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当 Lazarus Liu(以下简称刘)完成了三年在英国物流专业学习回到中国,他很快发现国内已经和三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用手机支付一切费用。在麦当劳,便利店,甚至在夫妻小店,他在上海的朋友们都使用移动支付。
刘意识到,现金已经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款智能手机应用取代。
有一天,当他在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位跟他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士拿出她的手机支付菜钱,他终于决定要注册移动支付应用。
要得到支付宝账户,刘需要输入他的手机号码并扫描他的身份证。他自然而然地按要求做了,因为支付宝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可靠」的声誉,而且比起去那些冷漠、懒散,毫不在意客户服务的银行,注册支付宝几乎是一种乐趣。
他只点了几下屏幕就进入了手机应用。支付宝的口号总结了这段经历:「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支付宝体验下来非常方便,刘开始每天使用好多次, 从早上的第一件事——用外卖 app 点一份早餐开始,他就用上了支付宝。
他意识到,他可以通过支付宝「车主服务」功能来交停车费,于是他将他的驾驶证和车牌号码,以及他那辆奥迪的发动机编号输入了支付宝。这样,他还可以在支付宝 app 里买车险。
他在支付宝里预约医生门诊,不用再去排中国医院那著名的混乱队伍。
他还可以在支付宝内置的社交网络中添加好友。
当刘与他的未婚妻(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一起去泰国度假的时候,他们都是通过支付宝在饭店买单或是买些路边摊的小玩意儿。
虽然在度假和买车之后支付宝里所剩不多,他还是把余额都存进了支付宝里的货币基金账户——余额宝里。
他可以用支付宝里「城市服务」功能付电费、煤气费和网费。
就像其他迷恋于支付宝和微信提供的移动支付功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刘现在出门已经不带钱包了。
如果你住在美国,你现在已经习惯把你的数据交给公司了。
信用卡公司知道你什么付了酒吧账单,或者买了情趣用品。Facebook 知道你喜欢美味的烹饪视频还是 Breitbart 新闻节目。Uber 知道你去哪里以及你在路上的各种行为。
但支付宝知道所有这些关于用户的事情,甚至更多。
蚂蚁金服(庞大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旗下的支付宝有时被称为「超级 app」。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微信,则属于社交游戏巨头腾讯公司。
支付宝和微信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 app。
每当刘在手机上打开支付宝,他就会看到一屏幕整齐的图标,就像三星手机上的主屏一样。一些图标本身就是成熟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从支付宝的内部直接接入 Airbnb、优步或优步的中国竞争对手滴滴出行。
这就像亚马逊吞下了易趣、苹果新闻、Groupon、美国运通、花旗银行和 youtube 一样——而且可以吸取所有这些公司收集的数据。
一天,刘的支付宝主页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图标。图标的标签是「芝麻信用」。
就像支付宝母公司的名字一样,这个名字令人想起了阿里巴巴和 40 大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咒语「芝麻开门」奇迹���地打开了一个充满宝藏的山洞。
当刘触碰这个图标时,欢迎他的是一张地球的图片。
「芝麻信用是个人信用的体现,」下方的文字写道,「它利用大数据进行客观评估。分数越高说明你的信用越好。」
文字下方是一个按钮,按钮上用干净的白字写着「开始我的信用旅程」,他点击了这个按钮。
1956 年,一位名叫 Bill Fair 的电气工程师和一位叫 Earl Isaac 的数学家在旧金山的一间公寓里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
他们将公司命名为「Fair, Isaac and Co.」,但是最终这间公司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其简称「FICO」。
他们的主要创新是利用计算机驱动的统计分析,将人们的个人信息和财务记录转化为一个简单的分数,并预测他们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 FICO 之前,信用机构的主要依靠从人们的房东、邻居和当地杂货商听来的八卦来决定是否批准贷款。申请人的种族可能会被视为不利因素,其他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如混乱、道德败坏和「娘娘腔的姿态」等等。
Fair 和 Isaac 认为,算法评分是对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的更公平、更科学的选择。
FICO 的方法最终在 TransUnion、Experian 和 Equifax 等信用机构中流行开来。1989 年 FICO 引入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用评分,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办理抵押贷款或是被信用卡账单淹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过去的 30 年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没有多少运转着的信贷体系。
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维持着数百万消费者的记录,但这些记录通常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信息量。
直到最近,除了你自己办理了借记卡的银行外,很难获得任何其他银行的信用卡。消费者主要是使用现金。随着房价飙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金融科技咨询公司 Kapronasia 的负责人 Zennon Kapron 说:「现在你需要拎着两个手提箱来买房子,而不是一个。」
然而,建立一个可靠的信用体系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中国缺少一个第三方信用评分实体。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只有 3.56 亿智能手机用户。
在那一年,蚂蚁金服推出了内置扫描功能的新一版支付宝,用于读取二维码——一种信息量比标准条码多 100 倍机器可读标签。
