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连续发现两个我关注的帐号发表过乱港言论我tm，哎

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在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就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议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成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识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 思考它如何阻碍了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不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给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塑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题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达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起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的。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例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壤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暴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和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疑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个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动。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作者： 练乙铮

踏入本世纪一零年代，两制在每一环节上都遭大幅削弱。精英陆续吸纳进政协等统战机构，原有香港体制不断变质，局面不断破损，不少香港人感到前路茫茫。但我认为香港并非无险可守，因为还有一道最后屏障：文化区隔。

2019年6月12日，香港反送中集会

今年10月1日，我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主办的香港政治前途研讨会上介绍了香港文化独立的概念。“文化独立”这四个字，既有历史与学术内涵，也在当今香港政治环境里有现实意义。容我先聚焦后者，替这论题作一定位。

几年前，为缓和本地年轻“独自派”当中的激烈抗争情绪、希望幼嫩的新民主运动能够避开政权的严酷打压，我提议大家可朝“法理港独”的方向思考，即在现存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建构一种重理性的港中区隔，以抗衡京港当权派致力推动的港中融合。

缘起

法理港独涵盖甚广，包括“国祚尽时的港独”、“研究型港独”、“双赢港独”等等。“文化独立”也可以是法理港独的一种，寻求在进取性的“政治独立”以外，开辟一个宽阔温和的空间，以巩固年轻人最重视、却所剩无几的“香港性”。这是一种主要是认知领域内的心智探索和说理活动，是内向防守性的，政治上非进取的。

踏入本世纪一零年代，两制在每一环节上都遭大幅削弱。精英陆续吸纳进政协等统战机构，原有香港体制不断变质，局面不断破损，不少香港人感到前路茫茫。但我认为香港并非无险可守，因为还有一道最后屏障：文化区隔。

这是一道人人可守的天然屏障，因为文化这回事，广义而言，就是人伦日用、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图像影画方面的所有大小事物。我们参与其中，无时无刻不承传着它、改变着它，分别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以及自觉之后又怎么做。

我并非说文化这个屏障很易守。其实文化也是重灾区，语言文字有点守不住，出版界、娱乐界和传媒——所有一直以来有体制可资依附的文化活动则几乎完全失陷。香港人不能再寄望体制提供可靠的屏障。

体制不足靠

在伦敦，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我一向尊敬的李柱铭先生讨论。他认为没必要提文化独立，因为香港本来就和中国不一样，最大分野是我们有法治。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文化层面很广，法治和守法精神仅是其中部份；而且，法治很靠体制，中国只要在体制里再动点手脚，多释几次法、换一些人，香港的法治就崩溃。文化的独立不止于“不一样”，我们需要培植一种政权搬移不动、会生根的东西。

体制既不可靠，剩下的一片，就是体制所不能及的社会空间。然而，便是在这片仅剩的文化空间里，要加强港中区隔，也不容易。原因是，港中文化尽管差异甚大，但论上层主流，则大体同一，即我们熟知的中土汉文化。这是一个港中之间的现成通道，透过它，中国文化产品源源不绝渗透香港。以娱乐为例，本来流行香港的粤语剧、日剧、韩剧，七七八八都被中剧淹没了，尤其在中小学的最年轻人当中。

还不止此，便是有意识作港中区隔的朋友，也无奈失语，以致要捍卫香港人的语言，打出的旗帜却只能是捍卫“粤”语；试图在整个文化领域别树一帜，却只能把分野画到五岭山脉，认同于“岭南文化”。如果我们意识到，正音粤语及其所出自的上层岭南文化，都是中土帝国主义文化扩张的一部份，那么当我们喊出“捍卫粤语”、“承传岭南文化”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在寻求港中文化区隔，而只不过是争取保留一点地方色彩、争取站到中国文化的某一个角���而已，虽然那也是一个受古今中土政权冷待、歧视甚至打压、早晚要清扫掉的角落。那是很悲哀的。文化独立不是仅仅争取保留地方色彩。

不仅仅是保留地方色彩

我们是在这样的逻辑、事实和现实之下谈论文化独立的，因此困难。

不过，我讲的文化独立却不是对抗性的，并不以汉文化乃至汉化了的岭南文化为敌。相反，我自己十分钟情汉文化，非常尊敬孔夫子这位古人的学养和品德，这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历史范围里，非对抗性的文化独立有重要先例可缓。

70年来，中国文化受马列毛共抑制，死水一潭。但是如果香港发展出迥然独特、与中不同的文化，便是政治上始终独立不了，永远是中国一部份（那是可预计的将来里接近1的高概率事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显然也会非常正面。因此，文化独立是一种双赢独立。做得好，中国无需打压亦无从打压。

世界史范围里的两个最重要的非对抗性文化独立事例，大处其实大家耳熟能详。头一个发生在日本。日本文化从中国独立出去，始于宋元二朝交替、蒙古军队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之后的时段，之后经过数世纪才大致完成，远远落在日本政治独立之后。日本的政治独立，一般认为始发于日本史上的飞鸟时代：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日人小野妹子代表倭王向中国隋炀帝递国书，上款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表明日本的独立国地位。

为什么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独立出去，是要待到宋元交替的时候才有意识地开始的呢？日本中国史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对此有论断。

宋元交替——日本文化独立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而成为其主体文化，在周秦时期开始，至唐宋达峯；宋朝理学几乎无延迟地传到日本，成为其知识阶层的显学。但是，宋朝文化鼎盛，竟败亡给文化发展相对原始的蒙古人。更匪夷所思的是，宋朝不单覆亡了，大批南宋高官和知识分子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不少还赶紧钻到元朝政府里做事。这包括宋末大儒许衡，以及后来当上忽必烈的宰相的刘秉忠。刘是所谓的“紫金五儒”之一，其他还包括郭守敬、王恂等人。刘根据《周礼．考工记》对天子之都的详细想像，负责建造了元大都，即北京古城。其他四位“紫金五儒”和刘一样，都入仕蒙元。日本人对其文化母国如此轻易就在华夷之防的大问题上整个崩溃，其知识分子不仅反抗无力，连意愿也几乎没有，简直看儍了眼。这是一个最强烈冲击，是日本文化独立第一因。

第二因是随之发生的“蒙古来袭”。1271年，蒙古帝国中国部成立，随即侵占并臣服高丽。忽必烈的强大水师于1274、1281年两次渡过日本海，抵达今天福冈沿岸博多湾一带登陆。第一次无功而回。第二次以数倍兵力进犯，依然占不到上风，最后遇上“神风”，蒙古舰队全军覆没。日本人于是认为这是上天之意，大和民族遂自命为神的子孙。

有此二因，日本知识界生出了文化独立的清晰自觉。然而，这个文化独立不是对抗性的，日本人至今珍视中华文明，甚至让中国人有礼失求诸野之叹，那是大家熟知的。内藤湖南在他的论文集《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一书里，对其后几百年日本国民在多领域里的文化独立实践有很详细的分析，我会另文介绍。

以下谈美国文化从英国文化独立出去的过程。

不是地球村

美国于1776年宣布在政治上从英国独立出去，过程非常痛苦。前一年开始的抗英战争打了八年，最后在法军的支持之下得胜。1783年，英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承认美国独立。美国当时的人口只有250万，战争中牺牲7万，即2.8%。其后英国并不甘心失去大片殖民地，继续在经贸方面封锁美国；美国国内中上阶层亲英派大批移民加拿大，造成美国经济不振，而加拿大却得以繁荣。紧张关系终于导致1812年的英美战争，史称“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英军一度攻陷华盛顿，连白宫也烧毁了，比火烧圆明园还厉害；打了三年，英国方肯罢休。

读这段美国史，会发现一个我们今天在“地球村”观念深入人心的思想境况之下容易忽略、却不难明白的事实：美国立国初年的民族主义很强烈，“他”、“我”分野明显；支持独立的爱国派（Patriots）和反对独立的精忠派（Loyalists）之间的敌意，绝不比今天香港独统二派之间的少。

其实，美国自立国之初、包括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以降的多位总统，无一不为巩固新生国家的主权、建立美国人政治身份认同而焦虑无间。第五任总统James Monroe（门罗主义的提出人，华盛顿总统很看得起的一个晚辈），更是其中表表者。美国史家Harry Ammon替他写的传记《詹姆士．门罗——民族身份认同的追求》，是迄今学术界公认最好的。Ammon在序言中特别提醒说：“1776年那辈美国人并不把美国革命仅仅理解为切断与英国的连体关系，而视之为一次创建全新体制的事情。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在美洲建起一个在根本原则和国民气质上与旧世界迥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并以此为己任。”

“与法国革命的领导人不同的是，门罗那辈的美国政治家并没有要拯救世界的使命意识。他们以建立新的美国体制为第一优先。他们相信，当这件工作完成之后，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的一个榜样，从而发挥精神上的感召力。”

华盛顿、门罗、特朗普：美国优先

有人以为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喊出“美国优先”的极右派第一人，但显然错了。无论特朗普个人品德如何恶劣，他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借用了华盛顿以至门罗等美国开国先贤的想法而已。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开历史倒车，却不能忽略，“地球村”理论是环球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意识形态，甚至可能成为了这个主义的发展工具。

可以这样理解，法国革命因为不是寻求独立，所以没有民族主义倾向，更不必提什么法国优先，因为那些概念都是离题的。它的使命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在阶级斗争的恶质上升华出人的解放。但美国革命却与此相反，是要联合各阶级，包括南方的传统地主、奴隶主和北方的新兴工业资本家，打倒殖民母国的主权压迫。两国的革命都没错，因为所处的环境和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同。

这个分野，对今天香港社运中的一个基本分歧——所谓本土主义和左翼民主主义之间的分歧，有参照意义。到底，今天我们在香港面对中共及其支持者的打压，其性质是更接近阶级压迫还是民族压迫？我们今天在香港推动的要民主、反极权运动，应该是直接求取无产阶级乃至人性的终极解放，还是先要联合各阶级各社群对抗一个外来的异体？

然而，相对于美国立国初期领导人汲汲于建立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区隔和独特的身份认同，美国的学术界却持续在177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唯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文化马首是瞻。

英国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美国立国的主要思想资源——宗教信仰（清教）和政治哲学（民主），都源自英国；赖以思想的语言，就更不用说。如何摆脱英国文化影子而自创一格，进而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是当时很少数美国知识分子不懈思考的大问题。

走出英国文化影子

1837年，爱默生（R.W. Emerson，1803-1882）发表了题为〈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说，完整扼要地提出创建新的美国文化的号召，后世思想史家尊之为“美国思想界的独立宣言”。之后的四分一世纪里，美国文化界人才辈出，他们的世界级作品都在此期间问世。爱默生所想望的，竟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了。之后逐渐成熟的美国文化独树一帜，品味和理路完全和英国不同，却承传了英国文化的所有优点，既有浓烈民族特色，也饱含普世价值。

在演讲词里，爱默生直白提出美国文化独立的主张：“我们在学问上当别国的学徒、靠挂别人的日子要完结了。我们周遭涌现的百万新人口，不能永远用外国干瘪了的余粮喂养。”

但爱默生并不摆出一副搞文化批斗的架势，而是小心铺排他的人文哲学，一种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已被古老历史埋没、必须在新大陆圹野的原始纯朴里重新发掘的人文哲学。他讲人性复归，讲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谈到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说：“按社会分工，读书人负责思考。在正常状态里，他是一个思考着的人。在退化的状态里，他变成仅仅一个思考匠，或更糟糕地，成为了一只学舌的鹦鹉。”

爱默生不排外拒古，反而鼓励人们读古代人的书、英国人的书；但“正如要创造地书写，也须创造地阅读。”

他认为读经典重在读出经典的原创意念而不在具体章句：“创作活动的崇高，变成了作品的崇高。游吟着的诗人是灵慧的，此后他的诗句也便是灵慧的。……（若这样想，）书本马上发出霉臭，指引变成指令。”

这是非常颠覆的讲法。我试应用在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建构和书写上。“中华民族”四个字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政治创意，建基于兴中会、同盟会的“驱除鞑虏、复我中华”在建国前夜一变而成为的“五族共和”。今天汉族人跳过那个创意而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说法，固然强烈认知民国以来的秋海棠叶形中国版图，却无法了解诸如西藏的长期不服、文革序幕是惨烈的蒙古内人党事件、台湾势必是新西兰的翻版、香港也生出分离主义，以及最近从新疆传出的那些不方便事实。

爱默生的颠覆

美国思想史家、约翰霍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Larzer Ziff的力作《文学民主：美国文化独立宣言》，介绍了六位美国19世纪上半期的思想家、小说家和诗人，并推崇其中的爱默生为先知。其余五位分别是：作家Herman Melville、Edgar Allan Poe、Nathaniel Hawthorne，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诗人Walt Whitman。

这些人并非个个都是自觉的文化独立倡议者。Melville开始写作的时候，甚至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不成教师，做小生意也失败，在陆地无以立足，于是索性报名当水手去捕鲸；那几乎是当时最低贱、最危险也最没有出息的职业，却造就了后来他的写作事业，让他写出新大陆第一本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白鲸记》；把小人物的小事迹写得顶天立地，那是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文学里未曾有过的。

