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日 — 每一个赌场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但在诸多赌场中，威尼斯人赌场无疑是最闪耀的明星。 那么，威尼斯人赌场为什么被公认为亚洲第一大赌场呢? 其原因 ...

1.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澳门，中国)

2.蒙特卡洛赌场(摩纳哥)

3.快活林度假村赌场(康涅狄格，美国)

4.云顶高原游乐场(文东，彭亨州，马来西亚)

5.澳门永利娱乐场(澳门，中国)

6 利兹卡尔顿酒店赌场(圣胡安，波多黎各)

7.伊比萨度假酒店赌场(伊比萨岛，西班牙)

8.滨海湾金沙酒店赌场(新加坡)

9.凱悅酒店賭場(門多薩，阿根廷)

10.坎昆宫殿赌场(杜拜，阿联)

全球10大赌场排名出炉. 2 年前. 徐祥磊. ​ 关注. 近年来亚洲地区观光赌场（Casino）一间间开，有些国家就借着博彩产业，成功吸引大批的旅客前来，制造 .

“炒房团”进军元宇宙，人民日报：谨防热到烫伤

目前的元宇宙土地成交记录已经来到2736万元。在其官方Twitter，虚拟地产开发商Republic Realm确认其以创纪录的430万美元购买了一块The Sandbox上的虚拟土地，这个价格足以在中国房价最高的北上深市中心买下两套房，甚至一些城市买下独栋别墅也不成问题。

市场公开信息显示，Republic Realm目前在19个不同的元宇宙平台上拥有大约2500块数字土地。

“万亿美元商机”的引诱下，包括微软、迪士尼在内的全球多家巨头也纷纷宣布投入元宇宙的建设。其中，元宇宙房地产市场也成为了投资者们“哄抢”的目标。过去的一个多月，越来越多投资公司开始在“沙盒（Sandbox）”和“分布式大陆（Decentraland）”等虚拟世界中“抢购”土地。

“分布式大陆（Decentraland）”是一个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的虚拟现实平台，于2020年2月上线，用户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购物、畅游，购买土地、参观建筑物，还可以与其他玩家会面、谈话。

投资者们认为，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公司会花钱购买虚拟住宅和商业空间等房地产，而随着更多人加入虚拟世界，这些房产的价值将会上涨。近段时间以来，确实随着个人玩家和“炒房团”不断涌入，虚拟土地销售额历史纪录接连被刷新。

上周，歌手林俊杰也在推特上宣布，自己已在“分布式大陆（Decentraland）”上买了三块虚拟土地，正式涉足元宇宙房产界。据外媒估算，林俊杰购买这三块地花了大约12.3万美元。

国内，一个内测的游戏里，也上演了囤房抢房的荒诞景象。

10月28日，由天下秀开发的虚拟社交元宇宙APP——“Honnverse虹宇宙”开始内测，产品推出两周，预约测试人数已超过13万人。日前开放线上限量版虚拟房产的预约抢号活动时，因参与人数众多，服务器一度崩溃。

用户需要提前预约抢购虚拟房产，摇到号才可以进入游戏。从内测开始起，就有用户大量囤积房屋。虹宇宙世界排行榜第一名的“榜一大哥”名下房屋已经有100多套。

由于现在处于内测阶段，只有抢到房屋，才有资格登录游戏，有人为了进入游戏，在闲鱼上租用账号，价格是24小时5元。这还只是小钱。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虹宇宙当前是发行现成房屋，用户只能装扮房屋，国外头部元宇宙游戏平台是出售地块，用户可以自主在地块上建造房屋。

天下秀官方消息称，“虹宇宙”平台将总计发行虚拟房屋350000套，这些虚拟房屋根据P星球的不同地貌，共有六个等级房屋，共有13种房型，每种房型的发行量和稀缺度都不同，房子的等级从高到低分为SSS、SS、S、A、B级，级别越高越稀有。预计免费发放2万套。

官方发布的房屋数量有限，这样一房难求的饥饿营销，直接导致闲鱼、微信和QQ社群里的虹宇宙虚拟房产交易热火朝天。

在闲鱼、微信和QQ群里，虹宇宙的房产“一天一个价格，三天就能翻一番”，当前最高级别SS级房产已经以1.8万元的价格成交。闲鱼上，以8000元成交SS级房屋的交易记录也不少。

另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11月21日，记者登录闲鱼APP发现，一套稀有度0.12%的虹宇宙“SS环海岛屿”虚拟房产，挂出的价格为10万元，下面有人出价12万元。更有用户挂出一套“地契编号前5”的“SS环海岛屿”虚拟房产，标价20万元，截至11月22日，共有3人“想要”。

人民日报评元宇宙炒房热到烫伤的风险得防

人民日报发文《热到烫伤的风险得防》，文章表示，元宇宙及其相关应用场景，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这是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分析与讨论的基本前提。特别是作为一种产业的元宇宙，虽然存在无限可能性，却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管是丰富概念还是开掘延伸、不管是发展产业还是市场投资，仍是基于技术、构想与需求的探索尝试。这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过程，从虚拟到真实，从看得见到摸得着，还有不小距离，不妨冷静三思，谨防热到烫伤的风险。

全文如下：

日前，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出炉，“元宇宙”位列其中。所谓元宇宙，被一些人视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的载体，潜藏着游戏、社交等场景变革的机遇。近期，“炒房热”也刮进了元宇宙。

买地皮，买房屋，买物料，搞装修，等升值，再出售……虚拟房地产买卖，与现实生活中的房地产交易，在过程上大致雷同，只是所处空间不同、场景各异。不过，究竟是投机还是投资、是泡沫还是风口、是炒作还是趋势，仍需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新事物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新认识。对于“元宇宙炒房”，如何界定性质、如何预估走向、如何看待趋势，人们的看法千差万别。有人视为机遇，认为是未来的“财富密码”；有人感到魔幻，“肉身还没地方寄托，就开始精神造房了”；有人参与投机，“如果能涨到几百万，就把它卖了”；有人视为炒作，“制造轰动性传播效应，以吸引投资者”；有人充满期待，认为这类房产具备交易和流通属性，有升值空间；有人不免担忧，恐其暗藏“击鼓传花”的骗局……凡此种种，每种观点都犹如多棱镜的一面，还不足以呈现全貌。或许，还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在更长时间段内，才能观察得更清晰、理解得更深入。

当前，元宇宙及其相关应用场景，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这是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分析与讨论的基本前提。特别是作为一种产业的元宇宙，虽然存在无限可能性，却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管是丰富概念还是开掘延伸、不管是发展产业还是市场投资，仍是基于技术、构想与需求的探索尝试。这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过程，从虚拟到真实，从看得见到摸得着，还有不小距离，不妨冷静三思，谨防热到烫伤的风险。

新的事物也必然伴随新的风险。目前，“元宇宙炒房”往往基于NFT(非同质化代币)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房地产交易，存在“炒房”又“炒币”之嫌。有专家指出，NFT投资市场存在交易平台的合规风险、发行方是否构成发币行为的合规风险、购买方再售时是否有流动性风险等。与此关联的“元宇宙炒房”，也存在产品金融化倾向及暴涨暴跌、炒作欺诈、非法集资、赌博洗钱等风险。更重要的是，我国对NFT的法律性质、交易方式、监督主体、监督方式等，尚未明确；一些其他形式的虚拟资产交易行为，在我国及其他很多国家都未受法律支持。其实，任何创新产品的价值增长，都应建立在安全的市场环境、正常的金融秩序中，意识到并防范住潜在风险，才有助于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因此，新事物的超前发展，既不能无界也不能无序，既需要包容也不能纵容，应该鼓励监管走在创新前头。

参与“元宇宙炒房”，究竟是财富机遇，还是被割韭菜？目前，号称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产品很多，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出现衰退，投资者购买的虚拟产品必将血本无归，这类教训在游戏道具交易史上比比皆是。“元宇宙炒房”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还是潘多拉魔盒，我们不妨且行且看。不过理应清醒的是，置身虚拟空间，锚定���快钱的投机，有可能是一戳即破的“泡沫”。说到底，新概念及其产业的成熟，仍需要一砖一瓦建造出来，有了技术的发展、现实的支撑、规则的约束、共识的凝聚、观念的进步，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然而，要清醒认识的是，元宇宙所指向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并非一回事。元宇宙“房产”不是实物，人们拥有它却需要付出真金白银——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之前的比特币交易。在笔者看来，无论冠以多么高大上的新潮概念，将虚拟物变成真实货币等价物，都有收割智商税的嫌疑。

互联网经济发展到今天，电商、外卖、网约车等新模式层出不穷，这些线上服务看似是虚拟的，但最终到用户手上的，则是各个厂家生产的商品、提供的具体服务等切实可感的现实体验。而如今的元宇宙“房产”，则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它与比特币一样，都变成了纯粹的虚拟商品生产及交易。

比特币是一串电子符号，不能线下购买任何商品；元宇宙“房产”也没法居住，连一片砖瓦都不存在。人们为了拥有他们却支付了大笔资金，除了在网上倒卖给其他人，不能产生任何实际价值。参与者们也不过是看中了后续倒卖所带来的价格差，这也就变成了典型的套利游戏。

如果说少数人是出于个人爱好，参与到元宇宙“房产”的虚拟生产及交易，那么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乐趣，就像购买一件虚拟玩具一样。但从目前元宇宙概念房的走势来看，不排除有专业机构瞄准所谓商机而参与其中，接盘者恐怕也多为同样希望在这场游戏中分一杯羹的炒家。

现实中，某些投机者炒房资金链出现问题断供后，银行还可收回其房屋进行拍卖。而在虚拟世界中，元宇宙炒房一旦投机失败，除了一个名义上的“房产所有权”就别无他物，如果是举债参与炒作，那么所背负的每一分债务都不可能通过元宇宙“房产”来进行变现。

当越来越多的人禁不住诱惑参与元宇宙“炒房”游戏，所积累的个人及市场风险就会叠加。一旦元宇宙概念没落，无人问津，或是市场上的热钱消退，又或是监管政策出现调整，一切都将归零，这也意味着后续跟进的炒家将血本无归。

规模达到数亿乃至更加庞大的元宇宙炒房虚拟市场，所牵涉的是一个数量不可小视的社会群体。若是该市场出现崩盘，大量炒家获得的都将是负资产，从而引发参与者高负债、无法偿债带来的民事纠纷等风险。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加强对类似于比特币等虚拟生产及交易的严管，就是为了避免各类风险的爆发。

