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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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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遭坦克碾压双腿的民运人士方政。(记者黄春梅摄)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在纪念六四30周年之际，当年那场民主运动和当局进行的血腥镇压中的一些问题，随着时间流逝，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为何一定要开枪？

中国官方说是为了平息所谓的“暴乱”，这当然是谎言，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暴乱，手无寸铁的学生不可能主动进攻全副武装的军队。如果说是为了驱散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那也根本没有必要采用开枪屠杀的方式。众所周知，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的地下，有宽阔的地下通道可以直接到达西山，早在6月3日之前，部分戒严部队就已经通过这条密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在中共事后播出的所谓“平暴”录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批戒严部队的士兵是从人民大会堂里面冲出来的。那么，既然广场已经被占领，为什么还要在长安街上大开杀戒呢？著名的六四受害者之一方政，当时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他就是6月4日早晨随着撤出广场的学生队伍走到六部口的时候，被追上来的坦克从背后碾压过去，才断了双腿的。方政并没有进攻坦克，而且是在回校的路上，为什么坦克还要从背后攻击造成大量伤亡呢？

现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用正规军开枪屠杀，绝非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主动的行为。那么，他们采取动用军队进行屠杀这样的极端方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中共作为一个极权政权，它主要依靠的就是暴力和谎言。而暴力的目的就是在人民心中制造对于政府的恐惧，这是他们的统治的基础。一九八九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不仅在中共已经定性为“动乱”之后人民大规模上街抗议，学生还占领广场进行绝食行动，这让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意识到，经过八十年代的十年思想解放，人民已经不是那么恐惧政府了。这对中共来说，是无法容忍的。用完全没有必要的血腥的暴力手段镇压民主运动，就是为了用这样的超出常规的暴力，重新建立人民心中对中共的恐惧。这就是所谓“死两千人换二十年稳定”的真实用意。

其次，邓小平等下令开枪，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杀人来统一中共党内的意见。我们知道，对于出动军队这样的处理方式，从总书记赵紫阳到七名上将，从党内很多高级干部到民主党派，都是强烈反对的。连中共最精锐的部队38军的军长徐勤先都消极抵制。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极大挑战。用最激烈的暴力方式，快速解决问题，等于让党内的反对力量来不及反应，在既成事实面前只好重新选择立场。因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再反对已经没有意义了。在事后召开的统一思想的政治局会议上，包括万里，胡启立，阎明复等当初支持赵紫阳的高级领导人，都纷纷表态拥护邓小平和李鹏的强硬处理方式，就可以看到邓小平等这样的政治手法的成效。换句话说，中共不惜在首都的街头大开杀戒，是为了快速解决党内的分歧。可见，对于中共来说，老百姓的生命，远远不如党内的统一来得重要。

了解中共六四为什么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一定要采取开枪这样的极端激烈的手段，非常重要。因为这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起家、暴力得到政权的政党，暴力始终是他们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之一。六四至今的30年历史，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共的本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版权归RFA所有,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经 Radio Free Asia, 2025 M St. NW, Suite 300, Washington DC 20036 许可进行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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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中共, 中国共产党, 六四, 共产党, 开枪, 暴力, 王丹, 评论,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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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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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4）

到了甲A末年2003年联赛，假球、黑哨、赌球问题都上升到了10年甲A的最高峰，这一点从甲A末年的最后一轮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好像所有一切都要在最后的最后画上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只可惜这个“完美”代表的完完全全是贬义的意思。

到了甲A最后几轮的时候，争冠以及保级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争冠方面，上海国际和上海申花一直紧咬对手，上海申花仅仅保持着1分的积分优势，上海国际则紧随其后。而另外一边，由于足协早早宣布2004年将会改组中超联赛，所以足协也提早公布了2004年中超联赛准入资格以及所谓的“中超资格积分”。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即是2002年甲A的排名x0.5+2003年的排名，最后资格积分以递增排列，积分前12的球队晋级2004年中超联赛，也就是资格积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无法参加2004年中超联赛。但是，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2002年排名x0.5这里。打个比方，A队和B队再2002年分别排名第1和第10，则两队分别为0.5和5分，这样一来，即使2002年A队和B队两队排名相差9名之多，2003年只要B队排名高于A队5名就可以超过A队。如此一来，2002年的排名成绩的权重就变得非常之低，只要2003年重要场次发挥的好，完全有可能让一些球队逆转局势，靠2003年的稍微高的排名比过其他球队。除此以外，只要是稍微了解足球联赛的球迷都知道，联赛里大部分球队的积分差距不会很大，所以在可能降级区域的地方经常容易出现好几支球队分差不大并且在为排名争得你死我活。因此，这些可能降级区的球队只要稍微赢下1场重要比赛，就可以拉开与其他球队的积分差距从而排名上升。