(2013 年开始的微信支付有类似内置扫描功能)扫描二维码可以把你带到一个网站,或者接入一个应用,又或者把你连接到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档案。
代码开始出现在坟墓上(扫描以了解更多关于死者的信息)和餐厅服务员的衬衫(扫描给小费)。乞丐们把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大街上。
这些代码以一种全世界都不曾实现的规模将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联系起来。在启用二维码扫描功能的第一年,支付宝移动支付达到了近 700 亿美元。
2013 年,蚂蚁金服的高管们跑到杭州郊外的山区,讨论创造一系列新产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芝麻信用。
高管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支付宝的数据收集能力,根据个人的活动来计算信用评分。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由曦说。他在最近的一本书《蚂蚁金服》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议。
「如果你有支付数据,你就可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
因此,这家科技公司开始了「创造」一个评分的进程。正如由曦所解释的那样,这将是「你生活中一切活动的信用」。
蚂蚁金服并不是唯一热衷于利用数据来衡量人们价值的机构。或许是巧合吧,在 2014 年,中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开发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2014 年,国务院(中国的治理内阁)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跟踪系统,来评估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官员的声誉。
目标是,到 2020 年,每个中国公民都能被来自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文件所追踪,而这些文件可以通过指纹和其他生物特征来搜索。国务院称其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2015 年,蚂蚁金服成为 8 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发自有信用评分平台的科技公司之一。在这之后不久,芝麻信用就出现在支付宝应用上。
该服务跟踪你在 app 上的行为,以得到一个 350 到 950 分的分数,并给予那些分数高的人额外的津贴和奖励。
芝麻信用的算法不仅考虑了你是否还了你的账单,还考虑了你买了什么,持有什么学位,以及你的朋友们的分数。
正如几十年前的 Fair 和 Isaac 一样,蚂蚁金服的高管们公开谈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将如何向被排斥在门外的人开放金融系统,比如学生和中国农村人口。
对于超过 2 亿选择使用芝麻信用的支付宝用户,宣传语很清晰:你的数据将神奇地为你打开大门。
参与芝麻信用是自愿的,而且注册芝麻信用是否会影响、又会怎么影响个人在政府系统中的评级也尚不清晰。
蚂蚁金服拒绝让我采访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但确实提供了一份来自于公司总经理胡滔的声明。
「芝麻信用致力于在商业环境中建立信任,独立于任何政府发起的社会信用体系。」声明中写道,「在没有用户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芝麻信用不与任何第三方共享用户得分或潜在数据,包括政府。」
然而,蚂蚁金服在 2015 年的一份新闻稿中的确说,公司计划「帮助建立一个社会诚信体系」。
该公司已经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将拖欠法庭罚款的超过 600 万人的黑名单列入了芝麻信用数据库。
据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和大政府的联盟已经帮助法院处罚了超过 121 万的违约者,他们某一天打开他们的芝麻信用,发现他们的分数在下降。
正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彭蕾在《蚂蚁金服》中所说的那样,芝麻信用「将确保社会上的坏人没有地方可去,而好人可以自由行动,不受阻碍。」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 10 年,但在 2014 年就离开了中国,那时移动支付尚未完全实现。
如今,中国每年都有 5.5 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相比之下,2016 年美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值约为 1,120 亿美元。)当我在 8 月份回到中国时,我决心成为新的无现金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在从飞机上的睡眼惺忪之后几个小时内注册了支付宝和芝麻信用。因为我缺乏交易历史,所以我立刻面对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信用分:550 分。
在上海的第一天,我打开了芝麻信用,扫描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黄色自行车。
就像移动支付一样,中国的自行车共享文化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了,上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色彩鲜艳的自行车,乘客们随意地停在任何地方。扫描一辆自行车的二维码,app 上就显示了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可以用这个密码打开后轮。
骑着车穿过城镇大约 15 美分。然而,由于我的中等信用分,我必须先付 30 美元的定金,才能扫描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也无法获得无存款的旅馆住宿或 GoPro 租赁服务,又或者免费的雨伞租赁。
在数字世界中,我属于底层居民。
在中国,对「骗子」的担忧根深蒂固。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当销售人员打通电话或维修人员在门口出现时,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的分数可能并没有把我放在骗子的队伍中,但芝麻信用的一个承诺便是指认那些是骗子的人。
公司购买对用户的风险评估,详细说明他们是否支付了房租或水电费,或者出现在法庭的黑名单上。对于企业来说,这类产品被称为「省时利器」。
在腾讯视频网站上,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芝麻信用的广告。