又例如Hawthorne，非常保守，在南北战争一事上，他并不认为北方全对而南方全错，他要尊重各地区的人的生活方式，认为抽象价值不足以支持北方对南方动武。但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他的价值观念却十足前卫。我们拿他的代表作《The Scarlet Letter》（《红字母》）和之前英国文学所达到的最后高峯即所谓的novel of manners（我译作“态度小说”）做比较，就很清楚。

英国的“态度小说”，可以Jane Austen的作品《傲慢与偏见》为代表，主要是在现存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之下，透过细腻的笔法，写出“有教养”人物对情与欲的挣扎和克制，树立社会风尚典型。这种写作的社会目的和手法在18世纪末的美国也大行其道，例如Edith Wharton的《The Age Of Innocence》（我译作《纯真纪》），更可谓青出于蓝。大家记得这部小说结尾那幕，地点选在浪漫的巴黎，但男女主人公20余年不能相见最后可以相见却又彼此都选择不见，不可谓不感人，歌颂的是道德规范之下的自制与升华。

但在Hawthorne笔下的美洲大陆，政治解放不能不同时带来人性解放。《红字母》中的女主角有了私生子；她承认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愿意接受裁决，却认为情与欲俱出自心性，何罪之有。于是她把法律加诸她身上的两种惩罚——胸前须挂一个红色A字（A for adultery）、不得与人交谈——都变成自己的选择，甚至当舆论回心转意、对她的惩罚终止以后，她依然选择沉默。这和“态度小说”的主旋律比，乃南辕北辙。

篇幅所限，Ziff书中其他几位人物的作品和思想，不能一一介绍。

结语

日本和美国的文化独立都有其政治背景，都是在这两个民族国家从其文化母国作出了政治独立之后发生的。如果我们承用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把民族理解为“想像的共同体”的话，文化就是这个共同体自然分泌出的黏合物；当这个浑沌的物自身演化出他我意识的时候，文化就走上独立；但如果这个自觉了的共同体是受制于另一政治实体的话，就会本能地进一步求取政治独立，如同瓜熟蒂落。在这个论述底下，日本和美国的政治独立走在了文化独立之先，好像本末倒置、错了时序，还未做好准备工夫就发生了。一个历史解释是，这两起历史发展都发生在促生现代国际秩序的西伐利亚和约以外的时空，因而是可能的。在今天，国家观念和国际秩序普遍固化，政治独立就没有那么便宜。

不过，文化和政治到底是两码事，两者的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或先后次序。如果我的了解没错，余英时先生认为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其范式突破每每是一种内向超越，政治因素只提供其发生时的若干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思考和实践香港文化独立的时候，并不需要把政治的方向性带入文化空间作指引。

就今天香港文化已经表现出来的气质而言，其与古今中国文化的差异，已不亚于日本文化之于中国文化。但我们也应该特别虚心接受中土文化对香港文化几十年来的传统评价：我们的确还与那“文化沙漠”的说法距离不远，正如18世纪的美洲大陆，相对欧洲和英国文化而言，是一片蛮荒。然而不可思议的是，Ziff笔下那六位美国文化独立的理论和实践先驱，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竟然都是在1837-1861那短短四分一世纪里同时涌现的。好像时不我予，但观近几年香港文化界年轻人的跃跃欲试和已有表现，我有理由期待这里出现同样的黄金突破。

参考资料：

1.《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内藤湖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中译本。

2.《James Monroe-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Harry Ammon，APB Press，1997 edition.

3.The American Scholar，Ralph Waldo Emerson，1837（speech）

https://la.utexas.edu/users/……kPEEEmersonAmerSchTable.pdf

4.《Literary Democracy-The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Larzer Ziff，Penguin Press，1982.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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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苹果日报

原文链接：练乙铮：论香港人的文化独立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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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 | 纽约时报

TRAVIS JEPPESEN   2019-02-21

平壤，晚上9点左右。

我和我在朝鲜的看管人S的车开进了清流馆空荡荡的停车场，这家餐馆位于宁静的普通江畔。

那是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旅行禁令生效之前最后一批访问朝鲜的美国人之一。

那是我五年来第五次访问这个国家，大家都认为美国游客很难去朝鲜，这促使我抓住一切来这里的机会。

前三次我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旅行，出奇得容易（尽管会遭到严密的监控和管制）；然后是2016年的夏天，我报名参加了金亨稷师范大学(Kim Hyong-jik University of Education)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朝鲜语课程。

现在，我又回到朝鲜，白天另外再上两周的语言班，晚上则悄悄在酒店房间里为我要写的书做进一步的笔记。

这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6岁的S第二次被分配来照看我，已经变得像个朋友了。

来到这个国家几次后，我听说年轻的情侣晚上会经常到普通江这一段散步。“我们来这里约会吗？”我开玩笑说。

S笑了。“是的，没错，”她说。“我们今晚和K同志有个约会！”

K（在本文中，我用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几个关键人物，以免他们及其亲属遭到报复）是安排我此次访朝行程的国有旅行社的负责人。

他曾提议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餐吧喝上一杯，那家店位于平壤东部，不远处就是主体思想塔。蜡烛形状的塔高达170米，樱桃红色的火焰灯彻夜点亮。金正日在1982年下令建造它，作为送给他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70岁生日礼物。

在平壤，司机得持有特别许可证才能在晚上11点后在外面逗留，9点出门感觉已经晚了。

我们下了车，去欣赏晚春的夜景。除了S和I，还有分派给我们的另一名向导P，以及司机。

通常来说，导游的任务是照顾一大群人，但因为负面消息层出不穷 —— 那是朝鲜与西方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新闻里全是试射导弹和监禁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他在朝鲜被监禁17个月期间陷入昏迷，后来死亡）之类的消息 —— 本来就不高的旅游数字更是出现了暴跌。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将是他们负责的唯一外国人。

经过除了我们之外空空荡荡的停车场，我们看到十来个人影在一辆敞开式卡车后侧和河之间穿梭，他们在把似乎是太阳能板的东西卸下，搬到河边，让它们漂浮在平静的水面。

我之前已开始注意到市内许多公寓阳台上的太阳能板 —— 对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说，这是解决电力短缺一种便利的方法 —— 因此也知道，放在水上是一种给它们降温的办法。

但是由于数量很多，看上去就像是让这些太阳能板浮在水面作展示，仿佛它们是待售的商品。正当我纳闷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时，P对着她的朝鲜同胞高叫起来：“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我欢快地附和道。

陪同的人立即止住了笑，低头看向地面。他们一时间忘了我是个学语言的学生：jangmadang是我不该知道的一个词。

Jangmadang通常翻译成“集市”，是指所谓的“艰苦征程”时期出现的非官方市场，后者是朝鲜政权给整个90年代中后期困扰这个国家的饥荒的正式名称。

起初它们是非法市场，朝鲜人赖以获得其月度配给的公共食物分配体系崩溃后，这种市场蓬勃发展起来。

在金正日统治后期，政府开始勉强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采取措施予以监管：征收摊档租金，控制价格，并对出售的货物加以监控。

在金正恩治下，针对民营企业的这类限制措施已经几近取消，jangmadang不再是形成初期的那种促狭的集市摊档，而是大量合法、非法、半合法的市场，售卖各种商品。

从近年的脱北者和侨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如今在朝鲜，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但由于政府尚未想出与这种新兴资本主义形式公开和解的方式，和外国人谈论jangmadang被认为是一项禁忌。

这真可惜，因为jangmadang的兴起可以说是朝鲜近些年来意义最重大的里程碑。过去几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来源于此。

朝鲜人或许被禁止同外来人谈论这个，但他们不再怯于炫耀自己的消费习惯，任何在近几年目睹过平壤街头展示的人都会认同。

对于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半数民众挨饿的国家，万宝龙手表、雷朋太阳镜和巴宝莉时装很难符合对它的刻板印象。

尽管极端贫困仍在困扰大量人口，朝鲜社会不再是贫与富的简单画面，而是拥有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多个社会经济阶层。日益壮大的上中产阶级在平壤最显而易见，但其它地区也出现了暴发户阶层，如港口城市清津以及和中国接壤的许多地方，那里合法和非法贸易在继续繁荣发展。

我在和向导们的尴尬沉默中煎熬着，努力想要重新开始谈话，但想不出从太阳能板这个话题能引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人影渐渐朝停车场走来，使我得以摆脱独自挣扎。

那是个37岁的男子，身穿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法兰绒衬衫，脚蹬荧光色耐克鞋。若不是胸前郑重地别着印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笑脸的胸章 —— 朝鲜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这种胸章 —— 我意识到，他很容易会被当成一名韩国同胞。

“K同志来了，”S叹着气宣布道。“终于。”

艰苦征程的成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苏联的垮台。

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苏联给朝鲜提供了用以维继政权的援助，如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做工粗糙的朝鲜产品。

对俄罗斯联邦而言，与朝鲜继续这种贸易援助在政治上毫无道理，更不用说在商业上。

根据一项估计，1990年至1994年间，朝鲜和俄罗斯的年度贸易额从25.6亿美元骤降至1.4亿美元。之后数年中，洪水导致危机恶化，朝鲜经历了灾难性的饥荒，60万至100多万人因此丧命。

由于粮食短缺，政府无法通过配给计划提供粮食，朝鲜人开始放弃官方的中央计划经济。

全国各地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销售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食品、香烟、日用品到非法外国出版物应有尽有。

根据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和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的著作《朝鲜机密》(North Korea Confidential)，这些摊点通常是由中年已婚女性经营的，她们令人不安地“使国家卷入了市场化”，被迫向当地的党干部缴纳“摊点税”。

2009年，在金正日治下，政府实施了一场灾难性的货币改革，试图关闭市场，并禁止国内市场活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被当作政府决策的替罪羊处决。

尽管如此，朝鲜政权未能兑现喂饱国民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jangmadang提供的灰色市场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今，朝鲜有400多个被批准的市场，拥有大约60万家商贩。货币改革令许多商人失去了财富和积蓄，此后交易的首选货币变成了美元和人民币。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90%的家庭支出都是在这些市场；它们实在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造出了“集市一代”这个词，他们从小就知道有它的存在。

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市场活动得到容忍；而且正如我在访问该国时亲眼目睹的那样，它们已经慢慢地进入了官方行业。

在密切观察朝鲜的人士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韩国经济学家金炳连(Byung-Yeon Kim)在2017年出版的《揭开朝鲜经济面纱》(Unveiling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一书中，率先提供了有关这种转变的确凿数据。

金炳连说，朝鲜非正式经济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拥有正式工作工人的80倍。

在国有企业中，大约有23%的员工同时从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在朝鲜所有的企业中，至少有58%的企业雇佣所谓的“8/3工人”，他们为了不去上班并参与非官方的市场活动而向企业支付一定费用；这些资金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形式，帮助它们继续支付正式员工的工资。

这种程度的系统性腐败代价高昂：从1996年到2007年，人们用于贿赂的支出估计占家庭总支出的5.2%至10.7%。

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据一些人估计，在最新一轮制裁于2017年秋季生效之前，朝鲜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4%。

“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金炳连写道。

但这种转变很难与该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天堂的形象调和起来，朝鲜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展示这种形象。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彼得·沃德(Peter Ward)的研究重点是朝鲜经济，去年夏天在朝鲜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研究政府出版物和学术期刊。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该国颁布了新的规定，解除了对“订单合同”使用的限制，只要它符合国家的目标即可。沃德在他最近的���客中解释说，订单合同涉及国有企业与客户协商制定价格。

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种市场力量，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解释说，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相反，在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供求经济���都在被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运用着。

每个朝鲜公民一出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被称为“出身成分”(songbun)的分类，它对本人是保密的。

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的类别 —— 忠诚、动摇和敌对 —— 还有51个子类别作为限定。

这个分类是决定公民一生际遇的主要因素。它和家族出身有关，基于一个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建国期间 —— 甚至更早 —— 所做的事情。

那些在1945年朝鲜解放前与金日成在游击战中并肩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人，被赋予了最高级的出身；他们的许多后裔如今占据着政府最高层职位。

那些被打上“敌对”标签的人可能是前地主的后代，可能是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后代，也可能是在韩国有亲戚的人或基督徒的后代；他们大多被派往朝鲜不适宜居住的山区，被禁止进入平壤或其他大城市，被迫以农民或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勉强度日，几乎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即使大多数朝鲜人不能明确知晓，凭着自己的居住地、祖先是做什么的、从通常自上学期间就开始得到的机会和遭到的歧视，通常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出身成分是什么。

出身成分显然是警察国家机构的一个明确组成部分，历史上一直和朝鲜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表明，随着朝鲜进一步走向自由市场，这种政治阶级制度也在受到侵蚀。

在2017年上一次访问朝鲜之前，我在首尔花了3个月时间采访脱北者。

其中一位是2006年离开朝鲜、现年30岁的金范希（Bomhee Kim，音）。她的童年恰逢饥荒年代，在那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了出身成分制度是如何开始像这个国家一样分崩离析。