于是，“中超资格积分”的设置的不合理性，就更加促使球队为了在2003年赢下“那一场”比赛而不择手段。当然，这些规则漏洞还是比较明显，其最深的漏洞，就是球队可以为了使与自己相竞争的球队排名降低，而故意输球！比方说，A球队排名第11，B球队排名第9，C球队排名第10。A球队与B球队实力相近所以它们两个是竞争对手，而C球队可能另外一年的联赛排名非常高，所以已经保证可以晋级中超。那此时A球队对阵C球队，A球队故意输球，让C球队从而超过B球队，让B球队排名第10，以缩小A队和B队之间的差距。正由于“中超资格积分”计算两个赛季的排名，才使得“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得以形成。

不合理的晋级规则还遇上了不合理的排名规则。2002年甲A结束后，北京国安和深圳平安同积52分、天津泰达和沈阳金德同积34分，而两队相互之间的比赛的净胜球也完全相同。结果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的足协，只好出了一个抽扑克牌比大小的主意，最后深圳平安靠抽到梅花Q大过北京国安抽到的黑桃J而获得第二名，天津同样也是抽牌大过沈阳而排名高过沈阳。本来足协就没有合理地想到排名规则是否有疏漏，仅仅比较积分、互相比赛之间的净胜球这两项会不会太少的问题，再加上2004年中超资格积分又是包括2002年的排名，如此重要的大事结果就用抽扑克牌如此儿戏般的举动来决定一个俱乐部的一年甚至两年的努力。

到了2003年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时，争冠的上海申花55分第一，上海国际43分第二；争夺中超资格的剩下天津33分第11，重庆26分第13。而最后一轮的对阵是：深圳健力宝vs上海申花、上海国际vs天津康师傅、重庆力帆vs青岛贝莱特。

争冠的上海国际与争夺中超资格的天津队正好在最后一轮相遇，这是其中一个巧合，而另一个巧合就是重庆队与青岛队相遇。这时，“中超资格积分”设置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了，“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这时可以发挥作用。原来，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2003年积分排名是：天津33分第11，青岛32分第12，重庆26分第13。而三队2002年的排名是：重庆第6，青岛第8，天津第10。因此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中超资格积分”都是16分。而此时对于重庆队来言，如果重庆赢下青岛，由于积分的巨大差距，赢了排名也依然是第13，反而导致青岛队的排名也一定不会变化，从而导致重庆降级无缘第二年中超。而重庆与青岛打平，晋级也是理论上可能。相反，如果重庆输给青岛，青岛积分上升到35分，而另一边如果天津与上海国际打平，有较大可能重庆依然降级，但假如天津输给上海国际，则天津铁定降级。这样一来，就算重庆力帆不想用如此丢人的“输球晋级”的方法也不行了，因为现行规则下重庆力帆赢球反而会害了它自己！

这个“输球晋级”的规则漏洞，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是澳门庄家发现的。书中记载道：“当时媒体爆料，这是一名球迷发现的bug。实际上，普通球迷怎么会发现这个漏洞，正是对规则研究细到毫巅的澳门庄家，在日常计算降级概率时才发现了这一玄机，但庄家不好直接出面指明，只好借球迷之口来报料，目的是为了提醒中国足协。庄家为什么要提醒中国足协，是因为全世界的合法庄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健康有序的赛制，这样才能保证博彩顺利进行。其实真正合法的庄家特别是像必赢这样的大庄家，根本不可能去操纵比赛，因为庄家赚的钱是水钱（佣金），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两方去博弈。消息扩散后，中国足协一开始根本不信，后经老郎仔细计算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急忙发文件通知各队要注重体育道德，不要搞不正之风。但很多俱乐部却认为，首先是中国足协搞了不正之风，连规则都出了这么大漏洞，下属球队为什么不合理利用规则。比如重庆力帆俱乐部很感兴趣，求胜不容易，求败还难吗？当时担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吴政说：“我们会好好准备比赛，肯定不会做违背足协规则的事情。”而此时，中国足协除了尴尬地沉默，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补救措施了。”

重庆一方决定施行“输球晋级”的计划，于是，不只是重庆球迷开始为青岛“加油”，连记者都开始为重庆输球而出谋划策，比如制造点球、主动申请红牌之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比赛当天：“11月30日两队在大田湾的比赛打响，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让青岛队受宠若惊。他们完全享受的是主队待遇，“青岛必胜！”“姚夏雄起！”“李章洙看你的了！”重庆队派出了大部分主力，但在最关键的中后卫位置上，很少上场的赵爽首发。比赛刚一开始，青岛队便轻易地掌握了主动权，如潮水般向重庆腹地发起猛攻。前8分钟青岛队居然获取了6次射门机会，但非偏即高，只有一脚软绵绵地打门，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对此，重庆队门将李健似乎还有一瞬间的“纠结”，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将球扑出底线。满场球迷因此齐声叹息。主队为客队没有进球而如此扼腕，在那种环境中绝不幽默。”对于青岛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基本确定晋级中超，不论输赢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晋级，所以青岛也很默契的接受重庆方面“送上门来”的胜利。