一个商人在乘地铁时仔细观察陌生人。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个骗子,」他绝望地说。他那些试图避免声名狼藉的顾客的员工们在办公室会议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下层人员和罪犯的照片。
但接着——老板发现了芝麻信用,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员工们把墙上的照片撕下来庆祝。
对于那些行为良好的人,芝麻信用通过与数百家公司和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提供额外津贴。
汽车租赁公司神州租车允许信用评分超过 650 的人租车而不用交押金。作为对这一审查的交换,神州租车分享数据,这样如果一个芝麻信用用户把租来的一辆汽车撞坏了并且拒绝支付,那么这个细节就会被反馈到他或她的信用评分中。
有一段时间,得分超过 750 的人甚至可以跳过北京首都机场的安检。
刘在注册了芝麻信用两年之后,信用分已经逐渐接近 750 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一个上海市中心的商场里的 Forever 21 外面遇见了刘,他 27 岁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黑色的运动鞋,黑色的乔丹短裤,衬托出他的面孔白得好像在发光。一股黑色的头发帅气地垂到一边。
我们走进一家坐满了年轻人的星巴克,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着桃子冰茶,一边喝着抹茶法布奇诺。刘坐上了最后一张空桌子。
刘告诉我,在三年前皈依天主教后,他选择了 Lazarus 作为英文名,但他的宗教信仰多半是一件私事。
他认为芝麻信用评分也是一件私事;这些信息揭示出了一些有关其个人的事情,但基本上他不会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
他很少检查自己的信用评分。该数字就躺在手机的支付宝页面上,因为他的信用很好,所以没必要这么做。
从 600 分开始(最高可达 950 分),他的信用已经达到了 722 分,这一分数可以让他享有贷款和公寓租金方面的优惠条件,并且他和他的妻子还可以在若干个交友 app 上对其进行分享展示。
再拿几十分,他就能得到一张去卢森堡的精简版签证,但并不是说他有在计划这次旅行。
由于刘在支付宝上的交易和付款记录良好,他的评分自然也就提高了。但如果他忘记了支付交通罚款,那么评分可能就会下降。
而高分数带来的特权,也会在某天因为与消费礼数无关的行为而被取消。
2015 年 6 月,940 万名中国青少年参加了紧张的高考,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告诉记者,蚂蚁金服希望获得作弊学生的名单,这样他们的欺诈行为就会成为其芝麻信用的污点。
「不诚实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她承认到。善行无阻,杀鸡儆猴。
支付宝知道,8 月 26 日下午下午 1 点,我在上海的法租界区租了一辆 ofo 向北骑去,停车静安寺对面。
它知道我于 13:24 在静安寺旁边的商场里买了一袋零食。
它知道后来我坐上了一辆嘀嘀驶向住在西北部的邻居。
它知道我在 15:11 下了车并进了一家超市,它还知道(因为这家超市属于阿里巴巴,仅接受支付宝付款)我在 15 点 36 分买了香蕉、奶酪和饼干。
它知道随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于 16 时 01 分到达目的地。
它知道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
它知道我在 16:19 付了 8 美元用于亚马逊的配送费。在三小时的惬意时光中,其中一小时是在游泳池里度过的,它并不知道我的下落。
然后,它知道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外租了另一辆 ofo,骑了 10 分钟,并于 19:11 停在了一家人气较高的餐厅外。由于蚂蚁金服战略投资了 ofo,支付宝可能会知道我的行径。
芝麻信用评分背后的算法是一个商业机密。蚂蚁金服正式列出了五大类的评分信息,但是仅提供了最基本的算法方面的信息。与任何传统的信用评分系统一样,芝麻信用会监视我的消费历史以及贷款还付情况。
但是有些算法就带有迷惑性,或者更糟。
一个称为连接(connections)的信息类别考虑了我在支付宝上的联系人的信用。
特点(characteristics)类考虑了我开的是哪种车、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学。
同时,行为(Behavior)类一丝不苟地审视我的消费记录,专注于那些据称是与良好信用相关联的行为。
芝麻信用推出后不久,该公司的技术总监李颖赟告诉《财新周刊》,不同的消费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买尿布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信用评分,而长时间玩游戏则可能相反。
网友猜测,向慈善机构捐款(大概是通过支付宝平台上的捐赠服务)有利于提高评分。
然而,如果给小棕熊捐了 3 美元,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让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慈善家,或是证明了我的小气?
我开始着魔般地检查我的信用评分,但由于它每月只更新一次,那个数字并没有发生变化。
每次打开支付宝,我都会遇到一个使人惊慌的橙色屏幕。一个半圆形的表盘,上面显示我只达到了自身消费潜力的四分之一。
搜狐网站的一篇文章解释说,我的评分属于「普通人队列。」这一类别是指:「文化水平不高。退休或接近退休。」
这并不是称赞,因为许多老年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很多年受教育的机会。
据搜狐称,评分比我低的人只有 5%。
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做点什么来提高评分。
一天早上,我乘出租车去上海市中心外的一个别致的露天��物中心,与一个 30 岁的插画家陈见面。
我曾通过与陈在微信上的一个共同好友那里得知,她的芝麻信用评分等级为「优秀」,于是我想向她寻求一些建议。
我们买了咖啡,步行到一个露天座位区。陈上身穿着一件纽扣衬衫,内搭一件白色 T 恤衫,下身是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漂成了稻草色,两只眼睛下闪着一排发光的眼影
她的芝麻信用评分为 710 分,而她的支付宝背景色是平静的天空蓝。
她解释了提高信用评分的方法。
「他们会检查你有什么样的朋友,」她说,「如果你的朋友都是高分用户,那么这对你有好处。如果你有一些信用较坏的朋友,那就不好了。」
在支付宝上注册后,我给所有的电话联系人发送了朋友请求。
只有六人接受了。
其中一个是我曾经的英语学生,也可能是我在上海认识的最有钱的朋友。他拥有几家企业、一个车队和一个位于豪华住宅区的宽敞别墅。
另一个是我的老裁缝,她和她的家人住在一间单人房里,房间位于一个门窗褴褛的破旧房子内。
老裁缝与那个商人对我的信用评分的影响相互抵消了吗?还是我拉低了他们的评分?
