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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下的罂粟花 —— 鸦片挽救了中共政权
作者:高龙   2013-08-03
作者走访晋西北,获见一批当年种植鸦片的档案,为40年代的边区鸦片种植提供了确凿证据。
利用这批档案和相关资料,结合采访到的民间记忆,作者对边区鸦片经济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
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
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
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
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
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
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
《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
“忻州鸦片档案”
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
“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
(“忻州鸦片档案”中的一件,“《谢家坪自然村烟簿》,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制”,见题图)
“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
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
严重的危机到来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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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的用具)
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
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
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
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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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遗址留念)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
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
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 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
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
鸦片种植
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
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
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
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
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
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
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
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说。
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
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
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
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
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
鸦片统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
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
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
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笔者现将该村10户的鸦片种植情况列举如下。
谭二才,贫农,原耘亩是1亩,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5等,产量是20两,征税是3.8两。
郭双喜,中农,原耘亩是1.2亩,折苗亩是1.05亩。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36.7两,征税11.8两。
张狗完,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28两,征税7.48两。
郝成成,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3.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8等,产量是5.25两,应征税0.68两。
郝连栓,贫农,原耘亩是1.2分,折苗亩是1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7等,产量是1.8两,免税。
郭毛人,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17.6两,未写明征税数量。
郝三人,贫农,原耘亩是2分,折苗亩是2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4.4两,免税。
