旱涝保收。
税使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
具体办法有三：
（1）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奏痛陈，宦官们来了之后，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
（2）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
（3）直接把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不管具体营业额，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
至于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让人家破人亡，自然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些宦官们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宦官及其爪牙所得，约为进奉给明神宗的3~10倍。
如派往广东的税使宦官李凤，将所征敛的白银51.7万余两据为己有，另搜刮了不计其数的珠宝。派往山东的矿监陈增麾下的一个参随程守训，被查抄时搜出“违禁珠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派往山东的税监马堂，七年时间里，隐匿税银130余万两。
矿监税使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惟独民不聊生。
按大学士沈鲤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皆倾，商农交困”。
按直隶巡抚刘曰梧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膏脂竭矣”。
按辽东巡按萧淳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
按陕西巡按龙遇奇的说法，是“坐括（陕西）民脂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
按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
比如，税使到任不足两年，河西务的160余家布店，只剩下30余家，临清关伙商38人，只剩下两人；段（缎）店32座，关门21家；布店73座，关门45家；杂货店65座，关门41家。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众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
同年，湖广民众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
万历二十九年，民众又包围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
同年，苏州织工两千余人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其爪牙黄建节被击毙，并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之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
万历三十年，江西民众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
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将杨荣杀死，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欲杀死高淮为民除害。
万历四十二年，福建民众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寀的住宅。……
以上种种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监税使”政策；所有参与暴动的领头人物，均被明神宗严旨捕获杀害。
皇权残暴如斯，才有了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
比如，李三才在奏折里强调，百姓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痛骂万历储存黄金珠玉“高于北斗”，却无视民众家中已经连“糠粃升斗之储”皆无。
田大益骂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个人私库，从不用在国事之上，并警告他，一味“以金钱珠玉为命脉”，长此以往，“家之盈者，国必丧”，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财往自己家里搬，国迟早要亡。
魏允贞直接骂万历“爱贤士不如爱珠玉锦绮”。……
对这些批评，明神宗一律斥之为“卖直”—— 你们动机不纯，攻击皇帝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你们自己的道德高度 —— 然后对批评者或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
这种不问是非、只问动机、乱扣帽子的诛心手段，可谓无耻至极。
遗憾的是，今人评价东林党，却又有意无意把明神宗的无耻手段重新捡了起来，胡说什么东林党是“道德控”、“不干实事”……
体制内批评毫无成效。
万历三十年前后，顾宪成等知识分子，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人士，对朝政做在野品评，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
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是时代进程的产物。这个时代进程，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知识分子出来为民请命。
张居正时代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矿税”。
（2）两套敛财系统 —— 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 —— 发生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升影响力的机会。
在任何时代，有理想、愿意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少数。
这少数人在张居正时代，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时代，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东林党知识分子，将他们拱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党在万历时代成型的关键背景。
把皇权关进笼子？皇权直接搞肉体消灭
明神宗时代，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明光宗时代，曾介入“红丸案”（涉及光宗之死）；明熹宗即位，又深度介入了“移宫案”（涉及李选侍的后宫地位）。
很多人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不该干预皇帝家事。
其实，在这三场风波当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皇帝及后宫须按既定制度章程办事，亦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自批判“考成法”以来，东林党人对明帝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明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
天启初年的“东林方盛、众正盈朝”局面，到了天启四年就已是过眼云烟（“众正盈朝”缘自东林党人按既定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继承帝位）。
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
明熹宗登基初年启用东林党，只是权宜之计，到了天启二年，皇权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
兵科言官朱童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
也是在这一年，皇权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魏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在此之前，东厂和锦衣卫长期处于近似瘫痪的状态），宦官们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
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
同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
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先后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东林七君子之狱”……
肉体消灭的同时，对东林党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
天启五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权支持，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并用上谕的形式，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309人。
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问题形成历史决议，下令编纂《三朝要典》。
这部历史决议的核心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
今天所有不合史实的针对东林党的批判，都可以在这份由阉党一手炮制的历史决议中找到。
（附带一提：东林党“众正盈朝”的短暂两三年里，最受今人诟病之事，是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被削职。事实上，熊虽然在明神宗时代攻击过东林党，但他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比如，邹元标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当中，也有五人属于东林党人。把熊廷弼之死说成是东林党人搞党争、不问是非只看立场的结果，是阉党篡改舆论所造成的错误印象。）
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时代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任用宦官的方式与明神宗大不相同，有直接关系。
万历时代，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地方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宦官集团还直接侵吞了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蛋糕。官僚集团为自身利益计，多少愿意有限度地支持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
天启时代，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约束，同时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出至少500万两白银）、对中试图弹劾魏忠贤使之远离国事、对下试图通过京察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其勇气与理想可嘉，但命运也可想而知。
崇祯上位后抛弃魏忠贤，同时吸取天启时代的历史教训，重新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分离。
东林党的余绪“复社”的知识分子，再次获得了一些言论空间。
和当年的东林党一样，复社这种脆弱的言论空间，远不足以构成改革明帝国政治体制的的力量。
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在于不惧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 —— 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云：“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云：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遗表直言，要“从屈平（即屈原）之遗则”……
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饱受秦制摧残的数千年里，极为鲜见的的思想亮光。
传递至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这般痛彻心扉的认知；及至晚清，始被重新发掘，成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资源。
痛骂东林党，实可谓无公道、无是非到了极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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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饭统戴老板
2018年，戊戌年，炎暑，炽盛，焦灼，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咋办？
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一脸高深莫测，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不能建厕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郑今年68岁，花白短发，满脸皱纹，��珠子骨碌着精明。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在当地，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脑门正中有颗红痣，对此老郑评价道：“人家长得像观音，挣钱挣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听说他摔伤了腿，就约了朋友去看他。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那头很嘈杂，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唱词”，让我们到了稍等。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像个建筑工人。
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但走路还是有点跛。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实用易经预测方法》，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建筑风水大全》，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
诺大的房子，家具虽然不少，却总感觉冷清。去年初春的时候，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家里瞬间没了生气，老郑的一对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儿远嫁新疆，偶尔寄点儿生活费；儿子在北京打拼，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
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他脖子通红，话开始多了。
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妇脸色难看，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带坏孙子，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老郑彻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其实传自祖上。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即便在“破四旧”轰轰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给修宅、上梁、迁坟出主意。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八！”
不过，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现在都快成累赘了，我要是也活到90岁，可怎么办哩？”
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2016年，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万，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支吾了半天，老郑只好咬牙，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现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儿媳妇是外省独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养老钱没剩多少了，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基本上所剩无几。
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我感觉到一阵恍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
村里年轻姑娘少，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车祸、工地、重病等，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对此老郑先是摇头，又叹口气，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我们干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就起身告辞。老郑挣扎着坐起来，让我跟他去里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抽出一张，平铺在炕上，写了一张道符，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递给我，让我放到办公室里，能旺财运。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再三道谢。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炕头的小桌上，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要给我打钱。我正想挂掉，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个月死了。
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几秒钟。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跟我认识五六年，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他总说那时借款，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没遭什么罪。”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陕西人，40多岁，胡子拉碴，黝黑健壮。他个头只有一米六，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盘，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宛如一个将军。
2012年，我去鄂尔多斯调研，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司机就是高群先。我们吃过晚饭出发，本打算午夜前赶到，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老高紧张地说：截道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两脚，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说这是搭车的，不懂规矩。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老高说都是塑料件，几个人看过货后，估计觉得不好销赃，就说给钱吧。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没经过事儿，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那叫爆胎器，硬闯根本不行。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现场报警没啥用，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
老高跑的专线，走宁洛和连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便找我吃饭。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车头有他两个高，每月还5000多，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中国有三千万名，他们跟老高一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国道、省道上，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
2015年8月份，我当时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开会，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权当散心。那一路上，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当时天气炎热，驻车休息时，车里温度足足有35°，只有个小电扇能用。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6000多的驻车空调，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来，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到了今年，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
从那时起，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挣得也是辛苦钱。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几个月前，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改跑绿通。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由于货物保鲜期短，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货源虽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
在跑一次长达1400公里的绿通时，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扔下了老婆和儿子。
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说要还我空调的钱。我婉拒了她，并打算去陕西看望。后来犹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机票，折算成现金，凑了个整数，给她打了过去。
在打钱的时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开他朋友圈，里面最近的一条是2015年，他转发了一段阅兵的视频，配了四个字，“祖国给力”，后面跟着一个代表强壮的表情，那是一条结实的臂膀。
03
江苏昆山老板钱庆林，几个月前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劝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不要来自己公司接班。
老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公司位于制造业工厂林立的苏州昆山，主要搞第三方检测，简单说就是买一堆设备和仪器，拿到资质后，给别人的产品出具检测报告。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本打算进自家公司上班，老钱却死活都不同意，并打电话给我，托我游说，最好帮他儿子找份陆家嘴的实习。
我跟老钱认识有三四年了。当年我被领导派去研究检测行业，一头雾水，朋友帮我介绍了干了十几年检测的老钱。我去他公司拜访过几次，在他的热心帮忙下，才逐渐搞清了行业里的那些门道。因此接到老钱电话后，我义不容辞，很快帮他儿子找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实习。
半个月后他送孩子来上海报道，顺便请我吃饭。席间才知道，刚在英国读完本科的小钱，颇具实业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发展壮大，未来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儿子一脸雄心壮志，老钱一脸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营老板都在头疼孩子不愿接班，怎么到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老钱问我多久没跟踪过检测行业了，我说最近没怎么看，不过那几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他说屁，他们大公司还能硬撑，我们小公司都快死光了。根据他的说法，从16年开始，检测生意就愈发难做，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越来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经没钱来添新设备了。
老钱在2003年从体制内辞职单干，主要做贸易保障品检测。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业务多到忙不过来，利润率有30%之多。后来竞争加剧，挣的钱越来越少。2013年，国家放开了几个之前封闭的领域给民企，老钱一咬牙，招兵买马大举投入，员工扩充到了近百号人。
检测这个行业很耗钱，通常需要先租场地，然后高规格装修，再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招聘相应的人员，才能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实验室。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向主管单位申请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批下来之后，才能做业务。整个过程没有2年根本下不来，中间的资金压力巨大。
就这样，老钱陷入了“借钱-买设备-赚钱-还贷-再借钱-再买设备”的怪圈，民营的检测行业竞争激烈，你不投入买更新更先进的检测设备，单子可能就被别人抢去，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锅卖铁。经常一年下来，账上利润五百多万，买设备花了一千万，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银行五百万。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会儿，深圳一家检测公司过来洽谈并购，开价8000万，全部是现金，老钱犹豫了一个周，最终拒绝了被并购的提议。后来他跟我说，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当了十几年老板，被收购就变成一个分公司总经理，他接受不了。当然，没过两年，他就对此懊悔不已。
老钱在席间给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润只有不到100万，而职工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2倍，厂房租金是5倍，设备折旧是4倍，上缴税费是3倍，银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业的净利润多太多。算完后，老钱飚了一句国骂，在旁边看他演算的小钱，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无力再投入。但坏消息并没结束，几天前，离昆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苏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缴了十年的社保，引发了苏锡常中小企业的恐慌，老钱公司的社保也不怎么规范，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万。
这么多年下来，老钱已经拼光了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盘，他准备逐步卖掉设备，还掉贷款，关门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钱开始回忆起体制内的日子。中国的检测行业，超过50%的市场属于国资检测机构，那些利润丰厚的政府强制性检测单子，大都在它们手里。老张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国有检测单位的骨干。如果他没有离职，恐怕现在已经是单位领导了，身价未必比现在少。
唯一值得庆幸的时，从09年开始，依靠苏州新区的政策，老钱陆续用公司的名义买了几十套房子，给核心员工当宿舍。如今，附近的房价已经比09年涨了六七倍，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钱的资产。“何苦要来做实业呢？”他问自己，也坚定了不让孩子接班的想法。
两个月后，小钱实习结束，过来找我吃饭。从他亢奋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这个95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目标，已经从实业届巨子，变成了华尔街之狼，实业已与他无缘。
04
身家十位数的沪上大佬张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气相当旺，因为跟太太讨论孩子移民问题时吵了起来，他一气之下把远在美国的夫人给拉黑了。
张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业内之所以称他为“教授”，只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浑身一股书卷气，但他真实身份是证券投资领域的大腕，毕生只会两件事情：赚钱和读书。他在东郊有两栋别墅，其中一栋改造成了图书馆，越堆越满；另外一栋则住着他的小女友，常换常新。
从财富的角度讲，张教授是这个国家前0.01%的那类人。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他们通常在开曼或维尔京有离岸公司，在御翠园或汤臣高尔夫有大宅，在苏河湾或翠湖天地有顶豪；他们既热衷于在年轻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在黄浦江边搞神秘兮兮的派对。
移民对他来说，恐怕跟我们去办个户籍证明一样简单。能不能移民，是一个手续问题，要不要移民，却是个态度问题。
我20岁的那年，收拾行囊来交大面试，在一位同乡攒的局上，我认识了张教授。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满脑子都是大国崛起和强国逻辑，而张教授却总在关键时刻泼出一盆冷水，瞬间把火浇灭。最后，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抛出了一个结论：2008年是体制声望的阶段性顶峰，很快就会坠落。
2008年的中国，的确刚经历了一波崛起的狂热：从年初的火炬全球传递，金晶面对臧独分子死命护卫着圣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灾，无数青年去广场上高喊中国万岁；再到李宁在奥运开幕式上腾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针肾上腺素，在我眼里，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么就已到顶峰了呢？