陈说,她知道自己好友的评分,但不知道熟人或同事的。聊天室里有评分较高者去寻找同类,大概是为了提高评分。但总的来说,人们也只是猜测谁的评分可能会高、最好与谁解除朋友关系。
像陈这样的用户没有采取解除低分朋友(比如我)网络关系的策略,她向我保证不会这么做。
芝麻信用仍然是新兴事物,而一个熟人的低信用评分仍可能得到善意的解释,她说:「也许他们只是使用的时间不够长。」
在社会信用关系监督方面,中央银行或将针对一个更为广泛的指标发展,比如 FICO 评分,同时让像蚂蚁金服这种数据收集公司的评分信息计入在内。
无论其最终���构如何,更大的社会信用体系「肯定会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蚂蚁金服》作者及职业记者由曦说道,「政府不希望让如此重要的人民信用基础设施被掌握在一家大公司的手中。」
一向被认为信用缺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去真正了解一个统一标准的系统。
去年五月的一天,一位 42 岁的记者 Liu Lu 打开了一个旅游 app 预订机票。
但当他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时,该 app 告诉他,这笔交易无法通过,因为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黑名单上。
这份欺诈人名单与集成进芝麻信用里的是同一份。
2015 年,Liu 被控因伪造故事而诽谤他人,法院判决他支付 1350 美元。他交了罚款,甚至拍了银行转账单并将照片寄给了审理该案的法官。
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的名字仍然在该名单上,于是他联系了法官,得知法官并没有收到钱,是自己当时把钱转错账号了。他匆忙地又转了一次,以确保法官收到了钱。这次法官没有回应。
虽然 Liu 没有注册芝麻信用,但是那份黑名单以其它方式跟随着他。
他被禁止参加大多数类别的旅行;他只能预订绿皮火车的最低等座位。他不能购买某些消费品或住豪华旅馆,也没有资格获得大笔银行贷款。
更糟糕的是,那份黑名单是公开的。Liu 曾因涉嫌「伪造和散布谣言」而被判入狱一年。狱中的记忆使他对这个更无形的新式惩罚不以为意。至少他有妻子和女儿。
尽管如此,Liu 还是将这些写进了他的博客以激起同情,并说服法官把他从黑名单上除去。到十月份,他的名字仍然位列其中。
「这些掌管黑名单的法院执行人员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他告诉我,「执行过程中的很多错误没有得到修正。」
如果 Liu 有芝麻信用评分,他的麻烦就更多了。
按照芝麻信用的设计方式,如果你被列入了黑名单,那么你的信用评分会螺旋式地下降。
首先是评分下降,然后你的朋友会得知你在黑名单上,会担心他们的评分会受到影响,并悄悄地与你解除联系人关系。
算法会注意到这些变化,然后你的评分会变得更低。
在我造访完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美国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公司宣布其遭到了黑客的攻击,致使大约 1.45 亿人的信用记录遭到泄露。
我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被这个突发事件狠狠地教训了一下。
我的信用卡号码在几星期前就被盗了,但由于当时我在出国旅行,所以不想冻结信用卡。当我试图事后弥补时,发现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挽回了。Equifax 公司的网站只遭到了部分的袭击,但它的电话线路则全部堵塞了。
在绝望中,我注册了一个叫做 Credit Karma 的信用监控服务,该机构可以显示出我在三大信用评分机构中的其中两家的信用评分,但需要我呈上自己最为私密的信息。
这个信用表盘类似于芝麻信用的那一个,其上的数字和彩色编码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得知自己的信用下降了几十分。有人以我的名义盗刷了四五次,但我没有意识到。
现在,在地球的另一面,有两个追踪系统在追踪我的信用评分。
但是,这些只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几十项评分,其中,许多来自于类似芝麻信用所使用的行为和人口统计指标,而大部分则由一些公司掌管,用户并没有选择的机会。其余的评分是我们自愿进行的。
美国政府不能合法地强迫我参与一些以数据驱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但我每天都把自己的数据交给了私营公司。
我相信这些公司足以能够参与其大规模的评分实验。
我在脸书上发表我的想法和感受,并在亚马逊和 eBay 上留下了大量的购买信息。我在 Airbnb 和 Uber 上给别人评分,并且有些太过于关心别人对我的评价。
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伟大的超级 app,而数据代理商所编制的评分主要是用于更精确的广告定位,而不是运用社会控制。
但是数据聚合器可以通过身份解析(identity resolution)的过程,使用我留下来的线索来合并我所产生的各方数据。
你吃抗抑郁药吗?经常向零售商退货吗?填写网上表格时名字全部大写吗?数据代理商会大量收集所有这些信息。在中国,你甚至会受到朋友的牵连。
2012 年,Facebook 申请了一种信用评估方式方面的专利,它可以将你在互联网上的联系人的信用评分考虑在内。
该专利描述的这种工具可以提供有关你朋友的平均信用评分,并拒绝向该平均值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申请人提供贷款。
此后,该公司修订了其平台政策,以禁止外部贷款人使用 Facebook 的数据来确定信贷资格。
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可以自行决定进入信贷业。(「我们经常寻求的专利技术,是那些我们从不会实施的,以及不会揭示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Facebook 发言人在回应信用专利方面的问题时说到。)
「可以想象,在未来人们会查看其朋友的信用评分是否降低,然后解除他们之间的不利关系。」马里兰大学 Carey 法学院大数据专家 Frank Pasquale 说,「这太可怕了。」
数据代理商时常完全搞错。
数据代理商 Acxiom 公司会提供 AboutTheData.com 网站所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它认为我是一个高中教育水平的单亲妈妈,并且「可能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
而事实上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硕士学位,并且甚至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但要挑战这些评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未被告知它们的存在。
我对芝麻信用算法的了解,比对美国数据代理商的评分体系如何评价我,更为深刻。
正如 Pasquale 在他的《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其本质上是一面「单向镜」。
离开中国后,我通过微信再次与刘联系。他给我发了一张的截图,他的芝麻信用评分自我们相识以来提高了 8 分。他的屏幕阅读体验「非常棒,」字体已经变为了软斜体。
我们谈到了一种新的面部识别功能,被称为「微笑支付」,是蚂蚁金服在杭州的一家肯德基概念餐厅里推出的。
餐馆的墙壁上装饰着巨大的白色电话。点餐时,你只需点击食物的照片,然后面朝手机,输入手机号确认付款就行。
一开始,智能手机消除了人们对钱包的需求;现在,微笑付款可以消除人们对手机的需求。你所需要的只是你的脸。
刘并不急于尝试微笑支付。芝麻信用网站的「政务」页面显示,蚂蚁金服与中国各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以合法化其面部识别功能,但这不是令刘感到不安的原因。