郭四虎,贫农,原耘亩是2.5分,折苗亩是2.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7.5两,征税0.98两。
柴贵贵,贫农,原耘亩是1.5分,折苗亩是1.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4.5两,免税。
郭存存,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4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14两,征税2.24两。
《腰庄烟亩税册》显示,农户种鸦片5两以下免税。“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份《48年药税征收比例》,对中共鸦片税收政策作了清晰的说明。当年晋西北的鸦片税制是按累进税计税。
1、 一律按每户总产量计征。
2、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下者免征。
3、 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4、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5、 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6、 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7、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8、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9、 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两以上至三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九。
10、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五两以上至四十两者征收百分���三十二。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五不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47年9月25日。
《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三十六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 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出现了“大烟”字样。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0元,买布世齐布6匹,地球布5匹,又零尺7.8尺,请照数查收为荷。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地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地称为“药材”。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1947年边区政府在临武县统购鸦片,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统购鸦片则能“解决存药户农民的一部分生产资本,把它用于准备生产上,来积极克服困难。”
档案介绍,1946年,临武县灾荒普遍、农产收成很低,一般是三成至五成,在1947年积极准备大生产的时候,“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很困难,主要应该生产中解决”。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了统购的具体方案,提出在统购中首先满足灾荒比较严重区村全体农民出售药材(即鸦片)的要求,来解决生产资本。受灾荒较轻的村庄这期则只能统购一部分,统购对象数量均有限制。
在统购手续上,《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指出:
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资料(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
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将统购时间定为三月份至四月底,设立了多个统购点,“依照各村各户不同情况民主讨论大量介绍存药农民前来出售,特别着重于组织生产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以便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鸦片贸易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
如前所述,鸦片在政策上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
1943年12月19日的《延安日记》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陈永发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介绍,中共鸦片贸易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1943年中共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该年,中共从鸦片统销获利为岁入的40.82%。
据此数据,鸦片经济在挽救中共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永发引用的国民政府调查显示,中共的鸦片由本地或外来商人承购,由军队保运。负责保运的是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处。保运费一两九十元。商人除缴纳保运费之外,每两烟土需缴纳登记费七十五元,过境税二十元。
1943年,陕甘宁贩卖的鸦片,60%左右来自晋绥边区。1944年,几乎全部来自晋绥边区和日本占领区。《延安日记》提及,贺龙部队所在地晋绥边区,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判断,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是从1942年至1944年。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
在中共鸦片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
陈永发指出,军队中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等也做鸦片生意。