她告诉我，一切都始于1994年7月8日金日成的去世 —— 好像伴随着伟大领袖的去世，不可避免地总会有大规模灾难。对当时只有五岁的金范希来说，这完全说得通。人们在全国各地的领袖塑像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纷纷落下眼泪。好像神也为之动容一样，天降倾盆大雨，毁坏了那年的庄稼收成。

到1997年，国家规定的对金日成的三年悼念期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和接班人金正日的领导下，宣传口径转向了奋斗与忍耐的信息。

朝鲜的工资一直很低，低到几乎没有意义的程度；所有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原本都应该由国家的公共配给系统提供。

随着俄罗斯撤走援助，配给很快就耗尽了。“父母告诉我，有一天，我们不再得到政府发的食物，”金范希回忆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奋斗了。”

金范希记得，她渐渐习惯了家乡的地上和附近的山里躺着死人的景象，人们会到山里去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包括老鼠和树皮。

公共分配制度崩溃后，饥饿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违反宪法，开始自己做生意。

由于通往韩国的路被地雷密布的非军事区阻断，数不清的朝鲜人越过边境逃往中国。

中朝边境也成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生存途径，各种贩子经常带着食物、商品和现金，以及像DVD这样的更非法的商品，在边境上往返，实际上让朝鲜人接触到了更广阔、更富有的世界。

金范希家里的地方离一座金矿很近，这时的朝鲜已经足够腐败，所以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人，就能从矿工那里直接买到金矿。她的父母以黑市价格搞到了未提炼的金子，在家里进行提炼后，以官方价格将纯金卖给边境那边的中国投资者，获得了利润。

她的父亲后来干脆用钱贿赂领导，不再去上班 —— 随着经济的崩溃，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停顿，所以上班也没什么可做的。

与此同时，金范希的母亲开始在jangmadang出售自制的食品。

从朝鲜偷带出来的视频揭示了这些早期市场的样子，它们是在大城市泥泞的边缘地带或隐蔽小巷里的原始集市，商人们把商品摆在地上铺的油布上、或装在普通的袋子里，自己则蹲在或站在货摊旁，如果有官员过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商品兜起来跑走。

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么死了，要么抛弃了他们）自发形成了狄更斯小说里那样的帮派。

他们会在集市上四处游荡，从购物者的背包里偷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分散小贩的注意力，以协助同伴们偷摊上的食物。

他们经常遭到毒打，甚至在与敌对帮派的战斗中被打死。

还有一些孤身一人的孩子，有的只有两三岁，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从成堆的动物粪便中拣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当场吃下。

金范希11岁的时候会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去批发市场，用1000朝鲜元（按如今的非官方但普遍采用的汇率，约合12美分）买100块糖，然后跟母亲一起在偏远农村地区的jangmadang上把糖果卖掉，赚取10%的利润。

朝鲜的社会主义再也没有从这种市场经济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虽然出身成分从未消失 —— 特别糟糕的出身仍是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大障碍 —— 但现在，人们可以想办法绕开它。

与我交谈过的另一位年轻脱北者能够得到在平壤居住所必须的许可证，当然不是因为她父母的出身成分 —— 他们的成分不坏，但也不太好 —— 而是靠他们的钱和商业关系买来的。

这位脱北者要求我隐去她的名字。

她在中国边境上的一座城市长大。在整个21世纪的头10年里，边界的管理比今天更松散，这种市场非常繁荣。

这名脱北者会弹钢琴，曾梦想在首都学习音乐。虽然她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但还是支付不起相当于1万美元的贿赂，让女儿进入朝鲜最好的音乐学院。

所以她做出了次好选择，与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直接谈妥。这位教授早就不再去上班，而是开始私下教授精英家庭的孩子。每月支付了食宿费和学费后，她可以住在教授家的一个空余房间里，在平壤学习钢琴。

据金炳连在近期的脱北者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雇员的平均月工资略低于2200朝鲜元，约合26美分；而在jangmadang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为172750朝鲜元，约合21美元。（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平壤目前的大米价格是每公斤4200朝鲜元，约合51美分。）

虽然历史上的情况是，脱北者从韩国给他们仍生活在朝鲜的穷亲戚们寄钱 —— 这个情况类似于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 —— 我已从几名脱北者那里听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富有朝鲜人每个月给他们在韩国读书的脱北子女寄几千美元。

这些人属于中上阶层和上层，他们不只是在jangmadang卖东西，还在纺织和海鲜等行业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从事贸易。

如今，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几乎可以从事任何他或她想做的盈利活动。

这些活动都能得到政府部委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本质上是一种拿回扣的商业伙伴，他们然后再给自己的上级送回扣，这种做法一直延伸到统治家族及其伙伴。

一些报道朝鲜的记者把朝鲜政权比作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

当我们的车越过宽阔的大同江上的大桥进入东平壤时，路口的红灯让我们停了下来，前面可以看到一座有弧线屋顶的长长的建筑。“那是柳京健康中心，对吗？”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K同志。

“是的，是的，”他点头答道。

“街对面的那个呢？”我指着一幢有闪亮的蓝色反光立面的新建筑问道。“那也是柳京吗？还是它有别的名字？”

K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去过那里？”他不相信地问道。

那不是他的公司经营的旅游线路上的正常一站。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进到那里。

我的确去过那里，那是在过去的一次由K同志的竞争对手安排的访问中。

新健身俱乐部的设施令人印象深刻。

一层的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定制西装、丝绸领带、精美的皮夹、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手表。一个零食店出售各种各样的进口软饮，包括越南包装的可口可乐系列产品。

与某些评论人士散布的观念相反，这些不是只为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而摆样子的地方，那天在男更衣室里的20几名顾客，看上去真的被我和选择与我一起来享用这些设施的同团另外一名外国男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这些设施包括传统的朝鲜桑拿汗蒸幕，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我在首尔偶然光顾过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带有人工瀑布的室内游泳池。

K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是……柳京健康中心的附属。”他的用词小心翼翼。“但这里带斜面屋顶和室内溜冰场的主楼……你也到过那里吗？那是给普通人用的。”

最近两次访问期间，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普通人”这个词。

它通常带有一丝贬义，显然是指下层阶级：工薪穷人，农民和劳工，那些没有幸运地受雇于某个被认为可获利且有地位的场所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得以进入街对面那样的地方；它也指那些缺乏精明头脑和关系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在jangmadang的灰色市场世界或者国有企业管理高层中出人头地。

我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一间卖进口处方药的商店和另一间服装、家具和家居用品综合商店之间的一道楼梯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K同志最爱的餐吧大同江啤酒吧(Taedonggang Beer Bar)。

里面全是木、铜、镀铬的华丽装饰，雅致的昏暗灯光，身着礼服的调酒师。若非平板电视上正播放着牡丹峰乐团(Moranbong Band)的演唱会，而不是球类游戏，我可能已经在想象自己身处芝加哥或波士顿某处的高档体育酒吧了。

店里客人不少，包括朝鲜的雅皮士，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后，他们松开了领带和中山装衣领。

有一种当地说法形容这些人：dongju，即金主。

这些人无疑不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也代表着平壤民众中日益壮大的一个比权贵低一级的群体：新富阶层。他们不大会去市场看摊，而是从摊位收租，并在名义上受雇于官方部门的同时，参与jangmadang的其它经济活动：从负责运送中国走私货物的物流，到经营商店和企业，从这类货品的销售中获利。

我的看守人们和我选了张桌子坐下，K同志则去吧台点了几份啤酒和一份泡菜煎饼。S虽然名义上仍是导游，但最近升到了管理岗位。

我问她没旅行团的时候她一天都在干嘛，最近基本上都没什么旅行团。

她害羞地笑了笑，说：“噢，坐着，想想打发时间的新点子。办公室的一些男同事《魔兽世界》已经打得很娴熟了。”

像我见到过的大多数朝鲜人一样，她不想过多谈论她工作时一整天都干了什么，但根据我之前访问朝鲜时她无意中吐露的内容，以及她无休止地响起的智能手机，我已经拼出了一幅朦胧的画面。

S的家庭远非普通人家。她所称的做“商人”的父亲曾在海外某朝鲜大使馆待过多年（K同志也是）。她和父亲都会时不时出国到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旅行（K同志也是）。她做厨师的母亲经营着自己的餐厅，特色是欧洲和美国菜，并提供外烩服务。

有一次，S直白地问我在目前生活的德国是否有认识的生意人，这人要有比较大胆的作风，不太在意违反制裁。

我问她感兴趣的是哪类业务。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法国化妆品、IT服务（她告诉我她的兄弟是个天才程序员）、用于制作假发的人发。

“什么都行，真的，”她说。

在金正恩2011年继承权力之后，其政府的核心是所谓的“并进”政策：经济和军事（如核武器）同步发展。这在很多方面是他父亲军事第一政策的继续，该政策不仅扩大了朝鲜常备军的规模，还让军方要员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重权。

但在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恩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并进”政策正式结束。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已经完成，并取得了“胜利”。

虽然外界一直在争论，金正恩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弃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春季宣布消息之后，军方高层出现了人员调整，可能表明金正恩的决定在军方导致了某种不和谐，军事机关也普遍出现降级。

金正恩继续宣布，向前迈进的唯一关注点将是发展经济，同时启动外交程序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除在新加坡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简短会晤外，金正恩迄今已和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进行过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文在寅曾反复表示，他相信金正恩的意图是真诚的。

众所周知，想弄清朝鲜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会很困难，但在经济自由化与外交政策转变之间，乐观的解读是，金正恩想要开放朝鲜。

曾撰写过多部朝鲜现代史专著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对这一问题尤为乐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相信，金正恩正朝着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选择的方向迈进，”他对我说。

“我认为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朝鲜可以用中国和越南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月以来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动态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过去25年来，这一直是朝鲜的目标，但他们发现很难明说出来：在苏联解体后，以某种方式让美国来解决它的战略性问题。”

为让经济实现有意义的增长，朝鲜将需要美国和联合国取消经济制裁，允许朝鲜获得商品以及尤为关键的资金。

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对金正恩的举动深表怀疑，鹰派朝鲜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要糊弄美国，让它取消制裁，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

问题仍然在于，铁板一块的朝鲜政治体系能否经受住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力量。

这个等式的关键可能是“金主”这些人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鉴于朝鲜公布的可靠数据很少，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阶层。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金正恩已经开始依赖金主，金主也依赖于金正恩政权的生存。

生于俄罗斯、在朝鲜读过书的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认为，在苏联的垮台过程中，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不满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不同的是，金主担心朝鲜政府的崩溃，以及随后同朝鲜半岛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朝鲜不得不与韩国这个全球经济巨头竞争，让朝鲜人处于次一等地位或者更糟。

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的贫穷 —— 以及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普通人”起家的事实 —— 因此认为，维持现状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金主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阶层；他们只是想让政府不要管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发财了。

喝了一轮啤酒后，K同志告罪说他不得不提前结束此次聚会。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去南浦出差。

在我们起身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上面印着千里马的图案，千里马是亚洲神话中的一种长翅膀的马，以惊人的飞行速度著称。

它令人想起金日成在1950年代末提出的千里马运动，那是一场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旨在通过“思想激励”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给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授予千里马骑手的头衔。

此外，政府还鼓励员工少喝汤，以减少上厕所的时间。

千里马运动被誉为朝鲜历史的里程碑，但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声称，它所带来的不过是疲惫、营养不良的朝鲜民众和一系列粗糙、劣质产品，只是昔日政府经济措施失当的又一个例子。

K还递给我一盒绿色的香烟。“这是平壤的新潮品牌，”他笑着说，然后压低了声音:“精英就抽这个。”

我大声念出生产它的公司名称:“Naegohyang”。—— 我的家��。

在收银台前，我打算买单，但K同志挥了挥手，从他的杜嘉班纳衬衫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50美元钞票，抽出一张拍在桌上。

女服务员的手指在袖珍计算器上舞动，而后找钱给他，其中有美元，还有几千块印着金日成笑脸的朝鲜元。

K同志满脸怒容地把美元装进口袋，把朝鲜元推回给女服务员，我们慢悠悠地走到停车场，司机正在那里等着。

（Travis Jeppesen是一名作家，其最近的著作是《在平壤与你再次见面》(See You Again in Pyongyang)。本文是他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221/north-korea-black-market-economy/