在国外学习期间,他曾玩过安卓的面部解锁功能。他的室友有和他一样的方下巴,曾数次成功解锁他的手机。
「我觉得这可能并不安全,」他给我发了短信,「我想看看这是不是 real thing。」他用了英文 real thing 以作强调。
在和刘聊天的同时,我也打开了芝麻信用。我的评分增加了四分。
「你还有改进的空间。」支付宝微妙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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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次疫情如火如荼的在全球蔓延,第二次庚子赔款的呼声渐起。在此危急存亡之春,世界各国也正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满楼风。从三月中旬至今不到一个月时间,部分国家已经从专心抗疫,变成了边抗疫边寻求追责的可能。这一点,无论从这些国家的官方还是民间的舆论上,已经露出了相关苗头。
1900年,岁在庚子。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慈禧太后一举向十一国宣战。战败后与八国签署《辛丑条约》,约定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这次疫情如火如荼的在全球蔓延,第二次庚子赔款的呼声渐起。在此危急存亡之春,世界各国也正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满楼风。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出现庚子赔款的情形?
在本周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指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么这里的「外部环境变化」指的什么?
从三月中旬至今不到一个月时间,部分国家已经从专心抗疫,变成了边抗疫边寻求追责的可能。这一点,无论从这些国家的官方还是民间的舆论上,已经露出了相关苗头。
一.官方声音
(一)联合国–源头调查
祕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将建议安理会召开会议研究最新疫情,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先团结起来共同抗疫。待疫情结束后再对病毒源头展开调查。
(二)美国–矛头直指世卫
1.总统川普认为「我们不顾世卫组织的反对而做出了做出了关闭边境的决定。所以当他说政治化时,他才是政治化。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进行一项研究、调查(世卫组织),然后决定我们要怎么做。」
2.国务卿蓬佩奥说:「国际组织必须尽职,到达预期的目的。」
3.副总统彭斯表示:「我们要得到答案,我们将建立问责制,正如美国人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
4.参议员格雷厄姆认为「世卫组织将不会在下一个预算法案中获得美国的任何拨款」「世卫在撒谎、行动迟缓,他们一直���隐瞒实情。」
5.白宫顾问纳瓦罗:「他们打压了人与人之间关于防范病毒传播的信息交流,他们拒绝将其称为大流行病。他们基本上不鼓励旅行禁令。这种行为是我们见过的最严重的事情之一。」
6.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克萨利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
7.联邦参议员柯顿和霍利共同发起《2020李文亮公共卫生问责法》草案,该法案内容为授权美国总统制裁扭曲隐匿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外国官员,包括签证限制、冻结或限制相关人士在美资产的交易。
8.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在给谭德塞的信函中写道「你作为世卫组织的负责人,甚至赞扬中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的『透明度』」
9.联邦参议员萨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中国的说法是错的。我不谈论什么机密信息,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在新冠问题上,中国过去撒谎,现在撒谎,以后还会撒谎。」
10.联邦参议院致函要求谭德赛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未来美国将如何为世卫提供资金的问题回答议员的提问,并说「如果中国能够在早期就获取真实的数据并与世界分享,将对各国防疫有极大的帮助。然而,数据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可验证性。」在这种情况下,世卫还称赞中国在疫情问题上「具有透明性」。
(三)英国–紧跟美国步伐
1.英国国会外委会报告:「世卫和他国一些科学家故意误导,导致了大流行关键早期阶段的分析不正确。」同时呼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20国集团」。
2.英国政府科学顾问向约翰逊首相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低报确诊数字,实际感染比公开报出来的要严重15到40倍。
3,英国会下院外委会主席图根哈特说:中国「像传播病毒那样迅速传播不实信息」。
(四)其他国家政要发声
1.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谭德塞说中国武汉没有病毒,要是世卫早点预警,各国也能早点应对。
2.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表示,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似乎是一个「惨痛的笑话」,「如果中国说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了控制,人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3.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在Twitter上发文,指中国医疗设备生产商趁火打劫,借疫情牟利。
4.巴基斯坦—前内政部长马利克写信给联合国祕书长建议其组成新冠病毒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病毒是否是人造的及其来源地。
5.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提交议案。提议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农地,作为对澳洲政府的赔偿。
二.媒体声音
1.美国《纽约邮报》:美国会考虑通过联合国或欧洲人权法庭,向中国采取法律行动,因为中国在1月至2月期间,于全球购买数千万保护衣和20亿只口罩,同时禁止3M等公司出口N95口罩和手套等医疗装备。
2.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公布该报官网发起的一次读者投票结果显示,92.5%的读者赞成向中国索赔。6%不同意。
3.该报还报道了一份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的报告:全球大流行给七国集团(G7)造成约3.2万亿英镑的巨大损失,而「此前试图隐瞒疫情信息」的中国本可以减轻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