面对我的质疑，张教授没怎么理睬，勉强丢给我一张名片，便匆匆离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个座机号码。
三年后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会上又见到他。那会儿中国人已经完全没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气儿。那是李承鹏们的黄金年代，媒体上充斥者对体制的反思和鞭挞，而几个月前的甬温线动车事故，更让全国人民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这似乎印证了张教授当年的预言。
我这次没有轻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问底，请教他当年为何会做出那样的结论。他面对我这么一个校友会志愿者，礼貌性地假装记得我（然鹅并没有），然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人的群体情绪，受限于民族性格和从众效应，总是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段话太过抽象，更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推导的结论，我并没有被说服。
所幸的是，张教授这次记住了我。2012年我参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业务往来，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时，他眼睛一亮：“怎么是你啊！”这让我在领导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络起来后，张教授的形象也逐渐清晰：92年跟领导下海创业，00年公司上市，赚了一个亿，转做投资，如今身家十位数。
但他对讨论投资没兴趣，反而喜欢研究一些有趣课题。比如，当年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指导我去做中国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发现了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情绪亢奋到低落的13个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这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也让一窥张教授的框架。它不仅能洞见历史，好像还能预测未来。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体狂热中，媒体和民间充斥着各种厉害了的论调，他对此一针见血：精英们积极拥抱稳定的新秩序，大众们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所有人都在选择性放弃质疑，而在未来，这些质疑一定会重新浮现，它们会铺天盖地，它们会变本加厉。
2018年到现在，他的预言又对了。
在张教授眼里，这次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充满焦虑，民营企业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转移资产，悲观的言论被无限传播和放大，乐观的信号却被熟视无睹，网上的声音喧嚣无比，但中国的基本盘却波澜不惊，而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乐观的人会再一次赢得奖赏。
骨子里，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极度乐观的死多头，这让他在所谓精英圈里显得独特，另类，甚至边缘。
但这次还真有点儿不一样。太太远在美国陪读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对中国的乐观，但这一次却坚决要求他尽快办理全家的美国身份。对此张教授表示反对，两人从电话吵到微信，从微信再吵回电话，太太情急之下指责他放不下国内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给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张教授在前几天拉我喝了两瓶茅台后，摇身变成中年颓废男人老张，仍然坚决否认他扎根大陆是因为那些走马换灯的年轻姑娘。我趁着酒意，一字一顿地问他：这次真的跟以前一样吗？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犹豫，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问他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前途怎么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后发给我一句带着双引号的话：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我们来说，像贴面的利刃一样冰冷而真实。底层农民、大货司机、私企老板、资本巨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这个焦灼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请对我们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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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和减少碳排放不可得兼，我们还有希望阻止全球变暖吗
50年来，世界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以地球的长期宜居性为代价的。罗马俱乐部时任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曾去往达沃斯，并在1973年年会上向与会者发出警示，称我们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如果经济和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地球上环环紧扣的资源——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全球自然系统，也就顶多支撑到2100年。”他这样说道。回过头来看，这一看法被证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坚持把气候变化提上年会议程，但这还不够。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IGWEL，一小群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每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会面）上，我们迈出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第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达沃斯年会成为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的安全场合，尽管环保活动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开敌意与日俱增。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召开前夕，一大批全球最大企业的CEO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承诺“采取自愿行动，减少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制定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或能源消耗，同时在供应链和行业层面开展合作”。从本质上讲，他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会阻碍任何政治协定的达成；相反地，他们意在支持这种协定。尽管如此，无可辩驳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很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世界扭转这一局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述过去2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室气体被大量排放，如今正在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正是在这一时期，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被当务之急取代，而这些所谓的“当务之急”在如今看来已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我们只有先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改变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机制。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询问先辈为何如此热衷于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但答案不难猜测。从“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大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开始加速。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并释放红外辐射。这些气体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并且聚集在地球大气层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50年里，火车、轮船、工厂遍布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所赖以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燃烧煤炭或者其他化石燃料运转。我们现在知道，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正是导致所谓的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并将其锁在大气层中，从而使地球表面变热。那时也有人担心环境问题，多数是担心从烟囱中喷出的气体会危害���体健康。事实上，人们最初开始迁移到达沃斯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正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更健康，能够治愈肺结核这类疾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病症之一。但直到1988年，人为污染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仍十分罕见，以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从那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的确势头猛增。在1989—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迎来了全球合作机遇。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国际大会的首要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被签署，旨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三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COP）在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召开，会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35个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1990年的水平为参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协议自2008年生效。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但其他缔约方确实在想方设法减少排放量。不过，它们的共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更大的趋势。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持续上升，直到今天。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已经启动，还有一份更加全面的新协议（《巴黎协定》）于2015年在巴黎被签署，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
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为什么还对此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那150多个不在《京都议定书》约束性减排之列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被贴上新兴市场的标签，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等。1990—202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岛国，近几十年来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着饥荒和赤贫，如今的发展轨迹令全球瞩目。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且紧迫，但为什么行动起来如此之难呢？比起工业化国家，我们更能从这些国家中找到大部分答案。
这首先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京都协定书》确实使那些签署国或批准协定的国家做出了改变。总的来说，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130亿吨减少至2017年的108亿吨，减幅超过15%。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主要新兴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爆炸式增长，从1990年的90亿吨增至2017年的240亿吨，增幅高达150%以上。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排放总量在1990—2017年显著增长，从不到250亿吨增至超过360亿吨。
从排放角度来看，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奇迹。在世界各地，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在过去30年里得以跻身新晋中产阶层。过去，电力、内燃机等近代发明，以及电灯、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衍生的发明成果对于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但如今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普及。这就是排放量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要想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措施，而且要能把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囊括在内，就需要考虑到硬币的这一面。
要想理解这一观点，只需去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与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相关者交谈一番即可。你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同一股力量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子孙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单是工业家或西方婴儿潮等某一代人的自私造成的，而是整个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结果。
我的工作所在地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城市日内瓦，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湖畔城市——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美城市或者近几十年的中国深圳等城市的转型十分相似。不久之前，阿瓦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内陆城市，乘坐汽车或者飞机都很难到达。那里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即便有也崎岖不平，就连性能最好的汽车在上面行驶也会颠簸不断。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屡见不鲜。阿瓦萨本身是一个商业中心，但经营的多是当地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风景如画的东非大裂谷湖泊是其主要景点及水源地。阿瓦萨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其政治和种族动荡并非不为外界所知。暴力事件在过去30年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2年一场反对地区独立的抗议活动中就有100多人丧生。
在某种程度上，阿瓦萨至今还留有农村印记。装载着农产品的驴车在大街小巷仍然最为常见。但在某些重要层面，阿瓦萨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闭塞地区，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建筑场地蓦然可见，如今已成为主要景点，那里就是哈瓦萨工业园，有十几家制造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跨国公司坐落于此。每天都有数千名工人往返于这个工业园工作。他们用机器为西方服装品牌制作各种各样的短裤、衬衣和毛衣，生产各类长卷纺织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它还为埃塞俄比亚本地市场制作和包装纸尿裤，因为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一波持续的婴儿潮。
去往阿瓦萨也不再是一个难题。有一条新修的马路直通工业园，不久之后还会新修一条多车道公路，连接阿瓦萨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更远的地方。一座先进的小型支线机场正在建设中，将取代当前用来接待抵达旅客的简陋危房。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运营的一条铁路线，可以直接连通阿瓦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与邻国吉布提，这是埃塞俄比亚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所有这些新项目都能助推哈瓦萨工业园打入国内市场、非洲大陆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从而为上万名当地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已见成效。据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宣布，在2019财年，哈瓦萨工业园和其他几个工业园创下了1.4亿美元的出口纪录，为7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这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成功案例。哈瓦萨工业园自启用至今不过三年时间，其他几个工业园的运营时间更短。
对于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工业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业园内宏远（Everest）服饰公司的当地总经理塞纳特·索尔萨。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索尔萨正是其中一员。她到阿瓦萨读大学，获得会计学位后，成为一名独立会计师。此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为该地区的一些小公司提供会计服务，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来，亚洲服装公司宏远服饰入驻工业园，并且要招聘一名当地经理，于是索尔萨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她会说英语，能和中国总经理交流，以前为小公司工作时还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作为一名本地人，她本来就对当地工人比较熟悉。雇用她对宏远服饰公司来说是一个双赢之举：一方面，公司招到了一名文化程度高、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经理；另一方面，索尔萨也有机会在跨国公司工作，并在职业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阿瓦萨的工业化对许多当地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宏远服饰在哈瓦萨工业园雇用了23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阿瓦萨或周边地区，大约95%的员工都是女性（索尔萨立即指出，她们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她们中的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工作，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索尔萨说，“她们通常接受过中小学教育，但很多人没能高中毕业。不过做一名加工服装的工人，这些不成问题。”这些工人经过最多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后，很快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竞争。走在工厂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机制：有的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有的稍微慢点儿。在每条生产线的末端都有一个记分牌，显示每组工人已经制作的特定服装数量，并与前几周的成果做比较，以示进展情况。午餐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就餐。下午5点，会有大巴车将他们载回阿瓦萨市中心。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也不会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但与大多数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份工作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能让人们有机会离开影子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能带来虽然少但切实的个人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工业化在起作用。这是世界各国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试错、困难和权衡，但直至今日，这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发展模式。
埃塞俄比亚及其国民已经从工业化政策中获得了回报。过去1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GDP增速平均每年高达10%，其GDP在2003年还不足150亿美元，到2018年已飙升至600多亿美元。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埃塞俄比亚堪称“新兴市场”中的闪耀明星，中国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在21世纪初。鉴于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民在千禧年之交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道福音。该国的人均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以“不变”美元来衡量，国民人均日收入从2003年的勉强超过50美分攀升至如今的接近2美元。这一飞跃从实际价值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从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大众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以购买力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在2003年经济发展刚起步时还不足500美元，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塞俄比亚也为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代价。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步，在2002—2017年增长了2倍。2017年，埃塞俄���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300万吨。相对而言，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在360亿吨的全球总排放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所制造的污染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新兴市场没有为绿色发展做出努力，也不是说它们的国民不关心全球变暖。早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发布了绿色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使该国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该战略一方面是要解决森林砍伐问题，因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世纪初，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进入21世纪，这一数字已经快要跌破4%了”。依照这一战略，埃塞俄比亚在2019年召集了上百万公民，在一天之内种植了3.5亿棵树苗。埃塞俄比亚政府绿色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或清洁能源，以扩大现在所剩无几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至今仍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电。自1990年以来，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多，它们共占全国能源总供应量的90%。但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增加了3倍多，1990年在能源总供应量中的占比还不足5%，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这表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控制碳足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碳足迹的扩大，三者始终如影随形。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之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直至出现转机。造成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领导力的缺乏，而是人类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因此，对于许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在气候因素与更好的生活之间根本别无选择，即使后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用不上电，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餐桌上没有可食之物，那么气候变化根本不会在你所考虑的问题之列——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海岸附近的人们，即使面对快速下沉的家园，仍然若无其事地进行着日常活动。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整个社区，那里不得不建起大海堤，那是一堵数米高的混凝土墙。当地有一座清真寺被潮水淹没，从而被废弃，从屋顶俯瞰海堤和被淹没的清真寺，形成了一种相当反乌托邦的景象。
这也解释了法国为何会发生所谓的“黄马甲”运动。2018—2019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给巴黎等数十个城市造成重创，最终让政府加征燃料税的计划落空。他们的口号是：“月底，世界末日：同样斗争。”（Fin du mois, fin du monde: même combat.）从理论上来说，法国政府提出的加征燃油税计划理应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将激励法国民众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而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在实践中，这会使乡村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他们本来就因为得不到城市中的教育、工作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而愤愤不平。
最后，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帕劳、瑙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国一边遭受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气温升高等气候变化之苦，一边又是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以帕劳为例，这个国家因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性减排国家之列。尽管如此，该国仍在2015年承诺到2020年减少30%的能源消耗。该国也是第一批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但按人均计算，帕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能制造污染的，因为这个岛国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这就是这场应对气候变化之战的核心难题。