阿姨20140718天津秘传心法

此谈话开始于20140718晚7点左右。在当天上午，阿姨进行了《希伯来主义与清教共和主义》讲座。录音由匿名人士提供，由豆瓣mhb1整理。整理者提醒：有一些段落相当重要。 【关于上帝律法的体现】 现在好像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成两块，认为自然科学是有规律的，人文科学是没有规律的。中世纪的思想不是这样的，它认为，上帝的律法是一致的，是包含一切的。自然哲学——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科学，和律法之类的东西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上帝律法的体现。有句话叫做，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是大自然。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是我去解剖跳蚤，就能揭示上帝存在一样。你如果用两分法来看，这就是莫名其妙的话。但是当时的人肯定认为这不是莫名其妙的话，因为上帝的规律是一致的，在跳蚤身上、在玫瑰花身上是一致的，在圣经上和律法学家身上也是一致的。但是同样一个源头向不同方向，就产生出不同的东西：律法产生出法学、法学产生出宪政理论；自然哲学就产生出自然科学。但是这些仍然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说，它强调规律一致、存在，这一点你没法证明。你怎么能证明世界一定是有规律的？你难道跟我抬杠说，物理常数是这个值，那完全是偶然的，在别的宇宙中间物理常数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没法证明。你只能相信就是存在规律，而且物理常数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的话，或者像现在所谓后现代科学说的那样，那么整个科学就解体了。后现代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结果就是虚无主义，然后科学在这种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评五行】 五行这种东西不光是中国有，我想，印第安人或者希腊人也有差不多的类似的玄学体系，发展的形式上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思维方式倒是一样的。比较特殊的倒是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倒不如说是原始思维、巫术思维是人类自然普遍的思维，因为儿童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儿童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联系性的，他觉得是，钉子扎了一下，不仅跟他的伤口有关系，而且跟那个钉子有关系，他可能在钉子上面敷药而不在伤口上面敷药，这是儿童自然而然的想法。儿童也认为他自己的理念有杀人能力，比如说有了一个恶念，就跟真正动手是差不多的，都是巫术思维的体现。可以说是，巫术思维是人类自然的、本能的一种东西，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特殊的倒是有人能够超出巫术思维的范围。所以需要解释的应该是特殊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东西。 【创造文化的基因库来源】 我觉得山顶上、海岛上可能还残留着一个比较丰富的基因库，汉人南下的时候，基本上是把原住民给挤到山上去或者挤到海岛上去。本来长江以南估计是山越或者是类似马来、博罗尼西亚那种人的天下，这些现在估计是跟台湾的高山族是差不多的人，也就是留在山顶上和太平洋各群岛的人。这些人数很少的族群里面，可能拥有很大的基因库，而人数很多的汉人却可能只拥有很小的基因库。所以，可以设法把他们的基因库解放出来。通过复兴地方文化和蛮族文化，发挥创造新文化的作用。 【关于英国和罗马的异同】 英国和罗马有相似性，因为他们都是习惯法成长起来的。罗马法在早期也是习惯法，西塞罗以后才总结成为成文法。习惯法的宪法有灵活性，不像成文法那么僵硬，所以休谟这些人比较英国宪法的时候，都觉得稳健性是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它和罗马相似的地方。但是罗马的帝国结构和英国的帝国结构是截然不同的。英国毋宁说是希腊式的，大英帝国是一个很松散的东西。如果说有谁能像罗马帝国的话，那就是美国，凭借强悍的群众性大军横扫全世界。英国的殖民征服是希腊那种形式，用很少的战舰去控制几个口岸就行了，它不搞直接统治。罗马人有必要搞直接统治，直接统治靠的是大量的流血，大量的流血就要有本国丰沛的人口，这个只有美国有这个条件，英国是没有的。所以要说世界上有谁能做罗马帝国的话，那就只有美国了。 【问：有这样一种说法：“英国早期的封建是：我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你很难说英国国王有它描写的那种巨大的权力，能够一直控制到附庸的附庸上面。不要说是威廉王当时，就是说玫瑰战争及以后的事情，你从沃里克伯爵(Richard Neville, 16th Earl of Warwick, 1428-1471)那些情况上，从伊丽莎白时代北方两国的情况，你都可以看出，哪怕到都铎王朝初期的话，守边的各位伯爵的藩属，仍然是不认英格兰国王的。你可以说征服者威廉暂时享有了比法兰西国王更大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不是因为它的封建制度跟法兰西的封建制度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因为威廉携战胜之威，本人又是特别精明能干的人，所以暂时比那些软弱的、又打了败仗的国王要强。但他一死，他那些打不了胜仗的、个人能力又不强的国王，你就很难说他比其他的国王要有更强大的权力了。查理曼(Charles the Great, 742~814)在世的时候，他搞的也跟罗马帝国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他死了以后，马上就暴露出来，法兰克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的体制，只是碰巧有那种特别有能力的人，好像他真能管住所有人。但是这种局面是靠他本人个人的才能，而不是靠它的制度，换了一个人就不行了。 【问：犹太基因在欧洲政治的最早显现大致以什么为标志？】 是长老制的共同体的出现，像是斯特拉斯堡共和国那种组织出现。这样的城市本来是根据封建特许权成立的，它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如果他的市民自己出来要根据圣经另外制定一个约法，那么性质就不一样了，这等于说是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做法，严格说来这等于说是撕毁了原有的封建成熟体制。他那个特许权没有完全独立于城市，特许权是领主授予的特许权，根据这个特许权他们实行自治，这个特许权是他们法律的根源。你如果要摧毁这个法律根源，就得引用更高的法则：来自上帝的约法高于一切世俗法。这等于是切断了原有的法律。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严格说来，列宁主��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欧洲的，但列宁主义已经不属于欧洲了。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一种虚无主义，它是一种反权力，破坏权力的权力，但它自己并不想建立什么。我很怀疑马克思真的想建立共产主义，他可能只是想破坏资本主义而已。他如果真想建立共产主义，他不可能，凡是想真正建立体制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个蓝图性的东西吧，像加尔文那些人都是有自己的蓝图的。不要说别的，就是法国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那些人，他们都有很完备的蓝图，我们的理想国是怎么怎么样的，非常具体的东西。但马克思全然没有，他主要是骂资本主义，更多的是骂他那些激进社会党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僚，说他们如何如何不对。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始终没有说清楚，好像也不太在乎的样子。所以列宁才是现在社会主义的真正祖先，马克思对他来说等于只是一个符号罢了，只是一个追认先祖，好像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我把那些当叫花子的祖先统统捧出来，给他们假造一部家谱，然后说成很神圣的样子。马克思对于列宁也就是这个东西。 社会主义真正的创始人其实是列宁。列宁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体战拿来，作为他在内战中致胜的武器。这套东西你如果按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应该是十恶不赦的东西。马克思连法国路易飞利浦王朝那点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看了以后都觉得十二分的不顺眼，觉得非要彻底解散不可。像列宁那样全面地搞超大规模的官僚国家，他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列宁之所以这么干是实用的目的，我就是为了打仗胜利。打仗胜利，他崇拜德国，觉得德国人这一套军国主义的手段能够最大限度的汲取资源，应该是好得很，我拿它来正好符合我打仗的需要，他就这么做了。做了以后，等于说是，他到底是出于权宜之计这么做，以后还想改的；还是根本上他就是最相信这一套，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个幌子？这就是他个人的心理，没法猜。但是不管你主观动机是什么，你只要这么干了以后，你所做的事情就把你给绑架住了。体制一旦造成以后，你就不是说是，我造了这些常备军，我一不高兴可以把它解散，那是做梦的事情。这个机器已经在那儿了，你即使是不高兴，你自己已经被它绑架了。如果有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是列宁晚年跟斯大林有冲突，那很可能是因为，他身上还有一点欧洲人的基因，对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可怕的机器还有几分忌惮，但斯大林作为这个没有想象力、没有才干的官僚机构主持人，他很享受这种利益，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情。他决心利用这个机器把所有人都毁掉。 【关于汪寿华和杜月笙】 早期的共产党来说，应该说比塔利班还不如一点。他除了共产国际给他支出的90%以上的资金以外，它的各种各样的收入都是不能见人的。而且也是不难考察的。汪寿华在上海搞总工会的时候，他搞的什么呢，主要就是往资本家门口放炸弹，然后请你出钱，出了钱我们就不放炸弹了，然后那些资本家就去找青帮，所以他最后死在青帮手里面。他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在青帮拜过门户的，因为工会都跟帮会有联系，不跟当地的帮会建立保护关系，你根本站不住脚的。等于说是，杜月笙这个人，他就是，既是黑帮的老大，也是所有工会的共同的总保护人。汪寿华来到上海的时候也是在杜老大手下拜过把子，算是他的徒弟，所以他才能够开场子。杜老大开始也是很容忍他的，因为捞点钱这件事情开堂子是一定要干的。他觉得这也是一种黑社会行动，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最后越搞越大，而且那些被敲诈的资本家，他也是交过保护费的，这样不行，这样把青帮的信用都会坏了。所以他就开始温和的告诫，温和的告诫不听，最后就严刑峻法，于是汪寿华就变成烈士了。但是在我们党的历史记述中间，这就是杜老大和国民党迫害共产党的一个铁证，它完全不考虑汪寿华的总工会是干什么吃的。撒旦主义开始的时候以黑社会小弟的身份晋升，所以被黑社会接纳了，然后等它暴露出本相以后，双方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黑社会还是只能容忍传统那种黑社会，不守黑社会规矩还是不行。黑社会规矩就是，扔炸弹的目的是为了交保护费，交了以后你就不能继续扔下去了，要不然江湖规矩都被你给搅坏了。 【问：您认为俾斯麦和商鞅有何共同点？】 这个没有多少相同点。应该说，俾斯麦虽然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比任何中国人更尊重法治。普鲁士灭了汉诺威以后，他已经把汉诺威全国占领了，但是汉诺威的国王断然拒绝承认普鲁士，流亡到巴黎去，是因为汉诺威和英国有联姻关系，有汉诺威王朝，所以他还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死在巴黎。普鲁士占领了汉诺威，可是汉诺威官府里面的钱，一个子儿都不敢动，原封不动的送到巴黎，送给他们的敌人享用。他占领了这块地方，不敢动当地的税收和财产，普鲁士驻军的钱还是由普鲁士人自己负责[出]。这就是尊重法律的普鲁士人干的事情。 【关于元朝攻日本】 元朝其实是胜不了的，即使没有那个神风。他登陆了以后，因为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是一个封建制度，在海滩上所谓打败元军的那些人，都是些很不重要的地方性的藩属，关东幕府的主力军根本没有出动。你照封建制度常规，那肯定是各地都有领主，你打起来没完没了。你不可能像打中央集权国家一样，一旦占领了首都，全国倾巢瓦解。因为它全国遍地都是诸侯，到处都是尚武军，你得像英法百年战争一样，一个城堡一个城堡，没玩没了的打，多半仗还没有打完，你已经受不了了。 【关于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恐怕是接近于乱世、王朝后期中央政府软化的结果。在朱元璋那个时代，恐怕皇权不但是下县，而且是一直下到底的。什么叫做粮长，你没看梁方仲那本《明代粮长制度》么，粮长制是什么，就是（食赋？）或者（子出？）的人家，你就要出一个义务劳动的粮长，把你们该纳的税统计清楚，上交给官府，那不仅是下县了，是一直下到居委会。后来当然明朝衰落了以后，估计绅权就扩大了，皇权可能确实退到县上了，但那是衰落时期的情况。开国初期，像是雍正或者是明太祖这样的强势君主的话，他是要一直下到基层的。 【问：如果89推倒了tg，那么会发生什么？】 那么新疆、西藏早晚会脱离的，经历一段时间的动乱以后脱离。中国本部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拉丁美洲式的不稳定的共和国，有可能像是墨西哥或者阿根廷那样，一种经常爆发各式各样的政变和内部冲突的地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可能会出来插一手，因为那时的国民党还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国民党还是那种反攻大陆坚持法统的国民党，一旦看到tg倒了台，国内又没有能够稳定局势的人，说不定他还真会回来插一手，而且还颇有成功的希望。当时，上来无论任何人，他们都只能维持很不稳定的短期政权，接下来就是接二连三的动荡。 【关于打老虎】 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钱，为了挤出湘淮军集团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些黑色收入和资本。当然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依靠打土豪来搞财政，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你可以扳着指头数它能够持续的年限，反正超不过十年，能搞五年已经是超级奇迹了。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恐怕是打不下来，恐怕是，怎么说呢，明打了，暗打不下来，就像是摄政王打袁世凯一样，表面上把他打下来，但他的部将、底下的盘根错节的东西，你没办法把它整个消灭掉。要消灭它你就得用点儿更狠的手段，比如像是毛泽东那种手段，你才可能把它彻底消灭掉。现在这种做法，只打大头目、很显眼的人物，表面上打下去了，大人物打下去了，没有了袁世凯，但是段祺瑞那些人还在，那些暗地里、底下派系的人恐怕你打不掉。[打到副省级这个级别]还是打的太少了，毛泽东那个杀人至少要杀5%的指标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要么你就行仁政，不要得罪人；要么你既然得罪了人，那你只能斩草除根了。千万不能得罪了人又不斩草除根，那就自己给自己害了。要想斩草除根的话，我想5%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指标，冤枉不冤枉是很次要的东西，这又不是搞法律，谁管你冤枉不冤枉，中国哪有无辜的人，至少在官场之内就没有无辜者，就算你倒霉也只能这个样子。现在的事情是骑虎难下，打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他要么是狠一点、打得更彻底一点，要么这些人早晚会回过头来反咬他一口的。我觉得[出问题]是早晚的事情，很可能会把他自己像齐奥塞斯库一样被做掉。 当然有一半不一样，就是说，做掉齐奥塞斯库的那些人，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靠拢西方；但是中国做掉他那些人，很可能像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一样，还不一定会靠拢西方。但是他们有能力把他做掉，这是没问题的。他触动的潜势力太多，而且这些潜势力如果都通向老奸巨猾的江那一系的话，那就很麻烦。幕后的大保护人没有去掉，根子底下的派系结构没有去掉，中间胡乱挤了一批钱、得罪了一批人。然后把这些被得罪的人慢慢地，如果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狡猾的人在中间串联串联，把他们搞起来，过几年，看见你这一条路走不通的现实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最愚蠢的老百姓也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趁机给你来一个绝地大反攻，那时候你的下场就很危险了。这跟费拉民众没有关系，就是指上层官僚，像恭亲王消灭肃慎那种人的搞法，就是因为肃慎得罪的人太多了。习根本不是有军事力量的人，也不像是能够控制得住军队的人。 【关于王立军】 王立军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他是公安系统的人，这个系统的人的性格我多少有点了解。这个系统基本上是，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政治经济部门，它没有一个买办集团，没有一个改革开放集团，它直接用的就是毛派系统的人，因为他觉得，刀把子上头的人，必须是头脑简单而且没有贰心那种人。