4.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显示,全美国7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对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负责。
5.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早在去年12月底台湾就曾警告世卫有人传人风险,但世卫没有重视。
6.土耳其《每日晨报」(Daily Sabah)》报导,土耳其律师阿克珀纳尔表示,境内可能会出现针对病毒造成死伤和经济损失而向中国政府求偿的诉讼。
7.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宣称,这场危机让澳大利亚平均每人都要花费5000澳元,中国对此负有「特殊责任」,「赔偿金」最高5088亿元人民币。
8.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底严厉谴责中国提供假信息,科学家警告他说真实疫情数据应是中国通报的15-40倍。
9.法国《世界报》报导,在1月22日、23日的世卫会议上,中国代表向委员会和总干事施加了压力,称「宣布全球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不可能的」,与会成员在现场激烈辩论。结果武汉封城后,世卫组织仍然拒绝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0.美国《国家评论》称,在向中国索赔方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并没有有效的强制手段,因此建议美国可以尝试说服其他国家,在科硏及经贸合作方面对中国施压,还可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游说有中国投资的国家没收中国国营企业资产来补偿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
三.民间发声
1.美国国务院免疫学家伯克斯表示,中国的数据让人错以为新冠是另一场SARS而非全球流行病,「因为我认为可能瞒报了大量数据,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而后又发生在西班牙的真实疫情。」
2.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的儿子、国会议员爱德华发推特表示:中国再次选择隐匿某些严重事件,以逃避指责。他们原本可以拯救无数人命。
3.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副教授坎吉认为,根据医疗数据研究推测,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约在3万至6万之间,最保守值还比官方数据高出近10倍之多。
4.土耳其大学生切利克巴什致函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承担隐匿武汉肺炎疫情的责任并「赔偿」。
四.发起诉讼
美国佛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已发起集体诉讼案,5千多名美国人加入了这场集体诉讼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爆发与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原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为此作出赔偿。
美国律师拉里?克莱曼向德克萨斯州北部的联邦法院起诉,控告中国研发生物武器,致病毒全球大流行,并要求赔偿至少20万亿美元。
美国纽约的医护人员.也起诉了中国政府,认为其对疫情处理不当,恶意囤积抗疫急需的用品,阻止物资出口等
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申诉,指控中国审查讯息隐瞒疫情,还一度拒绝对中国的感染者进行旅行管制,导致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
埃及律师近日提起诉讼,要求中国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万亿美元。
看完上述介绍,应该认同我国「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基本事实了。当然,你也许会说,这都是吓唬人或闹着玩的,杞人忧天,根本不会发生。
但既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做好应对这种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就应该居安思危,站在对方角度,进行索赔的可行性分析,不打无准备之仗。
第一,索赔是否大概率发生?
目前看,各国暂时虽然是民间表态为主,官方态度貌似不明朗。但英美已经开始问责世卫。向世卫问责,且矛头直指隐瞒疫情,毫无疑问这是给未来捆绑中国做铺垫。因为世卫的数据是中国给的,同时也始终与中国站在一起的。这才有了国内媒体「保卫谭德赛」的呼声。
在此我也提示大家特别应该注意他们民间和民调的声音。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以民意为基础从事的,西方国家的政客几乎不会逆民意行事,更不会对民众不感兴趣的议题发难。现在披露的民调都是三月份所做,那时英美等国疫情刚到爬坡期,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民众心理承受范围。当这两个数据越来越高,越来越惨烈的时候,该国民众迫切需要宣泄的民族以及民粹主义诉求亦会急剧攀升。这一方面会让当地政客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但同时,媒体必然顺应民意,登高一呼,压力巨大的政客也必然会随声附和。
第二,会有新八国联军吗?
最悲观估计可能会有八十国。因为,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焦头烂额的与病毒搏斗中,主要政客根本无暇他顾。执政党派现在并没有表态,一方面是观察国内民情,一方面观察国际动向,并且不排除在私下已经开始相互串联/打气。
而前一阵我国新闻发言人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情况下,单方面抛出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入中国这个说法,不但激怒了美国,也刺激了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眼里,疫情源头毫无疑问来自于武汉,在没有实际证据且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支持情况下甩锅美国不成功后。而作为各方面实力远远弱于中美的自己,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背锅侠?这种心理驱使下,有可能把一些摇摆国家,推向美国怀抱。
从现在美国的国内官方/民间/媒体三方氛围看,美国第一个站出来,成为索赔的带头大哥的可能性相当之高。
当各国承受着疫情打击以及疫情结束后的经济衰退等多重惨痛损失的时候,有个大国站出来向中国索赔。我认为多数国家的政客,应该会参与。这样做的好处,无疑可以把防疫结果不理想的锅甩给中国或世卫,以最大限度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同时万一索赔成功,还能弥补一部分损失,并向民众炫耀成果。即便索赔不成功,也没有增加什么损失,还可以向国内表示:你看美国也没办法,我努力了,只能这样了。在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心理作用驱使下,羊群效应的发酵,会随着参与国家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最终形成八十国联军这种索赔声势就成为了可能。
第三,病毒的源头在中国吗?