另一方面，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和天津方面为了确保能够保证自己的夺冠、晋级利益，进行着见不得人的交易。在李承鹏等记者所著的《中国足球内幕》中，估计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队、深圳队四队之间为了最后一轮达成的交易总额至少1200万。书中并没有直白的把人名和俱乐部名字写出来，却提到一次“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某人代表“某座城市来送钱的”，而该座城市“为了夺得末代甲A的冠军，这座城市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荣誉拿回来”。并提到此人带着200万前去见“某队”的主教��和四个球员，结果因为某些原因交易告吹。从后来的揭露以及打假扫黑风暴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足智多谋”的某人就是当时上海申花总经理楼世芳，而“某座城市”就是上海市，而他拜访的应该就是上海国际队。这四支球队究竟经历了多少谈判、交易才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了。根据不同的知情人士透露，有人说上海申花的楼世芳与天津泰达的老总张义峰有交情，他们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让申花夺冠让天津保级；有人说楼世芳的操纵1200万的黑金联合天津泰达去买通上海国际的球员，甚至1200万的现金还是用火车运送；有人说天津泰达张义峰带着1200万直接找到上海国际的总经理王国林要求对面放水；有人声明上海国际老总徐泽宪以及主教练成耀东都非常想要末代甲A的冠军，根本不会接受贿赂答应放水，却也有人说天津方面早就和上海国际高层在赛前达成一致，要打假球做掉重庆；还有人说上海国际与深圳达成了协定，要让深圳阻击上海申花，好让上海国际夺冠。总之众说纷纭。

但不管后人如何猜测最后一轮之前这四队到底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交易，一个恐怖的传言在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前就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足球圈，即“足协或者政府已经内定上海申花是冠军，天津将会赢下上海国际保级，重庆会被做掉降级”。有新闻报道：作为上海台的解说员，唐蒙在现场解说了这场比赛，他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也听到了不少流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流言就是，泰达俱乐部赛前做中远工作，要求放水，“泰达集团从来都不缺钱，这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俱乐部。作为他们城市、俱乐部在国内的地位，无法接受球队降级、无缘中超的现实。”唐蒙表示，他在解说这场比赛前不想被这些传闻影响，“这些东西也没法在转播中提到。”无论如何，这些传言、流言绝非无中生有的。

于是到了最后一轮见分晓的时刻，重庆力帆已经几乎类似于“大张旗鼓”地明确表示出要采用“输球进中超”的策略，重庆的球迷不仅要保佑青岛能够帮他们一把，还要保佑上海国际赢下天津，而在另外两边，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的球迷也同样在期待着最后夺冠、晋级的愿望能够实现，但很可惜，无论如何总会有输家出现。重庆对青岛的比赛中，青岛一方“识趣”地拼命进攻球门，于是8分钟到12分钟短短5分钟内就取得了3：0的领先，这让全场重庆球迷喜笑颜开。而在另外一边，上海申花上半场就被深圳的李毅攻入一球，申花0：1落后，此时似乎场面都在向“国际夺冠，重庆保级”的结局发展。然而，42分钟天津进了上海国际一球，对于此球，《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到：“然而，那天在8万人眼皮底下打进第一个球的是天津人张烁，那是第42分钟，没有队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个进球发生的过程，除了国际队门将江津。“我看见两个中卫都倒地了，我很孤立，想去扑救却无能为力。”混战中失分，这是国际队员赛后唯一的总结。”之后，拥有夺冠水准的上海国际，却始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尽管上海申花那边下半场被深圳又连进3球0：4落后，都无法改变上海国际0：1落后却怎么样都无法挽回局势的现实。之后80分钟天津再进1球，这球直接一锤定音，判定了重庆和上海国际梦想破灭的死刑。最终重庆1：3青岛，深圳1：4上海申花，上海国际1：2天津。比赛结束后必然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中国足球内幕》记载重庆那边的反应是：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一个球迷隔着警察冲着场地中的记者们，声嘶力竭地喊叫：“都是假的！都他妈不要脸！国际队不要脸！中国足协更不要脸！这都是中国足协做好的套，让申花队拿冠军，让国际队放天津，不让力帆队上中超，不是足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几个警察迅速冲上去摁住他，但他的声音依旧在风中传送，最后变成哭号。“送战友”骤然在体育场上空响起，掩盖了一切声音，或者，还有真相。

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末代甲A的部分故事才在中国足坛打假反腐风暴中被揭露出来。首先，上海国际队内肯定有球员收了贿赂打了假球，而这几个球员分别是：祁宏、江津、申思、李明（小）。这四个球员几乎就是整支球队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收了贿赂决心要让比赛有利于天津，那么上海国际怎么样都赢不了比赛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了。到了2012年祁宏、江津、申思、李明被判刑时，新华网是这么报道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申思、祁宏、江津、李明原系上海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球员。2003年11月30日，四名被告人在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上海国际队同天津泰达队比赛前，接受王勇（另案处理）提出的给付四名被告人800万元人民币，帮助天津泰达队获取比赛胜利的请托。次日，四名被告人作为上海国际队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场比赛，最终，天津泰达队以2比1的比分取得比赛胜利。当晚，四名被告人先后到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282号香港广场公寓式酒店一房间内，分别收受王勇给付的200万元人民币。”此王勇是谁？早在判决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猜到他是谁了。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报道：“王勇、沈世芳、沈义峰等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区看守所，他们都涉嫌末代甲A的黑金。”当知情人对记者说出这些“陌生”的名字时，记者不禁纳闷，这些人都是谁？知情人接着对记者说，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看守管理人员为他们改了名字——王勇，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南勇，沈世芳就是楼世芳！沈义峰就是张义峰。