元宇宙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依附于概念炒作的暴富游戏，公众还是少参与为妙。

欧市盘前：脱欧谈判负面消息仍在发酵，施压英镑跌至近两周低点！国际油价仍处困境 © Reuters. 欧市盘前：脱欧谈判负面消息仍在发酵，施压英镑跌至近两周低点！国际油价仍处困境 周二（9月8日）亚洲时段，美元连续第六的交易日走高，持续脱离逾两年低点。隔夜以来关于脱欧谈判的负面消息仍在继续发酵。英国与欧盟在谈判上的进一步赌气，令年底前无法达成脱欧协议的概率大升。而研究机构此前曾警告称，一旦出现此状况，英镑兑美元汇价将跌回1.20以下。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继任者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告示发布，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官房长官菅义伟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3人被提名为候选人，3名候选人将在下午举行发表政见的演讲会和联合记者会。 此外，业内研究机构预计，全球市场原油库存过剩压力将在今年下半夜进一步上升，并可能持续到2021年底，这将令国际油价在未来一年间仍陷于整体承压的困境中。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炼厂开工率依旧不足，这意味着库存过剩将从成品油进一步传递到原油端。 亚洲时段行情回顾 亚盘时段，美元兑日元窄幅震荡，此前连续五个交易日收涨，汇价现报106.28，涨幅0.01%；数据显示，日本上个季度创纪录的经济萎缩比最初的估计还要糟糕一些，彰显出在日本努力摆脱新冠疫情造成的滑坡之际，首相安倍晋三的继任者所面临的挑战。日内，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任者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告示发布，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官房长官菅义伟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3人被提名为候选人，3名候选人将在下午举行发表政见的演讲会和联合记者会。 亚盘时段，英镑兑美元五连跌，汇价现报1.3147，跌幅0.14%，盘中最低触及9个交易日低点至1.3128；隔夜以来关于脱欧谈判的负面消息仍在继续发酵，英国与欧盟在谈判上的进一步赌气，令年底前无法达成脱欧协议的概率大升。数据显示，英国股市投资基金在今年6-8月间遭遇了12亿英镑规模的资金净流出，因投资者对英欧谈判无果导致“硬脱欧”前景的顾虑仍在升温。 亚盘时段，现货黄金窄幅震荡，金价现报1934.67美元/盎司，涨幅0.27%；尽管美元近期回升拖累了金价，市场不排除会出现更大幅度回调的可能性，但持续困扰市场的更长期不确定性支撑金价。从基本面来看，黄金市场目前多空焦灼，料短期仍以1900-1950区间横盘整理为主。 亚盘时段，国际油价大跌，美油五连阴，现报39.03美元/桶，跌幅1.86%；布伦特原油现报41.96美元/桶，跌幅0.12%；目前疫情的持续蔓延以及对于需求的悲观预期，且近期美元走强是打压油价的关键。周一IEA传达了对于需求复苏停滞的担忧，不过OPEC+仍在积极的履行减产，这是为数不多支撑油价的因素。俄罗斯能源部长称该国减产执行率为100%，短时间关注OPEC+对所有成员国石油产量的独立评估。本周因美国劳动节假期，API数据推迟一天公布。 亚洲股市行情一览 财经数据 亚洲时段消息回顾 英国首席脱欧谈判代表：脱欧大限将至，欧盟立场应切合实际；① 英国首席脱欧谈判代表David Frost警告称，如果要就年底英国最终脱欧及时达成协议，那么周二开始的谈判就必须得取得进展。② Frost在他与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于伦敦进行谈判之前的电邮声明中表示，“我们现在已经谈了六个月，再也承受不起在老生常谈的领域停滞不前“我们需要看到欧盟对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有更多现实意义的行动。”③ 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说，他已做好准备在脱欧过渡期年底结束时无贸易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双方都在寻求及时达成一份协议以供10月15日欧盟领导人会晤时讨论。④ 不过，双方在两个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已达数月之久。一是国家援助，英国希望脱离欧盟规则，自己可以补贴特定行业；二是渔业，欧盟希望英国脱欧之后其对英国水域的进入维持不变，而英国对此反对。⑤ 无协议离开“对于英国来说将是个好的结果，”约翰逊周一在发给支持者的电子邮件中说。“作为政府，我们正在边境和港口为此作准备。”⑥ 尽管发出上述警告，但Frost称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仍然有时间达成良好协议，我期待着本周的面对面谈判， 希望可以取得进展”。 澳洲8月企业现况指标大幅下降，信心依然脆弱；① 一项衡量澳洲企业现况的指标8月大幅下滑，反映就业、销售和获利能力疲弱，因维多利亚州再度实施防疫封锁；企业信心指标虽然上升，但依旧相当脆弱 ；8月澳洲国民银行企业现况指数从7月的零下降6点至负6；这个数值仍高于疫情高峰时在4月触及的低点负34，不过距离长期均值正6仍有段距离。② 衡量企业信心的指标上升，但仍停留在负值区域，该指标从7月的负14升至负8；销售指标从正1降至负2，盈利指标从正1降至负3，就业指标从7月的负2骤降至负13；除新南威尔士州外，各州企业状况全面下降；围绕新冠病毒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很高，澳洲经济重新开放的路径也是如此。③ 疫情给澳洲两个最赚钱的行业--旅游业和教育业带来冲击，澳洲经济创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滑坡；为此澳洲联储已经降息至纪录低点0.25%，并启动购债操作以压低收益率，政府也已承诺逾3000亿澳元财政刺激。 日本政府拨款6714亿日圆采购新冠疫苗，免费供应国民；① 日本政府周二批准从紧急预算储备中拨出6714亿日圆(合63.2亿美元)，用于购买冠状病毒疫苗；② 日本政府希望在明年年中为每个公民提供足够的疫苗，并且免费提供。 日本下调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至负28.1%；日本内阁府8日发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7.9%，按年率计算下降28.1%。（新华社） 日本创纪录的GDP跌幅比初值还要糟糕；① 周二出炉的数据显示，日本上个季度创纪录的经济萎缩比最初的估计还要糟糕一些，彰显出在日本努力摆脱新冠疫情造成的滑坡之际，首相安倍晋三的继任者所面临的挑战。② 根据内阁府周二公布的数据，在截至6月份的三个月中，日本GDP折合年率较前一个季度萎缩28.1%，较最初估计的27.8%更加糟糕。另一份报告显示，7月份家庭支出降幅再次变陡，较去年同期低7.6%。③ 日本GDP创出1955年以来最大降幅得到确认之际，其执政党正准备在下周选出新首相。该国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因健康原因宣布辞职，引领复苏的领导层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④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可能会在下周的会议上调升经济评估，暗示日本经济的滑坡已经触底，但不会对前景表示乐观。不过，他们表示，日本央行官员认为现在无需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因为金融市场稳定，而企业可以获得信贷。⑤ 分析师预计日本三季度GDP会反弹约13%，不足以弥补连续三个季度的收缩。 彭博经济研究指出，日本经济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规模，因为这场危机进一步推迟了在日本人口减少导致增长长期下降之前需要进行的关键性改革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3名候选人敲定，选战正式打响；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9月8日，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任者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告示发布，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官房长官菅义伟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3人被提名为候选人。当天下午，3名候选人将举行发表政见的演讲会和联合记者会。（中新网） 俄卫生部：首款新冠疫苗已投入民用；俄罗斯卫生部卫生部8日发布简短声明，称由俄罗斯卫生部的加马列亚流行病学与微生物科学研究中心研发的首批新冠疫苗Sputnik V已经通过必要的质量测试，并投入民用。 印度新增确诊逾7.5万例 累计确诊超428万例；① 据印度卫生部9月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4280422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75809例，连续41天日增超5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133例，累计死亡72775例。② 根据worldometer最新数据，印度已经超过巴西，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巴西民调：1/4巴西人不愿接种新冠疫苗；① 路透社7日报道称，巴西民调机构Ibope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1/4的巴西民众不愿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调查称，一旦疫苗研制成功，5%的受访者明确拒绝注射疫苗，还有20%的受访者称，可能不注射疫苗。在所有不愿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当中，34%是25-34岁，36%是福音派基督徒。②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主要原因是对疫苗的效用和安全性有质疑，以及受到各类阴谋论的影响，如注射疫苗会导致自身基因被操纵，产生基因变异，或者接种的同时可能被植入芯片，疫苗由流产胎儿制造而成等。（环球时报） 机构观点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若无协议脱欧，英镑或跌向1.20；① 投资者的视线正重新转向英国脱欧，英国和欧盟均认为需要在10月中旬前达成协议，从而为年底脱欧过渡期结束时顺利退出铺平道路。② “看来，我们只是处于英镑痛苦回调的初期，”法国农业信贷银行G-10外汇策略负责人Valentin Marinov说。他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英镑兑美元汇率将跌至1.20。 高盛对科技股和整体牛市持有的乐观观点；① 高盛集团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Peter Oppenheimer称，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是经济复苏脱轨，这可能令股市修正多达10%。低利率和债务高企的时期也通常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堆积，随后可能引发金融危机。② 但是目前来看，高盛经济学家对复苏感到乐观，且在预测当中纳入了年内至少会有一款疫苗获得批准、随后将会广泛分配的假设，料对明年上半年产生积极影响。③ Oppenheimer表示，除非利率大幅走高，否则科技板块仍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占据主导。科技股“被视为相对具有防御性，哪怕在市场修正阶段可能也会继续领跑” 中原证券：估值相对较低的蓝筹股有望再度受到资金的追捧；① 中原证券指出，周一A股市场冲高遇阻，大幅回落，早盘两市股指快速冲高，沪指在3370点遭遇较大阻力，随着芯片，消费，券商以及航天军工等前期热点板块的轮番下挫，拖累股指震荡走低，尾盘股指加速下跌，沪指收盘再度击穿3300点整数关口。② 经过上周五以及本周一的连续下挫之后，沪指短线再度冲击3450点上方区域未果，股指快速回落，向下寻求新的支撑，沪指自7月13日开始的中期调整格局依然未变。③ 随着前期领涨热点的纷纷回落，市场避险清晰显著提升，整体涨幅不大，估值相对较低的蓝筹股有望再度受到资金的追捧。（证券时报） 中金公司：守得云开见月明，布局后疫情时代航空板块；① 中金公司指出，航空板块是此次疫情盈利和股价遭受最大冲击的板块之一。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行业大幅受损之后的1-2年内，航空股有望迎来显著超额收益，H股超额收益较A股更为明显。② 随着国内航空需求持续恢复，航空公司持续减亏，油价、汇率提供利好，航空板块也将迎来估值和盈利的双重修复，建议投资者积极布局。③ 疫苗年内落地或是大概率事件，如果疫苗上市，航空股或将迎来第一波上涨，如果疫苗接种范围广泛且效果出色，航空股或将迎来第二波上涨。当前阶段，我们更看好国有航司。（证券时报） 山西证券：情绪因素不影响中期走势，维持市场横盘震荡走势判断；① 山西证券指出，上周美股大幅回调对A股市场情绪及北上资金短期风险偏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前期指数处于箱体上轨附近，交易型资金有短期下跌的预期。综合作用下周一两市表现低迷，沪深300指数下跌至前期低点附近。② 但考虑到美股下跌空间有限，及国内经济复苏的优势，未来突破箱体震荡下沿的概率不大，我们维持未来呈箱体震荡走势的判断。目前A股正朝着我们在年中提到的估值和业绩再平衡的方向变化，估值继续走高乏力，维持横盘震荡，等待业绩增长预期进一步上升。③ 此外，由于成交量中枢处于历史高位，目前个股和板块波动较大，板块轮动迅速，不宜过度频繁操作，可关注我们推荐板块中龙头优质标的中短期上涨机会。（证券时报）

作者：俞晓薇

1996年，五千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明慧网）

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华诞。全球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之心，庆祝节日，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二十七年前，法轮功于中国大陆传出，从长春市胜利公园和第五中学，迅速地传向了更多的绿地、广场、社区、机关，继而走向北京，传遍大江南北，洪传世界。“真、善、忍”的法光，照耀神州、四海。

二十七年来，法轮功为上亿各族裔修炼者带来了身心巨变，有力地提升了社会道德。法轮功学员逆流而上，坚定地维护信仰，在反迫害中不断发展壮大，复兴传统价值观，弘扬中华正统文化，并且开启了退出中共的精神觉醒大潮，震撼各界。

这是一条开创奇迹的风雨之路，一台波澜壮阔的人间大戏，交汇着神奇、壮丽、寻觅和等待，见证善恶对峙、心灵觉醒。在世纪的交替关口，法轮功的出现与洪传，意义非凡，值得所有个体及全人类关注与深思。

2003年11月29日，李洪志大师莅临美东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为弟子们讲法解法。（明慧网）

真实的故事衷心的感恩

“感谢师尊慈悲救度。”这是中外大法弟子的共同心声，因为法轮功赐予了他们新生——顽疾痊愈，重获健康，彻悟人生真谛，踏上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因为李洪志大师不辞劳苦，倾尽所有，只为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面对中共的恶毒诽谤和疯狂迫害，李洪志大师教导弟子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反迫害，其崇高的觉者风范赢得举世敬仰。

自2000年起，李洪志大师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迄今，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包括奖状、奖杯、奖牌、奖旗等）及感谢支持信函超过三千多项。在法轮大法网站，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讲法音像资料和炼功音乐全部可以免费下载。

多年来，明慧网刊登了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体会和回忆文章，充分展示了李洪志大师的高尚品德以及法轮大法缔造的生命奇迹。

一位参加过长春第一期学习班的弟子说，“当年师父传法时的神奇事可多了。在航空俱乐部办班时，有一个男的是用担架抬来的。师父说：把担架抬到台上来吧。也没见师父怎么动手，就听师父说：你起来吧。他就起来了。师父说：你下地走走吧。他下地就能走了。师父又说：你自己走下台去吧。他就走下台去了。他那个感动啊！”

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引起轰动，一位见证人说：“不时从法轮功摊位拥挤的人群中传出‘法轮功能治病’、‘法轮功治病快’的惊叹声。不时地听到法轮功摊位的鼓掌声、喝采声、感激道谢声、哭声，‘（病）好了！（病）好了！’‘真神奇啊！’还看到了下跪的、磕头的喊‘恩人啊！恩人啊！’带着哭音喊：‘救命恩人啊！’‘活佛再世！’”

1995年4月14日至20日，李洪志大师应邀在瑞典哥德堡的Nordengården举办了七天法轮功学习班。当年筹备学习班的王女士介绍说：“老师讲法解释得特别清楚、耐心，为了让西人学员听得更明白，有时还画画图。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一个一个地给学员纠正动作。每次讲课老师都穿着整齐干净，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总是提前来，学习班准时开始。给我印象挺深的是，一下飞机见到老师手里提着一箱方便面，生活非常简朴，处处都是为别人着想。”

1995年4月在瑞典哥德堡讲法班期间，李洪志大师亲自教功。（明慧网）

湖南省某县城电化厂一位退休女职工因1983年的气炉爆炸事故患上了败血症，后又摔倒导致生活自理都有困难。2007年8月，她在家门缝下面发现了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便开始尝试炼功和阅读《转法轮》，很快，奇迹发生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红光满面，百病全消，身心轻快舒适。”“一个月之后，我们单位的同事看到我目瞪口呆，惊呼：哇，想不到你这个‘活死人’还越活越年轻了”。作者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师父，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呵护着我。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回报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越南的越战老兵Nguyen Van Bai在战争期间受到了化学毒剂的侵害，患上许多慢性疾病。修炼法轮功六个月后，“癫痫、结肠炎、呼吸道感染和关节炎都无影无踪了。最大的奇迹是：牛皮癣和皮肤感染几乎全部不见了。我曾认为，我永远都找不到解药，这些病会伴我终生。当我回想起这一切，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大法把我从疾病、痛苦、不幸中拯救出来，赐予我第二次机会。”

瑞典企业家瓦西柳斯?祖朴尼第斯（Vasilios Zoupounidis）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表示，法轮功是内在的精神修行，能够从灵魂深处真正地改变一个人。他说：“我考虑别人多了，压力也减轻了，家庭更和谐了；原有的背痛、腿痛和胃病都不翼而飞。作为一个企业家，无论对客户、雇员、合作伙伴，我尽力遵照大法的原则去做，以诚心、善意和宽容待人。”

法国青年艺术工作者Vladia Nuidins于201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以前，我总是吃喝玩乐，喝很多酒，但我感觉心里很难受，活得很辛苦。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完全放弃了这些，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能够为别人着想，帮助别人，我活着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他想对李洪志大师说：“我无比地感谢师父，感谢他给予我的一切。我将尽我所能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好，尽我所能地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

法轮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995年1月4日，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首发式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李洪志大师说：“我把这个东西传出来，高层次上可以指导人修炼；那么低层次上可以指导人如何去做人。”

据官方统计，至1999年初，全中国有7千万至1亿人修炼法轮功，学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数量如此之巨的人群，通过修炼改善了健康，为国家节省了巨额医药费。同时，他们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看淡名利，真诚待人，遇到矛盾向内找，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明显好转。

一位学员参加了1994年12月的广州第五期学习班，他说：“通过几天的听法，大家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期间，拾到钱的、拾到表的、拾到金项链的，没有不交上来的。这与当前中国社会上，那种为了钱财什么坏事都敢做，世风日下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有的地区人员来得早，带的钱不够用了。晚来的学员，带钱多的学员，都主动��解囊相助，帮助遇到困难的学员，为他人着想，蔚为大观。”

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描述了在和平修炼时期的祥和景象。“修炼法轮功的同修中，好人好事不计其数。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年同修骑自行车被一辆面包车给撞了，连人带车被撞得老远。司机赶忙下来要送那位同修去医院看看，可这位同修坐在地上说：‘没事，你走吧。’司机过意不去丢下几百元就走了，过后同修又把钱送到学法点买了一个大录音机为大伙炼功用。”