但实际上没有贰心是不可能的，毛派照样是有贰心的，只不过他们的贰心表现为一种很土鳖、很野蛮的形式。同时也有一种很土鳖的虚荣心，他们表演虚荣就是江一系那种附庸风雅的虚荣方式，就是像王立军那种花样百出的搞刑讯逼供呀，还有发明什么乱七八糟的吃饭用的盘子之类的，在他的思想世界中，他觉得这样就是算逼格。还有做出一些从香港黑社会电影学的那种，唰~~~的一下甩衣服，他是看香港电影看多了。公安系统的人除了爱看红色经典以外，特别爱看香港的黑社会片子，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殊亚文化，王立军就是这种亚文化培养出来的结果。但是掩盖不了他，根本上来讲，就是视野狭窄、没有远见这个基本的弱点。稍微有一点远见的，像文强这些人都已经看出，像周兴看来俊臣一样，觉得他马上就要不得好死了，他自己毫无感觉，还在一味的炫耀。而且进了美国领事馆又出来，这是很疯狂的事情，进了领事馆你应该是根本就不出来才对，如果你对贵党或者对自己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就是不应该出来。而且他跑领事馆也不对，他其实以前不应该[没有准备]，他至少早就应该在外国准备一点钱，准备一个偷渡的渠道，然后一股脑的逃掉再说。 【四川人口替换与云南绿化】 四川，可能原有的汉民留下来的人口大概连10%都不到了，可能除了青城山或者其他周围的山地，兵荒马乱不能到的地方残留下来一些人，平原地区全部换过了。当然留下来这些人，宋末又换了一次，元末又换了一次，明末又换了一次，四川可能是换人口换得最快的地区，至少是川西平原地区的人是这样的。说到绿化的话，云南肯定是一个问题，云南现在是瓦哈比派的一个非常繁荣的据点，现在他们传播得非常之快，将来出事是早晚的事情，现在昆明的事情这一点都不偶然。 【问：假如为了缓解经济困难，窝匪确实在做开放市场的事情，比如卖掉国有资产、在制度上让步，最终在事实上一步一步开放了市场，甚至土地私有，您认为这可不可能？】 你要知道，公室将卑，枝叶先弱。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就像英国的王室土地一样，它的作用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它是王室的羽翼。王室只要把王室的公有地卖光了以后，它在财政上完全依赖国会以后，他就其命不久矣。国有企事业单位，它是一个政治上的羽翼，包括国有的文化单位，大学呀，社科院这些，如果把它们都砍光了的话，阵地拱手让出来以后，那就大事不好了。财政崩溃是怎样都逃不了的。人口老化的时候就是财政崩溃来临的时候，这两个时间节点非常接近。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是在走下坡路的阶段。具体时间点不好断定，但反正是近在咫尺。2030年，中国人口就要比美国更老，我想有些事情必须在人口老化之前做完，要不然以后就要永远没有机会了。人口老化的时候，拖着一个需要养活的（？）一样的老年人口，你做什么都是不行的。经济改革要想生效的话，不单是从政策上，你必须要有巨量的年轻人口，要不然改革政策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人口全都是些领养老金的人，你放开政策有什么用？难道指望退休的老人去给你创业？放开政策的意思就是让可以创业的人尽量去创业，这些人必须是比较年轻的。你如果在现在的俄罗斯去开放政策的话，意义是不大的，主要是因为它的老年人的负担太重了。而且它的老年人是从苏联那种国有企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年人。[如果到外面]攫取，是攫取不了的，他能从谁那儿攫取呢。他现在的做法，有一个做法，你看他搞金融中心，这个做法是他按照货币战争那个思维来理解美国，觉得通过这样就可以分散美国的世界霸权，通过金融中心达到吸收东亚各国资源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他搞金融也根本不内行，其实最后造成的结果也无非是和韩国或者其他某些国家扩大了一定的贸易额，这就是他能够达到的[程度]。 【问：分权制衡的来源除了中世纪的封建自由，还有其他的来源吗？】 政教分离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重要的是权力的多元性，封建本身就是权力的多元性，政教分离也是权力的多元性。同时，文明共同体来源的冲突，像所谓两希文明，两希一直是打仗的，希伯来和希腊的传统一直是对立的。传统越多，越对立，中间留下来的空间就越大，可以说等于是基因多样性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民族国家是一个负面影响，它削减了近代早期和中世纪的多元性。法兰西是民族国家的创始人，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它要实现民族国家内部的同质化，要消除各种多元性，像勃艮第、布列塔尼或诺曼底，就很难享受到英格兰各市政那种自治权力。如果你真的按照英格兰那种做法，那么我们得承认，布列塔尼要按照布列塔尼的习惯法办事，通过这个习惯法产生布列塔尼的宪政，那么这个布列塔尼更有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布列塔尼共和国，而不是法兰西的布列塔尼行省。诺曼底呀，普罗旺斯呀，恐怕也要照此办理，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统一的法兰西。统一的法兰西注定是一个武断的国家，因为它只有依靠武断才能够维持统一。如果按照习惯法发展自由，只有习惯法产生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你只有用习惯法统治，才用不着什么官僚机构之类的外在的强行管理。你自己按照习惯，自己管理自己就行了。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封建的公国直接转型为现代国家，那么统一的法兰西就不存在了。其实这倒是最好的路线。法兰西就是一个错误。法国人谋不到一官半职那是死不瞑目，但是要他们到海外去做生意或者做殖民者，那是千难万难，只有做官才是最高贵的。西班牙人也有同样的毛病。当然跟中国人相比这些毛病都是微不足道的。 民族国家这个东西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是在一个本来分权程度就很好的地方，我在欧洲不会赞成民族国家，甚至在印度也不会赞成，但是在中国就会赞成。这是双重标准。因为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如果产生，中国解体了，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欧盟如果消灭了欧洲的各民族，这显然是一个退步。同样的东西，在反对tg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反对美国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退步。我不大喜欢疆界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太刚硬，像没有弹性的弹珠球一样，很容易爆发血腥的战争。中世纪那种多元、多层次的国际体系，反而更有弹性和缓冲作用。它的行为主体更多，帝国、王国、公国，有很多行为城市，彼此之间有多重的条约关系和义务关系，所以缓冲性很大，发生的战争烈度不太高。在那种体系下，不可能产生鲁登道夫这样的总体战，也不可能产生列宁主义或者是希特勒主义这样的东西。你也可以说，中国为什么有黄巢和李自成，答案是，因为有吏治国家和郡县制，只有在吏治国家和郡县制实行顺民专制主义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蜂窝式的、蚂蚁一样的、蝗虫式的饥民大军造成[混乱]，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有大面积的饥民的，早在本地的饥民快要饿死之前，本地领主已经坐不住了。就不要说封建政治，就像是五代十国钱镠那种政体的话，你想钱王他会让杭州百姓真的饿死吗？远在真正的饥荒爆发以前，他就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宋朝的官僚他是受得了的。因为他估计着，目前我捞够了，三年以后饥荒爆发的时候我已经调到广州去了，下一任官僚你活该，我凭什么要替你着想。 【问：您认为中国再搞计划经济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老实说吧，列宁主义那种东西，你需要有一个精锐的先锋队，然后对没有组织的广大人民实行恐怖政治才行。这样的方法在少数党政军一体化、大多数人是农村的分散居民的情况下，是可以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但是如果大多数人口已经迁出农村了，都变成有可能失业，和需要领救济金和养老金的城市人口的情况下，你用这种办法应该是没有用处的。你在城市里面实行计划经济，那就是包养了一大批需要你养活的人口，而农村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你根本从那儿挤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想，现在的俄罗斯它能够实行计划经济么？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什么好处呀，农村已经完全荒了。[如果搞上山下乡的话]，那就要造成波尔布特式的大屠杀了，因为城市的人到了农村他也不会种地，只能饿死在农村。这就是红色高棉的做法，你只能在那儿饿死。但这样一个中国肯定是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有一些新军将领去跃跃欲试，趁机夺取权力。因为照我的理解，军队中间也一定有一些新军将领，因为没有这些人的话，现在这样的军队是维持不住的。军队里面、政府里面，至少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官员，政府里面可以不管，军队里面肯定也有一些虽然处在政委的监视下，但是思想可能跟袁世凯、黎元洪他们差不多。升官发财我是要的，形式上的效忠我也是要的，但是如果你把我真的弄到必然会失败的那条道路当中，我不一定不会趁机搞反向的投机活动。如果大家都滚到农村去了，那么明显是在国际上没有前途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不定会想一下，我出来当袁世凯，跟列强交涉一下，说不定会很有好处。 【关于医疗系统】 医疗系统，如果切断了国外进口零件的供应的话，立刻就会垮台的。医院的好坏主要不是靠医生，医生只是一个操作员而已，主要靠它能够进口的外国器材的程度，进口的药品、器材越多，医院就越好；反之就越糟。技术人员，医生本身的好坏是个非常次要的因素。说老实话，你派一个技工来，给他一段时间的训练，不用学什么基础医学理论，会操作那些仪器，他一样也能够用。 【问：中国如果放开二胎政策，能不能撑过人口老化阶段？】 因为育龄人口已经急剧减少，放开二胎基本上扭转不了局势。而且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全世界的重大考验，全世界都没有应付成功的先例。我想美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宗教狂热，所以福音派家庭生育率仍然相当高，它是唯一一个例外。日本、欧洲，最惨的是俄罗斯，都要面临一个人口替代。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替代，因为其他民族的年轻人口将会替代本民族的老年人口。这样以后发生的结果很可能是五胡乱华、罗马灭亡的重演。[对于美国来说，]伊斯兰人掺杂还比较少，墨西哥人和菲律宾人是没有多少威胁性的，他们毕竟是天主教徒，应该不会比以前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更可怕。所以美国仍然是得天独厚的地方。 【问：巴蜀脱离中国的倾向如何？】 这个完全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看当时巴蜀的督军，像黎元洪这样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比如说张作霖，他其实是完全有机会把满洲弄独立的，他是没有这个意思，否则他由满洲自治搞到满洲独立，搞一下小小的外交手段，争取日俄一方的支持，他有很大的机会把这个搞成的，他是不想做而已。这要看精英集团的意思，因为领导人不是孤立的。这要看你事先的思想播种了。事先如果你制造出一种舆论气候，像东欧那些知识分子，早在俄罗斯最后解体以前，他们已经有芬兰独立、波兰独立的意识，那么机会一来，他们就行动，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意识，他们顶多成立一个白俄政权或者是红俄政权或者是其他各种颜色的俄国政权，就像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一样。 【问：巴蜀当地的精英集团到底会由谁来做？】 那是不可预测的。因为精英集团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拥有思想气候的[团体]。比如说像（永昌全？）他们那帮新军军官，他们显然在清末以前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了。他们在地方上，像叙属中学或者各地方的中小学那批人——在当时地方上来看，中小学教师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舆论共同体，这个舆论共同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引导方向的作用，把四川引向了新军那个方向。后来熊克武那些人就是从这些人中间搞出来的。其实原先也就是中小学教师那批人。 【问：但目前中国的人员流动非常严重，当地人员很多被发往外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还能做这个精英集团？】 有一种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就是地方上的基督教会那种，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教会领袖。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时候，一般来说，会用当地语言来翻译圣经，翻译了圣经以后，当地语言就等于是获得了一种不死的保障。基督教会制造地方凝结核的能力特别强，你从台湾的经验就可以看得出来。 【问：但是现在无神论的影子很重，底层老百姓可能还是因为生病或者是生活不顺才信的，他们能不能称得上是信徒？即使能构成共同体，他们是否有能力在政治上改变一些事情？】 从宗教上能不能称得上这并不重要，关键在政治上能不能构成共同体。[在政治上做出某些事情]，那是逼出来的，没有人是故意去这么做的。只是在形势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突然发现，有些人是真正走投无路，有些人还有一个共同体可以依靠，然后两种人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老实说，真正的信徒，就基督教本身的逻辑来说，真信徒往往是从假信徒变来的。只要你下决心信，哪怕你开始动机不纯，最后你就变成真信。一般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所谓是，基督等于说是，一种无外的，不排斥任何人，你带着疑虑来祈祷，但是最后会带着信心走开。就是这个样子的。基督不抛弃任何人，无论你的罪恶有多大。 【关于邪教】 邪教这个事确实是没法定义，你不可能指出一种人人都承认的邪教和正教的标准来。每一个教会都觉得，我才是正的，其他的教会多多少少都有点邪。我想，邪教肯定会占有一定比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邪教是宗教发育一个必要条件，好像说是，如果一个商品卖得好的话，肯定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东西出现；如果卖得不好得话，反而会没有。如果是邪教大部分都是从基督教这方面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基督教的传播一定是最快的。因为其他宗教就算有，也没有冒出这么多邪教来。就是说某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正处在畅销期，才会有大量的假冒伪劣品存在。 【移民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子孙和你断裂了，初代移民者在国外还是没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自己的魂和根还在中国，虽然中国可能是一个烂地方，唉...】 这个魂和根有存在的必要么？我是说，德国人有没有必要非要保持奥丁崇拜的传统，或者是荷兰人有没有必要保持以前部落时代的传统？我敢肯定，在我这一代，已经把许多传统都给扔掉了，我还没有跑路呢。我觉得这种事情，恐怕不能用伤感或者消极的态度来处理。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这根本上就是一种皈依行为。皈依就是说你抛弃了原有的多神教，去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差不多的事情。皈依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有所扬弃的，但是并不是虚无主义，因为你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新你的系统。而且这个更新系统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进步性的东西。 【关于尼采】 尼采是一种动态的东西，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你把它对应于某种状态的话，那它自己就首先站不住脚了。尼采需要在运动中来理解。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解构性的东西，离开了它攻击的对象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尼采这种东西，它有它非常具体的攻击对象，它等于是一种异教进行的对基督教的攻击，我觉得脱离了基督教文化的背景谈论尼采是不大有意义的事情，你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打击对象。而尼采除了打击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有点像俄罗斯的那种基督教的精神吧，它缺了一点什么，它缺了基督教正典那种建设性的东西，而基督教感情抒发那方面加以病态的发扬。我觉得中国引进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它缺少中间某些建构性的东西，而倒先把解构性的东西给拉进来了。而这个解构，没有对象，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游戏。