其实，早在当时许多球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猜到，足协肯定知晓末代甲A的全部真相。毕竟假如真的有涉及多达1200万的贿赂费用，这么大的交易足协难道一点风声都打听不到吗？如果足协知道真相却不揭露，那就肯定是因为足协也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收到了好处。这也就是问什么球迷们不需要去寻找证据却十分相信“足协内定了末代甲A的冠军”的说法。李承鹏的采访上讲：据李承鹏介绍，当时足协确实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但没人真正站出来主持正义。他曾和南勇说过这次联赛的混乱，结果南勇当时的回答是：“那关我什么事？我现在主管的是国字号。”2005年荷兰世青赛前，李承鹏同杨一民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在飞机上向杨一民重新提及这件事时，杨一民也只是哼哼哈哈，没有做直接回应，“他们都是知情的，但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足协知情，其实更意味着这起假球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由俱乐部企业贿赂球员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上海申花不惜花1200万都要获得末代甲A的冠军呢？许多球迷、记者分析这是上海市政府追求政绩导致的。李承鹏的采访上讲：“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不少媒体赛后指出，上海两支球队打的都是假球，他们其中很多人从中受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受贿，而是权力的斗争。当时是三场比赛、六支队伍，甚至有可能更多，每支球队背后都代表着相应的城市、国营单位和私营单位。”……李承鹏至今都搞不明白的是，申花当年为什么那么想夺得这个末代甲A的冠军，“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李承鹏说，申花、泰达都有国有企业背景，而中远（上海国际）则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在中国足球圈里，民营企业的球队和国营企业的球队有很多区别。在假赌黑方面，大型国有企业的就叫运作，另外一个（民营企业）就叫假球。”

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比赛就这样结束，许多中国球迷一代人的记忆中的十年甲A就这么结束了。最后，重庆力帆虽然在“中超资格积分”上被淘汰降级，但是趁云南红塔准备退出足坛，据报道重庆花费3800万收购了云南红塔的2004年中超资格以及它的青训队伍，结果重庆依然屹立在2004年的中超联赛上。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暴中，2012年判定了末代甲A的许多结果，上海申花因为与陕西国力比赛中贿赂对手，被判决剥夺2003年甲A联赛的冠军；天津泰达与上海申花还因此被罚款100万元并在2013年中超联赛直接处罚扣掉6分；上海国际的徐宪泽对足球心灰意冷，到了2005年初也正式退出了足坛，上海国际几年后来变成人和集团的玩物，在陕西、贵州、北京流浪。回顾末代甲A最后一轮的闹剧，从重庆与青岛的“欢迎客队赢球”，到上海国际与天津的假赛，再到上海申花与深圳的“输球夺冠“，竟然没有一场符合现代体育所倡导的“体育精神”或“奥林匹克精神”。但总的说来，重庆选择输球也是合理利用规则，至少没有触犯底线，而上海申花、天津泰达一方，则是被证实为了谋取利益而使用了非法的手段。结果到最后，2003年的甲A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冠军，只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轮的疯狂，以及当时盛行的假赌黑的种种现状。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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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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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下的罂粟花 —— 鸦片挽救了中共政权

作者：高龙 2013-08-03

作者走访晋西北，获见一批当年种植鸦片的档案，为40年代的边区鸦片种植提供了确凿证据。

利用这批档案和相关资料，结合采访到的民间记忆，作者对边区鸦片经济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

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

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

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

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

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

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

《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

“忻州鸦片档案”

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

“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

（“忻州鸦片档案”中的一件，“《谢家坪自然村烟簿》，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制”，见题图）

“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

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

严重的危机到来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

（吸食鸦片的用具）

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

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

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

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遗址留念）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

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

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 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

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

鸦片种植

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

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

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

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

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

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

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

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说。

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

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

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

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

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

鸦片统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

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

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

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鸦片的水喝掉死了。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笔者现将该村10户的鸦片种植情况列举如下。

谭二才，贫农，原耘亩是1亩，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5等，产量是20两，征税是3.8两。

郭双喜，中农，原耘亩是1.2亩，折苗亩是1.05亩。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36.7两，征税11.8两。

张狗完，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28两，征税7.48两。

郝成成，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3.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8等，产量是5.25两，应征税0.68两。

郝连栓，贫农，原耘亩是1.2分，折苗亩是1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7等，产量是1.8两，免税。

郭毛人，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17.6两，未写明征税数量。

郝三人，贫农，原耘亩是2分，折苗亩是2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4.4两，免税。

郭四虎，贫农，原耘亩是2.5分，折苗亩是2.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7.5两，征税0.98两。

柴贵贵，贫农，原耘亩是1.5分，折苗亩是1.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4.5两，免税。

郭存存，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4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14两，征税2.24两。