“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对任何个人和国家都是件大好事，不吃喝嫖赌、不抽烟不喝酒、不偷不抢、不打骂人，即使跟以前有仇的人，学法轮功后都主动地打招呼化解恩怨了。好人学了法轮大法会变得更好，以前的浪子学了大法，会痛改前非做个好人。”

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嫉而镇压法轮功，喉舌媒体炮制了大量谎言，污蔑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导致许多民众误解或仇视法轮功，从而失去了修炼的机缘。数以百万计的善良修炼人被非法绑架、抓捕、被强制洗脑，受到肉体和精神摧残，甚至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剧数不胜数，惨绝人寰。邪党一方面禁止人们信仰“真、善、忍”，一方面奖励出卖法轮功学员的告密者，奖励迫害学员的官员、警察和打手，是非曲直完全被颠倒，造成大陆社会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乱象丛生。

在血雨腥风和恐怖高压下，大陆法轮功学员舍生忘死，捍卫真理。他们翻山越岭，走上天安门，高呼“法轮大法好”；他们印制和发送真相资料，张贴和悬挂��相标语横幅；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插播真相电视节目，令迫害集团惊惶失措。法轮功没有消失，新学员在陆续加入，正义的百姓勇敢地签名、按手印，声援法轮功；正义的律师慷慨陈词，支持法轮功。

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的郑祥星，曾是社会上的一个混混，因驾车违章、殴打交警被关在拘留所，他在那里结识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后，也走入大法修炼，成了受人敬重的诚信商人，造福一方的好人。2012年2月，郑祥星被非法绑架，后被中共法院以传播神韵光盘为由判刑十年。2015年，他在保定监狱被迫害致双目失明，失去记忆。2012年以来，唐山市、秦皇岛市共有1万5000名民众联名摁红手印，要求当局释放郑祥星。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说：“给人迫害成这样，共产党真恶毒，打好人。都应该签名。”

保定地区639人签名营救唐山法轮功学员郑祥星。（明慧网）

潘本余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铁环卫站工人。1997年修炼法轮功。那年9月，他从火车车轮下救出两个摔在铁轨上的孩子，自己的衣服被驶过的火车挂破。后来他还先后救起四个落水的人。然而，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两次劳教迫害、两次非法判刑，在遭受种种残忍的折磨后于2011年7月17日含冤离世。

七旬老人高文志是辽宁省葫芦岛远近闻名的好人。他在八年的时间里义务为村民修补了四条路，累计三千多米长，个人投入三万多元。交通局长想让电视台采访他，高文志告诉局长：“我曾得过两种癌症，大夫宣布我没救了，活不了一年了。于是我修炼了法轮功。学炼法轮功只两个星期，我就全好了。我现在比年轻时还能干。是大法师父让我做好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这么做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高文志因为不放弃修炼，两次被非法判刑三年，2017年6月，他又因为控告江泽民被非法绑架。当地150多位村民签字摁手印，要求当局无罪释放高文志，还有几位村民冒着风险在视频中为他鸣不平：“好人，你抓他干啥？”

北京律师高承才说过，“实践出真知，通过为落难的法轮功信仰者作刑事辩护，我由衷地感觉到法轮功信仰者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总是言必行、行必果，与人为善、真诚相对、谦和忍让。在诚信缺失，尔虞我诈的中国大陆，法轮功信仰者始终在坚守着自己的道义操守，出瘀泥而不染。”

维权律师程海指出，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使众多中国人身心受益，不仅让难以治愈的癌症等患者恢复健康，而且从精神上疏导、解决人的各种问题，有利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当下中国普遍缺少公共价值观，甚至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而法轮功的“真、善、忍”准则是帮助别人，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大陆前媒体人魏祯凌认为，“法轮功是在为人类的信仰自由而奋斗。”他特别希望李洪志先生与法轮大法能回归中国大陆，“让中国老百姓光明正大地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中国社会就会变好，老百姓将真正地体会到李洪志大师的恩泽。”

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开始前的1996年，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排成法轮图形。（明慧网）

信仰的力量

今年4月20日，刚刚从大陆来到美国的王清营先生在纽约法拉盛第一次看到了法轮功的游行和集会，他说，“法轮功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最佩服！”

20年如一日，法轮功和平抗暴，坚忍不屈，得道多助。在中共使领馆前、海外旅游景点、大街小巷，在各类媒体上，在世界的舞台，法轮功的真相遍地开花，击破了中共的谣言构陷，揭穿了共产主义企图毁灭人类的终极阴谋，提振人们心中的正气和正念。法轮功学员以勇气、智慧和才华，再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助世人领略传统文化的庄严与瑰丽。

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仲维光先生曾说过，“法轮功学员完全是靠自己的心，不是靠组织、命令、利益诱惑来的”，“因为法轮功学员不问政治，淡泊名利，中共用政治、经济的手段左右不了他们。这是信仰、精神的力量”。

大陆自由作家荆楚表示，李洪志先生教导出来的弟子们，善良、真诚，“内心有信仰，坚定不移的执著精神，我很敬佩。”他赞扬法轮功学员建立的媒体以及开发的翻墙软件，“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物，是功在当下立在千秋，造福于中国人。”

澳洲的法轮功学员张玉珍是一名三退义工，她坚持到旅游景点讲真相，从2012年8月至2016年9月帮助12,888位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张玉珍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不药而愈。她说：“我觉得做人要有良心，我得到好处、受益了，要让大家知道中共迫害好人的事实，告诉民众不要跟随中共行恶而受牵连，一定要退出这样的邪恶组织，只有这样，无论是个人还是中华民族才能有希望和未来。”

去年5月12日，纽约市民Paula Steele看到法轮功庆祝大法日的游行队伍时，非常激动。她说，“我感到了强大的能量，一种纯净的、清澈的能量。”“纽约人需要‘真、善、忍’。这是全世界要遵循的价值观。停下来吧，看一看传单，这里是你灵魂需要的美好的东西。”

今年1月10日，在大芝加哥地区担任慈善基金会执行董事的丹尼尔?哈斯（Dan Haas）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传递的信息激励人心，他说：“在当今世界，这讯息特别让我感激。我的理解是，法轮功是世界的希望，带来了和平和救赎。”

结语

希望、和平与救赎的机遇就在身边，机缘一线牵。有人说：我们何其有幸，置身于一部伟大的神话之中！是的，芸芸众生，世间万物，都在这部历史巨制中扮演了看似普通、却极不平凡的角色。未来史诗的章节，正在风云激荡、正邪较量中一篇一篇地演绎、成就着，惊心动魄。生命源于何处，要去向何方？

乱象和魔性充斥，谎言与狂乱当道；众人迷失在现代科技网络，陷入冲突争端，远离传统、远离了神；社会因道德的沉沦而疾速下滑，天灾人祸不断上演，人类正处在危急关头。此时，法轮大法传送最关键的启示：人类必须回归传统、重塑道德、寻回失落的价值和精神。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法轮功的游行队列走了过来，“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坦荡和真诚一如既往。天国乐团的鼓点铿锵，号音嘹亮，奏出喜悦、昂扬。让我们驻足、凝望，共同见证信仰的里程碑。#

5月5日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Trocadéro）提前庆祝第二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章乐／大纪元）

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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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70年腐败史，犹如附骨之疽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4-23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

“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 —— 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

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

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

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

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

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

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

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

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

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

“（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

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

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

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 —— 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

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

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

“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

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

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

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

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

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

https://chuansongme.com/n/1047868852653

中关村关系图

本文写于2003年10月。

这个人一个不漏地把握住了四通、方正、联想，分别在它们最鼎盛时期，与它们合作；这个人1984年进中关村，不办公司，只谈合作，不做企业家，只做商人，与中关村各色人等，关系千万重；这个人一直躲在幕后，却又一直处在浪尖，喜欢他的人称他“常青树”，艳慕他的人称他“不倒翁”。在中关村，这个人将一个商人的操守、精明与灵活演绎到了最高水准。   ——题记

2001年8月29日，香港，主席台上的张旋龙再次面临考验，作为方正控股总裁他要代表方正发出亏损预警——“去年为方正盈利1.2亿的奥德，今年上半年亏损8000多万。”9月19日，被紧急推上方正奥德董事长位置的张旋龙在北京与方正奥德研发人员谈心，给方正奥德总裁耿雪松打完气，张旋龙坚持要和想离开奥德的员工谈一谈：“你们要走，我觉得没问题，但首先，你们要知道方正奥德百分百是方正的，你们是研究人员，这里面涉及道德和知识产权的问题。但你们真的要走，我能理解，也祝福你们成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说，我们之间就有感情……”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重又想起了1999年那个难熬的夏天他三次和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讨论奥德都没有结果的尴尬。

最后一次在燕山大酒店1716房间，张旋龙约了北大书记一起和张玉峰谈。费尽心机谈了半天，张旋龙看依然说服不了张玉峰，就直接和张玉峰说：“这个事情一定不行，如果你在奥德问题上一定要这样做，我会投反对票，这个我先跟你讲清楚……”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一阵难过。他想起11年前那个飘雪的日子，他和张玉峰在友谊宾馆一起下棋的情景。

张玉峰到之前，张旋龙已连赢了几个北大老师好几盘，正在兴头上。张玉峰上来，很快赢了张旋龙一盘，张玉峰说：“再下一盘。”第二盘，张旋龙赢了，张旋龙说：“再来一盘。”第三盘，和棋。

这是张玉峰第二次和张旋龙见面。第一次，张玉峰想代销张旋龙的Super PC，张旋龙因为已经答应给四通做独家代理，所以，只能一个劲儿对张玉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完棋，张玉峰又向张旋龙说起了Super PC的事，张旋龙答应了。

张旋龙将Super PC同时给张玉峰做，惹恼了四通，四通将张玉峰的发货记录全都找到，拿给张旋龙看，张旋龙打哈哈：“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人家是个学校，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你做大生意的嘛，去动人家干嘛？”

事后，有人告诉张旋龙，张玉峰和他下的三盘棋中，让了他两盘，张玉峰是北大象棋冠军。后来，两个人再下棋，张旋龙要求张玉峰先让他一个马。从这盘象棋开始，张玉峰交上了张旋龙这个朋友，张旋龙让张玉峰赚到了钱，张玉峰也让张旋龙赚到了钱，两人开始有了交情，两人都姓张，张玉峰经常向外人介绍张旋龙：“这是我堂兄弟。”

张旋龙当时在中关村那样受欢迎，很多人想尽办法和他结交，是因为他是来中关村做生意的第一位港商，而他又长在内地，熟悉内地社会，早去香港，又使他得风气之先，尽享两岸互补优势。

香港金山

1978年3月12日夜，张旋龙彻夜难眠，单人床的那头睡着父亲，单人床的旁边除了书、收音机就是电饭煲，这些之外，再没有放其他物品的空间。

这是张旋龙在香港的第一夜，此前，他在福建泉州高中毕业教高中。到香港之前，家里人一直以为1972年到香港的父亲已经在香港发了财，22岁的张旋龙来香港想读香港大学，弥补“文革”中没读大学的缺憾。但是，他来到香港第二天就要找工作养活自己，张旋龙先在亲戚的工厂做工，后改做导游。

张旋龙的父亲张铠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1972年去香港，养过金鱼、鳗鱼，卖过牛仔裤，但都不成功。张铠卿学医，但在香港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偷偷地做。张铠卿的转折点在1978年。那一年，他开始做芯片生意。芯片当时被“巴统”严控，张铠卿偷偷带进国内的芯片最早卖给了株洲电子研究所，研究所用这些芯片做成了CMC-80双板机。这款机器后来被写进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号召全国科研单位向株洲电子研究所学习。后来，张铠卿帮国防科工委带芯片，这些芯片被用在了潜艇、卫星等方面。这种生意越做越多，香港金山公司就在张铠卿所租的房子里诞生了。“金山”二字是从张铠卿的“铠”字拆出来的。

1981年，张旋龙放弃一个月近1万元的导游收入，帮父亲打理金山公司。除去芯片，金山还做显示器、苹果电脑生意。

四    通

1984年冬，身为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张旋龙走上了来中关村的土路，当时的那条土路还没有现在街道的一半宽，路的两边都是麦田。首先映入张旋龙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表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父亲、沈国君、王安时等人。天很冷，大家靠一个汽油炉取暖，汽油炉老灭，一灭，王安时就喊，“蒋敏美啊，又灭了，又灭了。” 蒋敏美上来���新将汽油炉点着。

到1984年，香港金山发展到十几个人，营业额不到100万美元，业务有组装机器，代理IBM机器，但不是IBM的正式代理。香港金山太小，IBM不让它做代理，所以，只能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IBM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但是，张旋龙走进中关村，香港金山就是大公司。张旋龙当时主要和部委做生意，有株洲电子研究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招牌，张旋龙混在各部委如鱼得水，此时，他主要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

张旋龙和万润南一接触，就发现四通和国家单位不一样。张旋龙卖给四通的IBM机器，四通会将机器拆散了，看看哪张卡是真的，哪张卡是假的，以及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张旋龙过去将机器卖给国家单位，卖过去，就卖过去了，卖过去就收钱，哪有人看这些。张旋龙因此觉得四通这帮人很厉害。

第一笔生意，万润南没钱，他问张旋龙敢不敢让他代销，卖完再给钱。张旋龙沉吟了一分钟，说：“当然可以。”张旋龙觉得四通是一群干活的人，他愿意赌一把。张旋龙和万润南越走越近，到1987年，张旋龙和四通合资成立天津四通，张旋龙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旋龙当时也接触过科海，科海就在四通旁边，“比四通大多了，也牛很���。”科海旁边还有一个海科，后来这些公司的人都成了张旋龙的朋友。张旋龙全和他们做生意，但张旋龙最看好的还是四通。

张旋龙和中关村做生意，部委那边也不放弃，但一进中关村，他就觉得今后的重点应该在中关村。那时，张旋龙和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一起将部委来人调查中关村叫做“鬼子进村。”当然，部委的人也管中关村叫做“骗子一条街”，扯平。

燕山大酒店

中关村，畅春园，什锦火锅，七八个人，七八十块钱，六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一人弄一瓶，中关村朋友喝得快一点，张旋龙喝得慢一点，但张旋龙最后会喝完。酒过三巡，剩下的菜，都倒进什锦火锅，全部吃完。张旋龙以前不吃羊肉，后来他最喜欢吃羊肉，中关村朋友总对他说，北京比较干燥，吃羊肉大补。