“我们还有希望吗？”
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问一句：“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类从骨子里就如此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根据过去200年的发展经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碳足迹都会不断扩大，那么即便有更加可持续的气候政策，它们真的可行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4个关键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个人。
第一个大趋势是城镇化。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大约2/3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29这些人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电力、交通或者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非常受限，其碳足迹也十分有限。但是，一场变革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50年内彻底改变全球格局。截至2007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5%并在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明显，但以亚洲最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一半左右都位于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些超大型城市大多都是由村庄发展而来。例如，在2020年前鲜为世界关注的武汉，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1950年的武汉还只是由3个小镇构成，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00万。
城镇化趋势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联合国称，城镇化将于2050年完成。届时，全世界2/3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或大型城市，仅剩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乍一看，这一趋势可能会令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感到担忧。一些最新或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碳足迹最大的城市，比如多哈、阿布扎比、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或洛杉矶等美国著名城市曾率先提出在城市中“汽车为王”的理念，而基于该理念的城市设计似乎与绿色交通、绿色生活背道而驰。但据挪威环境经济学家丹尼尔·莫兰所说，城市带来了大部分的人口碳排放量，其中隐含着一线重大希望。莫兰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这意味着，只要少数几个地方的市长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就有望大幅减少全国总的碳足迹。”比如，中国的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面电动化，这对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再比如，新加坡通过征收高额购车附加费、严格实施汽车许可证（即拥车证）数量零增长，大幅减少私车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改观。
第二个大趋势是人口变化。在近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呈螺旋式上升。实际上，1950—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呈指数级增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50亿吨增至350亿吨。同一时间，世界人口也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增至如今的近80亿。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随后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一波更大的婴儿潮。在这个人口密度更大的世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双重刺激：一是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能源，二是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这种生活。因此，即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减排，仅仅是人口增长这一个因素也会导致全球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
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一线希望。尽管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日渐放缓。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本土人口结构的崩溃。例如，2018年俄罗斯总人口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联合国还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半。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日本人口的减少已尽人皆知。印度很快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1960年，印度育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两三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人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会减少。只有非洲大陆的生育率超过2，这表明其人口仍将增长。尽管预期的全球人口结构崩溃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它也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个大趋势是技术进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正是技术进步引发了环境恶化。在19世纪初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之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深刻但仍可逆转。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开始快速消耗地球上最珍贵的一些自然资源，先是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后来还包括稀土矿物，甚至包括氦气等气体。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碳足迹变得比以往更大。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它暗示着人类对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负有责任。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内燃机、汽车、飞机和计算机，提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人类的环境足迹比以往更大。
最近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比如物联网、5G、人工智能和加密电子货币。从目前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环境足迹继续扩大。据科学家计算，获取比特币（一种最流行的加密电子货币）所消耗的电力每年会产生22兆~23兆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约旦或斯里兰卡等国一年的排放量。同时，尽管联网设备使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变得智能，但不代表它会自动变得环保。为此，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绿色能源供应，且高效利用能源。
尽管如此，若想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仍然需要让科学和企业创新发挥出重要作用。电动发动机曾长期不被看好，因为比起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它造价高、性能差，但现在电动发动机的性价比正快速提升。电池技术取得的重大进步，意味着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的普及利用已近在眼前。只要用途得当，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不会增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反而有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采取的最快、最有力的措施是排除能源结构中的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不过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新兴市场每年仍会新增几十家煤炭工厂。但情况正在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不看好煤炭工厂。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气候变化活动家和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出于理性考虑——正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曾发出的警示，化石燃料工厂终将成为搁浅资产。比起化石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在不断提升，受此影响，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及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实现低碳未来。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采取行动。在我们举办2020年达沃斯年会之前，我和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联合主席费卡·西贝斯玛一道，邀请参会者加入“净零挑战”（Net Zero Challenge），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净零”目标。许多企业领导人积极响应。
最后一个大趋势是我们自身，或者说是我们不断改变的社会偏好。这一趋势能放大其他所有的趋势，也能终止其他所有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偏好是想要更多、更好、更快。考虑到许多西方民众直到19世纪末生活水平还很低，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把更多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实属正常。如前文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愿望至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这一点无可厚非。只需要到越南、印度、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繁华城市去看看，你就能理解人类的永恒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发展。
但如今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社会偏好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很多人意识到能源充足的生活方式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开始摒弃以往所追求的习惯和产品。财富开始转化为健康。
例如，据彭博社报道，2019年11月，乘坐飞机在德国城市间往来的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乘客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人们认为，这要归因于“坐飞机可耻”（flight shame）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平民运动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人们渐渐考虑回归公共交通、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前往目的地，而摒弃汽车出行。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正在出台限制汽车出行的���策，这不光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还是基于居民认知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汽车服务。作家笔下的美国人一度把拥有汽车视为长大成人的标志，可就连在这个体现着典型的汽车文化的国家，千禧一代也越来越倾向于不购车。
所有这些演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就已开始。之后，城市的强制封锁引发了一场小型的交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城市交通专家桑德拉·卡巴莱罗和城市雷达公司（Urban Radar）的CEO菲利普·拉平在疫情期间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实施封锁后，道路被清空，交通运输机构要么完全停止运营，要么大幅减少服务，行人和骑行者得以重回街道和人行道。”从奥克兰到波哥大，从悉尼到巴黎，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瑞士日内瓦，都新修了许多自行车道，使人们可以选择更环保和更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通勤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也加速推进火车的回归，还计划在相距较远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之间开通新的卧铺列车。2020年秋，德国交通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朔伊尔甚至向其欧洲同僚提议，鉴于以前的“全欧快车”（Trans Europe Express）网络已经无法在国际客运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搭建新的“环欧特快”网络取而代之。
显而易见，这些习惯之所以正在发生改变，是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结构性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年青一代更是从投资、学业、出行等各方面付诸行动，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投资对象越来越限定于符合ESG45标准的企业，这些企业为“净零”活动做出了具体承诺。他们会购买环境破坏性更小的产品和服务，学习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从事不会加重环境问题的工作。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社会各阶层都在产生影响。例如，微软承诺抵消其当前、未来乃至以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2020年达沃斯年会上宣称，“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已死”，建议企业坚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和更好的生态管理。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告诉各位企业领导者和客户，“每个政府、企业和股东都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还称自己的公司正在“从其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剔除一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只因这些公司从动力煤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超过 25%”。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且也在积极行动。我们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环保。比如，我们采取了激励措施，以鼓励参会者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前来，并且承诺抵消碳排放；我们还选用可回收材料，在当地采购食品和饮料。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有着保持言行一致的决心，但同时也受到由年青一代主导的社会偏好改变的驱动。我们所做的努力表明了一点，一旦发生气候危机，任何政府、企业或组织都无法做到不受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这四大趋势中看到希望：气候危机还是可以化解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自然资源减少、各类污染严重等相关的地球危机还有机会扭转。以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协作，还需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更不用说终止气候变化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历经多次推迟和辩论后，170多个国家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在《巴黎协定》中定下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但各国政府迟迟不肯实施各自的气候应对方案——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紧迫，但它仍不是选民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并不具备独自行动所需的全部知识或能力。于是，这时候就要看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投资者、个人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如何行动。
从理论上看，我们和他们的核心任务都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快且尽可能多地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句谚语是“跟着钱走”，用在气候问题上就是“跟着排放走”。这样一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最大的排放源——能源生产。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把减排重点放在这方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当前的一些超标排放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投资者不再投资煤矿工厂，企业和消费者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商和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就能直接避免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每一位利益相关者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实践的过程会存在许多障碍。如前文所述，短期来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比其他能源更廉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化石燃料，因为这是通往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成本最低的路径，就连工业化经济体也很难完全摒弃化石燃料。比如，在美国仍然有新的化石燃料工厂和基建项目在酝酿之中或正在执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不得不游走在政府政策之外，有时甚至会违背政策。此外，在许多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大国，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廉价能源依赖成瘾。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除了改变能源生产的来源外，第二个主要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通过对排放量定价，或者通过对行业或企业的总排放量及其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额设定上限，单个行为主体就会出于成本考虑而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当排放的经济成本升高时，以更节能的方式生产、出行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这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被限制排放的包括11000多个耗能严重的设施（发电站和工业工厂），以及往返于欧盟国家间的各个航班，被限制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左右”。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所言，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2016年，该制度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2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3.8%。欧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同类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但并非绝无仅有。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等地，都设有类似的制度。许多其他地方还引入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碳价格或碳税制度。
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直接作用于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主体——能源生产商和大型工业企业，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力的两大减排举措。但事实上，个体、开明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逆流而上。在世界经济论坛，有一群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其企业采取影响更加深远的自愿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在短期内搭便车毫无意义，一旦到达终点，所有人都将失败。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应围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1. 降低排放强度。往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自身经营和供应链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 调整投资重点。只投资那些能源清洁型企业，并通过实施内部碳价格，揭示某些业务的真实成本。
3. 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改革现有模式，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在这方面，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是绝佳范例，我们会在第九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分析。在企业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马士基集团正在试验更加节能的食物冷藏方式，并投入使用少依赖化石燃料、多借助风能的轮船。在投资组合方面，马士基集团将石油业务剥离，转而专注于核心的航运业务。此外，马士基集团还在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把货物运输从“港到港”转变为“门到门”，从而扩大业务范围。这让马士基集团得以在减少运输总排放量的同时，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士基集团在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销和消耗方面都非常活跃，如果这样的企业都能实现绿色转型，那么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也能转型成功。
……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不我待。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就像往只有一个小排水口的浴缸里注水。到某个点时，浴缸即将注满，这时候再缓缓地拧紧水龙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确保再也没有水注入，否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世界已经十分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真的到达这个临界点，即便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也无法阻止局势失控。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出现的唯一的积极迹象是，世界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被延迟了，因为许多地方连续数月的排放量几乎零增长。未来即便经济充分恢复运转，努力迈向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像这样控制住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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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厅官受贿获刑10年半 工作3地均养情妇(图) 国土部厅官受贿获刑10年半 工作3地均养情妇(图) 从贪色到腐败，这是许多官员堕落的轨迹。孙英辉是极典型的一个。想要“金屋”藏“娇”时，想给情妇买钻戒钱不够时，想为情妇买豪车时，孙英辉都会想起那些商人“朋友”们。 这位国土资��部厅级官员，先后在海南、陕西和北京三地工作，曾任海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副局长、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国土法律中心”）主任，三地均养有情妇。正常的工资收入难抵昂贵的“感情”支出，孙英辉似脱缰野马，在贪腐路上“驰骋”、堕落。 孙英辉和李某在受审。 记者近日获悉，孙英辉最终因受贿670余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同案受审、获罪的还有孙的一个情妇李某，她原是陕西省安全监督生产管理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调研员，因与孙英辉共同受贿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宣判后，孙英辉和李某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 “友情”是“腐蚀剂”，帮“朋友”拿工程安排工作 落马官员身边几乎都有商人“朋友”。“朋友圈”正成为导致官员贪腐的一大“陷阱”。这些“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深层多隐埋着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孙英辉在海南省地矿局任副局长期间，分管行政管理、基建等工作。据其上司、时任局长回忆，孙任职期间，地矿局主要搞了三项基建工程，分别是海南省地矿局博地东苑职工住宅楼、海南省地质医院改扩建项目和海口市南沙路88号工程。 在这三个项目中，孙英辉均未能抵住“友情腐蚀”。他供述，2004年9月，地矿局所属的地质医院改造扩建及配套工程启动，他让朋友蔡某提前介入了图纸的设计和工程报建，并让蔡某以南通一公司名义承包了地质医院改造工程。 同是2004年，海南省地矿局启动老楼改造建设工程（即88号工程），孙英辉也让蔡某参与项目前期工作。2005年底招投标时，他让蔡某找了很多公司进行围标。最终，一广西公司中标并签订了合同，该公司背后实际是蔡某。 另一个工程被行贿人何某拿下。何某作证，2002年，他听说省地矿局要盖职工集资房，就通过在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当领导的亲戚找到孙英辉。后来，孙英辉同意把博地东苑工程给他做。2002年底，何某挂靠海南省第一建筑公司中标。2003年4月，何某作为省一建合同委托代理人，跟地矿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孙英辉还帮朋友的儿子安排工作。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领导吴某承认，他想让孙英辉帮助其大学毕业的儿子进入国土法律中心工作。2009年10月，他到北京请孙英辉吃饭，并给了孙30万元。当月，孙英辉便安排他儿子到国土法律中心实习，后正式调入。次月，他再次到北京请吃饭，并给了孙英辉20万元。 孙英辉的下属证实，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的人事权是独立的，当时招录人员由主任孙英辉说了算。2009年，按照孙英辉决定，吴某儿子调入法律中心工作。孙英辉也承认，实习一段时间后，在没有参加考试、走公开招聘的情况下，他安排人把吴某儿子转为正式编制。 金钱是“催情药”，买车买钻戒取悦情妇 “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美色的巨大“能量”，让孙英辉在贪腐之路上疯狂。 孙英辉说，因为帮忙承揽上述项目，蔡某要表示感谢，给他买房。蔡某回忆，孙英辉看好了海口市西海岸长信海岸水城的两套房子，他直接去付款。