《腰庄烟亩税册》显示，农户种鸦片5两以下免税。“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份《48年药税征收比例》，对中共鸦片税收政策作了清晰的说明。当年晋西北的鸦片税制是按累进税计税。

1、一律按每户总产量计征。

2、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下者免征。

3、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4、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5、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6、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7、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8、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9、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两以上至三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九。

10、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五两以上至四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三十二。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五不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47年9月25日。

《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三十六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出现了“大烟”字样。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0元，买布世齐布6匹，地球布5匹，又零尺7.8尺，请照数查收为荷。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地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地称为“药材”。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1947年边区政府在临武县统购鸦片，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统购鸦片则能“解决存药户农民的一部分生产资本，把它用于准备生产上，来积极克服困难。”

档案介绍，1946年，临武县灾荒普遍、农产收成很低，一般是三成至五成，在1947年积极准备大生产的时候，“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很困难，主要应该生产中解决”。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了统购的具体方案，提出在统购中首先满足灾荒比较严重区村全体农民出售药材（即鸦片）的要求，来解决生产资本。受灾荒较轻的村庄这期则只能统购一部分，统购对象数量均有限制。

在统购手续上，《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指出：

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资料（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

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将统购时间定为三月份至四月底，设立了多个统购点，“依照各村各户不同情况民主讨论大量介绍存药农民前来出售，特别着重于组织生产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以便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鸦片贸易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

如前所述，鸦片在政策上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

1943年12月19日的《延安日记》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陈永发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介绍，中共鸦片贸易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1943年中共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该年，中共从鸦片统销获利为岁入的40.82%。

据此数据，鸦片经济在挽救中共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永发引用的国民政府调查显示，中共的鸦片由本地或外来商人承购，由军队保运。负责保运的是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处。保运费一两九十元。商人除缴纳保运费之外，每两烟土需缴纳��记费七十五元，过境税二十元。

1943年，陕甘宁贩卖的鸦片，60%左右来自晋绥边区。1944年，几乎全部来自晋绥边区和日本占领区。《延安日记》提及，贺龙部队所在地晋绥边区，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判断，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是从1942年至1944年。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

在中共鸦片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

陈永发指出，军队中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等也做鸦片生意。

1943年1月29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延安日记》还提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长期做鸦片生意。

虽然有严格的统销政策，鸦片黑市仍然存在。1943年十月十九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法币和边币比价，牌价一与二二，黑市有至一与五六，甚至九者。原因是黑白二物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份子作祟所致。拟在一二月内做到消灭黑市。”

国共“鸦片战争”

在中共进行鸦片贸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禁烟政策。而国统区是中共鸦片的主要销售地，这势必引起尖锐矛盾。

与矛盾而来的就是国共之间的“鸦片战争”。国民党曾几次派人到邓宝珊驻地榆林和绥德一带购买鸦片，后转运到平凉和关中一带倾销，以打击中共鸦片统销政策。

事实上，国共军队间也有秘密的鸦片贸易。

忻州当地作家杨峻峰，1957年出生。1975年，杨峻峰在神池县农具厂工作，遇到老木工谷三。谷三是神池县大磨沟人，当时50多岁。谷三曾在八路军工作。他对杨峻峰讲了很多事。

让杨峻峰记忆最深的，是八路军拿鸦片换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活动范围就在山西北部。

谷三介绍，国军有武器，而八路军有鸦片。双方有交换的需要，会事先沟通。交换都是秘密进行。

在具体交换中，八路军将鸦片埋在野外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之后就离开了。国军过去，按照约定方位把鸦片挖出来，再把八路军需要的武器放进去。这些地方一般位于山区，比较隐蔽，但又不偏僻，人容易去。在双方整个交换过程中，人不见面。

国民党部队当时不允许贩卖武器，都是偷着卖，私下想要鸦片倒卖。

杨峻峰告诉笔者，神池县大磨沟另有一位老人丁执中，现已去世。丁执中1937年8月当兵，曾任连长。他是八路军里面负责拿鸦片换敌占区白银的主要执行者，13年职务没有动过。

阎锡山是实行禁烟政策的，提倡“烟赌脏欺的自治禁绝”。

《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为中共鸦片贸易提供了佐证，“至鸦片一物，禁种我省已经禁绝，禁吸实未除根。而邻省则因有土匪之故，大种而特种，现款之输出该省者，尤为不可胜计。”

在1942年1月17日的《阎锡山日记》中提到，“此次七十三师营长党金堂等四人之执行纪律，我们是万分的痛心。”

日记中所讲就是阎锡山军队与“河西某单位”拿武器换鸦片的事。

当时的参与者是阎锡山军第七十三师第二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党金堂等四人，驻守大宁县黄河渡口。他们与中共辖区相关部门以货易货，从中谋利，被人告发。阎锡山获悉后，令党金堂等四人自裁。第七十三师师长高悼之奉命后，着团部军医勾鹿付给毒药。四人服毒而死。

1944年4月28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访问，毛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但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但怎么掩盖几百公顷土地都已种植的事实呢？

答案正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

参考资料：

“忻州鸦片档案”