张旋龙进中关村的时候，燕山大酒店的顶层还没有盖好。他来的时候，燕山大酒店总经理带他到正在施工的顶层看。燕山大酒店一盖好，张旋龙就从友谊宾馆搬到了燕山大酒店1711。1711后来成为张旋龙的常包房，直到张旋龙在1711大病了一场，才改住1716。张旋龙喜欢17层，香港金山电脑大厦一共有17层，张旋龙在17层办公，燕山大酒店一共也是17层，张旋龙在17层会朋友。

早在10多年前，张旋龙就花65万美元在首都机场旁边买了房子，那是国内第一批卖给海外人士的别墅。但张旋龙一直没去住过，张旋龙觉得他在中关村做生意，就应该在中关村住。张旋龙将燕山大酒店当作自己的家，他一进门，开门的、提行李的都和他打招呼，他想吃什么，酒店就给他做，早餐送到房间，在一个餐厅就可以任意点其他餐厅的菜。

酒店的服务生都喜欢张旋龙不仅因为张旋龙是常客，还因为张旋龙从来不忘给服务生小费。张旋龙以前做导游，小费对他很重要，所以，他不会忘记给别人小费。

张旋龙喜欢让大家高兴。他做生意，本来六四分成，结果变成了四六，他也做，他不怕一时吃亏，他一直觉得，对方占了他便宜就还会来找他，他的算法是两个四成要比一个六成多。分钱方面，张旋龙一直显得不太认真，但他十分认真地提防被骗。刚到中关村的时候，张旋龙被小骗过，后来，他十分在意对方的记录，非常仔细地查。

张旋龙爱讲话，喜欢和人打交道，精力充沛，可以连续几天不睡觉，但完了以后，他要补觉，一连睡上四十多个小时，饿醒了吃几块饼干，继续睡。张旋龙日常就这样在中关村打拼。

王    选

北大，王选办公室，张旋龙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王选，但两个人没什么共同语言。和以往重要的拜访一样，张旋龙总是坐着总参挂军牌的苏联轿车，径直开进去，军人在旁边当司机，张旋龙派头很大，王选也不敢太怠慢。但张旋龙想和王选谈大的合作，王选不想谈。最后，张旋龙卖了两台IBM 550给王选，王选客客气气将张旋龙送出办公室了事。

张旋龙第一次知道王选这个名字是在日本。1984年，张旋龙做成了当时业内的第一大单，一次进口500台NEC机器。1985年，NEC请张旋龙去日本。在日本筑波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张旋龙看到世界各国参展的都是机器人、微型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而中国馆里尽是些陶瓷、剪纸之类的工艺品，“实在有点痛心。”“突然眼前有一样东西把我的视线揪住了，那是一个用有机玻璃箱装着的激光照排系统。我是做电脑生意的，见到我们中国的电脑技术达到这种水平，心中实在有一份难言的惊喜。”

张旋龙去找王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样合作。他只是觉得整个中国科技馆就两样高科技，一是长征火箭，一是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长征火箭，张旋龙没办法打主意，王选的汉字系统，张旋龙不想放过。但一谈，张旋龙发现“和这个书呆子没法谈。”

王选认识到张旋龙的能量，是在他和张旋龙都加入了方正之后。1995年，当上了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王选对当上了总裁的张旋龙说：“张旋龙啊，你香港做得不错，你应该到马来西亚开拓方正照排系统的市场。”张旋龙问：“马来西亚有什么市场？”王选说：“马来西亚有800万华人。”有钱赚，张旋龙就去，一共投了200万港币做了起来，现在马来西亚方正即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在马上市的企业。1995年9月，张旋龙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加展览会，王选说：“我们现在可以做日本了。”张旋龙就去了，带了50万美元过去。到2000年9月，软银向日本方正注资1000万美元占17%股份的时候，日本方正的估价已经近6000万美元。日本方正也拟于明年或后年在日本上市。不仅如此，张旋龙还将王选的照排系统卖到了韩国、台湾、美国、加拿大，方正所有海外分公司都是张旋龙一手建的，所有海外分公司张旋龙都是董事长，所有的海外分公司历来都赚钱。

后来，有人问张旋龙：“王选挺看不起商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张旋龙总是笑而不答。

后来，张旋龙对人说：“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Super PC

1986年，珠海吉大莲花山莲山巷8号，一幢6层的楼房里。Super PC的生产线正在这里不停歇地运行着，闻名一时的Super PC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关村。当时一台IBM PC卖3万，一台长城0520卖2万多，张旋龙的Super PC价格是1万多。Super PC让香港金山第一次在中关村出了大名，Super PC让张玉峰费尽心思接近张旋龙。在中关村，Super PC一直是286计算机的代名词。 

张旋龙从中关村采集回香港的信息是国内计算机太贵，市场还承担不起。此前，张旋龙做过日本Super PC的代理。这家日本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此时，香港金山在苹果PC上赚了几百万港币，香港金山决定生产自己的Super PC，低价杀进中关村。

从Super PC开始，张旋龙开始和四通紧密合作，授权四通做Super PC独家总代理。Super PC空运到北京，四通的人用板车将它拉回中关村。因为Super PC便宜，所以，出现了四通门口排长队购买的情景。

四通搞定后，张旋龙老往北大跑，希望捕捉新的合作机会。一天晚上，张旋龙从北大回来，看到四通办公楼的灯还亮着。第二天，张旋龙去四通，底下的人见张旋龙来了，赶紧拉他看一样东西——Super PC一启动，原来的“金山汉卡”几个字变成了“四通汉卡”，而且，还加了几个字，字体也比以前的漂亮。

张旋龙问：“这是谁做的呀？”他们说：“哎呀，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叫求伯君。”求伯君第一次出现在张旋龙面前的时候，很腼腆，不怎么讲话，一讲话就紧张地咽口水。张旋龙直觉到这是个人才，就开始跟他聊。张旋龙不太懂技术，求伯君就直说张旋龙：“你不懂嘛。”一次，求伯君在展览会上三分钟就搞定了大家很长时间束手无策的问题，更让张旋龙相信求伯君是个技术天才。

张旋龙在1988年断然停掉Super PC是因为建行朋友的一句话。当时张旋龙用Super PC打下了很多建行的单子，一天，建行电脑处的处长对张旋龙说：“每次投标都是你中，但是你的Super 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暗自思量：“这帮兄弟这么帮我，我老是坏不行啊。”就干脆不做了，张旋龙在一个星期之内决定不做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和李汉生代表的HP在拼单。拼单中，他清楚，组装的Super机的确和西方流水线生产、全世界销售的模式没法比。很多人认为，张旋龙没有坚持将Super PC做成联想可惜了，张旋龙却认为，“拖下去就惨了。”张旋龙知道，他不是做生产的人，他只是做生意的人，他见好就收了。

求 伯 君

求伯君在台上演讲，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张旋龙冲上去，帮他讲。后来，张旋龙老听人在旁边称赞求伯君的演讲，张旋龙总是微笑着说：“是吗。”然后暗自得意一番。

1988年，求伯君患了肝炎，四通老要花医药费。一天，万润南对张旋龙说：“我把这家伙给你管吧。”张旋龙笑道：“花钱的事情，你才给我？呵呵。”万润南说：“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管好。我也怕对面科海将他挖去，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张旋龙说：“好吧，那就过来吧。”张旋龙得了人才，还得了人情。

求伯君过来，告诉张旋龙，他想搞一个汉卡。张旋龙说：“长城汉卡都快不行了，你还做汉卡有什么用？”求伯君说：“不一样，是兼容2401的汉卡。”张旋龙一听兼容2401，眼睛都亮了。四通2401打字机是当时四通第一挣钱的产品，Super PC让四通第二挣钱。而且，求伯君告诉张旋龙:“搞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张旋龙在深圳蔡屋围酒店为求伯君定下了501房间，让求伯君在那里开发汉卡。此时的所谓投资，就是养着求伯君开发。治肝病的药很贵，一次就要两三千元。求伯君没日没夜地干，黄志昕医生警告张旋龙，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死掉。张旋龙就去劝求伯君劳逸结合，求伯君不听，他肝炎复发过三次，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就把电脑搬到病房继续写。

1989年初，软件写了出来，需要投资10到20万美元“烧字库”，做汉卡。万润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张旋龙做可以兼容2401的汉卡，因为那会冲了四通打字机的生意。碰巧1989年初，909排版软件面市，张旋龙借机对万润南说：“你看，你不让我做，别人做出来了吧。要不我们一起投钱做，打909？”四通内部讨论，还是不同意张旋龙做汉卡。

燕山大堂，张旋龙对万润南摊牌，“你不干，我也要干。”张旋龙要去找首钢，万润南反对，说首钢太大了，当时首钢一年缴税就是十几个亿。张旋龙和万润南还有很多别的生意要做，也不敢得罪万润南。后来，张旋龙找到了张玉峰，再后来，就“六四”了，万润南出事，跑到了美国。

张玉峰很爽快，立即同意和张旋龙各投8万美元“烧汉卡”。16万美元让张旋龙一个人掏，他也能掏得起，但是，他担心风险。“我虽然很看好，但也不一定成功。”而且，张旋龙一贯不喜欢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他就是想找一家一起做。“他要掏钱，他的利益就和我绑在了一起。”方正金山汉卡上市，卖得非常好，占到了整个汉卡市场的55%，挣到了一个多亿。

1989年之后，四通开始走下坡路，张旋龙决定将重心转向方正。

张 玉 峰

1992年，深圳新都饭店，张玉峰最后一次和张旋龙谈判。张旋龙将金山投资办的子公司、资产、应收账款、银行存款全部打印出来，交给张玉峰看。张玉峰逐条看，不时地对张旋龙说：“这家子公司我不要；这个是别人欠你的钱，你自己收吧；这栋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值，又没有用，我不要。”整个谈判过程，张旋龙总是乐呵呵地说一句话：“不要就不要吧。”最后，张玉峰说：“行了，你这些东西，我打八折，一共八千万，我出四千万。你一半，我一半。”

香港金山合并进香港方正，张旋龙弟妹起初都不同意。父亲创办的香港金山就这么没了，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张旋龙说服了他们。张旋龙看好北大，看好王选，看好张玉峰，所以，愿意全面合资。合资后，张旋龙任香港方正总裁、方正集团副总裁兼执行董事。但此后，张旋龙精力就不在中关村了。张旋龙看得很清楚，“国内那么多人了，又没有官位给我做。”他将精力放在了香港以及方正排版海外市场的开拓上。 

张玉峰早在1991就到香港成立了公司，本想自己做，后来发现不行，开始找人合作，很多人找过张玉峰，张玉峰最后选择张旋龙，因为他觉得张旋龙人好。张旋龙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张玉峰说：“张老师，我有这么多钱，我自己花，肯定只能花上面几张，下面几张肯定花不着，我要这么多钱干吗?我就希望能把方正的事情开开心心做好。”在方正资金紧张的时候，张旋龙曾动员一家人拿房地产做抵押，帮方正从银行贷款。

张玉峰他们喜欢张旋龙这个人并不代表喜欢他的一切。香港金山与方正合并，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求伯君却被搁置在了合并之外。临别，张旋龙对求伯君说：“你在珠海新成立一个金山，给你一半股权，珠海的房子给你用，没有钱，我还会给你。只要你还想做，我就支持你。我现在最怕你不想做了。”“你不想做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你也一定有碗饭吃。”求伯君说：“我肯定有饭吃，你放心。”张旋龙总觉得技术人员很可怜，“一辈子写软件，写不出来，啥都没有。搞销售，卖这个不行，还卖那个，而且，还天天有酒喝。”张旋龙后来又将自己的一半股份分出去很多给求伯君手下的人。香港金山并入方正后，求伯君接过香港金山的品牌，继续用WPS打造出了国内金山的品牌。张旋龙得了方正，并没有丢金山。

张旋龙和张玉峰一起经历了很多风浪。那年，海关出了点事，张旋龙与张玉峰火速赶到天津。张玉峰很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对方指着张玉峰鼻子说不能抽烟，张玉峰气得手直抖，久在江湖行走的张旋龙说：“张老师你先回去，我来和他谈。”张旋龙开始和那人聊，张旋龙当年做芯片的时候，认识很多要害部门的人，聊到最后，张旋龙抽雪茄，那人帮着在旁边点烟。

张旋龙和张玉峰做了10多年兄弟，第一次重大分歧出现在收购奥德上。作为香港方正总裁，张旋龙一直对收购奥德持保留态度。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张旋龙最后一个同意方正收购奥德。但在方正收购奥德同一天，张旋龙将他持有的所有方正股票一抛而空。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钱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有很多我的性格。”张旋龙承认渠万春很能干，但他认为，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共事。

1999年7月，整合进方正的渠万春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要求王选辞职。张旋龙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张玉峰谈了第三次，希望他多听听“老哥们儿”的意见，不要都信年轻人的。1999年8月，方正这边开始反击。方正电子、方正研究院、方正集团的一些中高层领导联名给北大校方写信：一、抗议渠万春损害方正的形象；二、要求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下台；三、要求留下王选。此前，方正中层干部开了一个会，张旋龙讲了话。张旋龙这话很难讲，他说：“张玉峰当年对我有恩，你们不要管我什么事，按你们的意愿投票就是了。我也不希望做什么思想工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知道我对不对……”

让张旋龙下决心投张玉峰反对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业已代表方正请李汉生到方正，而此时张玉峰要让“横空出世”的渠万春做李汉生的老板，张旋龙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没办法向李汉生交代。就在燕山酒店大堂，当着张旋龙与张玉峰的面，渠万春问李汉生：“同不同意我做你老板？”李汉生说：“不同意。”渠万春起身，拂袖而去。

李 汉 生

1999年1月，香港铜锣湾，张旋龙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约好了李汉生晚9点见面，一直到11点半，李汉生还没有露面。

张旋龙又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思量着该怎样和李汉生说。这之前，张旋龙、张玉峰、王选已经在燕山大酒店1716决定请李汉生进方正，解决方正长期积累的管理问题。