作者：陈冠中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大陆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香港狮子山人链（周秀文/看中国）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大陆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大陆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大陆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香港时代广场反送中集会（Carl Court/）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大陆更有戒心——把大陆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大陆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里是分数，在社会上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让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没刷油漆，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张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do”(实干)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人的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思想，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这代教出来的。

说20世纪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我们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这代的主流特质，就算在大学里与“火红”沾边儿的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住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岛”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只有三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实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个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言、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儿。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儿，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

“四人帮”倒台后，不少国粹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儿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国粹派的深层执着是国族，今天可提炼出来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群起要求民主，《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分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大陆的畏和疑。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分是因为1997年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保险。有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到国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为“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国外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应属失策。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大陆的变化，1998年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移民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移民国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20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要求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活。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远超他们认知程度的期待?

到70年代，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时代。

我们带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20世纪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全是为了忠诚完美，更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者，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惯(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儿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儿公益(尤其当公益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明白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能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朋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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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陈冠中：香港的好坏 我们这代人负有大部分责任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中国, 中文, 大陆, 学校, 教育, 民主, 澳大利亚, 移民, 香港

作者： 吴睿人

台湾将于明日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蔡英文，韩国瑜，谁将夺得总统宝座，可谓影响台湾命运。

过去数日，《立场新闻》已从个人角度，报道在台港人、陆生、候选人等的观点。今日将透过三位学者的访问，探讨台湾大选大局。在香港亦甚著名的学者吴睿人会剖析“中国因素”在台湾大选的脉络；专门研究台湾选举的王业立则与读者概观今次选战战况；研究社运的学者何明修上月发表著作《为什么要占领街头？从太阳花、雨伞，到反送中运动》，比较三场社会运动。

许多香港人都认识台湾学者吴睿人。现职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他，曾为《香港民族论》撰文，可说从一开始已是香港本土派的论述后盾，更是广受引用的 Benedict Anderson著作《想像的共同体》中文版译者。长年研究比较政治的他，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时表示，虽然这次选举人人都讲“中国因素”，但其实这因素一直都在，只是近年才浮上水面。他为读者详细剖析中国从2000年代如何以两波金钱攻势试图收买台湾人。又提到，一部份台湾人之所以受落，原因之一在台湾人以为政治与经济可以分开谈：可以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维持主权。

他又分析说，中国经济呈下滑趋势，加上多国正试图围堵中国，这为香港与台湾带来改变政治现状的机会。对今次选举，他则倾向同意蔡英文胜算较大，认为今仗国民党非常危险，可能会被边缘化。

立＝立场新闻

吴＝吴睿人

灰匣＝《立场新闻》补充资料

＊＊＊

中国因素一直都在只是近年浮上水面

立：我们的观察是，“中国因素”的影响力近年在台湾愈来愈强，你认为呢？

吴：是 Yes也是 No。Yes是，与过去比，中国因素看起来确实较普遍。No则是，她不是变强。她一直都很强，只是最近更多人看到。

大陆积极渗透台湾，应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2001年中国加入 WTO后，开始对外扩张，也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说的“走出去”。她开始走出去，第一站就是台湾。怎样走进台湾？就用经济，这就我们一般称为“以经促统”、“以商为政”，用商业来做政治，用经济促成统一。军事威胁则变成辅助手段。基本上就是“收买台湾”，这比“攻打台湾”更有效，政治成本也较低。

问题是台湾不是单一整体。你要买台湾，买谁？第一阶段她买的是大资本家，大概是排名在一、二十名的那些大财团。很多人在90年代已经到中国投资，中国就利用这些人，培养他们成为第一批台湾的亲中派。好像王雪红，她基本上说 HTC是中国��子。他们就是中共在第一阶段选的那批人。

王雪红是 HTC创办人兼董事长。在台湾被视为亲中派。2010年，她曾在中国演讲时说“HTC是中国人所创立的品牌，…期望将中国人对创新与品牌价值的坚持延续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为中国人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国际品牌”。2012年总统选举前一天，她曾开记者会表态支持九二共识。上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与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参观 HTC，王雪红亲自到门口迎接，并充当导览员，为二人解说。

然而第一波的“中国因素”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她买错对象。她买的是大资本家，但台湾的大资本家在社会阶级结构里面，比例很少。中国的收买，结果只令台湾的产业移到中国，令台湾产业空洞化，台湾的工资也被中国拉低。于是，台湾绝大多数人在这第一阶段不仅不是获利者，反而是受害者，只有一小撮大财团获利。所以你可以看到，大财团成为马英九两次选举的最坚定支持者。而大多数人，反而成为台湾社会运动中的动员对象，结果成功动员出一个太阳花，挡住了服贸协议。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因素那时候已经很强，而且是非常嚣张、非常直接的。

从收买商家到收买平民

太阳花之后，台湾社会有许多反中情绪。中国一开始非常紧张，但她很快就调整策略：她的收买对象，从大资本家转移到一般人。那就是“三中一青”的对台政策：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还有青年。如此，收买的对象便从大资本家转移到全台湾。

中国与台湾的地方派系亦建立了关系。台湾许多地方派系国家认同感很薄弱，基本上是利益取向的。它们像香港的十八乡，没有巩固的认同，但有很在地的连结。它们也掌握很多地方经济，共产党就透过跟它们建立经济关系，让双方不止经济上互利，政治上也令它们成为中国的派系。

特别是中南部，因为中国意识到，要掌握那些经济上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阶层和地区。所以她去收买地方产业，比如说养殖业和农业。韩国瑜卖水果，就是要给这些地方果农利益。

韩国瑜上任后，与外国签下93.9亿台币（约24.3亿港元）的农渔产品交易MOU（谅解备忘录），其中约80亿交易对象为中国。不过 MOU不等于实际交易，有台媒报道，去年首半年实际交易额只占这些MOU的7%。尽管如此，仍有台农表示韩国瑜所签 MOU帮助很大。《新新闻》引述高雄市阿莲区农会指，“韩市长的外销订单确实帮助很大”，韩国瑜的行动加上他们本身的努力，估计去年阿莲外销芭乐近五百吨，比往年平均外销两百多吨大幅增长。

还有宗教阶层。在台湾，华人社会民间宗教很发达。中国办宗教交流，比如说邀请信徒去大陆观光、参访，到那边就开始进行洗脑。你知道，道教最基层的宫庙，有点像台湾的地区草根政治中心，它们与地方派系关系亦密切。所以，台湾的地方政治，基本上就是民间宗教、地方派系和产业三者结合在一起。中国想做的就是将这三方面一起控制。

对年轻人方面，其实中国青年失业率比台湾更高，但她就是要针对台湾青年，弄一些鼓励年轻人去中国创业的基金，进行物质上、经济上的渗透。还有教育交流，就是说各级学校，从小学到大学，以教育交流为名，把大批台湾学生用免费或非常廉价的旅游送到中国，进行洗脑。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

台湾主计总处去年8月发布失业调查资料，显示7月整体失业率及20-24岁年轻人失业率分别为3.82％、12.70％。

中国方面，去年3月政府公布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2%（一般推测，青年失业率为总失业率的3倍），不仅比台湾高，而且普遍被质疑“报细数”。连台湾被指亲中的媒体《中国时报》也发文指中国要“严肃看待失业问题”。

《立场新闻》曾访问一于中国工作台湾青年，他亦表示现在台湾人于中国的机会已比以前小，详看另文报道。

这是“中国因素”的第二阶段：她的手法就是转移收买对象，而且范围扩大、深度加深，直接渗透到最基层、最草根的。所以你才会说，中国因素感觉比较强。

第二阶段到底是否成功，要做实证调查才能确认。但据我所知，这策略在几个地方是相当成功的，所以台湾有些地方经济上非常支持跟中国合作，像花莲、花东地区、还有台湾中部几个县市就是这样。

台湾人“以为政治跟经济可以分离”

早些时候，台湾人都觉得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直至五、六年前为止，台湾人都在谈一个概念，叫“芬兰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过去冷战时期在苏联旁边的芬兰，某程度上承认自己是苏联的属国，不去挑战她的霸权。总而言之，中国对台湾施加影响，已进行很久。台湾也几乎没有解决，直到2018年为止都是不断让她进来。主要原因在台湾有个很特殊的想法：很多人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是“政经分离”。我不要跟你统一，但我要去你那里赚钱，天真地以为政治跟经济可以分开谈。

太阳花结束后，很多人对国民党政权有期待，但经济形势是无法短期内扭转的。中共就说，蔡英文救不了你，你来！我们为你提供了各种机会，你们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很多年轻人就真的想去中国大陆发展。就算太阳花之后，他们还是去。那也没办法，政治运动结束后就是民生问题。学生毕业了也要工作。然后他们就在中国大陆找到这一大堆优惠 package，就想，不如先让步，去试试看吧。

鼓励台湾青年到中国就业的措施不少，如国台办就在2015年起，在中国各地设立“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与“海峡两岸青年创业示范点”，对台湾创业青年提供技术和经济补助。不过，中通社报道，这些创业机会风险甚高，有地方官员表示，“100个创业者里‘死掉’90几个很正常”，“两岸青年创业政策是有政治目的，创业失败没关系，很多人没来过大陆，至少来看看”。

这确实是有效的，去年年底韩国瑜、国民党地方选举大胜，某程度上可说是这策略的阶段性成功。

只是，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物极必反。2018年的选举结果，又导致很多年轻人突然间惊醒过来。他们发现，原来政治跟经济不能分。这就令台湾人觉醒。

这时候，政治、心理、经济，这“三部曲”将台湾跟中国亲近的基础瓦解掉。首先，2019年1月，习近平说，台湾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国两制”，这否定了国民党的一中各表，瓦解台湾亲近中国的政治基础。然后是香港。习近平说台湾只能走一国两制，香港的反送中就告诉你，一国两制就是这样。这瓦解台湾人接受中国统治的心理基础。

2019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讲话，提到：“…我们（中国和台湾）秉持求同存异精神，推动…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时代变化，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进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回答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

来源：立场新闻

作者： 吴睿人

中国现台商“逃亡潮”

最后，台湾人跟香港人一样，都是经济动物。他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战，中国节节败退。事实上中国经济本来问题就很多。债务太严重，国债、地方债务，都非常严重。中国经济整个2019年都往下走，大量外资从中国撤出，转移到台湾或者东南亚。台商是全世界最懂得中国内部的人，他们的离开从好几年前就开始，起初是慢慢的，到现在则有点逃亡潮的样子。跑去中国创业的台湾人成功案例非常少。于是，跟中国统一和整合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了。

近月网上流传一句话：“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1月8日，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预测》，预计今年 GDP增速为6.1%左右。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惠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大增至历史高位，估计中国境内企业债务规模达19万亿人民币。