首先定义一下源头。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源头,是指病毒的来源。以萨斯为例。经过14年的追寻,我国的p4研究所科研人员终于在广西的一个山洞的蝙蝠身上发现了萨斯的原始病毒毒株。这个发现一是历时很长,二是结果至今未能被科学界全部接受。况且,这一次还有病毒是被该研究所泄露说法。因此用十几年时间来扯如此复杂的科学问题,显然不现实,这些国家也必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而联合国对此不具备强制力和约束力。
所以这里所说的源头,是指疫情从哪里发生和哪里蔓延的。是指的这个事件的起源而非病毒的起源。就像萨斯的事件起源一样,全世界包括中国从来没有过争议。萨斯就是从广东省顺德地区开始发源,传播到北京后爆发,再经由香港传向世界其他国家。
而关于这次病毒的源头,毫无疑问是武汉。理由有二,一是汇集全世界流行病学家提供的病毒样本的网站(https://nextstrain.org/ncov/zh)所统计的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3123样本,至今全部3123个病毒共同祖先都来源于武汉。这是科学实证,而且最早的病毒信息,都是由中国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湖北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这些官方机构上传的,完全没有任何造假或栽赃的可能。二是,关于发言人所说九月份美国军人传入的说法。只看看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今天的美国的令人震惊的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就可以知道以新冠病毒这种恐怖的传播能力,半个月就能搞瘫痪一个城市(武汉),一个月就能崩溃一个国家(意大利),两个月就能让美国感染人数超过50万,三个月让全球百万人感染且死亡超过10万。如果这个病毒在12月份之前就在武汉以外地区存在,那么这些地区是怎么做到在武汉以后爆发的?怎么做到只感染武汉一地不感染本国及周边地区的?如果有不隔离,不封城,不深度打击经济就能控制病毒的能力,这些国家为什么在压制几个月后,不玩了,放任病毒肆虐?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同时也是国外政府或媒体从来没有人接受我国发言人说法,去质疑源头来源于武汉以外地区的根本原因。
第四,索赔理由是什么?
当前我国媒体还在一厢情愿的指责索赔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肚子坏水,或者不应该用一场灾难向同样是受害人的国家索赔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先思索一下,你这种指责能阻挡人家索赔的脚步吗?你这时候难道不是赶紧站在索赔国家角度来想想看,他们打算怎么说怎么做,来备战备荒而不是骂大街吗?
他们是不是仅仅就因为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而发难?显然不是,因为萨斯那次就没有这么做。
那么这次会从哪个角度发难哪?回头看一看各国官方/媒体/民间的声音,不难发现。就一个核心词:瞒报。这应该就是最终索赔理由。但萨斯那次我们也瞒报,而且还为此处理了两名高官,不也没被追究吗?同样很简单,萨斯之前没有相应的国际条约约束。
而在萨斯结束后的2005年,全球194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卫生条例》,中国当然是缔约国之一。该条例第六条要求:各国迅速、及时、准确地向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潜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充分详细信息,以便采取预防世界大流行的措施。第十条:各国须在24小时内按要求提供及时和透明的信息,并参与对所出现的风险进行协作评估的工作。因此,我推测,各国会援引这一国际条例发难。
第五,索赔证据和指控逻辑是什么?
我们现在罗列一下对我们不利的证据,目前有利的证据没必要例举,因为拿出来就能压住对方。下面重点分析一下我认为他们已经掌握的一些不利证据及其指控逻辑。这些分析仅限当下能够通过公开渠道轻松获取的资料。
李文亮事件,该事件的过程不再赘述,只看结果。从目前国内外相关新闻来看,几乎没有正面评价,均为负面。而且该事件在全球眼球效应十足,传播范围广泛,这个证据我认为具备很大杀伤力。这个从美国议员提出用他的名字命名法案就可见一斑。
数据真实性质疑,这应该是未来双方攻防的一个重点问题。在此仅举一实例,《南华早报》3月13日披露官方资料显示,11月17日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到2019年最后一天确诊病例达266宗,到了2020年首天已增至381宗。而武汉市卫健委官方网站的消息披露截止1月12日24时,确诊病例41例。此后五天均报告无新增病例,但一名殉职的医护人员夏思思的确诊时间是1月14日。
因为中国最早爆发了疫情,并把数据向世卫和世界各国包括本国都进行了公开披露。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中招,也跟我国一样获得了相关数据,死亡率/确诊率/重症率/治愈率等等。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包括中国人民的���朋友伊朗在内的国家,���始质疑数据,这又是为什么?
在目前各方暂未抛出各种证据之前,质疑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作为第一个面对这个病毒并仓促应战的中国,与世界上医疗水平最高且准备显然要充分得多的美国的数据,相差太悬殊。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还是美国的3-4倍。你从正面理解,是你防疫得当,如果人家从反面理解,你是故意在隐瞒哪。
比如治愈率,我国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同样一月中开始感染的日韩台新这些国家的治愈率大致在20-30%之间,学过统计的都知道,在同一个问题上,会有误差,类似于这几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误差,属于正常范围,但20%和90%之间的差异,跟中国与美国的感染人数为8万和50万的距离一样巨大,这在统计学上完全不成立。爱国群众的结论可能是,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都错了,就我国对了。或者他们针对中国修改了数据?这种理由,你能说服自己,能说服其他国家吗?