《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1990年12月《新史学》一卷四期）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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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xfbd · 9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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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wuzhang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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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到底有多「腐」：谈谈明清小说中的同性恋描写

写于2002年左右，传统文化课作业。从周朝一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过同性恋相关的记载和描写。明代以前主要是诗歌形式为主，比如《诗经》。明清以来，男男之恋、女女之恋、男女之恋常见于小说中。只是，总的来说，多数作品格调未免流于低下，无非床上风月、野地淫行而已……

以下为正文

或许是由于精神分析学的渗入，及同性恋研究在中国的「解冻」，再加上近年来发表空间向网络拓展的缘故，从五四至七十年代末几为空白的同性恋文学，先于1970年代末在台湾「复出」并形成一股潮流，又于1990年代延伸至大陆，迄今为止，已产生不少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复出」，经历了八十年左右的空白。

但这并不能说明同性恋文学在中国是无根之木，它也并非全从外国横向移植而来。要看到，在如此漫长的空白之前，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存在着描写同性恋的部分。所以研究现当代的同性恋文学，不能不追溯到古典文学。

而古典文学中，又以明清时期最多，且大都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对明清小说中此类题材的研究，便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本文拟就明清小说涉及同性恋的部分加以论述，其中或有纰漏之处，还望方家们指教。

先看一下明清以前的情况。

周朝民歌，如《诗经》中的《郑风》，「子馻」一章的不少内容，经考证都被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词句，均可能和同性恋有关。《战国策》之魏策、楚策，《韩非子》之《说难篇》，以及《汉书》之《佞幸传》，分别记载了为后人熟知的「龙阳」、「安陵」、「分桃」、「断袖」等故事。

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弥子轿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轿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韩非子·说难》中的「分桃」典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男风较前为盛之故，这类题材的诗歌开始多了起来。阮籍的《咏怀》中的那首「昔日繁华子」，明显是歌颂同性恋的。此外，刘遵的《繁华应令》，梁简文帝的《娈童诗》，以及晋张翰的《周小史诗》，梁刘永的《繁华》，刘孝绰的《小儿采菱》，无名氏的《少年》，昭明的《伍嵩》等，都是对男风的歌颂之词。

唐朝出现了这方面的传奇，李翊《陈子高传》专门记载了陈茜（陈武帝）与陈子高的故事。宋代可能是理学兴盛的原因，这类题材较少见到。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的潘章和王仲先「共枕树」的故事。这些都为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有的还是明清小说直接采用的题材。

从上文不难发现，明清以前描写同性恋的作品以诗歌居多，这与明清两代大异其趣。明清自然也有此类诗歌出现，如郑板桥《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吴梅村《王郎曲》等，还有人把女诗人吴藻献给烟花女林姑娘的《洞仙歌》，也列为同性恋作品。

珊珊琐骨，似碧城仙侣，一笑相逢淡忘语。镇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见个依幽绪。兰针低照影，赌酒评诗，便唱江南断肠句。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吴藻《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

吴藻与林姑娘，作者未知，图侵删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对明清男风之盛有着详细的介绍。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到了清朝，清王朝为汲取前朝荒淫腐朽而亡国的教训，曾严禁官吏狎妓，所以同性恋又成了一种泄欲方式。明代覆亡后，不少遗臣和文士既不愿靦颜以事新主，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披发佯狂，寄情声色以自娱，狎妇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溺于声色之好就不大会起来造反了。

另外，

「明代中后期，在倡导『心学』性情的口号下，产生了一大批的艳情小说，这些小说适合了晚明的腐败政局，统治者亦曾深为忧虑，但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个后遗症久留给了清朝，进入清代以后，这些艳情小说作为媒介，变相发展，于是造就了清朝这些小说的肆意泛滥，如果清圣祖不力加禁毁，其蔚为大观的景象更加难以想象得到。」[1]