立：虽然你指中国经济已面临很大问题，但传媒还不时会有报道，说中国市场仍是经济焦点。比如旅游业、娱乐界，都很怕自己不能做中国市场。从这角度看，中国经济仍对台港有很大影响？

吴：台湾的旅游业已经开始多元化，来自中国以外地区的旅客越来越多。虽然这变化短期内会导致原本靠中国吃饭的界别萎缩，但长远而言却更健康。

娱乐行业方面，我确实认为中国仍有很大影响。

在娱乐行业很多人投降，与“华语圈”有很大关系。不须学外文就可以去另一个市场，门槛低，市场大，容易赚钱，只要不要碰政治就好，必要时讲讲亲中的空话，没有关系。

但一旦你讲了那样的话，举了五星旗，就表示你选择那个市场。这部分我是觉得很难过的，他们等于说是做了选择，决定进红色经济圈，之后你就很难回头。

这状况不容易改变，除非整个中国全面萧条。不过我也要反问：香港电影工业是怎么死亡的？本来香港电影有她的身份，后来向北望，现在整个瓦解掉了，“连登”上都在谈论香港电影的死亡。

立：听你这样说，看来第二阶段的“中国因素”失败，也是迟早问题。

吴：中国的收买能力确实已经下降许多。不只是对台湾，对全世界的收买都在减少，对世界各国的企业并购都萎缩得非常厉害。

立：中国对台湾还可能会有进一步动向吗？

吴：我认为她不是不想，但她现在的能力跟十年前比起来差太多，我觉得她不容易做到。

立：那么说，你的观点比较乐观。

美国养出中国这头“怪物”

吴：如果说我乐观，那也不是那种天真的乐观，而是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导致台湾出现这种情况。

1989年有个叫华盛顿共识，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决定今后解除国家管制，让资本自由流动。美国当时做了一项重要的中国政策，就是决定将中国拉进资本主义体系，让她资本主义化。美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化，就会出现中产阶级，接下来就会民主化，变成一个会遵守国际规则的正常国家。

大概从冷战结束一直到几年前的奥巴马时代，美国都是奉行这套政策。这套政策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国。中国因为她，进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她自己可以不开放，但全世界向她开放，因此中国可以快速发展。但她没有做政治改革，所以内部产生很多矛盾。

就结果而言，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结果弄巧成拙，养出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内部要不断控制、不断镇压，外部则要扩张。中国已经控制不了，她不扩张不行，他不扩张，内部会崩溃，所以必须对外扩张。对外扩张就影响国际政治秩序，惊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以现在美国和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要转头围堵中国，改变中国政经政策。这就是所谓新冷战。

刚好在这个时间点，香港问题爆发，台湾问题也浮起来。这国际形势对台港很有帮助，因为她们的抗争成了国际问题。美国要打香港牌，中国也要打香港牌，这就令台港于夹缝中产生某种空间。

我的乐观就是这种“结构的乐观”，而不是“主观的乐观”。这乐观也不是谁造成的，不是蔡英文造成，她没那么伟大哦，那是过去三、四十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

立：虽然你说国际有围堵中国的现象，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仍显然受中国影响。比如你上月在大马的演讲活动，就因中国施压而被取消。你又如何理解这现象？

吴：中国在不同地方力量各有强弱。你看她一带一路伸延的地方，都会避过美国或欧洲势力范围。而东南亚就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之一。有几个国家，如泰国、柬埔寨，中国嚣张到可以在里面抓人，桂民海就是在泰国被逮捕的。

马来西亚来说，过去她的总理纳吉是全面亲中的，让中国在大马搞了很多建设。2018年实现政权转移，马哈迪当选，他不是反中，但想要与中国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把纳吉与中国的协议删掉一些，跟中国重新谈判。所以马哈迪政权跟中国的关系是微妙的。就是在这情况下，我才会碰到这样的遭遇。由此你看到，即使是在东南亚相对自主性较强的马哈迪政权，对中国都不敢正面冲突。如果我去泰国，可能连进都进不去。

立：或许如你所说，因为台湾人跟中国亲近的基础瓦解，所以今次大选韩国瑜与蔡英文的民调差异才会高达20到30%。根据这个数字，我最初评估蔡英文是一定会赢的，可是与朋友聊天，也有好些人认为韩国瑜不是无机会。你怎样看？

国民党极度危险

吴：首先必须澄清，我不是民调专家，这部分我很难讲。

你说韩国瑜可能会赢，我知道有种讲法是，国民党将会推高投票率，主要鼓动两种人投票。一种是韩粉，他们认为韩粉有一个稳定的数量；另一种人是泛蓝，打危机牌让他们回笼。他们认为两者加起来，能够令韩国瑜与蔡英文的差异缩小到5％以内。

我认为这不大会发生。为什么？因为韩粉跟国民党基本票有重叠，很可能是同一批人，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加上2018年选举后到现在，因为韩国瑜的种种问题，很多韩粉都脱落了。现在还留下来的是铁粉。在我看来，铁粉就是极端的深蓝。

立：立委选举方面呢？听到一个说法，可能不少人总统会投蔡英文，但立委会投国民党，因为他们虽然不想台湾亡国，但仍然重视经济。

吴：经济票来说，我没做仔细研究，但我认为国民党这种票不会多。因为韩国瑜那套已经没有用。说要发大财，但中国买不了货，中国游客也不来，所以他那套简单逻辑已经没有用。

那么经济票会去哪里？可能会去柯文哲的民众党，或者宋楚瑜的亲民党。很多人不投票给蔡英文其实是因为他们讨厌民进党，因为她有几个改革，社会上有部分人很反对，比方说承认同性婚姻、“一例一休”，即所谓一个礼拜要休息两天……这些改革引发一些人不满。但这些人也不一定去投国民党，他们可能去投民众党或���亲民党。

其实我个人感觉是，国民党是极度危险的。她在这次选举崩解，或者极度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很大。

尽管如此，国民党内部还在斗争。你看韩国瑜，他已经不是在选总统，我从没有看到一个人选总统行程那么闲的。他也不去露面支持立委，因为立委不愿意他出现。所以他在干甚么？就是维持基本盘，不让选票太低，至少要高过那个朱立伦，这样韩国瑜就可以选国民党党主席，也可以拿补助金。拿到补助金，他就有钱，有办法在国民党权力斗争取得上风。他们现在还在搞这些事，一个党到现在还在搞这个，嗯……

朱立伦曾于2016年参选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与蔡英文对垒，最终以31.04%得票率落败，创下自2000年总统选举以来国民党得票数与民进党差距最大纪录。在2020年选举，他亦曾表态有意参加，但党内初选民调结果反映他不敌韩国瑜，故未能获得党内提名。

补助金方面，在台湾，若总统候选人得票数达到当选人票数3分1以上，可获每票30元资助。

台式“左胶”被边缘化

立：除了因为经济而亲中的人外，纯粹基于身份认同而亲中的“老左翼”在台湾近年又是怎样？

吴：这一派在台湾现在是萎缩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台湾去中国发展，所以在台湾内部，他们的势力很小。比如说“夏潮”，她原本是个知识集团，最后转型为一个专门做旅游业中介的机构，让台湾年轻人去“祖国”参观壮丽山河。这种组织在台湾已经非常边缘化。

夏潮联合会，台湾左翼政治团体，反台独，主张中国民族统一。该会源于1976年由社运人士苏庆黎创办的《夏潮》杂志，早期在台湾文化界与政界颇有影响力。1996年，夏潮基金会成立，作为台湾左翼政治团体，定期举办两岸青年学生各项交流活动。该会主张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干预中国，以反对台湾独立、促进中国民族统一（红统）、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正义、乡土关怀、文化提升等为宗旨。

另外一种统派是“新左翼”。他们主张“不统不独”。你跟他们讲甚么，他们都说是阶级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这类似于你们说的“左胶”。这些人大概在十年前还有点声音，现在也边缘化得非常厉害。

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他们不能解释中国崛起。比方说他们会对外宣传说，一带一路就是万隆会议路线。万隆会议你知道吧？就是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会议，所谓的不结盟运动路线，主张连结第三世界国家对抗美国和苏联的殖民主义。新左翼说，一带一路就是重新连接第三世界，对抗美帝。

问题是中国不是1950年代的中国呀，现在中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她已经变成一个资本输出国，是将资本输出结合地缘政治扩张。她运用一带一路在很多地方创造所谓债务陷阱，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们新界是被割让给英国99年，对不对？你看中国的一带一路，他们在斯里兰卡，借钱给他们建港，然后斯里兰卡还不了，中国就说，不还钱也可以，你要借我这个港99年。那不就是殖民地吗？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帝国主义跟新殖民主义。这现象是台湾新左翼无法解释的。过去几年，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渗透，比方说收买台湾媒体，新左派也没办法解释，所以讲的话没甚么说服力。

位于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港，建造费主要由中国支付。2017年，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偿还中国款项，将该港“租借”给中国，期限99年。然而后来斯里兰卡政权更迭，新总统拉贾帕克萨以国家利益为由，又希望取消“租借”，回到按期还钱的协议。

其实在内政、社会政策、文化政策上，我也是比较偏左的，但我认为，进步价值必须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前提。台湾要维持独立，才有办法在内部实施各种进步改革。如果说，中国真的可以变好，大家愿意一起改变这个世界，那也可以。但对中国会否改变，我非常悲观。

成为“台湾国”的两个条件

立：最后想问，在独派当中也有两种想法，一种是作为“中华民国”独立，等于继承“中国人”的身份，另一种是作为“台湾”独立，与“中国人”身份更大程度分离。这两种主张在台湾的现况又是如何？

吴：现在，“中华民国维持独立”的路线在国际政治上条件较好。就是说，现在台湾是实然(de facto)独立（即撇开政治争议不论，运作上是独立主权，有自己的货币、政府、军队），这一点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支持。

至于台湾会不会转成法律上独立，甚至最后改国号，宣称叫做“台湾国”或者“台湾共和国”，这一点岛内有很大呼声，但对“中华民国”有情感的人也不少。

要正式成为“台湾国”，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内部：台湾人要形成共识，是时候将台湾改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上独立的国家。其二是外部条件要存在，主要就是美国不反对，而中国无力反对。只有在这两项条件下，“台湾国”才有可能。

这两个条件都还需要一段时间。到时候，宪法要改，搞不好连国旗、国徽都要改，这才会出现属于我们的《愿荣光归台湾》。

这一点你们香港倒是比台湾进步，你们已经有国歌了哪。

吴叡人 ： 近 20 年，中国如何收买台湾人？

在2020年台湾大选前夜人子/弥勒告台湾人民书

香港活动人士吁台湾人以选票捍卫民主

如果我是台湾人－写在2020台湾总统大选前

在台陆生﹕香港都这样了，如还让韩国瑜赢，台湾人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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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立场新闻

原文链接：吴睿人：有图表有真相 中共国如何收买台湾人！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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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横河

8月24日早上5点钟左右，广东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遭到警方暴力清场，在发出两小段视频以后，声援团全体失联。（大纪元合成图）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今年对北京政府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越演越烈的中美贸易大战当然一直是最吸引眼球的重头戏，目前仍然平息无望，在刚刚结束的第四轮中美贸易谈判中，中方铩羽而归毫无收获。为了报复美国征税，中方前一段停止了进口美国猪肉，转而从俄罗斯进口，谁知高价买进的竟是疫区的猪肉，从此从北到南引发了大规模的非洲猪瘟。

贸易战之外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拉来了萨尔瓦多建交，那边马来西亚新总统就登门退货，取消了多个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

国内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先不说股市一路下跌，连一向严格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沉寂已久的“乌有之乡”成员和新派的左翼学生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的维权运动，公开和北京抢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横河先生，最近大家关注的热点一直是在贸易战，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维权运动，其实是从7月份开始陆续发展到现在，到了昨天警方暴力镇压、暴力清场，这其中的起因和发展的细节可能有些听众不是很清楚，请您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横河：好的，先简单介绍一下。佳士科技是一家从事焊接设备生产的公司，在各地有工厂，而且他的市场在世界各地，在深圳的工厂有上千名员工，这个工厂根据员工说，它工作时间长、报酬很低、整个生产环境很恶劣，所以工人一直不满意。

今年5月份的时候，因为一名员工被开除，后来工人就向他所在的区的工会反映，得到的回应是你们也可以建工会，这样就由公司管理层来组建职工代表大会，准备建工会，就把工人提出的候选人排除了，等于是建一个中共当局的工会。

所以后来在6、7月份，在这个区工会的建议下，因为员工去反映，区工会就建议你们可以先去发动加入工会，找新的工会成员，所以员工就开始发动员工组建工会了。到了7月16日、18日的时候，组建工会的员工代表就被人殴打，不知道是被谁殴打，所以工人就开始抗议了，这时候声援者也开始出现了，最早的声援者是来自周边的，也是其它工厂的工人。

到了7月20日的时候，就有一些工人和声援者被区的一个派出所抓捕。从工人发出的资讯来看的话，带头的工人开始陆续被殴打或者被开除，这时候就和工厂和当地的警方发生一些冲突。到了27日的时候，就有抗议工人和外面来的声援者再次被抓捕并且殴打。