1943年1月29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延安日记》还提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长期做鸦片生意。
虽然有严格的统销政策,鸦片黑市仍然存在。1943年十月十九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法币和边币比价,牌价一与二二,黑市有至一与五六,甚至九者。原因是黑白二物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份子作祟所致。拟在一二月内做到消灭黑市。”
国共“鸦片战争”
在中共进行鸦片贸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禁烟政策。而国统区是中共鸦片的主要销售地,这势必引起尖锐矛盾。
与矛盾而来的就是国共之间的“鸦片战争”。国民党曾几次派人到邓宝珊驻地榆林和绥德一带购买鸦片,后转运到平凉和关中一带倾销,以打击中共鸦片统销政策。
事实上,国共军队间也有秘密的鸦片贸易。
忻州当地作家杨峻峰,1957年出生。1975年,杨峻峰在神池县农具厂工作,遇到老木工谷三。谷三是神池县大磨沟人,当时50多岁。谷三曾在八路军工作。他对杨峻峰讲了很多事。
让杨峻峰记忆最深的,是八路军拿鸦片换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活动范围就在山西北部。
谷三介绍,国军有武器,而八路军有鸦片。双方有交换的需要,会事先沟通。交换都是秘密进行。
在具体交换中,八路军将鸦片埋在野外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之后就离开了。国军过去,按照约定方位把鸦片挖出来,再把八路军需要的武器放进去。这些地方一般位于山区,比较隐蔽,但又不偏僻,人容易去。在双方整个交换过程中,人不见面。
国民党部队当时不允许贩卖武器,都是偷着卖,私下想要鸦片倒卖。
杨峻峰告诉笔者,神池县大磨沟另有一位老人丁执中,现已去世。丁执中1937年8月当兵,曾任连长。他是八路军里面负责拿鸦片换敌占区白银的主要执行者,13年职务没有动过。
阎锡山是实行禁烟政策的,提倡“烟赌脏欺的自治禁绝”。
《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为中共鸦片贸易提供了佐证,“至鸦片一物,禁种我省已经禁绝,禁吸实未除根。而邻省则因有土匪之故,大种而特种,现款之输出该省者,尤为不可胜计。”
在1942年1月17日的《阎锡山日记》中提到,“此次七十三师营长党金堂等四人之执行纪律,我们是万分的痛心。”
日记中所讲就是阎锡山军队与“河西某单位”拿武器换鸦片的事。
当时的参与者是阎锡山军第七十三师第二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党金堂等四人,驻守大宁县黄河渡口。他们与中共辖区相关部门以货易货,从中谋利,被人告发。阎锡山获悉后,令党金堂等四人自裁。第七十三师师长高悼之奉命后,着团部军医勾鹿付给毒药。四人服毒而死。
1944年4月28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访问,毛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但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但怎么掩盖几百公顷土地都已种植的事实呢?
答案正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
参考资料:
“忻州鸦片档案”
《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1990年12月《新史学》一卷四期)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版社2001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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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鸣
2016年美国大选前最后三个月,现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一家地方报纸《匹兹堡邮报》上联合撰文,狠狠批评了克林顿家族糟糕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和奥巴马政府在对华钢铁贸易问题上对宾州选民的诱骗行为(题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罗斯)。文章最后的作者简介这样写道:罗斯先生曾经拯救了这一地区的七家钢铁公司免于破产;纳瓦罗先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学院教授,代表作为纪录片《致命中国》。
这家报纸全美排名30余位,发行对象主体仅仅为匹兹堡及周边郡县的100余万人,但这已足够影响这个摇摆州的钢铁产业工人选民。最终,特朗普拿下了关键一役,罗斯和纳瓦罗在这一地区的宣教功不可没,“农村包围费城”、“钢厂包围校园”的宾州选票地图令人印象深刻。
这里是匹兹堡,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钢铁生产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里既是狄更斯笔下“一个没有盖子的地狱”,也是一个产业革命的天堂。赫伯特·卡森在《钢铁罗曼史》一书中记述到,这里“充溢着热情和动能,流淌着蜜汁和金子”,在他看来,匹兹堡的繁华“远远超越了一个城市应有的概念”。
盛世转眼凋零。上世纪70年代,当西欧、日本等地的钢铁产业开始向美国大举进军,这一地区开始快速衰落,每月平均有4000人失业,匹兹堡也逐渐流失了往日钢铁帝国的气象。一篇报道这样记述到,“企业的大门一扇一扇关上,每个父亲都在失业,每个青年都想逃离这绝望之地”。
自此,总统对于孱弱的钢铁产业的态度成为这一地区选票流向的唯一标准。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曾经信誓旦旦承诺将带来100万份工作,最终只增加了36万份,这让当地最有权势的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抱怨了很多年。铁锈地带的产业工人是特朗普的基础票仓,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总统以税改回馈了华尔街、以移民改革回馈了白人选民;截至目前,匹兹堡、底特律仍然在翘首等待着归属于他们的政策福音。