特别是在全世界各国数据汇总并交叉对比后,本国数据跟谁的数据趋向于一致,人家就会相信谁的话。让我们继续观察后续情况吧。虽然爱国群众继续可以把治愈率高解释为我国医疗水平厉害。如果是这样,国家对外公布了自己有效治愈的方案和药品了吗?而且对于我国已经采取一省包一国策略,去救援仍在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伊朗等这些疫情比中国现阶段严重的多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治愈率是否迅速提升,达到或者接近了中国这个水平?我们已经公布的数据是完全无法修改的,一旦数据误差和发展趋势跟大多数国家不一致时,这些国家相信中国还是指控中国的国家,答案不言而喻。
3.关于人传人问题。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在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Dynamics of the initial spread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文章。网址链接: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316这篇文章显示,武汉大约每7.4天病例数据就会增加一倍,自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包括李医生和夏护士都是人传人所感染。从这个论文可以知晓,我国的部分医疗或者科研人员在元旦期间就已经获知人传人证据。但是世卫组织1月14日才宣布有限人传人,我国1月21日正式对外公布存在人传人。这篇全部由我国疾控中心专家联合发表的论文,无疑又是一个颇具杀伤力的证据。
4.关于疫情通报问题。我国新闻发言人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实际上,根据其他各国反应看应该不止通报了美方,还向港澳新加坡日韩等等多国同步进行了通报。我认为这里也许会存在隐患,因为目前双方都没披露,使用通告方式,以及历次通告内容是什么?如果人家拿出你发的电邮,证明你当时通报内容是: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话,基本上坐实了你向国际瞒报的事实。如果你说的不可防控,又与你在一月中旬的所作所为不相符合,这一点非常尴尬。
5.关于世卫组织。不管在人传人问题还是防疫表现上,世卫一直力挺中国,这也导致了他现阶段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曾经支付4亿美元费用的美国准备停止付款,这对于世卫这类民间组织无异于釜底抽薪,其他国家没有能力可以堵上这个经费窟窿。目前看,至少在人传人这个问题上,世卫组织显然具备两个嫌疑,要不是不认真审查科学证据的失职,要不就陷入串通中国瞒报的渎职指控。不管是哪个,现阶段,第一背锅侠的角色几乎呼之欲出了。
6.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不是1月23日,而是提早三周实施严格防疫,可减少全球95%的感染。
上面几个证据,除第6条外,其他基于的都是中国媒体或者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报道或者论文。很容易被人家拿来作为证据针对中国。如何应对确实存在重大考验。
第六,索赔的成功性有多高?
1,目前已经发起的诉讼,基本都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在所在国发起。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非经被告国家同意,都有免于受审的权利。因此这些诉讼只是一些炒作,可不必关注。
2,目前可以操作的诉讼选项中,只能由主权国家提出,比如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欧洲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等发起。这属于常规打法,存在现实可行性。
3,上面说的仅仅是常规打法,而非常规打法,则是可以采纳英国提出的建立一个临时性机构处理的模式。发起类似于波茨会议的组织,然后召集中国协商,协商成功多方签约;协商不成,由该机构自行制作决议,然后督促中国履行。
如果我国不履行,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不管是国际法庭的裁决还是波茨坦会议的决议,都不具备被动执行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履行,理论上可行,但后果不好说。假设只有一两个国家,你不履行,他除了谴责,也没其他对付你的办法。如果你面临十几或者几十个国家的决议,你面临国际责任和道义压力显然很大,一旦赖帐,将在国际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七.会不会有战争?
战争一般会在完全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发动的,而且,自二战以后,全世界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除了个别区域的局部战争外,一直没有过发生世界大战。而且世界大战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实力相当的阵营。自从冷战结束后,这个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包括美国都没有一个群殴八十个的实力。所以作为被索赔方,真的面临十八路诸侯围困虎牢关时,董卓也仅仅勉强自保,哪有主动出兵的道理?
对方会不会出兵哪?仍旧是上面的那个答案:民意。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一定是民意推动的,绝不是几个人能最终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人宣扬911是五角大楼策划的阴谋论,美国本土还有很多人相信。那是因为这样才能给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足够的理由。在面对本来就不是一个上纲上线的敌我矛盾问题时,从各国民众的反战情绪来看,发起战争的民意基础严重不足。
同时还有重要一点,中国是拥核国家。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政府非常重要,谁也不会想擦枪走火,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美国,他们比谁都清楚这里的利害关系。六零年代中苏战争,苏军失利后准备核报复中国的时候,美国强硬制止,逼迫苏联最终放弃了核攻击计划。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旦发动核打击,最大风险会是整个地球的毁灭。因此我们看到,美国都会容忍跃跃欲试研发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这么久,仅仅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主动对核国家发起战争的可能性远远低于讨伐那两国。
当然,即便是跟上一次庚子一样,最终签约同意赔款,仍然存在变数。满清的庚子赔款实际没出那么多钱。为啥,因为随即爆发的一战中中国选择了参战,立刻对敌对方的德奥拒付了赔款,与中国一个阵营的其他国家也都纷纷进行了退款。所以,最终并没达到条约所约定的那么大的损失。
但这种完全拼人品的事。属于买彩票「赌国运」行为。把拥有14亿苍生的国家,用赌博方式来决定他的未来,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行为。
也许疫情消退的喜悦还挂在脸上时,一个索赔的浪潮,会向我们席卷而至。
海啸时,每一片水花都不是无辜的。
这个每天都在创造历史的大时代,会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始终牢牢绑在一起的。最终,在滔天巨浪中形成的每一朵小水花,落在每个人头上,都会变成一个家庭的海啸。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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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主张美国动用私掠船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
离开人体病毒究竟可活多久?美国官方研究报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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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夏小强的博客
原文链接:八十国联军索赔之可行性研究报告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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