张旋龙早在1988年就认识李汉生，张旋龙在建行系统卖Super PC的时候多次遭遇代表HP的李汉生，他知道李汉生的厉害。

方正决定请李汉生和柳传志、杨元庆很有关系。方正内部开会，讨论能不能在外面找到一个像杨元庆一样的人，董事会开玩笑说：“张旋龙你本事那么大，你能不能将杨元庆挖过来？”张旋龙笑：“这不是害我吗，我和老柳那么好。” 说起杨元庆，张旋龙想到杨元庆经常说：“从HP学了很多管理。”后来，一有机会和杨元庆聊天，张旋龙就和他聊HP。杨元庆客气地说：“李汉生不仅是我管理上的师父，也是我打高尔夫球的师父。” 张旋龙又到柳传志那里去印证，柳传志说：“这个人真好。”张旋龙又多方打听李汉生的人品与能力，一直问到HP的代理商那里，所得信息一致。

张旋龙久等的李汉生终于出现了，李汉生对张旋龙连声抱歉：“大老板和柳传志会面，我做翻译，无法脱身。” 

张旋龙已经喝了不少酒，他直接说：“时间也很晚了，我开门见山，你有没有想过到方正来？”

李汉生吓了一跳：“真的？假的？”

张旋龙一脸严肃：“我说着玩，也不用等你这么久吧。”

张旋龙开始向李汉生介绍方正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打算，张旋龙劝李汉生：“你在HP，到了这个位置，再刺激你的还有什么？你已经38岁了。”两人聊了一两个小时，李汉生说回去想想。

三个多月后，李汉生同意，但李汉生要很大的权力，李汉生说，否则没办法做事情。张旋龙起初吓了一跳，后来，在张旋龙多方努力下，1999年4月，李汉生走马上任方正电子总裁。

方 正 数 码

1999年5月，香港。张旋龙一口气谈完方正与雅虎合作的.com上市融资计划，新鸿基老板郭炳联问：“张旋龙你投不投钱?”张旋龙一下被问住了，方正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魏新等人都在，张旋龙不能下不了台，他一拍胸脯说：“好！我投。我投一千五百万。”郭炳联说：“那好，我投六千八百万。”“第二个问题，谁当CEO？”张旋龙随手一指李汉生。郭炳联问：“是不是啊？”张旋龙说：“是啊。”前后不到15分钟，事情就定了下来。

互联网泡沫起来以后，张旋龙在香港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神气过。香港大富豪纷纷给张旋龙打电话，请他吃饭，坐游艇。张旋龙说：“你们干吗？我没觉得我对科技有很深的见识啊。”张旋龙越这么说，找他的人越多，人们不相信一个和方正、四通、联想、金山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会不厉害。

张旋龙在饭桌上和香港富豪们谈完他们的.com，下面和李汉生连续去了美国两次，游说雅虎。杨致远和张旋龙很投缘，谈完合作，两人谈起，一个男人仅事业成功，家庭不成功，不算成功。

2000年5月17日，方正控股与雅虎、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sunevision.com)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荣文科技，改名方正数码。方正收购荣文时，荣文已停牌，股价只有1.2到1.3港币。收购完成后，跟着配发新股，通过变更与发行新股，总共在股市圈到了3亿港币的现金。

方正数码主要由张旋龙与李汉生一起运作，经过1999年9月的高层人士“震荡”与是是非非，李汉生于2000年8月，离任方正电子具体管理，出任方正数码总裁。对于这次人事变动，张旋龙说：“李汉生第一次给方正带来了规范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对方正的长远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方正公司内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还会有一些差异，这些对底下的员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后来，刚好有Internet，也很重要，也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方正不能错过互联网这个机会。”李汉生一身轻松地重新开始，张旋龙对李汉生有了交代。

在这次整个股市运作中，方正控股以股权置换形式，把全资子公司方正数码注入荣文科技，作价4.3亿多港元（到注入前，方正数码一共仅投资了2000多万人民币），占到了39.62%的股权；雅虎把所持的与方正数码合资公司AD Targeting 的20%股份全部注入荣文，换回荣文新股，占股11.41%，荣文原来的主要股东荣智鑫等共占股16.31%，荣文以每股1港元的价格配售7560万新股，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认购超过6000万股，占股7.4%；张旋龙认购1500万股，占2%，加上期权，张旋龙个人占4%。李汉生没认购，给了李汉生一些期权。荣文科技在一年内卖掉其他业务，成为一个专事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业务的公司。

  张旋龙很自豪他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让方正仅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就在香港又搞到了一个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并拥有了3亿港币现金作为方正发展互联网的后盾。所以，王选听完报告，最后对张旋龙说，“那你就当董事长吧。”

柳 传 志

1998年，香港，晚餐。在求伯君催促的眼光下，张旋龙最后对柳传志摊牌：“如果不行，大家还是好朋友，干一杯就完了。”柳传志说：“行。你说个价钱。”张旋龙报了个价，柳传志让张旋龙等会儿，推门出去，给杨元庆打了个电话，回来，柳传志说：“稍微压低一点价格就可以了。”

1998年8月12日，联想完成对金山的注资。金山估价为3000万美元，联想以现金和商誉折价方式注入900万美元（其中商誉450万美元，现金450万美元），持有30%股权，成为金山单一最大股东。联想本想多买一点金山股份，张旋龙不让。

金山要引资，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方正。张旋龙负责引见，到讨论的时候，张旋龙说：“我在金山有股份，不方便参与董事会讨论。”张旋龙说完，推门出去。第一波讨论，王选等高层都同意，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谈成，像上次拒绝求伯君合并进入方正一样。张旋龙操起电话，拨通了柳传志。

从燕山大酒店到香格里拉，从北京到香港，从早餐到午餐，张旋龙和柳传志谈了三次，张旋龙说：“我没再找第二家，你有没有兴趣？”柳传志说：“你张旋龙的人品在中关村谁都知道，愿意和你合作这个事情，但具体价格的事情由杨元庆和他们去谈。”

张旋龙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谈成，他和柳传志互相知道的时间比较久，但没打过什么交道。当年联想和四通为广告牌子“干仗”的时候，张旋龙因为和四通是生意伙伴，还帮四通动过手。所以，张旋龙和柳传志交情一直不是特别深，顶多一起吃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交流一下对中关村街上所发生大事的看法。1995年，联想股价最差的时候，张旋龙介绍过两个金融界的朋友给柳传志，这两个朋友帮过方正在香港上市，这两个人后来为联想将国内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帮了不少忙。柳传志很感激，觉得张旋龙“够意思”，这次张旋龙找上门来，柳传志也不能驳他面子。

现在，张旋龙手上的方正股票已经很少了，还好，杨元庆说，金山可以让张旋龙发一笔，张旋龙也觉得金山的股票一定能够赚到钱。

张旋龙现在依然喜欢在中关村转悠，不知他又在动谁的脑筋，打谁的主意。 

问    答

作者：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喜欢赚过钱的人。第一次不赚钱，没关系；第二次不赚钱，也没关系；第三次不赚钱，就不行了。我是个商人，你不能说每次都运气不好，都不能赚钱。

作者：不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最不喜欢坑蒙拐骗、讲假话的人。做生意可以讲一些虚的，底价八十，报价一百，这不叫假话，这叫生意。

作者：靠什么在中关村立足？

张旋龙：我不善管理，但善于找人。方正很多优秀员工都是我找回来的，找完了，让他们去管理。我已经45岁了，不应该这个时候还让我管理。

作者：怎样看中关村公司的潮起潮落？

张旋龙：四通、方正、联想，我都在他们最鼎盛的时候和他们合作了。我对方正仍然有信心，第一，方正有产品；第二，北大人就是不一样。联想确实很优秀，但我也有一句话，叫风水轮流转……

作者：怎样用从中关村挣来的钱？

张旋龙：以前的钱都用来投资公司了，我比较喜欢做生意。我没有炒过一分钱股票，我希望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过瘾，股票没有什么过程。

作者：当“名”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选择哪一个？

张旋龙：那当然“名”更重要，“名”是信誉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的财产全没有了，我相信我可以重来。所以，我会保持我这个“名”。以前，很多部长对我说，求伯君都比你出名了，我说，我手下有十个求伯君，我更高兴，“名”留在关键人物心里比落得尽人皆知的“浮名”要好。

作者：怎么看王选与张玉峰矛盾？

张旋龙：王选与张玉峰其实是有很强互补性的人物，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理念有一些不一样。但到后来收购奥德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作者：张玉峰离开方正对方正是否是一种损失？

张旋龙：张玉峰是使方正内部发生分歧的原因，他的离开是解决这种分歧的一种结果。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是很愉快地离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手    记

想起张旋龙，就想起张玉峰，就想起1997年底采访完张旋龙，张旋龙喊张玉峰、张兆东一起在燕山酒店吃的那顿晚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张玉峰。那时，方正的业绩还很好，饭桌上三人有说有笑，在外人看来，三人亲如兄弟。张玉峰当时是老大，说起话来掷地有声。

其后，一直未见忙海外市场的张旋龙，倒多次采访过经张旋龙介绍的张玉峰，1999年8月，我在燕山酒店咖啡厅再次采访张玉峰，此时，张玉峰与王选的矛盾业已显现。张玉峰在那个晚上对我说：“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此前，张玉峰与王选都十分小心地避免冲突，说到对方都是“好话”连篇。我当然知道“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是指向王选的，但直到那时，我都没预料到后来的“事变”。

所以，我写《变革方正》依然还将张玉峰、王选、张旋龙、李汉生放在一起写，写完后，没想到会遭到多次修改，看来各方都不满意。最后，张玉峰打电话过来说：“这篇稿子暂时不要发了，一个月后就会有结果。”正当我猜测这个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张旋龙的电话。

我在香格里拉见到了张旋龙。张旋龙那次放弃一贯住着的燕山大酒店改住香格里拉，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现在想起来，原因大约是那几天住那不太方便。张旋龙也对我说：“稿子不要发了。”他没说原因，改谈别的，谈起别的，张旋龙又有说有笑了，很开心的样子。后来，吃饭的时候，正说着别的，张旋龙突然没有上下文地对我说：“张玉峰对我有恩，让我赚到了钱，但是这次我没有向着他，我们这帮老哥们儿 都没有向着他……”后来，再没了两人的消息；后来事情就闹大了；后来张玉峰就“下台”了；后来，听说张旋龙又和张玉峰碰过几次面，据说，张旋龙每次见到张玉峰，老想起西安事变；后来，方正很多人出局，据说，是因为“站错了队”。其实，如果可以不站队，谁又愿意站队呢？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无奈与牺牲。

方正事变，据我所知，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张玉峰，还是王选都没预料到事情后来会变得那么不可收拾。“战争”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就不会再被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意志所左右。尽管张玉峰与王选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尽管他们办好方正的初衷一致，尽管他们都有着超人的智慧，尽管两个人都知道妥协，但“战争”一旦开始，“战争”自会沿着它自有的轨道向前行进，有时候即使双方都想喊停，也停不下来，这正是“战争”的残酷所在。所以，没有损失的“停战”只能发生在“战争”之前，所以，一个组织里面很需要一个到处“和稀泥”的人，四处调停，做消防队长。张旋龙在方正一直是“和稀泥”的角色，很多话也只有以他的身份说出来才合适，可惜的是，那次事变，张旋龙成为一方利益的代表，他身处其中了。

张旋龙尽管混迹江湖多年，但依然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眼里没有对错，只有朋友。让一个性情中人处理张玉峰问题，他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张旋龙毕竟是个成熟的商人，一个商人不可能仅为了表现自己的痛苦而失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关于和张玉峰的事情，张旋龙不愿多说。他不能说自己错，也不愿违心地攻击张玉峰，所以，他闭口不谈。

张旋龙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本事在于使人需要，让人高兴。让人高兴最低成本的手段是低姿态，自己不摆谱，创造机会让对方摆谱。张旋龙这些本事可能得益于他干过导游。姿态低，见谁都乐乐呵呵的，时刻不忘照顾别人，让别人舒服，使张旋龙的朋友遍天下。在中关村，你可以从很多人嘴里听到“我的朋友张旋龙”，张旋龙为此得意，为此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张旋龙手机上如果有一个陌生的未接电话，他一定会打回去，问：“谁打张旋龙电话？”张旋龙朋友太多，他无法知道这个陌生的电话是不是一个久违的好友有急事打来的。

张旋龙使人需要，让人高兴，不仅靠人缘好，更重要的是，他手里始终掌握着对方需要的东西——四通当年需要张旋龙的Super PC；方正当年需要香港金山的壳上市，还需要张旋龙打海外市场；联想1998年需要金山的软件概念提升品牌。张旋龙的本事在于他总是知道何时何地何价将何物卖给何人，几乎从没错过。这不容易。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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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太扯淡”的小众无人车，为什么能得到硅谷 8 亿美元投资？