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份救赎即将莅临,一场明确、具体而系统性的对华贸易战几乎注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爆发,莱特希泽所领衔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罗斯所领衔的商务部成为落实这一决策的两个主要抓手。最近的半年时间里,前者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发起了“201调查”(已于1月22日宣布增加保护性关税)、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发起了“301调查”;后者按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发起了“232调查”(已于近期将两份报告提交白宫,建议总统征收高额关税或实施进口配额),并在过去的一年内发起了84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数据比此前一年增长了62%。
战争虽然在快速酝酿,然而毕竟还未达至那个绝对时刻。此前的一系列观察表明,罗斯、莱特希泽和特朗普总统在推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理念和行为习惯其实并不相同,这是一场三个人的对华贸易战,自然也就相应存在着三种打开方式。
一、罗斯的对华贸易战
罗斯是美国钢铁行业的曾经的“并购重组之王”,一直以来,作为商人的罗斯比作为商务部长的罗斯更加熟悉匹兹堡,对于那些废弃工厂的价值更有概念,与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关系更为融洽。《匹兹堡邮报》所言不虚,2003年罗斯的收购拯救了全美第二大的钢铁企业伯利恒公司,它为这家企业留存了一小部分产能,并设法保住了580名当地工人的工作,这件事使他在此地广受尊敬。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仅仅是一名并购掮客,他在完成低价收购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钢铁工人联合会联合,奔向华盛顿敦促美国向中国钢铁施加进口限额,钢价随之上涨,破产企业的估值因之水涨船高。仅仅一年之后,他以45亿美元的高价将之转手卖给了印度的钢铁巨擘米塔尔公司,这是他在从事并购业务早期挖到的第一桶金。
罗斯与特朗普分享着完全一样的商人属性,他对于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太多的认知,至少在彼时,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赚钱。交易过后不久,他在Fox News对这笔精明的买卖侃侃而谈,“我并不觉得中国的问题很大,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主要的贸易赤字来自欧洲、日本和加拿大,这些都是劳动力成本很高的国家,我们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不遵守贸易规则”。2012年,中国已经摇身成为美国的头号赤字国,然而罗斯在接受CNBC采访时的态度表明,这一观点仍旧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中国逐渐让人民币升值,工作机会也不会回到美国来,会流向越南,会流向泰国,反正哪个国家成本低就会去哪里,通过人民币升值让工作机会回到美国这个理论,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本虚构小说”。
与很多对华贸易鹰派不同,罗斯对中国没有什么源生性的、战略性的恨意,他曾经在浙江与港商合资成立了一个纺织厂,曾经支持过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据Politico网站的报道,他甚至收藏了两百多件中国艺术品,其公司纽约总部的门口拱卫着一对清代的看门狗雕像,一排明代青花瓷质地的艺术品一直陈列在他邻水别墅的餐厅里。
商务部长履新以来,罗斯能够认识到这一角色保持贸易强硬立场的必须性,他将保护主义措施作为一种态度和一种工具,但绝对远非一种信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去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罗斯本来已经就中国控制过剩的钢铁产能一事与汪洋副总理达成协议,他以为自己成功履行了作为商务部长的使命,这项努力应该得到总统的认可。然而特朗普愤怒地拒绝了他的谈判清单,认为他对待中国还远不够粗暴,原定的签字仪式最后被迫取消。类似的剧情在中美双方“百日计划”、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等事项安排中多次上演,一些贸易鹰派经常指责罗斯总是随随便便就遵从于中国的妥协性合作姿态,没有就其中的很多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查证,双方最后达成的绝大部分成果不过是新瓶换旧酒,美方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
最近半年以来,总统对罗斯的信任正在快速减退。据Axios网站的内部消息称,总统对莱特希泽的任命是对罗斯耐心的标志性节点,他早在彼时就对罗斯的谈判能力当面表达了不满,“你对于贸易的理解太可怕了,那些交易完成的并不好、并不好”。这以后不久,白宫内部就传出消息,罗斯“已经不是那个主事的了”。这种流言绝非空穴来风,下半年特朗普政府的几项重大议题——税改法案、移民法案、政府关门——我们都很难发现罗斯的身影。新近流出的消息是,上月特朗普曾经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系列会议中多次点名批评罗斯,认为他与同僚相比已经落后了很多步,甚至会在会议上睡着。在总统看来,罗斯的精力“最多能够坚持到上午11点”,这对于这名在去年11月份刚年满80周岁的老人来讲着实有些残酷。
上世纪90年代初,特朗普在一连串失败的收购后欠下30亿美元的债务,当很多债权人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夺下特朗普旗下赌场的控制权时,罗斯恰好是负责谈判的债权人代表。在罗斯看来,特朗普的名号砸了是最大的资产损失,让特朗普继续掌管赌场业务或许是更为妥善的出路。最终,他满含耐心说服了其他债权人,并帮助后日的总统谈下了一宗继续掌权的协议。很长时间以来,特朗普对罗斯拥有信任,这是他的竞选班底中最为坚定、最可交付的朋友之一,在胜选之夜,罗斯就站在离特朗普最近的位置上与之庆祝。然而现在看来,即便特朗普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将之驱逐出白宫,罗斯也不会再被给予如旧日般的信任,及其所领导的商务部与过往政府中任意一届商务部没有什么区别,保持着必要的强硬形象,发挥着必须的工具作用,但罗斯绝非一个天生的鹰派,或许永远也无法达至特朗普所要求的“惩罚中国”的高度。
然而在当今美国政坛,对华强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正确。这项工作从来也不缺乏在操作上、角色上、信仰上都更为合适的人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莱特希泽在这样的意义下从幕后走上台前。
二、莱特希泽的对华贸易战