由于资金紧张，蔡某提出先把大的那套房落户在自己名下，由其贷款，房贷还完再过户给孙英辉的情妇刘某。房子他和家人从没入住过，一直是孙英辉和情妇刘某居住管理。 刘某承认，这两套房子从收房到现在，都是她负责打理和居住、使用。2009年，她向孙英辉提出，由于蔡某还不起贷款，她想把那套房过户到自己名下，孙英辉同意后她和蔡某联系，办理了过户。 与孙英辉同案受审的李某，算是他的特定关系人。他们在工作中相识，后来发展为情人关系。2007年10月，李某要过生日，让孙英辉给她买个戒指，价值23万余元。当时，孙英辉刷了3万元订金，余款如何支付，他想到曾帮何某中标地矿局基建项目，对方仍未表“心意”。 何某回忆，2007年的一天上午，孙英辉打电话说，向他借20万元，并让他去西安。三天后，何某去了西安。当天下午，孙英辉打过电话后，一女子把他接到附近一家工商银行，说孙局让把钱存到她账户里，何某在柜台办理了转账，这笔钱孙英辉一直没还。 行贿人吴某提到，2014年2月，孙英辉给他打电话说，之前有一个车祸赔款，需要20万元度过难关，他让家人给孙英辉汇款20万元。但这20万元实际被孙英辉用于给情妇胡某买车。孙英辉供述，女友胡某要其给买车，他以车祸赔款着急要还的理由，向吴某“借款”20万元。 钱是2月13日汇款到账，2月14日被孙英辉用于给胡某买车。胡某亦证实，2014年情人节，孙英辉刷卡给她购买了一辆MINI COOPER汽车，孙英辉说其中的20万元是从他一个黑龙江朋友处借的。 贪欲是“恶之根”，帮人协调矿权月月受贿 在孙英辉的犯罪事实中，有一起受贿频率极高，一度达到月月“伸手”。行贿人张某回忆，2009年二三月，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孙英辉，向孙提出他和一个伙伴想合办郝家梁井田的探矿权，孙同意帮忙。当晚，他送给了孙10万元。此前，他还主动送孙英辉1万美元，给他女儿在加拿大上学用。不久，又主动给孙英辉送2万美元，目的是加快办理郝家梁井田的进度。 2009年3月，孙英辉对他说，其要找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因受贿已被判刑）办郝家梁这件事，张某在孙英辉情妇李某家小区门口又给孙2万美元。 2009年4月，孙英辉说要请陕西省公安厅和陕西省发改委等有关领导吃饭，张某在西安北郊一个饭店停车场给孙送了10万元。 2009年5月，孙英辉回京工作，张某还请托孙英辉办理大梁湾煤矿划定矿区范围延期的事。他在国土部北门的羊肉胡同又给孙英辉送了10万元。 2009年底，张某和孙英辉在北京金融街茶座喝茶，孙说再找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领导催一下郝家梁的事，张某在酒店地下车库又给孙英辉10万元。 2010年上半年，郝家梁井田探矿权的事彻底办不成了。2010年，马某提出让张某找关系办理半坡山井田探矿权，张某向孙英辉请托，孙同意帮忙。 2010年年中，孙英辉说去找王登记谈半坡山的事，张某准备了10万元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附近送给孙英辉。 2010年下半年，张某约孙英辉在东直门吃日本料理，饭后送孙10万元，让他办半坡山用。 2011年清明节前后，孙英辉提出要在怀柔区杨宋镇买影人四季的房子，张某同意给他买一套，花了140多万元，还交了契税。 2011年9月，张某到国土部羊肉胡同北口阜内大街路北，给孙英辉送了10万元，也是为半坡山的事。 …… 督察是“照妖镜”，地方政府进京行贿百万 十八大以来，巡视、督察等监督成效显著，许多“问题”单位、官员被追责。为推动各地落实国土资源监管责任，持续加强对土地、矿产开发利用情况的全面监管，促进国土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部每年都会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2012年9月18日至9月27日，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组成8组联合督察组，对河北、广东等16个省开展2011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督察暨遥感影像问题图斑实地检查工作，其中第五组负责广东省揭阳普宁市等地区的执法检查，组长由孙英辉担任。相关文件要求，对违法用地严重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员和其他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普宁市市委主要领导等人证实，2012年9月，孙英辉带领督察组到普宁实地勘察违法用地情况，为顺利通过督察组的检查验收，时任市国土资源局领导经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后，从国土局支出100万元港币，于2012年10月5日到京请孙英辉吃饭后，送给了孙英辉。10月8日，孙英辉总结发言时，肯定了普宁市的整改结果。普宁市国土局相关财务人员证实，上述款物发票经领导同意予以报销。 2012年10月15日，孙英辉所在的第五督察组向国土资源部上报对浙江、广东两省的督察核查情况。同年12月，国土资源部内部签报文件的警示约谈以及委托约谈名单中均无普宁市。 孙英辉将这100万港币部分给了情妇。胡某证实，普宁方面来京汇报并宴请督察组，饭后送了若干礼品，孙英辉曾送给过她港币。刘某证实，她坐飞机到北京，孙英辉把20万港币送到了首都机场，她回海口买了一辆朗逸轿车，剩余部分用作日常开销。 贪腐是“黄粱梦”，多年经营终会付诸一炬 人情关、金钱关、美色关，是考验官员的一道道难题。守不住廉，贪得再多，终究是“要还的”。疯狂过后，便是尽头。 2015年11月20日，孙英辉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同年12月7日被逮捕。2017年1月3日，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将孙英辉及其情妇李某一同公诉至法院，当月19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之后，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 据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5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为蔡某承揽该局及下属单位建设工程事项中提供帮助。2005年，孙英辉收受蔡某给予的房屋两套，价值94.9万余元。案发后，房产或房产变价款已被查封在案。 2002年至2003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为何某承揽该局建设工程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10月，孙英辉向何某索贿20万元，用于购买钻戒送予同案被告人李某。该钻戒封存在案。 2007年至2009年间，孙英辉伙同情妇李某，接受王某请托，为西安天合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揽西安督察局建设工程事项上提供帮助。2008年12月，孙英辉、李某向对方索取100万元，由李某占有使用。案发后，李某家属退缴100万元。 2009年至2010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为吴某之子进入国土法律中心工作提供帮助。2009年至2014年间，孙英辉多次收受吴某给予共计57万元，并以借用为名向吴某索取20万元。 2012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接受广东省普宁市相关领导请托，为该市在2011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事项中提供帮助。2012年10月，孙英辉收受该市相关领导给予的港币100万元。 2009年至2013年间，孙英辉接受张某请托，向时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已因受贿获刑）等国家工作人员打招呼，利用后者职务上的行为，为张某获取煤矿探矿权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此，孙英辉多次收受张某钱款共计人民币117万元，美元5万元，索取一套价值150万元的房屋。 最终，法院认定，孙英辉和李某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孙英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李某受贿数额巨大，依法均应予惩处。鉴于孙英辉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家属代其协助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对其可从轻处罚；李某认罪悔罪，其家属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对其可从轻处罚。综合，法院作出前述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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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7】2017年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海内外法轮大法弟子精心制作贺卡图片，寄往明慧网，向师尊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恩。恭贺师尊新年快乐！
大陆4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2017年中国传统新年来临，工作和学习在4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给尊敬的李洪志师尊发来贺词，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和救度。明 慧网收到来自航天、兵工、检察、教育、金融、医药卫生、电信、通信、卫生、石油、气象、交通、新闻、政法、农垦、畜牧业、林业、矿业、铁路、电力、环卫、 供销社、税务、水利、政府机关、法律界、商业界、���乐界、艺术界，还有银行业、保险业、公共交通业、出租车行业、建筑业、美容、家政、服务行业、出版发 行、维修、运输、个体经营、会计、军队等，40多个行业和部门的大法弟子的贺词，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师尊传世二十五年，修炼者近亿人， 虽经中共江氏集团打压迫害十七年，大法弟子们在艰辛的环境中，在大法的引领下，越来越修炼的成熟、坚定、纯净。
大陆注册会计师、评估师行业大法弟子说：“师父您为了挽救苍宇众生于坏灭之际，您辛苦了！弟子们非常想念您！弟子们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中走过了看似崎岖却有惊无险的一年。弟子们一定利用各种环境讲清真相，精進实修。”
北京顺义、怀柔大法弟子说：“我们来自不同的职业，我们有着不同的年龄，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我们恪守共同的信念──坚修法轮大法到底，跟师尊回家，不论前面还有多远的路程。”
全国技工教育系统大法弟子及明真相的世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谢谢师尊慈悲苦度！弟子唯有精進再精進，修好自己、跟上正法進程，去掉求安逸、麻木、怠慢之心，抓紧时间、兑现誓约多救人。
大陆法律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丁酉年新年快乐！
拜大年
谢师尊
不辱使命
再精進
大陆法律界大法弟子跪拜
航天部部份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平稳的做着三件事”
在即将到来的丁酉年之际，我们恭祝伟大慈悲的师尊新年好！
在中共恶党这十七年的迫害中，我地区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呵护下，正念正行的做着三件事，助师正法。无论邪恶怎么迫害，我们多以法为师平稳的做着三件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多的救人，让师尊少操心。我们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尊感恩之心。
恭祝师尊新年好！
弟子叩拜师尊！
航天部部份大法弟子跪拜
安徽安庆检察系统大法弟子：“千言万语化精進，救度众生随师还”
安徽安庆检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
安庆检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千言万语化精進，救度众生随师还。
唐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弟子也替得救的教师与学生们谢谢师父！”
唐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春快乐！
作为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在大陆现代科学充斥各个领域、无神论、進化论和对大法欺世谎言的毒害、对大法弟子残酷的迫害的环境中，深知师父救度众生的艰难，弟子肩负助师正法的重担。感恩师父！
回首过去的一年，师父为了不落下一个弟子，救度更多的迷中众生，用怎样的承受拖延着时间，化解了宇宙中一个又一个旧势力已定好的劫难。作为弟子深深知道，要不是师父传宇宙大法，就没有我们和世人的今天。
弟 子们的点滴進步都浸透着师父的慈悲与辛苦，作为大陆教育系统的弟子，虽看不到师父，但师父的话儿在心里牢牢记住。我们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在修炼 的路上，跌倒了是师父把我们扶，慈祥的指出我们的不足；微笑的鼓励着我们走好以后的路。作为弟子，我们紧随师父，我们要学师父对众生的态度，把世人都当作 亲人，甘愿付，出多多救度！弟子也替得救的教师与学生们谢谢师父！再一次问候师父：师父过年好！谢谢师父把我们救度！
中国兵装集团重庆一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了，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我们要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河北华北油田大法弟子：“忍苦不懈，多救人”
河北华北油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春快乐！
在新年来临之际，弟子们一定以法为师，精進实修，形成金刚不破之整体，忍苦不懈，多救人，兑现誓约，不负使命。
工业和信息化部南京第十四研究所全体大法弟子：“辗转轮回数千载 得法圆满返天台”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南京第十四研究所全体大法弟子恭贺师尊新年好！
鹤立鸡群尘世外
寒梅熬霜香飘外
辗转轮回数千载
得法圆满返天台
在大陆公检法司、政府工作的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在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公检法司等机构工作的大法弟子们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洪大无比，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 士都能修炼，在政府和公、检、法、司系统工作的人士同样能修炼。特别是在中共江氏集团迫害大法至今的将近十八年中，这些系统被中共当作“专政工具”来参与 迫害，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大法弟子讲真相。这些年来，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大法弟子们也是这样做的。
北京市司法系统的大法弟子表示：十七年助 师正法路，多少艰辛多少坎坷。中原大地江鬼当道，豺狼横行，法徒受难，众生呻吟。司法系统成为邪党行恶工具、残害人民的帮凶。作为大法弟子，他们曾压力重 重，有过彷徨和消沉。但是，有师父大法指引方向，最终放下了人心，丢掉了怕心，站起来，走下去，揭露邪恶，讲真相。
他们说：“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精心看护和为弟子的承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个人要获得什么，而是洪扬佛法，救度劫难中的众生。”
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山东省济南市政府机关大法弟子以一首《颂师恩》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和精進实修的决心：
多少泪，师恩语难颂，翘首西望远洋隔，每忆师恩泪泉涌，恩重意难平。
多少愿，修炼无止境，精進路上更加劲，莫负师尊恩情重，精進永不停。
江苏南京公安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好！
辽宁省大连地区国家机关大法弟子叩拜师尊！恭祝师父过年好！感恩师尊！
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
慈悲伟大的师尊：
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弟子们一定紧跟师尊的正法進程，抓紧学法修心，发正念，讲真相，抓紧救度更多的世人，决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
山东省济南市政府机关全体老年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紧跟师尊正法步伐，认真做好“三件”大事，决不辜负恩师教导，敬请师尊放心。
颂师恩
多少泪，师恩语难颂，翘首西望远洋隔，每忆师恩泪泉涌，恩重意难平。
多少愿，修炼无止境，精進路上更加劲，莫负师尊恩情重，精進永不停。
山东省济南市政府机关全体老年大法弟子
江苏省司法系统大法弟子恭贺师尊新年快乐！
法轮大法佛光普照
众生得救穹宇昌耀
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新年到来，中国大陆各地高校和各行各业青年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在道德败坏、天灾人祸连连不断的当今社会，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对生命和人生不断探索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疑问。
清华大学大法弟子写道：“古今中外上所有著名预言都提到了，人类走到最后时，会有一件大事发生，留下来的人类将走入无比美好的新纪元。”“真善忍宇宙大法传出，在挽救人类的道德，救度末劫危难中的众生，给人类给宇宙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北京一组年轻弟子表示，救度众生中他们体会到了使命感和幸福感，“虽然地处邪恶中心，但不觉的有压力。因为信师信法，知道师尊在身边，做的又是世界上最正的事”。
黑龙江省青年大法弟子感恩师尊：“历尽了多少艰难经历了多少坎坷，您都鼓励我们面对挫折才能超脱自我。”一位伊春市大法弟子表示，十八年后还能做师父的弟子，师父依然慈悲看护他，让他感到无比幸福。
湖南科技大学大法弟子对师父说：“您为弟子操尽了心，您为我们受苦了！在修炼的路上您不断的指点、修正我们各种不正的人心，使我们越来越纯净。”
南京师范大学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叩拜师尊！谢师恩！
湖南郴州全体青年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师尊拜年！
金鸡唱晓开新日 阴霾扫尽复青天
二零一七丁酉年新年来临之际，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向至尊至敬至高无上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恭祝慈悲伟大师尊丁酉年新年快乐！师父过年好！师父谢谢您！师父您辛苦了！
当 今社会，道德败坏、天灾人祸连连不断的，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古今中外上所有著名预言都提到了，人类走到最后时，会有一件大事发生，留 下来的人类将走入无比美好的新纪元。人类逐渐会明白，是至高无上的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将“真、善、忍”宇宙大法传出，在挽救人类的道德，救度末劫危难中 的众生，给人类给宇宙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我们无限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要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学好法精進不怠，广传真相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丁酉年新年敬拜，合十！
大陆30省市大法弟子齐向师尊拜年！
“飞雪舞新春 朗朗日月新”，“迢迢路万里 弟子谢师恩！”丁酉大年来临，从黑龙江中苏边境到新疆的哈密；从内蒙草原到亚热带的海南，囊括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中国大陆二十二个省、四个直辖市、以及广 西壮族、内蒙古、宁夏回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各地大法弟子，纷纷给师父发来充满喜庆、欢乐的对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节日恭贺、问候和感恩，令人倍感 温馨！贵州大法弟子想念师父，他们写道：
“新年来临想师尊 青丝白发添几根 唯有精進不懈怠 才慰师尊殷切心”。
新疆大法弟子说：“大法恩泽众生 众生感恩无限 新年就要来临 齐向师尊拜年”！
每张都包涵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和跟随师父一修到底的决心。广东省茂名大法弟子表示，“弟子要以金刚志、磐石心坚修大法，勇猛精進，多学法，按师尊要求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甘肃省靖远县大法弟子说：“不论残余的邪恶有多么凶恶，我们都要坚定的做的更好，在维护大法、兑现对师尊的誓言中，尽最大的努力和付出，争取救更多的世人与生命！请师父放心！”
天津全体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时时的呵护与谆谆教诲，叩谢恩师！
天津全体大法弟子不忘师尊教诲，心怀慈悲，救度众生，愿更多众生能登上救度的法船。感恩师尊时时的呵护。
新年之际，天津全体大法弟子叩谢恩师！叩拜恩师！
人生短暂悲与苦，幸得大法红���出。
精進实修不迷途，师尊慈悲把路铺。
旧势干扰挡前路，弟子立掌炸魔窟。
风雨无阻神佛助，心如净莲正念出。
众生得救皆醒悟，喜迎新春脱寒冬。
今生有幸为法徒，了此夙愿回天宫。
新疆哈密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感恩
苍宇太久远
面临大劫难
师尊降慈悲
救度大劫前
众徒随师下凡间
助师正法了洪愿
旧势阻 江鬼乱
师尊挽狂澜
带徒除恶灭乱
真相传遍世间
正法洪势将至
旧势灭 江鬼被审判
大法恩泽众生
众生感恩无限
新年就要来临
齐向师尊拜年
师尊您好！师尊您辛苦了！
新疆哈密大法弟子跪拜师尊 2017年新年
贵州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丁酉年好！
在丁酉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代表贵州全体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师尊您辛苦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们一定遵循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漫漫长夜无尽头
雄鸡一唱天大亮
冬去春来挡不住
万物更新众有望
大法就是指路灯
师尊擎灯照前程
弟子随师救众生
横扫烂鬼驱邪灵
天清地透寰宇正
天上人间同欢庆
无量慈悲无言表
弟子叩首谢师恩
新年来临想师尊
青丝白发添几根
唯有精進不懈怠
才慰师尊殷切心
弟子有约与师尊
您的教诲记在心
无论前方有多远
修炼如初随师尊
翘首盼望师尊归
阖家团圆满目亲
普天同祝与同颂
大法光辉照众生
贵州全体大法弟子敬上叩拜
2017年1月11日
湖南长沙市三老年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祝师父过年快乐！
弟子坚信师父正法必成！师父辛苦了！
弟子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为此特制作一张，代表中国三个老年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祝贺师父过年快乐！
师父正法必成，在新的宇宙中，真、善、忍的光芒照耀大穹，世间五谷丰登，天上龙凤呈祥，生机勃勃，无限美好。
弟子们正加大助师正法的力度，让更多的生���拥有未来。
上海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又是一年新春到，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师尊为弟子和众生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谢谢师尊的一路看护，使弟子有机会随师尊走过这万古不遇的救众生的历史时期。弟子携两个小同修与我们这个小组的所有同修及明真相的家人一起跪拜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弟子会尽力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再次跪拜师尊，谢谢师尊！
上海黄浦区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好！
师尊辛苦了！上海大法弟子想念您！在新的一年中，完成史前誓约，让师尊少一份操劳。
江苏无锡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五彩缤纷轮飞旋
天女散花在眼前
法轮大法开新宇
法正天地辉煌显
海外法轮功学员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全球电话组DHT平台大法弟子向师父拜年！（视频）
海外各讲真相组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
伊朗、阿联酋、塞浦路斯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马来西亚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台湾、香港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欧洲法国、瑞典、英国等12国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美国旧金山、纽约等17地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印度尼西亚各地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澳洲、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等等
» 本文标题：全球法轮功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2017丁酉鸡年新年快乐！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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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适去世55周年 —— 重温七十年前旧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 短史记
2017-02-24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原载1947年8月24日《大公报》
今年八月一日，我在北平广播一次，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我说：几百年来世界交通便利的结果，文化渐渐趋向混同一致。在那个自然趋势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共同的大目标：第一是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来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这本是很平常的看法，可是也引起了一些批评与抗议。多数的抗议都是对于我说的第三点。
我在广播里曾说：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反自由、反民主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怀疑或抹煞那三四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这几句话引起了几位听者的抗议。
有一位听者来信说：
历史的潮流并不是固定在走的那个方向，若说历史只有一个潮流，而且这个潮流一定获胜，那就未免太过于简单，过于乐观了。
又有人说：
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倒未尝不是可以乐观的。假如世界成了清一色的文化。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好的。若说这一个是大潮流，那一个小波折，那是看得过于单纯，也有点偏袒了。
我很欢喜这些批评，因为他们给我一个解释说明的机会。
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这个基本立场，也许值得申说一遍。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
自从四百多年前马丁·路得发动宗教革新以来，争取各种自由的运动渐渐成功，打开了一个学术革新，思想多元发展，社会革新，政治改造的新鲜世界，如果没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天文物理化学生物进化的新理论当然都不会见天日，洛克，伏尔泰，卢骚，节浮生，以至马克斯，恩格尔的政治社会新思想也当然都不会流行传播，这是世界近代史的明显事实，用不着我多说。
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
这个同意权，起初只限于贵族绅士与教会领袖，后来推广到纳税的商人，后来经过了长时期的推广，一切成年的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了。
这样包括全体人民的政治制度，不须采用惨酷的斗争屠杀，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做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
因为这种民主政制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所��从历史上看来，社会主义的运动只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是民主运动的一个当然而且必然的趋势。
在这六七十年之中，社会化的经济立法逐渐加多，劳工也往往可以用和平方法执掌重要国家的政权，积极推行社会的经济政策。
这也都是明显的史实，使我们明了民主政治确是可以扩充到包括全民利益，包括社会化的经济政策的。
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
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
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
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
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民主政治作用全靠这容忍反对党，尊重反对党的雅量。
我们看报纸上记载，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上个月病愈后回到议会时，全体一致热烈地欢迎慰问他，我们读那天工党议员同他说笑话的情形，我们不能不感觉这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是可爱可羡的。
以上说的三点，是我“偏袒”这个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
我承认这个潮流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潮流，一个最明白的文化趋势。
学历史的人，当然都知这个争自由，争民主的潮流曾经遭遇到无数次的压迫，无数次的摧残。
当他在幼弱的时期，这个自由民主的运动往往禁不起武力与战祸的毁坏。
最近几年中的例子，如丹麦，如挪威，如荷兰，如比利时，如法兰西，都是文化最高的民治国家，都禁不起希特拉闪电式的武力的侵略。
这种近在眼前的历史事实都应该使我们觉悟这个民主自由的运动，正因为这是一个有人味的爱好和平的文明运动，时时刻刻有被暴力摧毁的危险。
所以在这三四百年之中，第一个民主自由运动的中心是在英国，第二个是在北美洲，第三个是在南太平洋的澳洲与纽西兰，这都是海洋保障，不容易受外来武力摧毁的，等到这三四个大中心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力量培养的雄厚了，他们的力量才成为这个运动的保卫力量。