编者按：无人车是众多科技巨头和新贵都盯上的未来。Google、Tesla、苹果等等个个都实力非凡。但是这家神秘无人车初创企业却打算在2020年的时候击败所有的无人车企业。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吹牛——“Vaporware Horseshit（扯淡的雾件）”，一家汽车博客早���如此评价说。这家公司干脆就以此（VH）作为他们原型车的代号自嘲。跟其他无人车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另起炉灶重新造车。他们究竟是有实力还是在吹牛呢？投资者的8亿美元已经代表了他们的态度，彭博新闻最近则进行了实地考察体验。至于当年吹过的牛能不能变成现实，一切就只有交给时间来考验了。 那个神秘的箱子就放在旧金山移动办公楼的一间全白色的屋子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木箱子，除了很大的黑体字“ZOOX”以及一把结实的挂锁以外没有其他特征。出资大约1亿美元，你就能拿到一把钥匙打开看个究竟。 很少有人有此荣幸。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的、像汽车的机器人，大小和形状跟一辆Mini Cooper差不多。或者其实，就像两辆Mini Cooper的后半部焊在一起（编者注：意思是没有驾驶室了）。它的内部既没有方向盘也没有仪表盘，只有一个开放空间，里面面对面放置着两排座椅。整个模型看起来就像某人可以打个洞穿过去一样。不过因为你刚刚砸了1亿美元到这玩意儿身上，你就赢得了坐上去享受一次模拟城市之旅的权利，同时祈祷着这个无人驾驶的未来愿景终会实现。 在众多有前途的无人车当中，Zoox也许是最受宠的一个。该公司的机器人的士可以是令人惊艳也可以是令人恐怖的。它将会改变世界——但不是当代硅谷意义上的那种改变世界，而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改变世界——或者它也可能是一场史诗般的失败。现在还很难明确那些卖点有多少是真的。不过对于公司创始人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有钱人都对此感到兴奋，就像Hunter S. Thompson曾经概括过那样，先买票上车再说。 大箱子 Zoox创始人Tim Kentley-Klay和Jesse Levinson说，其他参与到无人车竞赛的人的做法全都错了。他们的做法不是给现有的汽车配置上高级传感器和智能软件，而是要另起炉灶重新造车。 他们要造的车是全电动的。它是双向的，所以可以从一个方向开进停车场然后从一个方向出来。它会制造噪音跟行人沟通。它在车窗上会有屏幕投放定制的欢迎信息给乘客。如果创始人说法正确的话，它会是道路上最安全的车辆，用一种具有保护的茧将乘客护得严严实实，从而取代了沿用了几十年的以司机为核心的建造方式。当然，Zoox还会跑它自己的打车服务。 在提出Zoox显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两位创始人的语气似乎都相当严肃。反正这个世界最终都要迁移到完美设计的机器人汽车的，那为什么还要将无人车技术融入到昨日的汽车里面呢？Kentley-Klay说：“我们是一家在跟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初创企业。但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造的东西是对的。创造力和技术的优雅将会获得胜利。” 要清楚的是，Kentley-Klay是个商人。他说：“我们希望变革城市，希望深刻改变我们与家人及社区的生活、呼吸以及工作的方式。”他还顺便解释了一下告诉名字的由来。（这是zooxanthellae的缩写，正是黄藻帮助了珊瑚礁的生长，这可不是对瑟斯博士某些带颜色的幻觉的致敬）Jesse Levinson来自硅谷的皇室——他父亲经营着Genentech，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乔布斯的导师。两人一起拿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融资：迄今为止共获8亿美元，其中就包括7月初以32亿美元估值拿到的5亿美元。 哪怕手头有那么多资金，Zoox能走到2020年也算幸运，那是它预计将第一辆汽车投放上路的时间。Kentley-Klay承认：“这是一场豪赌。”不过要是熬过这一关，如果他们的赌注收到回报的话，他预测，他的所有竞争对手——包括Alphabet、通用汽车、Tesla以及苹果等的未来就将“统统完蛋。” Tim Kentley-Klay Kentley-Klay今年43岁，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有着钢铁后卫的体格，喜欢搞恶作剧，以及会到处冒险的家族史。他的曾祖母是澳大利亚第一位拿到驾照的女性。他的奶奶则是第二位拿到飞行驾照的女性，曾经在悉尼至伦敦的飞行耐力赛期间教他的父亲Peter飞行。 年轻的Tim是位多面手。他在墨尔本长大，曾经试过用洗衣机和剪草机的备件来造一架航天飞机，用玻璃纤维做过一条庞大的鲸鱼去参加肥皂盒德比，而且还一直制作和售卖假的ID给同学，直到被父母发现。20岁左右时，他买了一辆破旧的1958年产的路虎，然后把它变成了冲浪板运具，并给它起名“将军”。他的妈妈Robin说：“这仍然是他的骄傲和乐子。” 拿到了传媒设计学位后，Kentley-Klay进入广告行业，成为了一名业界领先的动画师和视频制作人。他替Visa、麦当劳、本田汽车等都制作过广告，而他的推销术也伴随着他的设计技巧齐头并进。他说：“每隔周就会有一个新的剧本。你必须用新角色创造一个新世界，然后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说服广告公司的过程。” 2012年，Kentley-Klay偶然看到一篇博客说到了Google的无人车项目，当时这几乎是本领域唯一的一个。他把Google的原型车看作是难看的折衷品，把球状传感器固定到其他公司汽车的车顶上，就像机器人标本一样。他开始设计概念，研究人工智能，然后按照技术愿景家的习惯，写了一份宣言。他还制作视频，描绘了未来机器的士占据的城市情景。然后，有一天，他走进自己的墨尔本办公室，宣布自己要飞赴美国追求他的无人车梦想。 Kentley-Klay接下来的举动被一些人称为走偏门，但也有人认为他很机灵。他跑去找业界其中的一些大牛，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正在拍一部反映无人车崛起的纪录片。他的小算盘是挖掘这些人的信息，然后打探有没有成为合作伙伴的可能。他的第一位“被接见者”是Sterling Anderson，当时是MIT的一位机器人研究学者，后来成了Tesla无人车项目的负责人。Kentley-Klay说：“我带了一部佳能和瞎掰的麦克风在草地上采访了Sterling 2个小时。用我的话来说，我可能是在制作一部纪录片。至于我是不是在扯淡还有待分晓。” 最终Kentley-Klay在加州站在了Anthony Levandowski面前，后者曾经是Google首席无人车工程师之一。两人一拍即合，Kentley-Klay给Levandowski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邀请他2013年6月到Google总部做个演讲。在约定的时间Kentley-Klay嗑了点右旋安非他命然后出现在大概20人面前。他回忆道：“我说，‘我叫Tim，我将成为第一个将无人车带到世间的人。’没想到自己会说这么蠢的话，我认为当时讲得不是很好。” 但是这支Google团队却被Kentley-Klay有化学药物辅助的激情给感染了。他们并没有同意他的所有想法，尤其是需要从头开始造车这一点，但是他们对他考虑的东西之多感到印象深刻。Google相当引人注目地给了这位古怪的不是工程师的澳洲人一份工作，加入全球领先的无人车团队。Levandowski说：“他有技能，而且周围有持相反观点的聪明人是好事。”同样引人瞩目的是，Kentley-Klay拒绝了。他认为Google还不够激进。 Kentley-Klay返回了澳大利亚。几个月过去了。Google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再给他发邮件了。他开始认为自己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他说自己去看了精神病医生。然后2014年4月他再飞回美国，在Levandowski屋外一直等到这位Google工程师晚上回到家。他们谈了很久。Levandowski提到有一个家伙Google一直想招进来可能从未成功，那是一位斯坦福工程学的研究生，名字叫做Jesse Levinson。 Jesse Levinson 35岁的Levinson正好跟Kentley-Klay是两个极端。他身形消瘦，为人安静，遣词造句非常谨慎。在掩盖其传说中硅谷渊源方面他绝对是做到了最好，从未向人提起过。在斯坦福，Levinson成为了Sebastian Thrun教授的门徒，后者后来去了Google领导其无人车项目。Thrun 说：“Jesse一直是我最聪明的学生之一。” 还在斯坦福的时候，Levinson发明了一种新的校正无人车传感器的方式。这类车辆通常要靠摄像头和激光来建立周遭世界的影像。为了调整影像系统，工程师往往要举着印有棋盘格的海报然后将模式定为基线。不过，在这个领域，传感器一旦坏掉是很难重新配置的。Levinson写了一个软件，使得一边开车一边配置传感器成为可能，软件用到了现实世界的物体而不是测试模式来提供反馈。他说：“车辆可以用超人精准度找出传感器在哪里，误差不超过2毫米，方位角不超过1/100度。” 在Kentley-Klay找到了Levinson之后，两人同意这位推销员的愿景和设计技能跟这位工程师的技术敏锐正好是天作之合。两人均喜欢挑战传统思维，建设可以自己支配的东西这种想法。Levinson说：“我从来都说不出Google做这项技术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看不清楚走势的话，我是很难激励自己去努力做事的。” 不过Levinson并没有马上买账。他先是雇了一位私家侦探对自己这位可能的合作伙伴做了一次背景调查。Levinson说：“不觉得他不像是个疯子。我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对于开始在硅谷创办无人车公司的人来说，他的背景有点不同寻常。”不过调查的最终成果只有几张超速罚单。Kentley-Klay说：“他这么重视我我不知道应该看作是侮辱还是恭维。但是他们一直没找到尸体，所以我通过测试了。”2014年7月29日，Zoox成立了。 坐落在硅谷中央的是SLAC国家加速实验室。这栋426平方英亩的复合体最突出的一点是2英里长的粒子加速器，它贯穿了Menlo Park的草山直抵斯坦福的园��。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是美国核物理的明珠。这里还隐藏着弯弯曲曲看不见的道路，是悄悄测试无人车的完美场地。Kentley-Klay设法说服了那里的某人让他使用这个复合体的一个旧消防站作为Zoox的第一个合适的总部。 2015年初，Zoox开始招兵买马，并且将这个消防站改造成了一个原型工厂。工程师建造了机器人的骨架版，而软件团队则致力于这个装置的大脑。对于Zoox的投资者来说一个令人痛苦的早期迹象是，Kentley-Klay还花了16000美元买了一台Sub-Zero办公室冰箱，因为他觉得这看起来很酷。 Zoox及其创始人从一开始对于他们想要的车的样子就有着清晰的图景。车辆的前面和后面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罕见情况下，比如内置的冗余备件都耗光的情况应该很容易维修。每一个轮子都应该有自己的驱动，这样车子在紧凑空间下也能进行精确的机动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停车。它的系列传感器和摄像头可以无缝集成到一起，而不是塞进已有的车辆上。 加州福斯特城Zoox生产总部的3代无人车（VH1、VH4、VH5） 车辆前后部都有LED灯，会发送信号给其他司机，比如发出警告说该机器人的士发现道路前方存在障碍物。类似地，它的定向音响系统会发出哔哔声或者别的声音告诉人行道上的行人自己看见他了，或者给快速靠近车辆的司机发出警告，让他放下手机踩刹车避免相撞。起初Zoox的工程师考虑过设计一个巨大的安全气囊在事故前将整个车辆都包裹起来；不过最终还是采纳了更传统的设置在车身内部的安全气囊。Zoox的车配置了高端音响，豪华座椅，以及某种会话式app来跟乘客互动。 公司有6辆原型车，或者用汽车业的行话来说，6辆骡子车（mule）。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做VH1、VH2等——VH是“vaporware horseshit（胡扯的雾件，意思是公开宣告且积极促销还没做出来的东西）”的缩写，这是一个汽车博客对该公司技术曾经的描述。最近造访SLAC期间，这些骡子车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演示了。其中一辆原型车以极高的精度停在了消防站外边的一个地点那里，而另一辆则在遇到行人横穿马路时进行了制动并且发出哔哔卟卟的问候声。在一个废弃的机场进行的另一次演示中，这些骡子车真的是大出风头，以50英里的时速完成了越障训练。带着安全帽系上安全带的记者有特权成为第一个坐在后向座椅体验这次测试的人。 当无人车从旧金山办公室停车场驶出上路进行测试时一位路人拍下了Zoox无人车的照片。 不过，对于任何无人车来说，真正的试验场是充斥着拇指族、路怒症以及到处乱窜的人的实际街道和高速公路。5月的一个工作日，Kentley-Klay在消防站背后的一个停车场欢迎我。一辆丰田汉兰达停在约100英尺的地方。Zoox原型车还没拿到上路的许可，这意味着公司必须靠一辆汉兰达来训练和测试其传感器和软件。车辆侧面悬挂了摄像头和激光，还在后面的存放区配置了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计算机。 Kentley-Klay交给我一台iPhone。我打开Zoox app然后打了一部汉兰达。我们上车然后告诉汽车我们要去北边，Zoox位于福斯特城的新总部，这大概是200英里之遥，然后把Kentley-Klay放下来并接上Levinson。接着Levinson和我再坐200英里去旧金山。整个行程大概在90分钟内完成，鉴于湾区的交通状况，我对这个结果相当吃惊。 对于无人车来说，高速公路要更容易些。现在上路很多的无人车都是使用自适应巡航控制技术等功能在高速公路上跟随其他汽车并保持安全距离。Alphabet 拆分出来的无人车公司Waymo，其原型车可以处置城市街道的情况，尽管只是在人口稠密度较低的区域，比如亚利桑那州。的确只有Zoox和GM Cruise愿意载外部人士上无人车在像旧金山这样的地方穿梭。 机械臂给福斯特城总部入口雕刻造型。 Zoox在郊区的时候可以自如地行驶，在四向停车（four-way stops）时会礼貌地等待轮到自己才走，也会给自行车手留出足够的空间。当一辆黑色的运货卡车突然有种两车道的道路上越线超车时，这辆汉兰达会停下来以避免冲撞。几分钟后，我们就上了高速公路，然后这辆丰田车以一种可以说是超级安全的模式汇入到车流当中。下高速有车辆并道时不会猛踩油门以加速通过，而是靠着匝道等待时机合适再开下去。 不过Zoox真正出彩的地方还是在城市里面。车辆内部的屏幕被大量信息淹没，计算机视觉软件在同时跟踪着各种汽车、行人、交通灯以及路标情况。跟很多无人车不一样的是，它停止的节奏很流畅。在交叉路口左转弯时，它会让来车先过然后等待行动缓慢的行人通行。总的说来，这辆车的表现非常好，好到你都忘了没人在开车。 今年5月，Zoox将500多名员工的大部分都搬到了福斯特城13万平方英尺的新总部。Kentley-Klay也参与了这个地方的设计。这处设施非常的宽敞和优雅，有很多的玻璃窗以及线条优美的建筑。其中心是一个全白的制造枢纽，在这里工人很快就将手工建造第一支车队。一台机器在跑Zoox的驾驶训练系统，模拟数千小时的驾驶，不断训练这套自治系统。Kentley-Klay说：“这就像是为汽车量身定做的虚拟现实。”附近，一台定制计算机操纵着1000块超高速图形处理芯片，这些芯片每秒可40万亿次驾驶和人工智能问题相关的运算。Levinson说：“这可能是所有初创企业当中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在总部的另一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只有少数获授权的人才能进入。这是最高机密区，在这里Zoox会对车辆工业设计、音响系统以及品牌化等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因为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所以这些Arthur Levinson一个都没看过。他说：“不是我不想看，只是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再报纸上了解Jesse那边的消息会好点。”） 尽管Kentley-Klay和Levinson都是第一次当公司的头，但现员工和前员工都说大部分时间里两人表现得都很好。Zoox已经设法从Tesla、苹果、Google、法拉利以及Amazon.com那里招聘到了数百位工程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比别处更困难的工程挑战。两位联合创始人的确也有其控制的一面。Kentley-Klay的健康意识很高，碳酸饮料是不允许在办公室出现的，甚至饮食他都限制，曾经公开羞辱发送“茶水间有甜甜圈”消息的员工。Levinson以纠正语法为傲，以至于员工都要互相校对各自的邮件。 Palo Alto  SLAC Zoox车库的一辆无人车 两人已经掌握了硅谷创业圈的夸张说辞。Zoox的车轮上写有一段文字：“Infinity is enough（无穷才够）”已经被公司注册为商标。Infinity is enough自己的名字则是另一项发明。他原来是叫做Tim Kentley ，Klay是后来自己加上的。2013年他给Zoox的员工写道：“我给我的姓加上Klay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喜欢做东西。所以黏土（clay），或者泥是这种精神的原始面，而‘K’lay一方面保持了我的姓氏，同时也保留了这股精神。” 做无人车的人里面很多还是把Zoox看成是纯粹的VH（编者注：vaporware horseshit，意思是没料，吹牛）。Levandowski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把Levinson and Kentley-Klay看作是朋友，认为他们都是一等的人才。Levandowski仍然开着自己从Art Levinson那里买来的老凌志，他还跟Jesse设计了一套选股系统，名字叫做FutureGame。 Levandowski说：“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车有太多的不一样。而且这样做太复杂了，走这条方向错了。”基本上Zoox是想在无人车技术上击败Waymo，在电动车领域干掉Tesla，并且在共享乘车领域取代Uber。Levandowski说：“这其中一块你要是出问题的话，你就完蛋了。不过这句话他们已经听过10亿遍了。” Kentley-Klay and Levinson都大方地承认Zoox有可能没有好下场。不过两人均无疑调整路线，而且他们发誓要用即将到来的惊吓（惊喜）镇住竞争对手（消费者）。Kentley-Klay说：“对我来说，这并不复杂。你只需要想清楚什么样的东西才会给到你最好的结果，然后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了，哪怕这意味着这条路走起来会更困难。” 原文链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8-07-17/robot-taxi-startup-zoox-has-800-million-and-a-wild-pitch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http://dlvr.it/Qcfj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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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次疫情如火如荼的在全球蔓延，第二次庚子赔款的呼声渐起。在此危急存亡之春，世界各国也正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满楼风。从三月中旬至今不到一个月时间，部分国家已经从专心抗疫，变成了边抗疫边寻求追责的可能。这一点，无论从这些国家的官方还是民间的舆论上，已经露出了相关苗头。