莱特希泽是美国在贸易谈判领域最为出色的专家之一,这是他已经深耕了30余年的本职工作。早在里根政府时期,他就已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副代理,亲自参与并主导了那场与日本、欧洲的贸易大战,从钢铁到粮食、从匹兹堡到艾奥瓦,促成了20多个双边贸易协定。
莱特希泽一向以强硬著称。1983年,他受命与苏联人就进口美国小麦一事进行谈判,几轮下来事情毫无进展,莱特希泽愤怒地直接向苏联发了公函,强硬地表明事情结束了,自己不会再将谈判团派往莫斯科。不久,苏联人委婉地进行了妥协。一个更为有名的段子提到,在一次与日本人的钢铁贸易谈判中,莱特希泽对于双方僵持不下的会场气氛非常沮丧,他故意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将美方的谈判清单折成一只纸飞机,甩向了谈判桌对面的日本官员,使得后者对于这样的戏谑大为失色、愤怒不已。
那场与日本、加拿大等八国的钢铁贸易谈判令人难以忘怀,不仅仅是由于这样的桥段,还因为莱特希泽故意安排了让所有人精疲力竭的战斗模式,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进程中,整个团队只放了两天的假期。当下正在进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不过是莱特希泽所熟悉的又一次车轮战,自2017年8月谈判启动以来,三国在头两个月进行了四轮、总计22天的交锋,目前正在进行的已经是第七轮。
强硬是如莱特希泽般的谈判专家必备的基础技能,然而他所主导的谈判并非死气沉沉的一块铁板,相反总是显得灵活多变。一名熟悉莱特希泽的律师曾经提到,莱特希泽不是那种自始自终保持着一个谈判节奏的“唱诗班男孩”,他甚至会不时主动地聊到一些黄段子,使得在场的所有人放松并离开那种正襟危坐的谈判状态,这样也就为其进一步的诱拐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莱特希泽很明白如何在谈判中树立自身权威,拉大旗、做虎皮的能力有时对一场谈判而言至关重要。1984年,当里根轻松完成竞选连任时,各国普遍认为本届政府已经没有了选票压力,不需要在贸易问题上继续秉持强硬立场。正在谈判一线的莱特希泽亟需打破各国的这一幻想,他的做法是特意在一次与总统的会面中��专人拍摄了一张亲密无间的照片,照片中里根与莱特希泽在一张咖啡桌旁紧靠在一起,后者看起来仿佛正在汇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项。在此后的每一场谈判里,他总是做出随意地样子将这张照片展示给外方看,让大家意识到自己仍然在代表总统,美国仍然在强势的轨道上。
1985年,当莱特希泽离开里根政府的时候,白宫给予了他“钢铁老兵”的美誉。他随后加入了世达律师事务所,成为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合伙人。在此后的30年间,他代表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打官司,重点仍然集中于美国对外出口和非公平贸易。里根政府和世达律所的两段经历带给莱特希泽完美互补的历练。他从一开始就强调政策实践,拒斥自由贸易者们津津谈论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他在内心深处认同里根政府对于贸易问题的强势态度,那段成功的贸易战谈判经历促使他笃信美国的权力和市场,深信自己可以通过直面问题并谈判达至自己的目的。律师经历为他提供了理论上的智识,通过阅读并理解法条,莱特希泽更加坚信,贸易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关系,别的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的利益一定受损。他需要找到那些理据,迫使对方意识到做出让步不仅是一种现实压力,更源自一种法理上的必须。
与罗斯不同,莱特希泽更为认同自身的律师角色和贸易谈判工作的岗位职责,他一生都在从事这一项工作,从实践到理论、从市场到白宫,代表美国在任何一场贸易战中战胜对手已经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信仰。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自班农和纳瓦罗远离权力中心以来,他从来都是表态最为强硬的那一个。他多次向美国国会表示,WTO规则根本就不是为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作交易所制定的,他建议美国挑战WTO的规定底线,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并躬身实践,动用国内法启动了“301调查”。很长时间以来,莱特希泽没有对华进行系统性的攻势,完全是由于目前美国的贸易战焦点集中于重谈NAFTA协定,尽管事情进展的非常缓慢,但这凝结了莱特希泽的绝大部分精力。按照美方原先的预计,这件事情至少要拖上一年的时间,如果莱特希泽仍然希望在2018年在对华贸易议题上“有所作为”,他需要在华盛顿与蒙特利尔以外再开辟一个北京战场,即便对于这名贸易战线上的“钢铁老兵”而言,这也的确是一重智力与体力上的双重考验。
关于莱特希泽,有一点仍然值得提一句。他与特朗普总统并无任何旧日交情,但是仍然被给予了高度信任,某种程度上,这与二人共同的个人性情和行事风格有着重要的联系。莱特希泽是一个满嘴脏话且颇为有趣的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个极度的自恋狂。在其卧室墙面的正中心一直挂着一幅与真人大小一样的莱特希泽肖像,但凡曾经去过他家里的朋友都不会忘记那种奇怪���画面感;与此同时,他在佛州棕榈滩的高档公寓距离特朗普著名的马阿拉歌别墅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俩人在家庭选址上的品味完全相同。
三、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
最后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总统。如果这场看似注定到来的战争需要一个名称,那么它只能被称为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而非罗斯或者莱特希泽的战争,这不仅由于总统是一切事项的决定者,更是因为这场战争自2015年特朗普宣布竞选以来就一直在酝酿之中。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误以为这会成为特朗普执政之后的头号工作,然而当种族问题、医改税改、财年预算、“通俄门”等多项事务充溢着总统的首年日程,这场蓄意已久的战争仍然风平浪静,几乎未见硝烟。