在最近三十多年之中，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果都是这个民主的联合力量的大胜利，于是世界的人才承认爱自由，爱有人味的文明的人民也会变成最有力量的战士。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很可以放胆推测，这个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了，将来“一定胜利”的了。
至于那个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他自己至今还不敢自信他站得住。
关于这一点，证据似乎不少。
第一，这个专制集团至今还不敢相信他自家的人民，还得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
第二，这个集团至今还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还不敢容许外国人到他国里去自由视察游历，也还不敢容许他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国或和外国人往来。
第三，这个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广大的整片疆域和最丰富的原料矿藏，然而他至今还在他的四周围扩充他的“屏藩”，树立他的“卫星”，同时他至今还不放弃世界革命的传统政策，还迷信只有在世界纷乱里才可以得着自己安全的保障。
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都是害怕与气馁的表示。
所以我们很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
因为他是一个反动，一个逆流，所以他在最近十年之中，越走越倒回去了，马克斯不够用了，列宁也不够取法了，于是彼得大帝被抬出作民族英雄了，甚至于“可怕的伊凡”也被御用的史家与电影作家歌颂作民族英雄了！
这不是开倒车吗？这不是反动的逆流吗？
这个专制集团，在他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的时期，也曾宣告放弃帝俄时代用暴力取得的一切外国权益。
现在呢？！
他在中国东北的行为，他在大连旅顺的行为，处处是回到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这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动心理的当然结果。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小小的逆流，应该是不错的。
开历史的倒车，所以说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气馁，所以说是小的反动。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
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题图：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https://chuansongme.com/n/160245715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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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维洛
中国的水恢复到优质需要几百年！（公有领域 Pixabay）
一、世界超级强国
1958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目的是赶英超美，衡量的指标只有一个：钢产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早已超过了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一个超级强国，因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钢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已故保加利亚的盲眼灵媒万加生前曾预言，201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则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在2012年、经济实力在2013年、科技实力在2015年超越了美国。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真可谓，厉害了，我的国！
可惜，在这个世界超级强国中，14亿人，除极少部分人外，喝的都是不合格的水。就是说，中国的自来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颁布的、2007年7月1日党的生日开始执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或者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自来水的供应。厉害啥，我的国！
二、北京奥运会遗留下的一个最大成果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政府花费了很多资金来建造基础设施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了给世界一个美丽的崛起大国的形象。根据张亚雄和赵坤的《北京奥运会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影响》一文，直接投资1386.97亿元人民币，间接投资1438.3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最大的尚存成果，就是让中国人知道了一个事实：
北京的自来水——中国质量最好的自来水，不能满足奥运会游泳池的水质要求。
奥运会游泳比赛场馆水立方中装有一套最先进的水处理装置。北京的自来水经过砂滤-臭氧-活性炭净水工艺，再用臭氧消毒，才能满足奥运会游泳池的水质要求。
2013年1月6日《南方周末》发表彭利国关于北京研究饮用水水质的赵飞虹夫妇20年不喝自来水的报道，不但轰动北京也轰动中国。妻子赵飞虹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丈夫在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两个人的工作都和饮用水质量有关，赵飞虹对北京自来水的水质更是了如指掌。为什么这对夫妇20年不喝自来水？回答是：你知道的。
商人是最善于捕捉商机。
美的热水器事业部于2016年6月6日在北京举办产品展览，又拿北京自来水不能满足奥运会游泳池的水质要求来说事：
“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报道称，北京的自来水水质尚不能满足奥运会游泳池的用水要求。水立方的水在注入泳池前都将经过净水工艺和臭氧消毒，经过这种处理后的水质才达到国际泳联的水质卫生标准。去年，北京市水质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的消息遭到了曝光：北京一些用户被告知，家中自来水‘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须加装净水器，牵动了居民对饮水安全的担忧。”
北京自来水集团则表示，北京的自来水水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106项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说北京自来水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是造谣，是净水器厂家偷换概念，进而推销其净水器。但是北京自来水集团没有邀请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参与，拿出自来水水质报告，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三、巨大的商机：净水器
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比食物更加重要。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类疾病80%与水有关，水质不良可引起多种疾病。俗话说，病从口入。而水又是人每天不可缺少的。中国医促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任李复兴教授指出：“现有资料表明，二十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女性乳腺癌和宫体癌发病率上升了50%和70%，与上海自来水的质量不好有直接关系”。中国的癌症村的大量出现，也和饮用水的污染有直接关系，水污染严重的淮河流域也是癌症村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2018年中国新年前夕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流传网络，一位60岁的老人得病，几乎毁掉北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2018年初上海一位28岁的白领查出了肝癌晚期，妻子知道后的第一件事是打掉已经五个月的身孕并提出离婚。据说，俩人家庭条件颇好，婆家曾开出上海一套房和200万现金的条件，苦求女方把孩子留下，但遭到了坚定的拒绝。水污染则是导致肝癌的一个重要诱因。过去的中国是拼命挣钱，现在的中国是拼钱买命。为了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有条件的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家庭都愿意花大价钱购买净水器。这对中国GDP的发展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中国市场上出售的净水器有很多种，如小区中央水处理系统、前置过滤器、全屋中央净水机、末端直饮水等。这些净水器就是一个水立方水处理设施的小型化，所采用的过滤技术有超滤、反渗透（RO）、活性炭，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处理技术。净水器的价格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每年运行费用在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市场！一年又能创造多少GDP！
到目前为止，德国绝大部分水厂采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水处理技术，就是过滤和消毒。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原水质量好（大部分是地下水或者来自河床底的“假”地下水），只要稍稍处理，就可以满足饮用水水质的要求。从技术上来说，是简单的、落后的，是不厉害的。而中国自来水厂的设备，特别是大城市的自来水厂的设备，都是采用超滤、反渗透（RO）、活性炭这些最先进的技术，因为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厉害，水源污染十分严重，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标。要把这些有害物质去除，只有依赖高科技、高技术。掌握和使用了这些高科技、高技术，是否就说明国家先进、强大？是否就是厉害了呢？最后，经过最高级净水器处理过的饮用水，它对人体的帮助，远远不如德国的只是经过简单处理的自来水，因为它缺少人体需要的矿物质。
四、中国目前实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生活饮用水标准的建立就成为国务院下属两个部、卫生部和住建部（之前和之后的名称多有更改）之间互相合作而又争权夺利的对象。卫生部认为，饮用水和食品一样，其质量标准的建立和检验是卫生部的职权范围；但是过去各城镇的自来水厂都归住建部领导管理，其设备的投资也需要住建部批准，所以自来水厂都听直接上司的领导。
1954年卫生部发布的《自来水水质暂行标准》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生活饮用水的技术法规，1955年5月起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2个城市开始试行。
1956年由卫生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联合审查批准发布了《饮用水水质标准》（草案），对15项水质指标的限值做出了规定。同年还审查通过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选择及水质评价暂行规定》，对水源选择、水质评价的原则以及水样采集和检验要求进行了规定。
1959年由卫生部和建筑工程部联合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该规程是在此前发布的标准和规定基础上，修订、合并而成。包括水质指标，水源选择和水源卫生防护三部分内容，提出限值的水质指标增至17项。
1976年由卫生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共同审查批准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试行，TJ20-760）。该标准包括总则，水质标准，水源选择，水源卫生防护和水质检验五部分内容，提出限值的水质指标增至23项。
1985年卫生部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该标准中包括总则，水质标准和卫生要求，水源选择，水源卫生防护和水质检验五部分内容，提出限值的水质指标增至35项。
1992年建设部发布了城市供水行业200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水质目标》，考核水质项目增至88项。其后于1999年又发布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2001年6月7日卫生部正式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有96项水质指标，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未予承认，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只做卫生部下发的文件标准。
2005年，建设部发布《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水质指标103项。200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全国城市饮用水供水设施改造和建设规划》编制大纲，《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与《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都是法律依据。
中国目前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是2006年12月29日由原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颁布的，于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并明确规定2012年7月1日是执行这一规定的最后期限。
实话实说，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有两大特点，一是与1985年版相比，指标数量大幅度增加，二是标准提高，与当时的世界接轨。
指标数量大幅度增加
1985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包含的限值水质指标共35项，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包含的限值水质指标共106项，是1985版的三倍。
微生物指标由2项增至6项；
饮用水消毒剂由1项增至4项；
毒理指标中无机化合物由10项增至21项；
毒理指标中有机化合物由5项增至53项；
感官性状和一般理化指标由15项增至20项。
标准高
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标准，可以和美国、欧盟、日本的标准相比，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饮用水标准（2004年第三版）十分接近。下面是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列出的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与美国、欧盟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中一些指标的对比：
资料来源：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关于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11年推出了新的饮用水标准（第四版），第四版中的36项指标是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所没有包含的，另外21项指标限值与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有偏差，大部分比中国更为严格。美国认为，每五年要检查一次，是否需要修订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可见与世界发展相比，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还是落伍了。考虑到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在2012年7月1日才开始全面实行，要重新修订标准，可能还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五、为什么自来水都不合格而又都合格？
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限值水质指标从85年的35项提高到106项，而且指标与美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十分接近，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由于中国作为饮用水源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被严重污染，要让自来水的106项指标都符合要求，生产成本将十分高昂，就像北京的自来水要经过水立方里的水处理装置再处理一次，才能达到奥运会游泳场馆用水的要求一样，不是做不到，而是钱的问题。比如说，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与大肠埃希氏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不得检出”。中国老百姓都知道，自来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喝生水是要拉肚子的。中国人到国外去旅游，感到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开水供应。德国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中国游客都不敢喝，也许有个习惯问题，或者是不信任的问题。
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的自来水厂都号称它们的自来水的106项指标都符合要求。有知道内情的网友揭露说：“上海自来水厂出来的水部分是可直接饮用的，拿杨浦水厂而言，两条处理线，一条非常高级，一条很传统。但是出厂前都混合了，可能只是检验的原因。”可见，上海市杨浦水厂的一条非常高级的自来水生产线，它的产品可能符合106项指标的要求；另一条传统生产线，它的产品不符合全部106项指标的要求。出厂前都两条生产线的自来水混合了，所以最终产品还是不符合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106项指标的要求。当然也不排除上海市杨浦水厂这条非常高级的自来水生产线同时也担负着特供的任务。
由于中国生产的自来水不能符合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106项指标的要求，所以就采用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办法——允许各地从全部106项指标中挑选出部分指标作为常规检测项目。有的自来水厂以没有相关设备或者检测费用过高为理由，在常规检测项目中再排除一些项目。所以在一些自来水厂定期公布的自来水质量中，检测项目只剩下15项，有的甚至不足10项。
这样，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两大特点，指标数量多和标准高，全部化为乌有。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朱毅教授指出的：“由于中国几乎没有水质监测单位独立于水厂，各家监测单位等于隶属于自来水企业，这些数字来自于水厂的自检或互检，这样取得的检测结果，其可信度令人怀疑。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县级以上（含县级）的4000多家水厂愿意接受第三方检测，且检测的106项指标全部达到标准，中国的饮用水质才达到了直饮水的标准。”
根据人民大学马中教授的讲演，现在中国大约有1/3的人是不喝自来水的，同时还有几千万的家庭在使用净水机。就是说，中国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不相信中国自来水的水质是合格的。就连马中教授也不喝北京的自来水，而是买桶装水喝。
六、近百分之二十多农村人口没有自来水供应
到2015年底，中国百分之二十五农村人口没有自来水供应。就是按照国务院计划，到2020年底，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农村人口没有自来水供应。
国务院曾计划到2015年底解决所有农村人口饮用水安全问题，并在2014年宣布，这个计划将届时完成。但是到了2018年国务院又提出在本年度内要解决9000万农村人口饮用水安全问题。显然到2015年底应该完成的任务没有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七十年了，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多农村人口没有自来水供应，仍然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农村人口饮用水安全问题没有解决。笔者到过印度最偏僻的农村，那里有自来水供应。农村小学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印度泰姬陵的自来水也可以直接饮用；笔者到过南非最贫困的贫民窟，那里也都有自来水供应，还有淋浴设施。中国到底缺啥？缺钱？缺设备？缺技术？拿不出可以解释的理由。
七、饮用水质量不达标的主要原因是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严重
中国饮用水质量不达标的主要原因是饮用水水源的质量不好，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被严重污染。
根据中国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按水域功能从高到低分成五类（后增加一类成六类）：
I类：主要适用于源头区、国家自然保护区；
II类：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III类：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IV类：一般工业用水区；
V类：农业用水区（劣V类为后加的，意指水质比V类更差）。
简单地说，I类、II类和III类都可以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下面是2000年至2016年中国河流水质检测的结果（水质资料均来自历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2016年，全国评价水功能区共6270个，满足水域功能目标的3682个，占评价水功能区总数的58.7%。其中，满足水域功能目标的一级水功能区（不包括开发利用区）占64.8%；二级水功能区占54.5%。
从2016年水功能区评价来看，只有58.7%的水功能区满足要求。
中国七大河流流域的水质情况则大不相同，2015年辽河、海河、淮河和黄河水质差，长江和松花江为良，珠江为优：
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赵飞虹在一段回忆中，揭露了中国修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降低水质标准，使得原来不能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也成为了合格水源的事实：1980年代赵飞虹来到北京的自来水水源地密云水库，当年密云水库的水质达到一类标准，当时执行的地表水标准BG3838-83堪称与世界最严的德国一类水标准相当。2011年，赵飞虹再次来到密云水库，虽然依然一池清水，但赵飞虹知道，变化已经发生。2002年，中国的地表水标准修订后，现在的一类水标准只及当年的三类，而近年来，按照新国标，密云水库的水质为二类水��赵飞虹指出：“这就意味着现在密云水库的水质已经连当年的三类都不如”（笔者注：1980年代的分类为I级、II级和III级）。笔者在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国目前地表水III类水质与德国污水处理场刚处理完毕出来的水质相当。
1980年中国对水质做第一次评价，结果如下：
全国水质综合评价统计表
（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中国水资源利用》，1986年，北京，第73页）
王菲菲、李琴、王先良、钱岩、吕占禄和朋玲龙在《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历次修订概要及启示》一文中指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BG3838-83采用的是水质分级，分I级、II级和III级（I级和II级可作为饮用水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BG3838-88改为I类到V类功能区。王菲菲等用12个指标将83年与88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级与I类、II级与III类、III级与V类进行相比，发现V类中有9个指标比III级更加宽松，它们是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挥发酚、氰化物、砷、铬、铜、石油类；III类中有7个指标比II级更加宽松，它们是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氰化物、砷、铬、铜。
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无论是地表水质量标准还是地下水质量标准还是生活饮用水质量标准，都是越修订越严格。而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则是反其道行之，越修订越松宽。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化学需氧量（或称化学耗氧量）。化学需氧量是反映水体有机污染的一项重要指标，能够反应出水体的污染程度。化学需氧量数值越大表明水体的污染情况越严重。
1983年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I级、II级和III级的化学需氧量限值分别为2毫克/升、4毫克/升和6毫克/升。在循环冷却水系统中当化学需氧量大于5毫克/升时表明水质已经变坏。所以II级水的化学需氧量定为4毫克/升，而III级水的化学需氧量定为6毫克/升。
1988年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修改时，对化学需氧量限值进行了很大的修改：最好的I类的标准限值是15毫克/升以下，而修改前1983年的最差的III级的标准限值为6毫克/升。1983年最差的地表水，按照1988年的标准，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I类水源。
到了2002年再次修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时，化学需氧量标准再次放松，2002年III类水采用了1988年IV类水的标准，原来的III类水（15毫克/升）变成了I类水（<=15毫克/升），原来不能作为饮用水水源的IV类水（20毫克/升），通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修改，成为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的III类水（<=20毫克/升）。
中国政府就是通过不断地修订《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将污染的水、不适合作为饮用水源的水，重新划为适合作为饮用水源的水。不是由于环境得到治理，水质得到了提升，而是由于标准更加松宽，青山绿水便涌现出来了。赵飞虹认为现行的I类水可以与1983年的II级水相比。按照这个标准，2015年中国只有8.1%的河流满足饮用水水源的要求；如果把II类水也考虑进去，2015年中国只有52.4%的河流满足饮用水水源的要求。中国地下水的污染比地表水更加严重，2016年76%的地下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水源，主要原因是中国为防止地下水水位下降导致地面沉降而采用了污水回灌。而要让深层地下水的质量得到改善，恢复到优良或者良好，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环境破坏才叫厉害了，我的国！
资料均来自历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八、结束语
德国人说：魔鬼藏在细节之中。
前面谈到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标准高，但是在化学耗氧量这一项还是做了手脚，如果不仔细查看，真的很容易漏过。化学耗氧量的指标限值为3毫克／升，与日本的指标限值一样。但是在备注一行用小字标出：“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大于6毫克／升为5毫克／升。”
由于中国地表水为I类水时，化学耗氧量的指标限值为小于等于15毫克/升，就是说，即使用最好的I类水作为水源，化学耗氧量也可能大于6毫克／升，所以由此生产出来的在自来水中的化学耗氧量标准按照5毫克／升执行。这样与日本指标限值的差距就出来了。本来中国已经没有化学耗氧量小于或等于6毫克／升的原水，这个指标限值3毫克／升就是多余的。但是为了不露出与国际比较的差距，在指标限值上依然采用3毫克／升，但是在备注中标出：“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大于6毫克／升为5毫克／升。”很少有人会在做国际间指标比较时去关注备注中小字的内容。
中国现行饮用水标准中化学耗氧量的指标限值为5毫克／升，这比1983年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I级和II级水的化学耗氧量的指标限值2毫克／升和4毫克／升都高。在这个指标上，如今的自来水还不如三十多年前的原水，这是一个让人笑不出的事实。
由于中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使得十四亿人喝不上符合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饮用水，还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农村人口没有自来水供应，几千万甚至上亿农村人口没有安全饮用水。
厉害啥，我的国！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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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泽荣
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中国使节（图源：公有领域）
一直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精英多持与毛泽东相同观点：中国之所以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因为“西方先生老侵总打中国学生”：既然西方总是欺负中国，中国为何还要学习西方？向民主政治、自由经济方向走不通，排中律必然会驱使中国向一党专政、国有经济方向走。
事情真的是这样一面倒的吗？既然引子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文着重审视有关这一议题的军事以及外交维度，基本不涉法律、经济、文化、宗教、科技、教育方面——笔者专攻术业乃为国际关系。
笔者必须首先拨乱反正一点：清末民初中国仁人志士之所以起而大力倡导学习西方，主因在于“西方船坚炮利，一再击败中国”，而不在于“西方器物先进，远非我朝可比”，后者只是辅因。既然如此，“先生老欺总打学生”并不逻辑必然导出“学生须得另拜先生”。后者乃是偷换概念，居然瞒骗懵懂国人百年。何况，读者以下将会看到，西方私人、团体、国家、同盟怜悯、帮助中国之举不乏其例：而“俄苏导师”远比“西方先生”危害中国为重!