到了7月底开始，官方和工人就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外界这时候对工人组织工会的支援就非常广泛的出现了，从国际人权组织到香港的民主人士、香港的劳工组织和大学教授等等，这是外面；国内有20多所著名的大学，包括北大和人大，那些学生发出公开声明支持工人；“乌有之乡”也组织了人员，（另有）部分学生到深圳现场支援，抗争和支持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

这其间发生了两件事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工运的核心人士沈梦雨遭到不明人士绑架，一直下落不明，她是一个硕士毕业生，后来毕业以后到工厂去打工，就是到工人当中去。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场支援的北大岳昕，在网路上发表了一个给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信，信里面介绍了维权事件的过程，并且提出了声援团的诉求，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依法组建工会、彻查声援团成员失踪整个一系列的要求。

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8月24日早上5点钟左右，广东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遭到警方暴力清场，在发出两小段视频以后，声援团全体失联，到现在还不知道。8月24日当天晚上，中共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报导，题目是“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把这个事件归咎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煽动。这是一个大概的过程。

主持人：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全国总工会是中共的一个政府部门，那么佳士公司他应该是一个私人企业，一个私人的上市公司，那么佳士公司的工人在地区工会的指导下要求组建工会，公司开除了筹建工会的职工，按理说，中共应该是给公司压力，而不是去逮捕工人，那当地警察的行为您觉得应该如何解释呢？

横河：这个牵涉到几个方面，一个是警方、一个是工会，中国的总工会是中共的一个周边组织，就是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这个工会一直是中共和资方的帮凶，就是说他们在改革这么多年当中，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任何权利。在这个劳资纠纷当中，中共历来，就是中国的工会历来都是参与打压工人的，几乎没有例外。

中国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为什么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外资而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呢？它利用的就是低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低，当然还有环境成本，这个低成本又是由低人权来实现的，有这么多工人主要是被称为农民工的，他们长时间的工作加上低工资，怎么实现的？就是靠中共强力的国家机器来保证的，就是说你不能组织自己工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有抗议的都会被强力打压。

佳士公司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劳资纠纷的问题，而是说他们要成立工会，这个工会不管是叫什么名字，即使是得到区里同意的，但实际上工人要组建的是自己的工会，不是名义上的一个中共中华总工会的下属机构，它在性质上就是一种独立工会，这个是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

至于当地警方的反应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所有的赚钱企业都是当地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所以警方永远是帮资方的；另外一方面，维稳思维历来就是这样的，只要你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一旦你提出诉求来，那就是寻衅滋事，或者甚至煽颠罪，这就是基本的维稳思维，这个过程我觉得并不奇怪。

主持人：深圳佳士的工潮规模并不太，卷入的人也就是上百，相比之下，前一段的退伍军人维权、还有卡车司机罢工都比这规模要大得多，我们也知道这次工人要求选举工会代表也不是说在中国是首创，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

横河：主要是外部支援的人，就是这次支援和声援的特点跟以往不一样，有一种说法，说毛左，你看“乌有之乡”就是毛左嘛，和新左派的结合，这两者其实不完全是一回事。毛左我们刚才讲了，像“乌有之乡”这种传统的毛派，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他们和体制内外的传统的毛左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可以争取到体制内的同情，甚至是体制内的支持。这次他们参与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体制内的人站出来支持。

值得一谈的呢是新左派，所谓“新左派”指的是这次声援团的主力，主要是全国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还有和原来就在工厂打工的这些工运活动人士配合起来，他们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而且他们在年轻人当中有非常多的同情者、支持者，能够接触到很多年轻人。这个是毛左达不到的，因为毛左基本上都是年纪偏大的，这个是一个主要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声援团的意识形态，我们刚才不是谈了吗？就是说是毛左和新左派，为什么叫新左派呢？有很多原因。从这个以岳昕为代表的声援团成员的公开信作为一个代表，他们声称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表示是和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一条线的，而且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且要维护社会主义和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套说法按说起来是这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不大听说过的东西。

主持人：对对对，是的。

横河：基本上是属于文革期间的用词。这个当然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一种策略，也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下，如果你不在意识形态上站在这个角度的话，你可能什么也做不了，立刻就被抓起来了。但是更有可能是真实的想法，因为这些人并不是说第一天才表示这样的思维的，所以人家把他们叫做“新左派”，就是说他们很多成员的长期的表现，长期的意识形态，那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你今天装出来是可以，但是长期装不了的。

这个我觉得就从目标来看的话，这次他们仅仅是针对资本家，没有其它的任何诉求，这个我觉得和90后和00后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世界观形成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这一代人虽然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但是从资讯获取的角度还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中共高度控制网路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们唯一系统接受过的理论是在学校里和教育宣传体系当中所宣扬的马列毛的革命理论。

从理论上来说的，这个工人运动想用的、能够用的理论最简单的就是马列毛，是最现成的。你也不用动脑子，因为它有一套完整的系统，而且也是最有斗争性的。在中国将要发生的，很可能会将要发生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个工运当中这点难以避免。

从实际效果来看的话，就中共崩溃的时候，它的经济崩溃应该是主因，当然是应该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结构等等，不管抗议者或者是反抗者采用什么思想、什么口号，对中共统治的打击的效果不会有太多的不同，就是说，你说你是追求民主自由，或者你说是追求社会正义，或者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你用这些东西对中共打击的后果不太有差别，差别是将来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佳士和中国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正好是中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造成的，根源就在中共本身，但是这个并不能排除很多人还是会想到用马列毛的这种思维去反抗中共。

其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是觉得希望这些同情支持工人的学生们能够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还有《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些《大纪元》的系列社论和文章，能够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思想体系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和现在的这一系列的现状是怎么造成的。

主持人：很多专家跟您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下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大概会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那所以有媒体就认为说这次的佳士工人维权运动是开启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全新篇章，您是否也赞成这种观点呢？还有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他其实是用中共的理论来挑战目前中共的政权，您认为他对中共的实际挑战会有多大？

横河：中国工人运动会大规模的发展，它倒不是因为佳士工人运动所引起的，而是由于中国现在整个经济状况所造成的，而且加上贸易战，再加上很多一系列的其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会出现大量的倒闭潮，这样的话整个社会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中共即使是用强力打压的话，它的强力打压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就是说当大量的外资、还有一些甚至是国营企业、甚至是私企，都开始大量外逃的时候，中共的打压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一定是他开启的，但是是在整个大规模工潮发生吧，这可能只是一个迹象。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主持人：就是佳士工人这次的维权，他其实是用了中共自己的理论来挑战中共，那您觉得它对中共的实际挑战会有多大？

横河：这个挑战其实还是蛮大的，先讲一下，其实他们会遇到一个美国曾经经历过的情况，就是讲这个背景，就全球化严重削弱了美国工会的谈判实力。现在中国我觉得工会运动最好的时机是在高速发展期，应该是，而不是在贸易战和衰退期，衰退期本来谈判的实力就弱，但是这个不会影响工潮的大量爆发。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的话，他就干脆撤资走人了，中资他也可以转移到泰国、越南。这个恰恰是一个反证，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中共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低人权。这个是美国曾经经历过的。

这些工人要求自行组建工会，实际上会对中共的体制形成巨大的挑战。而左派高举马列毛的旗帜，它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会形成挑战，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现在正在回复到原教旨的马列主义，而在经济生活当中，它仍然是权贵资本主义为主，这个矛盾在左派高举马列毛旗帜的情况下会对中共形成挑战。

这方面比较值得探讨的就中共现在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谈过，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主要是所谓跛脚改革。就是说它的经济和政治分道扬镳，或者说经济表面改变，实质上和政治走的还是同一条路，这个使得中国的经济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有人把它叫做权贵资本主义，美国人说它是重商主义，这个重商主义也是美国发起这个贸易反击战的根本原因。

总之就是在中国这个权力集团和新贵们，在事实上已经符合中共当年所谓革命物件的全部特征，当然我们知道中共革命的物件，其实当时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正的、是好的，是被中共污名化、妖魔化的。

中共现在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当年那些它的革命物件的表现，而正好是中共污名化了的虚假敌人的形象，就是说因为那些人是好的，而中共是真的坏的，中共正好是符合了中共自己当时革命的时候所制造的敌人的形象。

今天当中共需要回到马列毛那里去寻找统治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它就面临着这个挑战，就是自认为自己代表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毛左和新左派和它争夺话语权的挑战，而且是和它争夺合法性的挑战，不管这些人怎么声称，事实上就是挑战。而中共是难以对付这种挑战的。

当然它抓人打压是一种手段，但从整体上来看的话，中共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次对佳士工运的处理没有采取一般民间抗争那种对付的方法，就是说把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开始没有。最后24号清场，归咎于境外势力，那实际上说中共在争夺马列毛正统的这个回合当中，是失败了的。

中共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在它要回归原教旨的教育和宣传当中，它如果继续坚持对年轻人洗脑教育的话，它同样会不断的培养自己的反对派，而且这些反对派是打着它的旗号的。

我们知道历史已经证明中共的那一套马列毛的理论和实践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是深重的灾难。另外一方面看，打那面旗帜也许会使中共很尴尬，但是呢是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主持人：现在网上有一位听众的提问是这样子的，他说：“中国存在血汗工厂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会出来中国工人维权并引起重视，为什么会出来大规模的工人维权？”。

横河：一个就是第一代的农民工吧，他很少有这种维权意识，就是说那时候是改善生活，从农村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那一代工人相对来说，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够强。但是现在的农民工呢，这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就是这些人其实是不会种田的，而且他们从来就是生活在城市，出生就在城市，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城市落脚，就是因为户口的关系，很多其它的原因。所以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维权意识、或者是组织起来的意识，而且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就比他们上一代要强得多。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现在全面下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往往是在经济出现很大问题的时候，更容易引发工潮。刚才讲了，这是一个开头，将来会有大量的倒闭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工潮会此起彼伏，而且会更大规模，这个跟经济有直接关系。

主持人：那么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新总理登门退货的这个事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六四”以后一直是力挺中共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据说他这一次来访问中国大陆的目的就是为了退货。

横河：是这样的，他实际上不是说当时是为了向中共讨好，而是说他历史上对强权一直是反抗的，当时他认为主要的强权是美国，所以他对美国采取那样的行动。但是在他没有任总理的这些年来，中共成为了当地，也就是说在地缘政治方面，成为了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外来的强权，这也是他重新出山选举（的原因）。

中共的强权比以前所谓殖民主义的强权有了更大的不同就是，带来了更多的腐败，就是中共把它国内运作这一套拿出去，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腐败。这个反腐败也是马来西亚的民意，就是选民的心声，所以把他选上去了。选上去以后他要兑现承诺，而且对他自己来说，反强权，这是必然的，他不希望马来西亚沦落为一个没有任何谈判实力的、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的附属于中共的国家，所以他要站出来对中共说不！而且说不的这些项目很多是非常严重的腐败的项目。

主持人：中共大力推广的一带一路最近碰到了很多的挫折，其实一带一路专案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说这个纯粹是对外撒钱，因为很多一带一路牵扯到的国家是没有能力偿还投资的，中共往往是因为政治的利益，最后又会免除这些人的债务。所以中国人会觉得对这些国家来说，这个完全是一个天上掉馅饼，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腾飞呀，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对送上门的钱没有兴趣呢？原因是什么呢？

横河：因为中共的钱并不是无偿给的，《环球时报》说得很简单，你们不要以为这个钱拿就不还了。现在很多沿路参加一带一路的国家都背了非常沉重的债务。首先就是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基建，包括高铁、公路、政府建设、公共建设，甚至出现了人造城市，它的诱饵就是慷慨的投资、慷慨的贷款。

但是这些专案往往是当地不需要的。你比如说麻六甲皇京港的港口建设项目，还有高铁项目，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它跨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小时，你去架一个高铁变成40分钟，这有多大的必要？花这么多钱！因为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必要这些项目，但是他在优惠投资和贷款的吸引下加入了。

结果这些材料，因为中共本来就是要输出产能嘛，过剩的产能，所以这些材料都要从中国进口，结果反而变成了债务。像巴基斯坦的地铁建设，很多国家也是有类似的，巴基斯坦要破产了，美国政府已经表示了，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明巴基斯坦还债。为还债务，它就不得不租让中共要求的战略要地，你像吉布地的港口，这些国家，中共它有目标的，有战略目标的。

另外一个，在引进专案的同时引进了中共的腐败，很多项目的招标是不公开、不透明的，一些项目给了价格高得多的中资企业，而不是条件更好的本地企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资它一定会给高回扣、给贿赂。像马来西亚铁道项目，它如果由马来西亚公司承建的话，造价会比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拿下的134亿美元的合同要低一半，但是最终还是给了中共，肯定是腐败嘛。

另外，连工人都要从中国引进，还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没有增加当地工人的就业机会，所以引起了当地的不安、甚至是政治上的动乱。还有一些项目跟当地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为中国顾客服务的，像马来西亚建森林城市，所有的豪华住宅都是中国买家买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所有行为是比老殖民主义还要原始、暴力得多的新殖民主义。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对中共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抵制。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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