在这种背景下，同性恋描写在小说的大量出现实数必然。很多作品都有同性恋描写穿插其间，如《金瓶梅》、《红楼梦》、《续金瓶梅》、《初刻拍案惊奇》、《石点头》、《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怜香伴》、《情史》、《艳异编》、《明珠缘》、《怡情阵》、《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桃花影》、《杏花天》、《梧桐影》等。更有一些专门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如《断袖记》、《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其中，有的致力于性行为的描写，文中多有自然主义的流露，有的则以同性爱情为主题；有描写男同性恋的，也有写女同性恋的；有反映历史上社会风俗百态的，有的则文学性更强一些……或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这些小说中，偏重于性行为自然主义描写的居多。《金瓶梅》中的金道士、金的徒弟、陈敬济、花子飞天侯林儿、西门庆、西门庆的书童、王经等人的同性行为，纯属性欲的自然描写，没有感情可言。《初刻拍��惊奇》之《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中，西山观道士黄知观，平时养着两个小道童，耽溺男风；《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中，讲了一个老和尚和徒弟搞同性恋，又与徒弟相争一农妇的故事。《怡情阵》中，白琨与窗弟井泉及蓝应贤三人皆为同性恋者，而井泉与白琨及白妻、丫鬟等又行极为混乱的男女乱交之事。《梧桐影》，全名《新编梧桐影词话》，又名《新编觉世梧桐影》，其中述及王子嘉与叁拙和尚的同性性行为。王与高氏通奸，高氏淫性甚高，王本领不济，抵挡不住，听说叁拙和尚采战有术，便主动献身做龙阳，从叁拙学习采战之法，两人遂如夫妇，或同床奸宿，或分头渔色。《宜春香质》分风、花、雪、月四集，《弁而钗》分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集，每集五回，两者合计有八个中篇小说，而《龙阳逸史》则是二十个短篇小说的合集。这三部明末的同性恋小说，格调极为卑下。《龙阳逸史》的作者甚至抱着「鸡奸一事，只可暂时遣兴，那里做得正经」的态度写作，落笔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涉及身体器官和性行为处，毫无保留，虽然这样的书不能说没有任何文献参考价值，但全书几乎皆以肉欲为导向，未免使之偏颇。《宜春香质》夸叙少年孙义与「一十八人轮流冲突」的荒谬事迹，《弁而钗》则写翰林凤翔化名混迹其间，专营苟且勾当。其余如《桃花影》之丘慕南对魏玉卿实行先骗后诱的奸情，《绣榻野史》中的东门生与赵大里，《浪史》中的梅素先与陆珠，都不过是对肉体的贪恋。

也有一些写同性爱情的小说。如《石点头》卷十四《潘文子契合鸳鸯冢》，文笔雅洁，没有一点色情描写，即便是潘文子、王仲任的定情之夕，也写得很含蓄，不像《金瓶梅》等作品那样赤裸裸。可故事中男主角追求男性，竟是源于「偷妇人，有损阴德；分桃断袖，却不伤天理」的态度，且不惜暗设阴谋，「苦苦哀求」，只为得「一个可意种，来慰我饥渴」，最后虽然「自掘生圹」、「双双同逝」，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为着后庭花的恩爱，弃了父母，退了妻子，却到空山中」，真乃「人类中大异事，古今来大笑话」。

清陈森的《品花宝鉴》，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目为清末狭邪小说之首，较《九尾龟》、《海上花列传》等嫖妓文学犹有过之，可能是因为它写的主要是「闹小旦」，即达官贵公与男优的同性恋。书中所「品」之「花」全是男戏子。与那些只写同性性行为的小说不同，它力在赞扬一种比较洁净的同性之爱，作者让梅子云、徐子云诸名士，对喜爱的优伶「发乎情而止乎礼」，绝不涉及同性性行为。梅、徐们的态度，正如华星北所说的那样：

「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么？」

在小说中，杜琴言和梅子玉几乎很少见面，别提产生淫念了，就连任何一种肌肤之亲，都会给他们的恋情留下污点。这样柏拉图式的同性恋，未免有些矫揉造作，使《品花宝鉴》的人物显得滑稽可笑。

比较而言，较为含蓄得体的同性恋描写，当数《红楼梦》。《红楼梦》中同性恋的人物比较多，但贾宝玉、秦钟、柳湘莲等人的同性恋，作者着墨不多且闪烁其辞。仅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里，说及贾宝玉、秦钟「二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愈加亲密」，一个「腼腆温柔，未语先红」，一个「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并在闹学堂一段提及一些蛛丝马迹。薛蟠的同性恋倾向就较为明显一些，他对柳湘莲的爱慕与追求令人可笑可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未让描述沾上一点污秽之词。

柳湘莲痛打薛蟠

另外，书中不得不提的，是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一段着墨较多的同性爱故事。曹雪芹通过芳官之口，向宝玉，也向读者们讲述了藕官与菂官（一作药官）、蕊官的爱情。藕官三人同为卖入贾府梨香院习艺的女伶，藕官是小生，药官是小旦。

「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倒像真的一样儿。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她同样假戏真做，也跟藕官同性相爱。同伴问藕官「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藕官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以至于令宝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曹雪芹写同性恋，与《红楼梦》中其他部分一样，雅洁而含蓄，常借局外人语，或事后补笔，委婉陈述；且很少加以褒贬，只是让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自然发生，而令美丑自现，既能点破应说之事，又避免了污秽，不愧为传世经典之作。

87版《红楼梦》里的藕官和菂官

除《红楼梦》中藕官三人的故事外，女同性恋的描写在其他书中，也有少量出现。《金瓶梅》中，当西门庆留连妓女李桂姐时，潘金莲曾修书一封，调寄《落梅凤》，情词真切，表达自己对西门庆的相思之意。但西门庆并未及时回家，而听信李桂姐之词，将潘金莲千数落、万数落，还偷偷地将她的一束头发送给李桂姐。潘金莲自从头发剪下之后，「心中不快，每日房门不出，茶饭慵餐」。郁闷和颓废之中，她和教她烧纸念咒、装神弄鬼的刘婆子，发生了同性恋关系。《续金瓶梅》中，女同性恋的性活动相当精细。《拉枯桩双妪夹攻，扮新郎二女交美》，及《同床美二女灸香瘢，隔墙花三生争密约》两回中，对金桂、梅玉二人的性爱有着大量露骨的描写。《杏花天》第八回，《探姑母潜室夜欢，两闺女密窥相思》中，有对玉娘、瑶娘的同性性行为的详细描写。李渔所著《怜香伴》中，崔笺云和曹语花等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此外，《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中，封三娘和范十一娘的缠绵情感，也极似同性恋人关系。