洋枪队统领戈登、华尔、奥加仑(三者原为英人)、白齐文(美人)及��属下洋兵，笔者定义为侵略者，而非帮助者，戈、华、白三人且入了中国籍。不过据说英国法律规定，放弃英籍英裔，可以无碍恢复英籍一次，至今如此。林郑他们有此兔窟。
以下第一、第二节史料，多为源自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
一、来华洋客私人帮助中国之十八例
耶稣会士汤若望(德国人)为明廷造炮520尊。
南怀仁(比利时人)为清廷造炮680尊。
爱尔兰人赫德为清廷掌管总税务司，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包括军事、洋务财源。赫德还为清廷外交、军事出谋划策，影响力非常大。
蒲安臣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中国使节的一位西方人。蒲安臣使团代表中国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开创了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为中国谋利益。
英国人马格里受委任筹设、主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
英国人密妥士受委任筹设、主理天津机器局。
英国人阿思本受委任筹设、主理阿思本舰队。
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受委任为福州船政局正、副监督。
英国人琅威理受委任为北洋水师总查，后曾获授海军提督衔。
新疆伊犁叛乱发生之后，清廷曾乞援于俄，为俄所拒。英使威妥玛恐中、俄一朝启衅，英国在华、在印利益将受影响，曾有心帮助加强中国的防御力量。英国政府不欲直接加入，惟愿从中调解，允许不得已时，允许英人可以私人资格参加中国军事。
鼓吹中国大兴洋务，实行变法的洋客，有外交官、传教士、洋职员等。首要者莫过于：美国教士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的出版人，英国教士李提摩太，为广学会的主持人。
戊戌政变之后，英国驻沪领事帮助康有为南走香港，英使营救张荫桓成功。
美国人荷马李醉心于帮助中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乃至民主，曾经为康有为训练过保皇军，追击过慈禧太后；为孙中山筹集过起义款，担任过军事顾问。死前遗嘱：埋在中国。
1937年冬至1938年春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少坚持留在南京及其附近的西方人士，曾出手救助南京难民，史学界称之为“南京国际大救援”。
来自澳大利亚的莫理循、唐纳德曾经出任中国政府领袖私人顾问，一生事业都在中国。
二、西方国家兼顾中国利益之十八例
(01)西方国家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同时在客观上兼顾了中国利益的首例，乃为“俄、德、法三国迫日还辽”。
(02)之前，英国曾经首倡“门户开放”政策，后来美国拾英牙慧，正式提出进而完善了这一政策。所谓门户开放，简而言之，就是开放列强在华势力范围门户，大家利益均沾。八国联军(二万余人)分区占管北京之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再度照会各国，对于门户开放政策，再加入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原则。
(03)孙中山被诱捕于清廷驻伦敦使馆，以英国政府的干涉而获释。(04)拳乱之时，英国政府支持“东南互保”，黄河以南得免战乱。(05)前后三次的英日同盟，完全是针对俄国企图独占东北的军事攻守同盟(虽然对于可能的英美冲突不具效力)，对于中国有利。美国认为英日同盟符合门户开放主义，予以支持。
(06)1903年，日本专为中国学生设立学校，次年在校学生即近万人，习师范、政治科者达到60%。
(07)1908年，美国开始减收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选派留美学生之用。
(08)武昌事变初起之时，清廷正欲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迫令清廷将政权交予袁世凯，敦请伦敦拒绝。借款不成，乃为清室被迫退位原因之一。
(09)一战爆发，日本欲占夺德占青岛。德国驻华公使有意将青岛交还中国，中国驻德公使亦于柏林试探，德国政府未予批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则劝中国自取青岛，不果。
(10)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第五号虽为劝告事项，但是着眼于实现，其要义如下：
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察改为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人：中国允给日本于中国内地所设医院、寺院、学校土地所有权：中国允许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筹办铁路、矿山、整顿海口(船厂在内)，有优先投资权。
如今看来，前四条不谈，当初北洋政府若果有条件地——划定期限，譬如99年：划定地域，譬如福建——接受第五号，允许日本派出顾问监督中国某省政府各个部门，派出警官大幅参与该省警政⋯⋯仿效日本本土明治维新模式，发动当地进行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改革，就有可能于1915至1945这30年间(满洲14年太短)，不仅根除当地的军阀混战、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宦虎踞市”，而且在民生方面，推动当地早于中国内地步入现代阶段，就像英国政府曾令香港早于中国内地步入现代阶段一样。这比后来“走俄国人的路”(沙俄夺取中国领土面积远超日本)要好得多，尽管总的来说不如“走英国人的路”、“走美国人的路”。联想：毛泽东曾经想召蒋介石经营福建：想让金日成经营东北：更早一些，想和史达林合并两国，组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核心。
(11)日本政府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佯示拥护帝制，暗事部署颠覆。日本方面协助蔡锷微服出京，经日本、越南入滇，发动起义。
(12)1910年代末期，段祺瑞决定大事借款，武力讨南。英、美、法、意政府正式劝告南北政府速谋和平统一，在统一前不对中国做政治借款，并以扣发关余为劝和手段。
(13)北洋政府仅派华工赴欧作业(并非作战)，既没有派兵参与青岛作战，又没有依约供给协约国所需物资，白白得享缓交列强庚款，停交德奥庚款权利。
(14)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夺取德占青岛，英国依约派兵助攻，北洋政府却为畏缩不前。日本海军还于当年10月上旬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各岛。巴黎和会三大主宰乃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笔者认为有着三大原因令到三大主宰做出了暂将青岛归于日本的决定：(一)1915年，北洋政府已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等的中日民四新约。1918年，大战停止在即，中国仍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践约。(二)美国相信日本将来会践诺将青岛归还中国，美国为着维护门户开放原则，将会努力推动日本践诺。(三)巴黎和会伊始，中国民众高喊口号“公理战胜”，以为“良心”就是公理，殊不知“武行”也是公理。
1921年华盛顿海军会议期间，在美国施加压力下，其一，《英日同盟》于1921年12月13日宣告终止，而为英、法、美、日《四国公约》所取代。其二，正如笔者于本书第二章《华俄威权煽起狭义五四雪泥鸿爪》(上篇)当中所说：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虽然附约仍然给予了日本人和外国人一些特权，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这边厢，由于对于自己未能在凡尔赛和会上，阻止日本全盘接受战败国德国在华所享权益负有内疚心理，美国政府于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对中国做出了外交补偿：那边厢，由于对于自己未能在华盛顿会议上，阻止列强剥夺凡尔赛和会所予日本权益转移产生报复心理，日军便于北伐军进入济南时，对其做出干涉。
(15)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16)在德国入侵苏联后，日军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一事，迫使美国于1941年9月初，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由于石油全部依赖进口，日本对此绝无可能置之不理，故而日本一边寻求和美国谈判解决，一边准备对美战，但直到11月下旬谈判都没得到结果，日方进攻已是箭在弦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在11月26日发表了一个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日本从中国、印支撤军，日军在中国战场需要退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出发地，日本实质上放弃德意日三国同盟等，然后美日两国才能取消各自实施的冻结限制规定。
有一说法：有一美国石油勘探公司曾在松辽盆地发现大量油气蕴藏，但是秘而不宣。如果美国自私，暗将消息告诉日本，就可祸水西引，避免美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但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都守口如瓶。
(17)以陈纳德为首的美国空军退役人员组成的“飞虎队”，参加中国对日作战，扭转国民政府空中颓势。后来飞虎队被纳入美国空军编制。史迪威来华，实施中英美三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美国又以租借法案物资援华。当代中国官修历史记述：“总体而言，苏联援助对中国渡过抗战初期的难关极其重要：抗战中、后期美国的各项援华举措，则帮助中国支撑到了战争胜利。”对于这段波澜壮阔美国援华抗日历史，相信读者大多耳熟能详，笔者便行一笔带过了。美国石油公司在东北现今大庆地方探测出了富藏石油，但是隐而不报，遂令日本死了继续探测此地石油蕴藏之心。
(18)美国战后扶持“旧中国”成为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10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旧中国”绝无此种机会，它本来不具此种资格，因为自身在军事上并无战胜日本。(“新中国”五年后
(1950年10月)在朝鲜取得了权邦资格。又过了21年(1971年10月)，“新中国”取代“旧中国”以权邦的资格实至名归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若行抓大放小，显而易见：“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华盛顿会议逼迫日本放弃二十一条”、“国联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美照会日：你撤军中国我取消禁运”、“美国与华结盟予华军援共同抗日”、“美国扶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六项，乃是国际关系史上(西方)权邦帮助(东方)奀国的罕有事例，国人夫复何求，夫复何怨？
（本文由作者徐泽荣授权转载，节选自《文武俄力娩黃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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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之地”——陕西省异象连连。（示意图：pxhere）
【希望之声2020年6月14日】（编译：李昭希）当今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祖籍是陕西省富平县，自然而然这陕西省就成了“龙兴之地”，可近日，陕西省异象连连，究竟是吉？是凶？是福？还是祸？
据《新京报》消息，陕西韩城市应急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陕西燎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掘进工作面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发生于6月10日12时29分，事故发生后有工作人员前往现场，目前事发矿井下有7人处于失联状态，现场救援正在进行。
经核查，事故发生前当班入井人数98人，目前升井91人，7人失联。发生事故的1105运顺掘进工作面回风流探头瓦斯浓度降至1.3%，总体瓦斯浓度持续降低，仍未达到1%的安全数值范围以内。加之事发于巷道内，仍有瓦斯不时喷出，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陕西燎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煤炭采掘、洗选、炼焦，煤炭销售、深加工及煤炭购销。今年2月20日，该公司因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想不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出了事。
根据《新京报》消息，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一临街办公楼6月11日20时30分许突发火灾，楼顶现明火，火势汹汹，火苗从楼顶烧到楼底，整栋楼被烧透。幸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不明，过火面积和财产损失还在进一步统计中。有网友调侃，这是效仿烧粮库的做法，一到关键时刻就起火。
6月11日，陕西西安小南门四府街一些店铺一夜之间被改头换面，相关部门动作麻利，给原先红色的门头统一换成了黑底白字，这整齐划一的黑白配引发市民吐槽。
“又是哪位‘高人’出的得‘好’建议？”
“冥府美食一条街。”
“太膈应人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去了binyiguan一条街…”
“自己租的门面，自己办的证，自己交的税，自己做的生意，但门头招牌却不归自己管。厉害了，我的国。”
“西安就是这么拽，接下来全市人民穿黑白配色的衣服。”
“不喜欢红红火火？哈哈”
中国人讲天人感应。据传，红朝那位开国的“毛”死前最后一个生日，长寿面在锅中全断成碎节，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冥冥之中，老天爷难道真有什么神机妙算，精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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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淇昆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与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前中）、会办唐国安（前右）和范源濂（前左）合影。（图源：公有领域）
（作者：目前这场世纪大瘟疫，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世界各国向这场瘟疫的罪魁中共索赔的浪潮，渐成排山倒海之势。庚子年向中国索赔，自然使人联想起两个甲子之前的“庚子赔款”。目前在国人的时事评论中，常常提及庚子赔款，但是谬误百出。本人以前写过一篇长文“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其中详尽论及庚子赔款。现在把该文有关庚子赔款的一些片段摘录如下，以正视听。）
不少国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不能释怀。二十世纪初，战争赔款首先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而且庚子赔款并不限于军费赔偿。在庚子之乱血腥、恐怖的灭洋、灭教中，各国的驻华使舘被毁，千百座教堂被夷为平地，外国银行被焚烧，外国企业被踏平，洋人的资产被洗劫。中华大地上这场“灭洋”的浩劫，外国政府、教会和侨民的财产损失以亿万计。
中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是要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以此惩罚、羞辱所有的中国人。这是无稽之谈。赔款的银两数和当时中国的人口接近，仅是巧合。“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约共银四万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余万两（“每月加费”并非利息，而是八国联军的军费——引者注）。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之数。”[1]
中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数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具体而言，蛊惑人心者以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为例，称乾隆年间是中国最富足的时代，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两三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庚子赔款“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难”。
以乾隆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论证一百多年后庚子赔款的不堪重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在《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中的数据统计来看，1840年时，清政府财政收入为3.9亿两银子；到了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时，竟然到达了4.2亿多两白银的财政收入，是乾隆时期的国库收入10倍！……这样的高税收，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年依旧如此。1908年，清朝财政收入为2.3亿，1909年是2.63亿；直到清帝退位的前一年，1911年时，清朝的财政收入都有3亿两白银。”[2]（晚清时期，海关征收的外国商品进口税“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3]）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过相当于清政府一、二年的税收（而且还款期长达39年）。
清政府的税收高吗？民众的税务负担重吗？平心而论，清政府的税收以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低得惊人。四亿五千万国民，平均每人每年的税务负担不到一两银子！怪不得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提醒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4]。
庚子之乱这场“千古未有之奇祸”[5]对西方各国和基督教会造成的巨大损害，清政府并非心中无数。清廷的决策中枢“军机处”致电在北京的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李鸿章“对于列强提出之赔款总额，本来预料当系二十万万马克”[6]（相当于6.55亿两白银）。根据（忠心耿耿为中国服务的）总税务司赫德的估算，“中国对外赔款‘连借款利息计算在内，共需十数万万’”[7]。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西方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主要关注的并非经济赔偿；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为清廷政务处参预大臣）洞见于此，致电军机处，就���强的动机分析说：“各国皆非图利而来”[8]。当代历史学家马勇指出：就赔款而言，西方国家“并没有拿其它的损失之外的……《辛丑条约》谈判结束以后，清政府就感觉到，清政府就觉得远远低于它们原来的估计，清政府当时估计，因为打的损失那么大，会让中国可能赔很多”[9]。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是重还是轻？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与德国结盟。战败之后，保加利亚与协约国于1919年签订了《纳依条约》。保加利亚除被迫割让土地给罗马尼亚、南���拉夫和希腊之外，并须赔款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10]。保加利亚乃东欧一蕞尔小国，而它的战争赔款额高于庚子赔款（《辛丑条约》第六款列明“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美国元零七四二……即英国三先令”；庚子赔款折合美元为三亿三百三十万，折合英镑六千七百五十万）。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战败国德国除丧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业、矿产资源外，须赔款113亿英镑，且要以黄金支付[11]。此赔款是庚子赔款的一百六十七倍；若以国民人均负担计算，则为一千二百五十五倍（1919年德国人口约为六千万）。
庚子赔款不仅赔洋人，而且赔华人。赔款的对象列明在《辛丑条约》第六款，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庚子赔款用来赔偿中国人民之损失，当代中国人可能闻所未闻；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丑条约》及《各国索赔章程》之内，而且实实在在付诸于西方国家的行动之中。庚子赔款确有一部分支付给中国遇害教民的遗属，作为抚恤金[12]。庚子之乱是近代史上罕见的浩劫，仅直隶（河北）一省，据总督李鸿章奏称：“合计通省杀害教民多至数万丁口，所毁房屋多至数十万间”[13]。如果要求彻底赔偿，庚子赔款的三亿三千多万美元，就是光赔中国的基督徒都不够！
“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14]美国为减少赔款额、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后文有进一步说明）。各国通过协商，经过对损失的细致调查和对中国还款能力的评估，达成了共识：“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一国家的财政力量……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
4.5亿两。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15]
英、德、比、荷驻华公使组成的赔款委员会拟订的《各国索赔章程》全文如下。
一、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
二、索赔之款，计有三种：一为各国赔款；二为各行及各西人赔款；三为华人曾经西人雇用者之赔款。
三、所有失毁物产，应开列详细章程，以便索赔。
四、索赔清单，须交呈其本国公使，如事关各国者，则交呈资格最深之公使。各公使既将交呈索赔清单验过，如一切悉按此次定章开列，即送交中国政府索赔，不再另列细单。
五、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应赔之款，亦许给息。平民以五厘，商家则以七厘行息。息钱未付之前，不得以息生息。至被毁之物，能与以下所列第七款章程相同者，始可给息。息即自被毁之日起算。
六、如各行各西人经带兵官饬令将其所属之货物供给军营以为保守之需者，则其所属之国或兵官必有字据承认，不向中国索赔。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即按照其本国国律开单，交呈其所属之公使验明，并无可疑之处，始代向中国政府索赔。
七、被毁之物，须将未乱前本有此物之实据，交呈其所属之公使照验。如该公使以为毫无疑窦，即能向中国政府索赔。失主所业何事，以及其平时进款若干，其所失之物亦可按之估价。
八、应赔之款，俱照关平估出。
九、无论何国何人，俱当按照以上所列各章开单，方能索赔。[16]
该章程确立了公正的索赔原则和严格的索赔手续。
庚子赔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因此西方各国不能损失多少，得偿多少，而只能按比例获得赔偿。多数国家的原始索赔金额，远高于它们得到的实际赔款。比如德国政府原索赔七亿五千万两白银；俄国光为被破坏的满洲铁路就索赔一亿；法国光为云南边界的损失就索赔一亿四千万[17]。单就庚子赔款而言，西方各国得不偿失。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18]。因此之故，各国寄希望于“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19]。
……
……
国人被长期灌输帝国主义侵略穷凶极恶、西方列强榨取敲骨吸髓，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在《辛丑条约》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中，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借机敲诈之意，倒是不无关怀同情之心。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W.Rockhill）其时写信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汇报谈判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在谈判中运用我们政府的影响，影响跟我们一起谈判的国家（在华列强），本着对中国平等的友谊，追求公正与合理……关于谈判的第三点，即各国就他们在中国的损失和花费、输送远征军到中国解救围困、保护在京外国住民和恢复秩序以及赔偿社团、公司和个人在暴乱中的损失，美国政府主张这些赔偿总数不应超出一个合理的范围，应当在中国支付能力之内”（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机密文件，不是对外发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辞）。当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额基本确定之后，列强之中只有美国反对；美国主张将此数额至少减少三分之一。美国对中国利益的竭力维护，引起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不满，他发牢骚说：“看来美国不想使任何人从中国得到任何东西”[20]。
英国人的态度呢？《西巡回銮始末》（卷四）记述了庚子战后英国议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些片断。在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询问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议通过付款安排，支持中国的改革派：“各省督抚于此次之乱，亦有弹压百姓，不使闹教，而令属地安静如恒者，其间尤以东南各督抚办理为最善。闻该督抚中明达者颇有数人，有欲在本省举行新政之说。究竟实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国能赞助之，以免被阻于顽固政府否？其能举办新政之督抚，不应强其亦出赔款，应即以此为助其行新政之用。”连（部分）战争赔款都不要了；上议员建议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抚中的改革派，让他们用被赦免的战争赔款推行新政。这种对中国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国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另一次，在英国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质询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赔款一事目下进步如何？盖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与中国关涉尤巨。如各国索赔过巨，中国无力以偿，则中国政府受害实非浅鲜……故筹款一节，更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令中国一蹶不振也。各国现欲中国筹款赔偿，亦尝计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经费足用否？”[21]
如果有人对英国上议员（对庚子赔款可能导致中国政府经费不足）的忧虑感到惊异不止，对下面的史实或许会感到更加不可思议：为了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西方国家谈判代表竟然让中国海关提高进口税；这等于把部分还款负担转嫁到它们自己身上。中国谈判代表徐寿明当即表示：“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位美意”[22]。西方国家的美意最后落实到了《辛丑条约》第六款；提高洋货的进口税通过三个方面实施。一是整体提高进口税率；二是以前免税的货物，今后要课税（除“米及各杂色粮面”等少数货品外）；三是“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
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温和，让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度相当不悦：“其间最令人悲叹者，即各国与华人周旋，何等温柔软弱。各国对于所有残忍屠杀教徒牧师，直至最近犹复发现于山陕境内之事，所有摧毁各处教堂及牧师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坟墓之事，所有自古未闻围攻使舘两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23]
中共的仇外宣传，只谈庚子赔款，而回避西方国家以后纷纷退还赔款的史实。首倡义举的是美国；以后，英、法、意、比、荷等国也竞相效仿，将退款用来资助中国的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保健服务及其它迫切需要的领域[24]。实际上所有被赔款的国家以后都退还了部分款项；其中英国退回赔款额的40%，比利时50%，俄国20%，荷兰20%，意大利15%。中国最后只偿付了庚子赔款的58%。[25]
上面列出的各国退回赔款的百分比，没有提到美国。美国退回了多少庚子赔款呢？百分之一百！美国获赔款2444万；从1909年1月起，它将已经支付的1366万全数退还中国，由中外合组的基金会管理，以保证退款的合理使用。“庚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26]。
美国用部分庚子赔款创立了清华学堂，先后送出的留美学生高达一千多人。其它国家也效仿美国，用退还的庚款培养中国留学生，这导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西方留学潮，对中国的现代化影响极为深远。中华民国的（早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科学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款留学生。
庚子战后，光绪帝在《罪己诏》中坦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27]这说的是实话，道的是真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全国臣民面前，对列强的见谅表达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见，这种对政府和民众愚暴无知的惭愤、对列邦宽宏大量的感激，今日在国人之中不仅消失殆尽，而且不是已经转化为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满腹怨毒、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吗？
（说明：此文是从我的一篇长文《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中节选出来的。与原文相比，这些节选出来的段落次序有颠倒，文字有删节，故在一些段落之间有省略号（……），以示它们并不连贯）
[1]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2]腾讯新闻:“为何晚清的财政收入，是康乾盛世时的10倍，却还是迅速垮台了?”