新的一年是同样的逻辑,有关移民、奥巴马医保的论辩不会止息,现在还新增了基础设施建设、NAFTA谈判等多项繁重的事务议程,从去年的经验来看,这场战争注定无法成为一场整体性、系统性、连贯性的对抗,即便它真的在2018年到来,也只能见缝插针,间歇性出现几件标志性的制裁,算作对于选民的交待。然而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所不同,理论上,中美之间没有谈判这样一个帷幕作为遮挡和缓冲,不可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角力来蹉跎时日,当总统的决定做出来了,那么事实上就已经等同于宣战。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总统的这项决定正在战争的左右反复徘徊。月初美国2017年度贸易数据公布以后,总统的对华贸易决策就已经陷入被动,逆差3752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了8.2%,这使得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承诺成为一个笑柄,而兑现竞选承诺一直以来都是特朗普几乎所有行为逻辑的根源。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中期改选给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近期的一份民调表明,尽管近来的支持率有所回升,但特朗普在铁锈地带产业工人中的支持率却下降了7个百分点,这给白宫敲响了警钟。3月份,就会有部分州启动今年的选举议程,是时候重新拾起贸易威胁论这根熟悉的大棒了。
事情的另一面,反对的力量同样强大。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事务安全助理麦克马斯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在内的多位白宫要员均在近期表示了对钢铁贸易战的担忧。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等多家社会机构也纷纷上书,试图向总统解释增加进口钢铁关税给中下游企业带来的深重影响。按照2015年的数据,美国钢铁产业不过维系了14万工人的就业,贡献了36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而以钢铁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相关产业一共维系了650万工人的就业,在当年贡献了1万亿美元的国民收入,一旦进口钢铁价格大幅上升,对于中下游产业的打击可能是灾难性的。
事实上,美国上一次针对进口钢铁进行大规模增税还是在2002年的小布什政府时期,30%的增税幅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国内钢铁价格推高了70%。此后不久,WTO宣布美国违反了世贸规则,布什也随即放弃了增税,足足比原先计划的时间提早了16个月。然而当田纳西州州议员拉马尔向总统提及这一旧闻时,总统只是一如往日般自信地回应到“布什政府无法办好这件事,事实上,布什政府就没办成过什么事情”。
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大抵是经过了缜密的考量,总统心底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于施加惩罚。上周,莱特希泽成功邀请总统出席了一场鹰派支持者聚集的晚宴,而几乎在同一时刻,特朗普拒绝了科恩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的邀请;本周一,在白宫与州长们会谈时,特朗普暗示了自己的这种态度:“中国做了很多,或许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们真的比以前做了更多的事。我和习近平主席有着很好的关系,但不管怎样,习主席属于中国,而我得为美国说话”。尽管按照相关规则,特朗普最迟可以在4月中旬就这一事项做出决定。而根据Axios的消息,总统已经明确了自身立场,最快在下周就可能将有关制裁的消息进行公布。
就在本文写作的同时,一条更为明确的信号将一切确凿下来——文章开头提到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即将重新受到重用。事实上,早在去年4月,这家委员会就已经被解散,纳瓦罗被白宫幕僚长凯利安排到国家经济委员会旗下新建的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向他鸽派的老对头科恩汇报工作。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纳瓦罗过得相当不快乐,他蜷缩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倦地看着那些制造业领域的贸易合同,偶尔会离开白宫倾听一些其他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他不时会满怀醋意地自嘲,“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确需要一名拥有哈佛大学教养的经济学家,这很正常”。作为一名慢跑爱好者,人们常常能够看到他随便穿着跑鞋和外套插着耳机在白宫的楼道里穿梭。
然而总统没有忘记纳瓦罗。Politico网站的消息提到,总统经常会在召开有关贸易问题的会议时提到纳瓦罗,并询问他最近在哪里,为什么无法参加白宫的会议。现在一场可能的贸易战即将临近,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纳瓦罗,他不会忘记竞选时期那些默契的合作,纳瓦罗的著作是对付中国的最好教材。这名战士的回归对于莱特希泽而言是极好的消息,他和纳瓦罗在很多贸易理念上秉持完全一致的强硬立场。《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十分仔细,根据莱特希泽的日程记录,即便在纳瓦罗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日子里,这两位仍然在去年6月26日到11月15日期间见了八次面。如果纳瓦罗能够在最后时刻被拉入战备,他可以毫无障碍地迈入莱特希泽的战壕。
很长时间以来,这个战壕空空如也、有名无实,所有人都在周边叫嚣,没有人打算把自己填充进去。罗斯不愿在这里逗留,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上班打卡、下班回家;总统有无数的战壕要奔赴,对特朗普而言,白宫的每一天都要战斗,华盛顿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前线;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很可能成为这个战壕真诚的护卫者,一个坚守于自己的职业操守,一个流连于自己的学术执念。不管过往如何,但至少现在大家齐齐挤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准备见证这场看似注定的挑衅实验。所有人都明白,实验不会太久、也不会太猛烈,除了部分被蒙蔽的选票,美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大家很快都会散去,随后再找来一些碧绿的草,封住这个曾经涌起硝烟的战壕。
(注:作者王一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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