这些小说有的直接取材于历史典故，如无名氏的《断袖记》写的就是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冯梦龙的《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在《情外类》中选录了历代同性情事。其余则多写同代或近代。有的在勾勒社会风俗百态上着墨较多。典型如《金瓶梅》、《红楼梦》自不必说。其他如《龙阳逸史》，在明代男风盛况与小官生活的反映上，表现十分突出。《品花宝鉴》反映清朝官场的蓄男之风，及其原因——清朝律例对官员嫖妓的严禁，可称为又一本「官场现形记」。除了《金瓶梅》、《红楼梦》等少数作品社会性与文学性具佳外，还有一些社会性较弱，而比较注意文学性的作品。比如《弁而钗》、《宜春香质》，和《龙阳逸史》相比较，二者的社会性较弱，但文学性更强。而与此二者比较，《石点头》中的《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又胜一筹。

以上笔者对明清时期涉及同性恋描写的小说，作了一个粗浅的介绍及简评。而面对这些独特的文学遗产，我们应该如何将其准确定位呢？答案当然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辨正地看待。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研究这些小说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看到，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文化——或用李银河的话说，「亚文化」——同性恋的研究，对于展示一个社会的文化全貌，有着有益的补充作用。而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了解历史上的这种「亚文化」，能提供珍贵的信息，使文化中那些鲜为人知的部分「浮出水面」。明清时期同性恋小说的繁多，与明清社会上的同性恋风气关系密切。很多历史没有记载的东西，都通过小说得以不同程度的展现，并在读者的阅读中逼真地再现，这对我们全面而真实地了解明清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在文学界引起广为重视的「人性」的研究，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性」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同性之性」，就不能做到全面深入。明清时期艳情小说较为盛行，其笔触多为自然主义性描写的流露，较少道德说教等遮蔽，虽然难免流于淫秽狭邪，但其中穿插的性心理描写之详细真切，却不失为小说艺术的一个进步。而其中，同性心理的描写，对于了解性的复杂性，有其独特的贡献，尤其是《红楼梦》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的，无疑是一副细致深入的人性「内画」。还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看，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同性恋运动等其他现象相对应，在外国甚嚣尘上，国内也日见升温。古今中外的同性恋文学存在着一些差异和联系，尤其是中国文学中，五四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左右的空白更使同性恋文学在中国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而古代同性恋文学中，明清小说的份量又占了大部分。因此，研究它在后代同类小说中的传承、流变，以及与它们的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在明清小说中，涉及同性恋描写的，有很多纯粹为单纯的性描写，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从美学的角度看，很多作品都缺少曲折丰富的情节，也少有感人至深的形象。从道德角度看，也少有能激扬人性美好一面的作品。如此众多的男男相通、女女相通，甚至男女混交的场面铺陈，在作品中大肆歌颂赤裸裸的同性性行为，格调未免流于低下，无非床上风月，野地淫行而已。诚然，这种文学描写上的放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雅士们的放荡不羁，反映了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但说到底，这不能不归为一种精神上的极度颓废丧志。所以，在研究中，应当以谨慎的、批判的态度为主，才不失客观公允。

张文武／写于2002年左右转载请署名，并注明出处： http://wenwuzhang.com

注：

1.钟雯，《四大禁书与性文化》，第9页，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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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声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厄运连连。（大纪元合成）

当人们还唱着红歌，追忆战斗中的青春岁月时，殊不知一些当年誓死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著名人物却在深深地忏悔。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正是他的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被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1970年离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中共得到她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分凄凉，一直住在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她住高干病房，她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

以《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了晚年才醒悟。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延安，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当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多位中国红军领导人，在不同的英文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整理出版了这本书。这本美化毛泽东的书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外援，也促使众多不明就里的青年投奔延安。

斯诺书中所描述的只是中共的一面之词，因为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了解的只是中共希望向外界传递的声音，至于共产党内的严酷内斗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直到斯诺晚年1970年访问中国大陆时才如梦方醒，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才知道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有了深深的歉意。

斯诺夫人比斯诺幸运，她在斯诺去世后直接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之后，她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共，立即谴责这场镇压，此后成为中国人权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时至今日，那些追随中共迫害好人的人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呢？中共向来借刀杀人，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将你抛弃，你还会为它做替罪羊吗？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长达十九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迫害佛家弟子的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加之本身不信神，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

明慧网近期发表的《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两万人遭恶报》一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十九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26.5%，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972人。

通过粗略统计还发现，在遭恶报的20784人中有310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有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病很快好了。

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也不要像傅冬菊一样到晚年才忏悔，停止迫害，才是为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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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钟声：他们晚年为何忏悔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中共, 共产党, 张学良, 忏悔, 恶报, 毛泽东, 法轮功, 迫害, 遭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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