[3]【文史】“晚清海关:廉政竟靠洋人来办”
[4]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5]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6]瓦德西1901年1月3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7]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是减损”
[8]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
[9]马勇:“知识分子要引导人民容忍渐进变革”
[10]《百度百科》“纳依条约”条目
[11]《维基百科》“凡尔赛条约”条目
[12]《庚子见闻录》，《近代史资料》
[13]侯宜杰:《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14]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是减损”
[15]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16]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17]佐原笃介、沤隐辑:《拳乱纪闻》
[18]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9]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20]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21]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四
[22]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卷五
[23]瓦德西1900年12月9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24]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25]《百度百科》“庚子赔款”条目
[26]张鸣:《义和团运动(续)》
[27]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公历1901年2月14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
美国起草月球开发国际协议
美国3月贸易逆差扩大 出口下降
宝胜视频：白宫国安副顾问博明回答网友部分：美国如何报复中共？台湾、香港、东西方文化等问题
美国挺台动作频频
美国至少七个集体诉讼案 起诉中共掩盖疫情 再提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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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原文链接：百年前庚子赔款真相 美国到底拿了多少？(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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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庚子年总是伴随重大灾难或历史转折(授权图片）
【希望之声2020年2月1日】（编辑：田喆）今年是2020年鼠年，也就是庚子年。擅长观测的古人很早就发现，每当年份运行到庚子这一年，自然灾害变多，突发事件频频，一些震动世界大事件也容易发生在这一年。因此我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庚子预言、庚子之灾、庚子大坎，庚子轮回的故事。这听起来好像很迷信，但是在历史上，到了这一年，却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过去近千年中十六个庚子年的历史回顾
1960庚子年：中国开始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大饥荒。非洲17国相继宣布独立。美国正式介入越南战争。智利发生9.5级大地震，14万人死亡。
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这场动荡被称为"庚子国难"。印度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欧洲爆发罢工浪潮。
1840庚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
1780庚子年：和珅为户部尚书。六世班禅进京圆寂。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北美独立战争扩大为国际性反英战争。大不里士地区发生强烈地震，20多万人死亡。
1720庚子年：山左东三府水发被淹。直隶保安、怀来及山西蔚州等处地震。山陕歉收，百姓逃难。康熙派兵入藏驱逐准噶尔部。李氏朝鲜的第19代君主李焞逝世。
1660庚子年：闰年。荷兰向郑成功密献台湾地图，建议进取台湾。清廷译《三国志》赐诸臣学治国平天下之道。清廷制定了迟报灾情处分条例。查理二世在英国复辟。瑞典在波罗的海势力达到鼎盛。波兰—鞑靼联军在楚德诺夫围攻俄军。
1600庚子年：闰年。广东南澳有约七级地震，震中烈度为九。各省多告灾又苦矿税，兵民多不聊生。宦官益嚣张而长吏皆丧气。巴洛克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界。现代地磁学的开端年。德川幕府夺取日本统治权。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540庚子年：罢武科乡试。鞑靼扰平凉。御史谢瑜弹劾礼部尚书严嵩贪污世宗不听。英国国教与罗马教廷决裂。
1480庚子年：丽江山崩。汪直督兵征讨鞑靼。，四川越巂卫一日地震七次，数日后又连震。
1420庚子年：东厂设立。朱棣宣布定都北京。唐赛儿起义。候显出使西域。越南范朝建立。
1360庚子年：陈友谅称帝建汉国。龙湾大战。明成祖朱棣出生。
1300庚子年：王祯着《农书》，中国第一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专着。欧洲出现商业革命。
1240庚子年：拔都统帅蒙古西征军攻入基辅，元朝版图继续扩大，蒙古军队向欧洲推进，取得波兰、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
1180庚子年：成吉思汗夺回孛儿贴。黎州（汉源北）戍军兵变。日本源平合战。
1120庚子年：大宋长江以南万腊农民起义。金攻克辽上京。宋封真腊（柬埔寨）国主为真腊国王
1060庚子年：闰年。岁星昼见。京师地震。
似乎每个庚子年，都伴随着重大灾难或历史转折。天灾人祸携手降临，四处播撒灾祸、战争和死亡。而且这样的大灾之年，每60岁一轮回。它如同星辰的执行轨迹一般，冥冥中驱使着历史在惊人的相似里循环往复。
什么是庚子年
庚子年是中国传统的60甲子纪年法，古人早已发现，一些震动世界的大事往往会发生在庚子年。2020年适逢庚子年，有易理界人士在网上发文称，2020庚子年犯太岁，岁运并临，年内将发生多宗大事件。
庚子年：生肖：白鼠(金鼠)，纳音：壁上土。庚子是厚德之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克众水，不惧众木来害。因为木到子位乃破败之地没有了气力。庚子年，纳音为壁上土，戊土为云。戊癸化火，火为日，故为天云日承。乃气过孚虚之土。若得重土相资，则水木不刚，弱遇官鬼而不刑，则衰绝自保。水土同宫，子为刃，极至而反，盛于亥而衰于子，阳出而阴伏。
另外，风水界有句老话，一流先生看星斗，二流先生看水口，三流先生满山走。真正厉害的风水师擅长观测天象，从星辰的运行中推测天下大事。比如玄空风水的九宫飞星，就是星象在风水学的运用。
影响地球大风水的有三条线，一是日木线，二是土日线，第三条是威力更大的银日线。有人认为，庚子年的各种灾难，与地球和银日线的位置密切相关。地球处于太阳系，太阳处于银河系，因此宇宙中，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和银河。
地球处于太阳系，太阳处于银河系，因此宇宙中，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和银河。(pixabay)
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银河中心之间、三点成一线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们的这种特殊同轴位置引发了3个空间弯曲，好像三个发射信号的大锅，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能量共振场。
这种共振，相当于数以亿万计的射线和能量波被杠杆放大后、再双面包抄地球，引发的磁场干扰可以想象，自然而然会加速地球上生物的各种不寻常反应。
银日线交汇也就罢了，偏偏我们的大个子邻居土星和木星也来凑热闹。要知道太阳系中，土星和木星体积最大，对地球的影响也最大。这些质量巨大的行星的引力让地球保持接近正圆的稳定运行轨道，从而使其可以从太阳那获得持续稳定的光照，这是生命繁荣昌盛的基础。
但是当他俩也跑到银日线上凑热闹，对地球就不那么友好了。而土木地三星汇合于银日线的周期，正是每六十年一轮回。每六十年中的这一年，正是庚子年。
2020年，正是进入千世纪的首个庚子年。由于地球自转且公转，每2000年北极星会发生变化，我们称之为岁差现象。2020年岁差与庚子年并行，相当于双重变化的迭加，我们的地球就更加吃不消了。
人是大自然千千万万生命中的一分子，道家说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既然生存在这个宇宙，自然也受到宇宙能量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中国古人认为天高高在上，左右着人世间历史的兴衰和人间的祸福；君王受命于天，如其不能顺天意而行，有错误和过失，那么上天就会以怪异天象和天灾给予警示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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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朝浮世绘〗大灾难面前，小口罩是一面照妖镜
千年的符石揭开神秘面纱 维京人早已预言“宇宙大灾难”和世界末日景象
曾被霍金关注的火星男孩预言：2020年有大灾难救世圣人出自东方
中国“剩宴”触目惊心 背后暗藏因果大灾难！
广州市彩虹街特殊“家庭监狱”等监狱是中国人民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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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德政、仁政、善政方面，达到了中华政治文明的顶峰。
记者/主持人：惠虎宇
来源:希望之声 （惠虎宇撰稿）中共北京市委近期发起的三大政策，暴力驱逐低端人口、强制煤改气、以及拆除天际线建筑物招牌的行动，引发巨大的民怨，成为中共恶政在民生领域的新近表现。这也让海内外的华人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江泽民派系的官员，还是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如果他们的思维还是处于中共意识形态的主宰下，缺乏基本的法治和政治伦理意识，坚持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运作，那么他们对待民众的方式将只是大同小异，而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中共的这种党治恶政模式，不仅与近代西方社会的法治社会格格不入，也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追求背道而驰。
传统中国对于治理天下有着相当完善的政治伦理和理论体系，并形成悠久而有效的治世实践。曾经缔造过辉煌的盛世时代。具体来说，古代中国在政治文明领域的表现，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德政、仁政和善政。
所谓“德政”，首先是指政治对帝王自身的道德要求，就是帝王要修德，要在道德行为方面做天下的表率。其次是指在治理国家中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使臣民恪守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君子。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可见，德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
道德是国之根本，是国运昌盛的保障，帝王唯有内省外察、修德修身，才能以身作则，规正纲常，使国家上下有序，臣民不逾法度。反过来讲，如果帝王无德、败德，则其行为必祸乱朝纲，使国家失去纲纪，礼崩乐坏，法度不存，最后必然导致官吏腐败，天下分崩离析。所以，古人说“天下，有德者居之”，这句话中既包含着有德者配居之，也更包含了有德者能居之的含义。《易经》中讲“厚德载物”，说明了德是承载一切的根本，是君子处世之根本，也是国家存在之根本，古代的帝王都明白修德的重要性，懂得“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道理，在治国中大多会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从修身做起，以德治国、以德化育天下。“德政��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起始点，是“仁政”和“善政”的思想源头和行为指导，凡是能勤修德政，以道德教化规范社会伦理秩序的君主，均可以在治国实践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所谓“仁政”，其核心就是“爱人”，就是天子要“爱民如子”，要宽厚待民，慎用刑罚，使百姓不受暴政与酷刑的伤害，它揭示了天子与臣民应该建立的一种互敬互爱的自然伦理关系。一般来讲，在建政初期、新君登基以及其它的一些重要阶段，国君都会大赦天下、减轻刑罚，以显示君王承上天好生之德，仁慈爱民，广施仁义，以此建立新君在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仁政的特点在于用宽容代替刑罚，以仁义代替暴力，在实践中最大限度的减少政治敌人，降低执政风险，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儒家继承了上古以及三代时期政治文明的精华，在实践中积极推行“仁政”思想，把仁政的思想发展到了极高的境界。如孟子认为“仁者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可见，在儒家那里，仁政不仅仅是降低社会对抗风险的缓和之策，更是统治的根基，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良器，仁政的全面实施也就是“王道”的实现；反之，不施仁政，政权就成为无根之木，必然会在历史风云中败亡，所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所以，儒家把“仁”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汉代以降，儒家仁政思想再次成为中华立国之本，中华政治伦理从此延绵不绝，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谓“善政”，就是仁政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体现，它是仁政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仁政的核心主要在于“爱民”，那么善政的核心则在于“富民和养民”，具体说来，就是帝王要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减轻赋税，慎用民力，在经营方面官府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能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把这种情况叫做王道的开始。
古代的帝王每当新朝建立初期，必然会减税、免税，保养民力，以迅速恢复被战乱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遇到天灾时，官府必然会开仓放粮、赈灾救灾，帮助灾民渡过非常时期。不仅如此，在平时处理政务，帝王也要时常审核赋税、检视徭役，矫枉纠错，以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在个人生活上君王要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不大兴土木，不耗费民力，以减轻百姓负担。善政是古之帝王与人为善、悲天悯人的人格在施政中的体现，善政可以促进经济繁荣，使民富国强，也是缔造太平盛世的基本途径。
以传统政治文明为鉴，今反观中共，正照出中共党治模式之史无前例的邪恶。
以“德政”观之，中共从不修德政，中共集团从上到下，个人道德品质极度败坏，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堕落的统治集团。中共内部拉帮结派、互相倾轧，行贿受贿、贪腐成风，尔虞我诈、谄媚善变，欺上瞒下、不讲诚信，包养情妇、败德乱性……丝毫不见君子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道德修为。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中共官员道德低劣，品性低下，无礼义廉耻之心，却居庙堂之高位，掌管国家之重器，其结果正如孟子所言，是通过权力体系的运作，上行下效，将其荒淫、卑鄙、下流、腐朽的邪恶思想和流氓行为模式传播给了全社会，短短几十年便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一直奉行的忠孝节义、宽厚待人、重德行善、讲信修睦的传统价值观，使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溃。这是中共作为统治集团失德败德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以“仁政”观之，中共嗜血好杀，不施仁政，是古今中外最残暴的统治集团。古代帝王大赦天下，宽厚待民，显示王道和皇恩，而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杀天下，残民以逞，显示中共之暴政和恐怖。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而什么是反动，就是和中共不一致的思想和行为。中共建政后大搞政治运动，对“反动派”施以暴政，用暴力镇压异己，建立一党独尊的恐怖统治体系，这和古代帝王“用宽容代替刑罚，以仁义代替暴力”的仁政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中共建政以来，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使6000万~8000万中国人被迫害致死。
改革开放后，中共在施展暴政方面依然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改变。89学潮开着坦克碾压学生，以血腥手段镇压学生民主运动，99年发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大迫害，对和平善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乔石语）的法轮功学员施以种种酷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于移植赚钱，其恐怖和邪恶手段有增无减。以此观之，中共的统治是古往今来之最大暴政。
以“善政”观之，中共不但从不“富民养民”，而且从建政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对百姓的盘剥与折腾，使百姓一刻都没有得以休养生息。
建政初期，中共公开抢夺百姓的私有财产，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企业主的工厂，化私有制为党有制，变私营制为党营制，全面破坏了中国社会正常的生产体系。之后又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战天斗地，违背自然规律，破坏正常的生产方式，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4000万国民，一手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文革时中共全面制造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再度濒临崩溃，人民缺衣少食，穷苦困顿。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不仅没有像以往的新朝一样缔造出一个盛世或者黄金时代，而是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共利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公开抢夺国家自然资源，乱采乱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导致中国生态环境被全面破坏。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下用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为代价所换来的物质财富，百分之九十的又都被中共集团及其附庸所掠夺，而绝大多数人民只能占有约10%的社会财富，喘息在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生丧死”的基本需求正成为百姓无法承受之重。这正是中共不施善政，与民争利，破坏生产系统，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恶本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中共政权的建立，是对中华优秀政治文明的全面颠覆，以中华传统政治标准来衡量，中共政权逆天叛道、败德败性；残忍暴虐、杀戮无度；强抢民产、与民争利。其无德、无仁、无善的流氓行径充分证明了中共政权是古往今来的第一邪恶政权，它的存在是中华文明的耻辱，也是全人类文明的耻辱。
回头再看看中华古代的政治文明，其“三政”的表现，实质是内在统一的，它以德政为基础，以仁政为途径，以善政为目的。古代“三政”通过道德教化、广施仁义以及利民养民之大计的实施，使民众在物质方面得以基本满足、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在社会关系中注重伦理、达成和谐有序；在精神追求上以道德为尊、提升内在修养，最终使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方面均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三政”的政治实践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今天为政的参照和衡量施政得失的不变标准。而这些传统文化和真实的古代历史，对于今天处于中共暴政摧残下的中国人民来讲，尤其具有清晰的现实意义，它是我们摆脱中共暴政，寻求中国社会转型、重建正常社会秩序的真正价值导向。
只有当传统政治文明的精髓再次注入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我们才能在未来重建和谐有序、充满关爱、利民养民的良性政治体系，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真正与现代西方的制度文明达成完美的结合，这正是所有中华儿女在今天的庄严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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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圣武： 中国离“社会主义天堂”越来越近
中国土豪5毛硬币付款 BMW数钱数到手软
朝鲜和中国船进行了30多次油类走私
中国老妈催婚 老外过圣诞也怕回家
中国或为治理债务和污染调降增长预期
中国巨变在即 着名预言家：中国明年将成超级大国
这7样东西 中国夫妻最缺少
原文链接：【惠虎宇专栏】：中华政治文明与中共党治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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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直连看禁闻:https://j.mp/jproxy
大连造船厂（Photo by CEphoto, Uwe Aranas，维基百科）
如果用一句话来提纲挈领，那就是我对中国的造船实在不敢恭维！
“造船就是一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技术含量并不高”，这是数年前我在青岛某大型船企工作时，一位有十年工作经验的生产部副主任说的。
造船的确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年造船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该公司的工人数量达两万，造船寒冬时，工人数量八千，该公司的在编员工不到三千，剩下全都是外协或者外包，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由于船厂的工作实在过于艰苦——室外工作，风吹雨淋，夏热冬冷，又脏又累，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现在本地难以招工，所以，现在相当一部分外协工都来自西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人事部的一位领导曾经讲过，现在外协员工培训不太好做，因为有许多人连字都不会写，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比如藏族，交流都成问题；而且这个少数民族的工人比较任性，高兴的时候，他们能听懂你说话，干活时也听话，不高兴时就听不懂你讲话了。哈哈。
从2002年中国造船崛起到现在也不过15年的时间，就已经到了要使用这些老少边穷地区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但是能吃苦的农民工的地步，只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他们马上就是干活的好手了，因为船厂确实存在大量不需要任何工作经验或者技能的粗活，比如，打磨，喷漆，切割等。当然，也存在需要技能的粗活，比如，烧焊，整个船体都是由一块块钢板焊接起来的。烧焊是工资比较高的工种，一天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船厂在编员工的主要工作，第一是设计，第二是设备安装，第三是生产管理、后勤保障，后两者主要就是如何协调管理外协员工队伍，以使生产任务按时完成。