1900年，岁在庚子。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慈禧太后一举向十一国宣战。战败后与八国签署《辛丑条约》，约定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这次疫情如火如荼的在全球蔓延，第二次庚子赔款的呼声渐起。在此危急存亡之春，世界各国也正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满楼风。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出现庚子赔款的情形？

在本周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指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么这里的「外部环境变化」指的什么？

从三月中旬至今不到一个月时间，部分国家已经从专心抗疫，变成了边抗疫边寻求追责的可能。这一点，无论从这些国家的官方还是民间的舆论上，已经露出了相关苗头。

一．官方声音

（一）联合国–源头调查

祕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将建议安理会召开会议研究最新疫情，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先团结起来共同抗疫。待疫情结束后再对病毒源头展开调查。

（二）美国–矛头直指世卫

1.总统川普认为「我们不顾世卫组织的反对而做出了做出了关闭边境的决定。所以当他说政治化时，他才是政治化。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进行一项研究、调查（世卫组织），然后决定我们要怎么做。」

2.国务卿蓬佩奥说：「国际组织必须尽职，到达预期的目的。」

3.副总统彭斯表示：「我们要得到答案，我们将建立问责制，正如美国人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

4.参议员格雷厄姆认为「世卫组织将不会在下一个预算法案中获得美国的任何拨款」「世卫在撒谎、行动迟缓，他们一直在隐瞒实情。」

5.白宫顾问纳瓦罗：「他们打压了人与人之间关于防范病毒传播的信息交流，他们拒绝将其称为大流行病。他们基本上不鼓励旅行禁令。这种行为是我们见过的最严重的事情之一。」

6.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克萨利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

7.联邦参议员柯顿和霍利共同发起《2020李文亮公共卫生问责法》草案，该法案内容为授权美国总统制裁扭曲隐匿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外国官员，包括签证限制、冻结或限制相关人士在美资产的交易。

8.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在给谭德塞的信函中写道「你作为世卫组织的负责人，甚至赞扬中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的『透明度』」

9.联邦参议员萨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中国的说法是错的。我不谈论什么机密信息，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在新冠问题上，中国过去撒谎，现在撒谎，以后还会撒谎。」

10.联邦参议院致函要求谭德赛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未来美国将如何为世卫提供资金的问题回答议员的提问，并说「如果中国能够在早期就获取真实的数据并与世界分享，将对各国防疫有极大的帮助。然而，数据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可验证性。」在这种情况下，世卫还称赞中国在疫情问题上「具有透明性」。

（三）英国–紧跟美国步伐

1.英国国会外委会报告：「世卫和他国一些科学家故意误导，导致了大流行关键早期阶段的分析不正确。」同时呼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20国集团」。

2.英国政府科学顾问向约翰逊首相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低报确诊数字，实际感染比公开报出来的要严重15到40倍。

3，英国会下院外委会主席图根哈特说：中国「像传播病毒那样迅速传播不实信息」。

（四）其他国家政要发声

1.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谭德塞说中国武汉没有病毒，要是世卫早点预警，各国也能早点应对。

2.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表示，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似乎是一个「惨痛的笑话」，「如果中国说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了控制，人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3.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在Twitter上发文，指中国医疗设备生产商趁火打劫，借疫情牟利。

4.巴基斯坦—前内政部长马利克写信给联合国祕书长建议其组成新冠病毒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病毒是否是人造的及其来源地。

5.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提交议案。提议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农地，作为对澳洲政府的赔偿。

二.媒体声音

1.美国《纽约邮报》：美国会考虑通过联合国或欧洲人权法庭，向中国采取法律行动，因为中国在1月至2月期间，于全球购买数千万保护衣和20亿只口罩，同时禁止3M等公司出口N95口罩和手套等医疗装备。

2.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公布该报官网发起的一次读者投票结果显示，92.5%的读者赞成向中国索赔。6%不同意。

3.该报还报道了一份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的报告：全球大流行给七国集团（G7）造成约3.2万亿英镑的巨大损失，而「此前试图隐瞒疫情信息」的中国本可以减轻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

4.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显示，全美国7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对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负责。

5.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早在去年12月底台湾就曾警告世卫有人传人风险，但世卫没有重视。

6.土耳其《每日晨报」（Daily Sabah）》报导，土耳其律师阿克珀纳尔表示，境内可能会出现针对病毒造成死伤和经济损失而向中国政府求偿的诉讼。

7.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宣称，这场危机让澳大利亚平均每人都要花费5000澳元，中国对此负有「特殊责任」，「赔偿金」最高5088亿元人民币。

8.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底严厉谴责中国提供假信息，科学家警告他说真实疫情数据应是中国通报的15-40倍。

9.法国《世界报》报导，在1月22日、23日的世卫会议上，中国代表向委员会和总干事施加了压力，称「宣布全球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不可能的」，与会成员在现场激烈辩论。结果武汉封城后，世卫组织仍然拒绝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0.美国《国家评论》称，在向中国索赔方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并没有有效的强制手段，因此建议美国可以尝试说服其他国家，在科硏及经贸合作方面对中国施压，还可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游说有中国投资的国家没收中国国营企业资产来补偿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

三.民间发声

1.美国国务院免疫学家伯克斯表示，中国的数据让人错以为新冠是另一场SARS而非全球流行病，「因为我认为可能瞒报了大量数据，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而后又发生在西班牙的真实疫情。」

2.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的儿子、国会议员爱德华发推特表示：中国再次选择隐匿某些严重事件，以逃避指责。他们原本可以拯救无数人命。

3.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副教授坎吉认为，根据医疗数据研究推测，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约在3万至6万之间，最保守值还比官方数据高出近10倍之多。

4.土耳其大学生切利克巴什致函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承担隐匿武汉肺炎疫情的责任并「赔偿」。

四．发起诉讼

美国佛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已发起集体诉讼案，5千多名美国人加入了这场集体诉讼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爆发与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原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为此作出赔偿。

美国律师拉里?克莱曼向德克萨斯州北部的联邦法院起诉，控告中国研发生物武器，致病毒全球大流行，并要求赔偿至少20万亿美元。

美国纽约的医护人员.也起诉了中国政府，认为其对疫情处理不当，恶意囤积抗疫急需的用品，阻止物资出口等

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申诉，指控中国审查讯息隐瞒疫情，还一度拒绝对中国的感染者进行旅行管制，导致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

埃及律师近日提起诉讼，要求中国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万亿美元。

看完上述介绍，应该认同我国「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基本事实了。当然，你也许会说，这都是吓唬人或闹着玩的，杞人忧天，根本不会发生。

但既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做好应对这种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就应该居安思危，站在对方角度，进行索赔的可行性分析，不打无准备之仗。

第一，索赔是否大概率发生？

目前看，各国暂时虽然是民间表态为主，官方态度貌似不明朗。但英美已经开始问责世卫。向世卫问责，且矛头直指隐瞒疫情，毫无疑问这是给未来捆绑中国做铺垫。因为世卫的数据是中国给的，同时也始终与中国站在一起的。这才有了国内媒体「保卫谭德赛」的呼声。

在此我也提示大家特别应该注意他们民间和民调的声音。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以民意为基础从事的，西方国家的政客几乎不会逆民意行事，更不会对民众不感兴趣的议题发难。现在披露的民调都是三月份所做，那时英美等国疫情刚到爬坡期，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民众心理承受范围。当这两个数据越来越高，越来越惨烈的时候，该国民众迫切需要宣泄的民族以及民粹主义诉求亦会急剧攀升。这一方面会让当地政客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但同时，媒体必然顺应民意，登高一呼，压力巨大的政客也必然会随声附和。

第二，会有新八国联军吗？

最悲观估计可能会有八十国。因为，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焦头烂额的与病毒搏斗中，主要政客根本无暇他顾。执政党派现在并没有表态，一方面是观察国内民情，一方面观察国际动向，并且不排除在私下已经开始相互串联/打气。

而前一阵我国新闻发言人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情况下，单方面抛出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入中国这个说法，不但激怒了美国，也刺激了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眼里，疫情源头毫无疑问来自于武汉，在没有实际证据且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支持情况下甩锅美国不成功后。而作为各方面实力远远弱于中美的自己，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背锅侠？这种心理驱使下，有可能把一些摇摆国家，推向美国怀抱。

从现在美国的国内官方/民间/媒体三方氛围看，美国第一个站出来，成为索赔的带头大哥的可能性相当之高。

当各国承受着疫情打击以及疫情结束后的经济衰退等多重惨痛损失的时候，有个大国站出来向中国索赔。我认为多数国家的政客，应该会参与。这样做的好处，无疑可以把防疫结果不理想的锅甩给中国或世卫，以最大限度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同时万一索赔成功，还能弥补一部分损失，并向民众炫耀成果。即便索赔不成功，也没有增加什么损失，还可以向国内表示：你看美国也没办法，我努力了，只能这样了。在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心理作用驱使下，羊群效应的发酵，会随着参与国家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最终形成八十国联军这种索赔声势就成为了可能。

第三，病毒的源头在中国吗？

首先定义一下源头。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源头，是指病毒的来源。以萨斯为例。经过14年的追寻，我国的p4研究所科研人员终于在广西的一个山洞的蝙蝠身上发现了萨斯的原始病毒毒株。这个发现一是历时很长，二是结果至今未能被科学界全部接受。况且，这一次还有病毒是被该研究所泄露说法。因此用十几年时间来扯如此复杂的科学问题，显然不现实，这些国家也必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而联合国对此不具备强制力和约束力。

所以这里所说的源头，是指疫情从哪里发生和哪里蔓延的。是指的这个事件的起源而非病毒的起源。就像萨斯的事件起源一样，全世界包括中国从来没有过争议。萨斯就是从广东省顺德地区开始发源，传播到北京后爆发，再经由香港传向世界其他国家。

而关于这次病毒的源头，毫无疑问是武汉。理由有二，一是汇集全世界流行病学家提供的病毒样本的网站（https://nextstrain.org/ncov/zh）所统计的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3123样本，至今全部3123个病毒共同祖先都来源于武汉。这是科学实证，而且最早的病毒信息，都是由中国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湖北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这些官方机构上传的，完全没有任何造假或栽赃的可能。二是，关于发言人所说九月份美国军人传入的说法。只看看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今天的美国的令人震惊的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就可以知道以新冠病毒这种恐怖的传播能力，半个月就能搞瘫痪一个城市（武汉），一个月就能崩溃一个国家（意大利），两个月就能让美国感染人数超过50万，三个月让全球百万人感染且死亡超过10万。如果这个病毒在12月份之前就在武汉以外地区存在，那么这些地区是怎么做到在武汉以后爆发的？怎么做到只感染武汉一地不感染本国及周边地区的？如果有不隔离，不封城，不深度打击经济就能控制病毒的能力，这些国家为什么在压制几个月后，不玩了，放任病毒肆虐？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同时也是国外政府或媒体从来没有人接受我国发言人说法，去质疑源头来源于武汉以外地区的根本原因。

第四，索赔理由是什么？

当前我国媒体还在一厢情愿的指责索赔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肚子坏水，或者不应该用一场灾难向同样是受害人的国家索赔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先思索一下，你这种指责能阻挡人家索赔的脚步吗？你这时候难道不是赶紧站在索赔国家角度来想想看，他们打算怎么说怎么做，来备战备荒而不是骂大街吗？

他们是不是仅仅就因为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而发难？显然不是，因为萨斯那次就没有这么做。

那么这次会从哪个角度发难哪？回头看一看各国官方/媒体/民间的声音，不难发现。就一个核心词：瞒报。这应该就是最终索赔理由。但萨斯那次我们也瞒报，而且还为此处理了两名高官，不也没被追究吗？同样很简单，萨斯之前没有相应的国际条约约束。