由于造船难以实现自动化，因而对劳动力的依赖比较严重，所以，教育水平较高且人力成本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比如，中国为挪威某公司建造了海上牧场，这些在海上牧场工作的挪威人月薪达五万人民币）就把商船扔给了日韩，日韩又把技术含量低的散货船扔给了中国。最近一轮的中日韩造船博弈拼杀中，如果中国造船不搞低价竞争，估计会死的很惨。正是中国造船倚仗中国的体量优势，大搞低价竞争，从技术力量强大的日韩虎口夺食，拿下了不少订单，但主要是低附加值值订单，比如散货船，以致船厂的利润率极低，比如中船澄西的负责人曾云目前该厂的利润率为5%，再比如，原来一艘四十万吨矿砂船造价8亿人民币，但是现在只需要4亿人民币，你说能不赔钱吗？但是，只要我们国家的“扶持补贴”再多一点，那么，咱们的低价竞争搞垮日韩绝对没问题，哈哈。
据我所知，现在某些韩国的造船专家很多已经来到了中国，为了这一碗饭，来为中国的造船产业结构升级做出贡献。如此清晰起来，造船的转移路线就是欧美→日韩→中国→东南亚。只要中国的人力成本继续上涨，造船业转移只是时间问题。东南亚国家虽然不能造高精尖的设备，但是，只要东南亚人会打磨，会喷漆，会切割，会烧电焊，会用AutoCAD，会Tribon，会安装和调试，会开柴油机，会发电机并车，会烧锅炉，OK，那么，造船业就会像其他对人力成本依赖严重的制造业一样，势必会转移。你知道吗？美国没有大型民船企业，为啥？因为以美国的人工成本，造民船赔钱。西欧的船厂也主要造邮轮等高附加值船舶，而其工人则主要来自东欧经济不发达国家。
现代造船基本上都是分段造船，先由几块钢板焊接成小组立，然后小组立结合成大组立，大组立再进行合拢，就像拼积木一样，一点都不复杂。下面分条罗列一下造船的一些相关因素。
第一，造船质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比如，设计水平、钢材质量和焊接水平、船用设备质量、安装工艺等。设计是最好弄的，因为是纯理论的东西，这些理论书上都有。中国目前和外国差距最大的不是设计，而是材料和工艺。
第二，造船大小取决于船坞大小和龙门吊的最大起重重量。龙门吊最大起重重量越大，船坞越大，那么，就可以造大船。南方的沙滩造船连船坞都省了。
第三，钢材质量和焊接水平决定了船体的质量。国内的大型钢厂基本都能生产船用结构钢，但是，质量肯定不如欧美日韩的钢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公司十年前进口了一台二手日本三菱低速发动机，在我们公司车间从来没有做过保养，一睡十年，但是，一点锈迹都没有，前一段时间有客户求购，试车时运行正常，各项指标良好。这就是实力呀，如果换做国内厂家的机器，十年早就锈成铁旮沓了。造船对焊接要求很高，要对各种大小不一和具有各种曲面的钢板焊接，只能依赖人力。当汽车等其他行业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时候，造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需要依赖于大量人力。
第四，船用设备和安装工艺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虽然造船迁移路线由欧洲到日韩又到中国，但是，发达国家只是把低附加值的那一部分交给了中国，自己则保留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船用设备。比如，远洋船上重要设备，包括低速柴油机、螺旋桨、侧推器、柴油发电机组、船舶电站、燃油锅炉、焚烧炉、舵机、导航仪器等等，全部清一色都是外国设备或者外国在华工厂生产，即便像锚机、水泵、克令吊等粗大笨的设备也相当一部分从外国进口。为啥？还不是因为国外的设备质量可靠吗。这远洋船可是航行在茫茫大海上，各种恶劣天气和海况，如果可靠性不高，很容易发生沉船事故。举一个小例子，风浪天的时候，船舶应该顶浪前行，如果此时主机故障，停止运转，只要一个浪从船的左舷或者右舷梯扑过来，那么船沉没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船上可是载着上亿美金的货物，更何况还有二十名海员兄弟。我当海员的同学就告诉我，不是不想用国产的，而是不敢用呀！国内厂家也就提供些结构简单的设备，比如风机、管子等。
所以，中国造船主要就是造一个船壳子，然后把机器装上，实际上相对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唯一的优势——人力成本，也即将丧失殆尽。当然，我们现在造的船壳子质量也不断变好。上去几年，我和很多海员聊天时，他们都说不爱上中国船，因为怕死；现在，他们没得选择了，只能上了，因为中国手持订单量世界第一，全是本国造的船，当然，他们的口碑也好了，因为毕竟你造的多了，经验也多了，虽然那些设备还不能全部国产，但至少这个船壳子咱还是结实的，现在都是双层底，不是那么容易破的，就凭这个，给咱们的农民工兄弟点个赞，因为船壳子就是他们拿着焊枪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一点一点焊出来的。哈哈，造船原来和大飞机如出一辙，造个壳子，进口些设备，然后就说会造飞机了。还是那句话，不敢恭维。
中国如何提高造船水平？或者中国如何提高实体制造业水平？第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尊重技术。现在某某公司一款产品出来，马上各种仿冒的出来了，于是大搞价格战，一搞价格战，于是就争相以次充好，削减成本，到最后把牌子砸了。第二，提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待遇。我在山东青岛，企业的工资很低，但是物价房价奇高，吃碗面条要二十块钱，房价没低于一万的。我最近买了房子，五十万首付，还贷了五十万，每当我想起来，土地出让金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房子销售收入的70%是进了政府腰包，我就很上火，搞了半天，我就是别人养的羊。我找对象都成问题了。谈了教师，年入11.8万，吹了，又谈了一个医生，她长得矮，还比我大两岁，竟然看不上我，就因为我在企业，就因为造船工资低。哎呀，这就是命呀，谁让咱选了这个专业。引用我主管的那句话“就是个打工的命！”。现在就剩下考公务员这一条路了。看着那些机关事业单位不菲的收入，很高的公积金，小孩子还可以上机关幼儿园，还不用担心失业，上班还可以看小说，我们又为啥不考？无奈！当技术工人教导下一代不要当工人，工程师教育下一代不当工程师的时候，这个国家就瞎了。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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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毒之地：中国， 没有之一（图片：pixabay）
【希望之声2019年12月24日】（编辑：李文涵）一从美国起风雷，便有马列白骨堆，群众愚氓犹可训，共产党员必为灾。
川普奋起千钧棒，世界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川总统，马列破鞋又重来。
川普总统就任后，逐步迅速、全面、深入、彻底的摈弃奥巴马对华“祈祷和畏缩”的外交政策，重塑美中关系；重建“美中经济贸易”关系；重定美中贸易规则，美国和世界因此天翻地覆、焕然一新。
对抗中共不等于反对中国人民，中共不是也不代表中国。
中共是问题制造者：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原因是：中国是一个领土分裂、民族分裂、精神分裂、人心撕裂的“国家”……另外，中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国家，没有之一。
全球最毒之地在哪？网友在推特发布一组数据：
1、中国耕地占全球8%，却消耗了全球32%的化肥；
2、耕地占全球8%，却消耗了全球47%的农药；
耕地占全球8%，却消耗了全球47%的农药（授权图片）
3、人口占全球20%，癌症发病率却占全球50%。
所以，中国这8%的耕地，可以说是全球最毒的耕地了！
数据来自绿色和平、中国农业部（现改组为农业农村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的官网。就中国土地的污染问题，北京环保人士张峻峰曾接受记者采访说：
【中国农业体系的现状】
张峻峰：“在中国的整个农业体系做一个平均的话，大概一亩地能够收到一千块钱就已经是不错的啦，包括其他的各个方面的作物，都是这样个状态。那么对于有很大部分的农民很多地区的农民，比如说河南地区、安徽地区、山东地区他们土地面积虽然很大，但是人均的土地非常少，人均土地有的地区基本上就是平均下来吧，像河南、安徽、山东、河北这一带的话，人均土地的面积差不多也就一亩左右，有的还低于一亩，甚至比较低的可以做到七分地，那么就可想而知一亩地的收入才一千块钱，如果七分地的话，那也才七百块钱而已，咱们这是好统计好计算一点，但差不多。”
张峻峰说，他认为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个问题的造成，现在表面上看是中国农民为了生存，已经不得已走上了这条不顾后果的路。
张峻峰：“各地的南方北方所有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就这点，那么这里边的费用里边就是全收入，就是刨去这个农药、化肥、种子、浇水还有收割播种的这些，都刨去了之后那么基本上剩下来就是一千块钱，那么一千块钱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收入，这是中国农民的普遍的平均值是这样，甚至于很多地区农民的收入还远低于年均人一千块钱这样一个标准，甚至于有些地区最贫困的地区，基本上可能还要低于年均人一百块钱人民币，在今天这个时间，所以农民现在要生存下去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提高它的作物的效率，而作物的效率的话只有通过化肥、农药这两个途径，才能够让他既节省体力，又能够增加他的产量，他不会顾及这块土地能够给他供应多少年，因为他解决不了眼前的生存问题，这是深层原因之一。”
一千块钱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收入（图片：pixabay）
【中共搞所谓“改革开放”，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因】
发展到今天的后果，更主要是自1978年中共搞所谓改革开放之后，那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工厂和矿山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
大量工厂和矿山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图片：pixnio）
张峻峰：“尤其是比较特殊一点的比如说稀土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矿山啊，他们所造成的污染，他们没有规范的进行废气、矿渣的排放、污水的处理。有些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在提炼重金属的过程之中，很没有按照这种污染治理的方式，完全以粗放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因此造成了很大的污染。而这些污染都是从78年，按我的说法是78年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的中国这种叫无序的、无规范的、盲目的发展态式所造成的。而且很多都是积累的，到现在这些企业或者这些矿山都已经被取缔了。但是由于他们造成的污染还在承担，所以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来进行这样的企业和矿山的治理。还会使得下面的一些流域和其他受污染区域呢这样的土地，至少先解决不再有新的污染的问题，然后才能逐步地来解决污染的问题。”
至少先解决不再有新的污染的问题，然后才能逐步地来解决污染的问题（图片：piqsels）
【现在已无法补救和挽回】
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造成的后果已是不可逆转的。
张峻峰：“但是这个污染要解决我认为从技术解度上来说太困难了，非常非常的困难。甚至于叫不可能、不可能，这解决不了，这是我的观点，从技术角度我认为这些重金属的污染，污染的这种农田已经不太可能恢复成原始的，没有被污染状态。”
他认为目前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按人类现在的能力解决不了，按人类现有的技术、方式解���不了。
【浸泡在农药化肥里的国度】
2017年3月20日发表于《纵览中国》的由付永军撰写的报告，《浸泡在农药化肥里的国度–-中国土壤状况调查实录》，印证了前述数据反映的中国土壤现状。报告特别指出， 土壤中最大的污染物，55%是来自化肥。
土壤中最大的污染物，55%是来自化肥 （授权图片）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承载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土地正在遭到破坏。无以复加地化肥使用，使得中国的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所有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理想的却是5%，如土壤改良专家陈永生所说，哪怕需要提高一个百分点，自然积累需要100年。
?根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
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 （授权图片）
?土壤中最大的污染物，55%是来自化肥。作为罪魁祸首的重金属镉，镉中毒是慢性的，是可以在体内堆积的，潜伏期最短是2到8年，一般是15到20年。当我们血液中摄入达到10mg/L的时候，就已经是血镉了；当我们体内富集到2g的时候，对我们肾脏骨骼已经造成了无法逆转的地步了！
?未来十年，中国癌症将现井喷。33%的家庭，将因此耗尽所有积蓄。1/4中国人喝不上合格水；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才是我们最触目惊心的隐形杀手。
未来十年，中国癌症将现井喷。33%的家庭，将因此耗尽所有积蓄（授权图片）
?在中国，公开讨论土壤污染，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官媒全面禁言，政府国家机密，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去揭开我们早已千疮百孔的土壤黑纱。
在中国，公开讨论土壤污染，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图片：pixabay）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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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维洛
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6.6万多座水库大坝曾经是病险水库大坝，另外1.6万多座是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急需尽快除险加固。根据这个数据，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一共是8.2万多座，占中国水库大坝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建造了大量的水库大坝，目前水库大坝的数量占世界的一半。在这9.8万多座水库大坝中，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占百分之八十四，这是中国水库大坝的平均年溃坝率是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年溃坝率的主要原因。
8月1日上午，网友拍摄到延安市子长县一处水坝溃坝场面，据现场拍摄者称附近洗煤厂被淹。（视频截图）
8月1日，陕西延安子长县桃树洼村一小型蓄水坝发生溃坝。据网传视频显示，溃坝发生后，水夹带泥土淹到了周边的街道上，有车辆被冲走，一名男子被冲走后被救起，但已变成“泥人”。
根据何晓燕、王兆印、黄金池、丁留谦的《中国水库大坝失事统计与初步分析》，在1954年到2003年的五十年间，中国一共发生了3481起水库溃坝事件，其中大型水库溃坝2起，中型水库溃坝123起，小型水库溃坝3356起。中国平均每年溃坝约70起。何晓燕等指出，中国水库大坝的平均年溃坝率为0.000818（万分之8.18），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有人说中国水库大坝的平均年溃坝率是世界平均年溃坝率的四倍。何晓燕指出：中国水库大坝的泄洪能力不足和质量问题是导致溃坝发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墨菲定理，任何一个事件，它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只要发生的概率大于零，那么它最终总会发生的。在中国，溃坝就如死人一样，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水库溃坝也是在中国经常发生的。
2019年八一建军节中国发生了一件小事故，一个“水坝”溃坝。每年发生几件溃坝事故是所谓的灰犀牛现象。只是此次溃坝事件发生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习近平上山下乡的梁家河本来属于延川县的，后来延川县与子长县都划归了延安市。2019年八一建军节在习近平上山下乡的延安市发生了一件小事故，一个“水坝”溃坝。
西部网讯的记者苏静萌报道：今天（8月1日）上午，延安子长县桃树洼村一水坝突发溃坝，附近洗煤厂及街道被淹。“从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到，从洗煤厂出来的黑色洪水淹没了街道，冲走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所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华商网讯记者刘永拓报道：”8月1日上午，网友拍摄到延安市子长县一处水坝溃坝场面，据现场拍摄者称附近洗煤厂被淹。子长县瓦窑堡镇桃树洼村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天在外上班接到妻子电话说自己车被洪水冲走了，现在也找不到。他们村村民大概有五六辆车都被冲走了。目前，他只知道“发洪水”了，但是水流从哪里来还不清楚。某著名保险公司业务经理告诉记者，今天上午陆续接到多起子长县瓦窑堡镇车主报案“车被洪水冲走”的情况。华商网记者从子长县政府办了解到，桃树洼村有一处小型水坝，突发溃坝，子长县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已经前往现场处置。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从上述报道来看，2019年8月1日上午延安市子长县桃树洼村的一处小型水坝突发溃坝，溃坝洪水淹没了洗煤厂及街道，时间、地点与发生的事件都十分确定。
但是从后续的报道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型水坝突发溃坝，洗煤厂也不是溃坝洪水的受害者，而是人为洪水的制造者。
根据8月1日17时，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委宣传部发布事件的通报：因近日连续强降雨，该县瓦窑堡街道后桥村一家洗煤厂的两处弃渣点形成了蓄水池，煤矸石等废弃的物质组成了阻挡水流的堤坝，降雨形成的径流在堤坝后形成蓄水。后来废弃的物质组成的堤坝发生滑塌，形成“溃坝洪水”，洪水又造成下游鱼塘溢流，形成更大的人造洪水。人造洪水涌入洗煤厂，携带洗煤厂中存放的煤炭，沿沟道冲进长县县城的秀延河，在2019年八一建军节制造了一件彻头彻尾的人祸。
2019年6月11日在国务院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田以堂介绍说，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6.6万多座水库大坝曾经是病险水库大坝，另外1.6万多座是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急需尽快除险加固。根据这个数据，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一共是8.2万多座，占中国水库大坝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建造了大量的水库大坝，目前水库大坝的数量占世界的一半。在这9.8万多座水库大坝中，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占百分之八十四，这是中国水库大坝的平均年溃坝率是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年溃坝率的主要原因。
不知道2019年8月1日陕西延安的这次溃坝事件会不会被统计在水库大坝溃坝的数据之内？很可能不会，洗煤厂废弃的物质组成阻挡水流的堤坝，它本身就不在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的数据之内。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水库大坝也实行了承包制度，除了几百座超大型的水库大坝属于国家水利部管之外，其他的水库大坝都层层分包下去了。承包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利益与水库大坝的社会责任形成巨大的矛盾，无法解决，往往人为地增加了洪水灾害的损失。后来中央政府对河、湖以及水库实行所谓的河长制、湖长制，每一段河流，每一个湖泊，每一个水库，都有具体的负责人，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日本人的保甲制度十分相似。但是执行了几年，效果不好。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百分之八十四是曾经的、或者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让9.8万多位湖长对水库大坝的安全问题负责，他们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吗？另外中国还有几万座尾矿库，尚不在9.8万多座水库大坝的统计之中。它们的安危更加令人担忧。
在2019年7月1日以来对三峡大坝发生形变以及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许多网友对一旦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受危害的地区有多大等问题很关心。
这里先引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两院院士潘家铮的看法。潘家铮说，即使瞬间垮塌也只威胁宜昌。根据《百度百科》，到2017年底，宜昌人口413.56万人。在潘家铮眼中，宜昌就是一个地名，宜昌413.56万人就只是一个数字。
接着再引用原三峡集团总经理曹广晶的看法。曹广晶说，根据模拟溃堤试验，即使三峡大坝瞬间崩溃，也绝对不会出现从宜昌到上海广大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全部被淹没的局面，惟一受威胁最大的只有宜昌市及江汉平原。按照曹广晶的看法，受威胁最大的除了宜昌之外还有江汉平原。还是根据《百度百科》，江汉平原西起宜昌枝城，东迄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汉，面积4.6万余平方公里。曹广晶认为受到三峡大坝瞬间崩溃威胁的地区，比潘家铮大出了4.6万余平方公里，不但包括宜昌，还包括沙市、岳阳、武汉等。
两院院士潘家铮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曹广晶是三峡集团总经理，是建设三峡大坝的总负责人。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潘家铮说的是对的？还是曹广晶说的是对的？
中国老百姓对于水库大坝溃坝的恐慌，来自他们生活的实践，来自70年来几千座水库大坝溃坝带给他们惨痛的经验教训。中国老百姓对于三峡大坝溃坝风险的恐慌，来自三峡大坝信息的不公开，来自像潘家铮、曹广晶这样的专家、管理者的互相矛盾说法。老子《道德经》十七章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
来源：民主中国
岳祺：面对中共的威逼 我为台湾说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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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2019中共8.1建军节 习近平插队的延安溃坝了 什么征兆？
中共最怕一幕出现！香港反送中 中国网友声援
反送中：港人太有才！靠它破中共「天眼」
《石涛聚焦》「美国务卿：总统对习近平直吼-够了！」彭博：3000亿中国���品加税-完全源自川普个人愤怒决定 故意不提前通知 厌恶习近平出尔反尔与拖延赌明年川普下台『中共国已失去美国最大贸易夥伴地位』
中共对中华民族先祖陵墓和传统文化的毁灭性
中共如何用华为手机监控 美退役将军告诉你
中国进入了全民焦虑新时代 唱衰还是唱响中共？
原文链接：王维洛：2019中共8.1建军节 习近平插队的延安溃坝了 什么征兆？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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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朱元璋像（网络资料）
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
地方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
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特权庇护：皇族成为黑势力保护伞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两百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
来源：万维读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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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张宏杰：明皇族百万子孙可悲下场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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