而在萨斯结束后的2005年，全球194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卫生条例》，中国当然是缔约国之一。该条例第六条要求：各国迅速、及时、准确地向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潜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充分详细信息，以便采取预防世界大流行的措施。第十条：各国须在24小时内按要求提供及时和透明的信息，并参与对所出现的风险进行协作评估的工作。因此，我推测，各国会援引这一国际条例发难。

第五，索赔证据和指控逻辑是什么？

我们现在罗列一下对我们不利的证据，目前有利的证据没必要例举，因为拿出来就能压住对方。下面重点分析一下我认为他们已经掌握的一些不利证据及其指控逻辑。这些分析仅限当下能够通过公开渠道轻松获取的资料。

李文亮事件，该事件的过程不再赘述，只看结果。从目前国内外相关新闻来看，几乎没有正面评价，均为负面。而且该事件在全球眼球效应十足，传播范围广泛，这个证据我认为具备很大杀伤力。这个从美国议员提出用他的名字命名法案就可见一斑。

数据真实性质疑，这应该是未来双方攻防的一个重点问题。在此仅举一实例，《南华早报》3月13日披露官方资料显示，11月17日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到2019年最后一天确诊病例达266宗，到了2020年首天已增至381宗。而武汉市卫健委官方网站的消息披露截止1月12日24时，确诊病例41例。此后五天均报告无新增病例，但一名殉职的医护人员夏思思的确诊时间是1月14日。

因为中国最早爆发了疫情，并把数据向世卫和世界各国包括本国都进行了公开披露。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中招，也跟我国一样获得了相关数据，死亡率/确诊率/重症率/治愈率等等。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朗在内的国家，开始质疑数据，这又是为什么？

在目前各方暂未抛出各种证据之前，质疑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作为第一个面对这个病毒并仓促应战的中国，与世界上医疗水平最高且准备显然要充分得多的美国的数据，相差太悬殊。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还是美国的3-4倍。你从正面理解，是你防疫得当，如果人家从反面理解，你是故意在隐瞒哪。

比如治愈率，我国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同样一月中开始感染的日韩台新这些国家的治愈率大致在20-30%之间，学过统计的都知道，在同一个问题上，会有误差，类似于这几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误差，属于正常范围，但20%和90%之间的差异，跟中国与美国的感染人数为8万和50万的距离一样巨大，这在统计学上完全不成立。爱国群众的结论可能是，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都错了，就我国对了。或者他们针对中国修改了数据？这种理由，你能说服自己，能说服其他国家吗？

特别是在全世界各国数据汇总并交叉对比后，本国数据跟谁的数据趋向于一致，人家就会相信谁的话。让我们继续观察后续情况吧。虽然爱国群众继续可以把治愈率高解释为我国医疗水平厉害。如果是这样，国家对外公布了自己有效治愈的方案和药品了吗？而且对于我国已经采取一省包一国策略，去救援仍在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伊朗等这些疫情比中国现阶段严重的多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治愈率是否迅速提升，达到或者接近了中国这个水平？我们已经公布的数据是完全无法修改的，一旦数据误差和发展趋势跟大多数国家不一致时，这些国家相信中国还是指控中国的国家，答案不言而喻。

3.关于人传人问题。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在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Dynamics of the initial spread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文章。网址链接：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316这篇文章显示，武汉大约每7.4天病例数据就会增加一倍，自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包括李医生和夏护士都是人传人所感染。从这个论文可以知晓，我国的部分医疗或者科研人员在元旦期间就已经获知人传人证据。但是世卫组织1月14日才宣布有限人传人，我国1月21日正式对外公布存在人传人。这篇全部由我国疾控中心专家联合发表的论文，无疑又是一个颇具杀伤力的证据。

4.关于疫情通报问题。我国新闻发言人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实际上，根据其他各国反应看应该不止通报了美方，还向港澳新加坡日韩等等多国同步进行了通报。我认为这里也许会存在隐患，因为目前双方都没披露，使用通告方式，以及历次通告内容是什么？如果人家拿出你发的电邮，证明你当时通报内容是：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话，基本上坐实了你向国际瞒报的事实。如果你说的不可防控，又与你在一月中旬的所作所为不相符合，这一点非常尴尬。

5.关于世卫组织。不管在人传人问题还是防疫表现上，世卫一直力挺中国，这也导致了他现阶段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曾经支付4亿美元费用的美国准备停止付款，这对于世卫这类民间组织无异于釜底抽薪，其他国家没有能力可以堵上这个经费窟窿。目前看，至少在人传人这个问题上，世卫组织显然具备两个嫌疑，要不是不认真审查科学证据的失职，要不就陷入串通中国瞒报的渎职指控。不管是哪个，现阶段，第一背锅侠的角色几乎呼之欲出了。

6.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不是1月23日，而是提早三周实施严格防疫，可减少全球95%的感染。

上面几个证据，除第6条外，其他基于的都是中国媒体或者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报道或者论文。很容易被人家拿来作为证据针对中国。如何应对确实存在重大考验。

第六，索赔的成功性有多高？

1，目前已经发起的诉讼，基本都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在所在国发起。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非经被告国家同意，都有免于受审的权利。因此这些诉讼只是一些炒作，可不必关注。

2，目前可以操作的诉讼选项中，只能由主权国家提出，比如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欧洲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等发起。这属于常规打法，存在现实可行性。

3，上面说的仅仅是常规打法，而非常规打法，则是可以采纳英国提出的建立一个临时性机构处理的模式。发起类似于波茨会议的组织，然后召集中国协商，协商成功多方签约；协商不成，由该机构自行制作决议，然后督促中国履行。

如果我国不履行，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不管是国际法庭的裁决还是波茨坦会议的决议，都不具备被动执行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履行，理论上可行，但后果不好说。假设只有一两个国家，你不履行，他除了谴责，也没其他对付你的办法。如果你面临十几或者几十个国家的决议，你面临国际责任和道义压力显然很大，一旦赖帐，将在国际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七．会不会有战争？

战争一般会在完全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发动的，而且，自二战以后，全世界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除了个别区域的局部战争外，一直没有过发生世界大战。而且世界大战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实力相当的阵营。自从冷战结束后，这个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包括美国都没有一个群殴八十个的实力。所以作为被索赔方，真的面临十八路诸侯围困虎牢关时，董卓也仅仅勉强自保，哪有主动出兵的道理？

对方会不会出兵哪？仍旧是上面的那个答案：民意。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一定是民意推动的，绝不是几个人能最终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人宣扬911是五角大楼策划的阴谋论，美国本土还有很多人相信。那是因为这样才能给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足够的理由。在面对本来就不是一个上纲上线的敌我矛盾问题时，从各国民众的反战情绪来看，发起战争的民意基础严重不足。

同时还有重要一点，中国是拥核国家。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政府非常重要，谁也不会想擦枪走火，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美国，他们比谁都清楚这里的利害关系。六零年代中苏战争，苏军失利后准备核报复中国的时候，美国强硬制止，逼迫苏联最终放弃了核攻击计划。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旦发动核打击，最大风险会是整个地球的毁灭。因此我们看到，美国都会容忍跃跃欲试研发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这么久，仅仅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主动对核国家发起战争的可能性远远低于讨伐那两国。

当然，即便是跟上一次庚子一样，最终签约同意赔款，仍然存在变数。满清的庚子赔款实际没出那么多钱。为啥，因为随即爆发的一战中中国选择了参战，立刻对敌对方的德奥拒付了赔款，与中国一个阵营的其他国家也都纷纷进行了退款。所以，最终并没达到条约所约定的那么大的损失。

但这种完全拼人品的事。属于买彩票「赌国运」行为。把拥有14亿苍生的国家，用赌博方式来决定他的未来，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行为。

也许疫情消退的喜悦还挂在脸上时，一个索赔的浪潮，会向我们席卷而至。

海啸时，每一片水花都不是无辜的。

这个每天都在创造历史的大时代，会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始终牢牢绑在一起的。最终，在滔天巨浪中形成的每一朵小水花，落在每个人头上，都会变成一个家庭的海啸。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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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夏小强的博客

原文链接：八十国联军索赔之可行性研究报告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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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是刘家义的个人投机行为，还是习要通过刘向党的高级干部传达将在全党搞一次”忠诚总书记”的个人崇拜和效忠运动的信号？如是后者，人们将会看到，在有关干部的任免中，会有越来越的地方把”对总书记忠诚”作为对领导干部任职的政治评价。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近日在济南市领导干部的调整中公开打出“对总书记忠诚”的旗号。这样的表态有什么背景，会引起什么效应？

2016年，刚任天津市委书记不久的李鸿忠在一次市委会议上第一次在中国官场喊出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名言”，舆论普遍将李的行为视作投机，虽然其”绝对忠诚”的对象是要指向习近平，但也不敢公然表达此意，而只能用”忠诚党”做遮掩。

时隔近四年，李保持的这个记录终于被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打破，后者日前在济南市召开的宣布孙立成为市委书记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对孙的评价是，”政治素质好，大局意识强，对党忠诚、对总书记忠诚，组织领导和驾驭能力强，改革创新意识强，作风务实扎实，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公道正派，勤勉敬业”。

众所周知，中共在调整各级政权主要领导干部职务时，都要召开该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大会，中央组织部或上级领导要出席会议并对走马上任的主要领导做一番政治评价，尽管这个评价基本是走过场，却是一道必要程序。当然，大多数的政治评价都千篇一律，老生常谈，毫无生气，但偶尔也会出现细微差异。这次刘在领导干部的调整中公开打出”对总书记忠诚”的旗号，与其说他认为孙忠诚总书记，不如说他要借此场合，向习作一个”忠诚”的政治表白，故与李鸿忠堪有一比。

但这会是刘家义的个人投机行为，还是习要通过刘向党的高级干部传达将在全党搞一次”忠诚总书记”的个人崇拜和效忠运动的信号？如是后者，人们将会看到，在有关干部的任免中，会有越来越的地方把”对总书记忠诚”作为对领导干部任职的政治评价。

新冠疫情让北京领导层陷入压力（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从表忠心到个人崇拜

在当下时刻，习内心里应该也想在全党再搞一次个人崇拜和效忠。之所以说再搞一次，是已经试过一次。在个人崇拜和效忠问题上，他虽然没有毛的自信，不敢在全党公开说”还是要有点个人崇拜”，但即使是毛，真要在全党搞个人崇拜和效忠，也是先从个别或少数领导干部的表忠开始，然后形成群集效应，使那些不愿表态的领导干部受到心理压力，不得不跟随宣誓效忠。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习没有暗示刘这样作，当刘喊出”对总书记忠诚”后，他也会窃喜，因为党的高层干部里，从来不缺为往上爬而出卖灵魂的马屁精和吹鼓手，当他们看到同僚这样做得到政治褒奖后会争先恐后出来宣誓向习效忠的，就像李鸿忠喊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随后在中共和军方的高层掀起一场效忠比赛，一个比一个高调和肉麻。习现在也需要党内尤其高层形成此种氛围，以向外界表明他仍然牢牢掌控大权。

尽管如此，把刘此番”对总书记忠诚”之言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投机行为，不大可能受到习或明或暗的指示，更符合实际情形。因为假如是后者，新科济南市委书记孙立成在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说出这个话后应会在会上作出同样表态。但孙虽表示要”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两个维护”铸入灵魂、化为行动，终究没有说”对总书记忠诚”的话，尽管这不表示他不忠于习。

人心嚣动

那么，刘为什么要在此时进行政治投机的赌博？一种极可能的情况是，习的处境在习家军看来，有一些微妙的不安，因此需要通过全党至少是高层领导干部的效忠来巩固习之权威。此次刘和4年前李的表态，关键区别就是背景不同。16年底和17年的习近平，其权力处于上升期，他已在18届五中全会获得党内”核心”称号，全党都预料19大会将习思想写入党纲。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不错，中美虽然有些摩擦，但尚未交恶，一路一带和亚投行都开展得比较顺利，外交攻势似乎很有效果，国力达到中共建政以来顶峰，习自己也是信心满满，颇有君临天下之势。故李鸿忠不失时机，做出了稍有廉耻之心的官员都不会做的那那番表忠，随后他得到将会升迁的暗示褒奖，官员也就成群结队学李拍习的马屁。

习近平在北京一小区视察（2020年2月10日）

但如今内外环境都有了彻底改变。尽管习近平大权在握，然而神话早已破灭。习在19大废主席任期，无限连任已经引发党内改革派和社会自由派的强烈不满，中美的交恶和交手尤其是近两年的贸易战让中国经济、社会不满以及国际环境迅速恶化，其形象已经跌落。屋漏偏逢连天雨，去年香港发生抗议，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民怨，习受困于一种无形、未知但却能感受到的权力危机，并终于演化成2月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红二代、地产商任志强先后对习公开挞伐，让中共高层受到震动，在全社会和党内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情况习本人或被信息蒙蔽，不一定感知明显，但其亲信、幕僚以及习家军是能够了解社会发生的此种微妙变化。

刘家义乃重庆人，长期在审计系统工作，是技术官僚，之前他和习没有太多的工作交集，不属于之江新军，但在2017年4月突然空降经济大省山东，任省委书记，这在中共干部史上，也是打破惯例。应该说，从此刻起刘就被划为习的人马，其政治生命被拴在习身上。不排除他在这个微妙时刻也要效法李鸿忠，通过进一步的政治表忠，指望在中共20大跻身政治局。但从另一面，他亦是看到中共高层目前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习的不利。最近海外传出几次对习的公开信，包括所谓企业家群体对习的公共信，虽然后者多半是子虚乌有的伪托之作，但这些公开信反映的是在疫情时刻党内社会人心的嚣动，此时，作为习家军的一员，要想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不在林林总总的各种谣言和人心的变动中受损，就必须站出来捍卫，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中共强调的抽象效忠党，变成具体的效忠党的总书记，即习近平个人。

这或许是刘家义发出”对总书记忠诚”评语的行为动机。

不过，刘家义很可能不如李鸿忠运气好，由于时空环境和社会人心的改变，此次估计不会有众多高官跟随他向习效忠。这或许就是习的麻烦所在，虽然其总体权力至少近期不会受太大冲击，但社会和党内高层都在观望，这会使习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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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链接：客座评论：疫情压力下 还会有多少高官向习近平效忠？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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