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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katsusakemurathings-blog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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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書き

あとは、伊良林小の相沢さんのバドミントンクラブに大束忠司さんがNTTのウェア着て現れたらしいですよ。書いてすいません全部書き長崎総科大の頃出口学くん（淵中〜長崎商業〜長崎総科大）片山耕平くん（式見中〜長崎商業〜長崎総科大〜長崎ケーブルメディア）酒村昌克（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白石基紀くん（大浦中〜瓊浦高校〜長崎総科大）石井武雄くん（大村の中学〜創成館〜長崎総科大）桑野修太郎くん（熊本の高校〜長崎総科大）深田瑛一くん（鹿町工業〜長崎総科大）ケイン大村工業おデブちゃん（喫茶店オリンピック浜の町店　経営者の息子）当時林先生（瓊浦高校）林田さん（長崎大学）って試合したことありましたけどたしかに、長崎北が強かったような・・・当時相沢くん（長崎中〜長崎総科大付属）山下泰志くん（長崎中〜瓊浦高校〜久留米大学）宮地基樹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別府大学）長崎総科大付属　バドミントン部顧問：松田進先生上瀧さん（大村の中学〜長崎総科大附）森下さん（長崎総科大付属）中山さん（長崎総科大付属）中山展大さん（長崎総科大附属）河本洋平くん（山里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音楽家らしい）宮地基樹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別府大）酒村昌克（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キューンミュージック〜フジテレビ）鍋谷雅史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福岡でITらしい）大串悠哉くん（桜馬場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近藤伸之くん（長崎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西岡剛くん（桜馬場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薮内薬品〜グリーンコープ）松尾直樹くん（東長崎中〜長崎総科大付属〜福岡工業大学）相沢くん（長崎中〜長崎総科大付属）今、相沢くんがAクラスだって会長園田くん長崎総科大付属　バドミントン女子　顧問：田中先生　廃部済み高本美咲さん（藤川美咲）（東長崎中〜長崎総科大付属〜ココイチのカレー矢上店〜肥前古賀で一人暮らし）松尾佳奈子さん（東長崎中〜長崎総科大付属〜松尾金物店　矢上店）原田加奈子さん（長崎総科大付属〜原田楽器　諫早店）樽水初奈さん（日見中〜長崎総科大付属〜お父さんが長崎市役所）小笹さん（長崎総科大付属）村井さん（長崎総科大付属）下舞あすかさん（長崎総科大付属） etc・・長崎中山下くん、樫山くん、山中くん（長崎中〜長崎東〜長崎総科大）瓊浦７人衆大平くん（大浦中）、粟田くん（大浦中）、山下くん（長崎中）、松浦くん（緑ヶ丘中）、・・・片淵中　バドミントン部　顧問：荒木先生　コーチ：一ノ瀬コーチ（日見の大曲に住んでる）小倉さん（片淵中〜長崎東〜長崎総科大）大戸悠さん（片淵中〜長崎南商業）井手さん（片淵中）本岡宏徳くん（片淵中〜長崎東〜中村獅童さんのお弟子さんらしい）宮地基樹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別府大学　シーボルト通りのお好み焼き屋みやちってありますが宮地の家ですよ）東川糧大くん（片淵中〜海星高校〜メガテックス〜佐川急便）酒村昌克本田康平くん（片淵中〜瓊浦高校〜久留米の専門学校〜ハウステンボスで料理人）岩下くん（片淵中〜瓊浦高校中退　県庁のところにあった喜楽寿司。寿司屋でも継いだ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澤田えいじくん（片淵中〜聖母の騎士〜国士舘大学　クリーニング屋　澤田キャプテンにした方が金回り困りませんよ　自営業者だから）鍋谷雅史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長崎総科大）浦昭仁くん（片淵中〜長崎東〜佐賀大学中退〜佐世保で医療事務）福永大輔くん（片淵中〜長崎南山）中島宏明くん（片淵中〜長崎東〜大阪大商大？　サラリーマンしながら学生してたみたいでなんて呼ぶのか知りませんが、家庭教師ビジネスで６００万以上稼いだらしい）こうがみくん（片淵中〜）中島浩二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中退〜エネオス長崎商業下店　店長）片淵バドミントン部　女子　顧問：吉田先生　　コーチ：河田コーチ松尾美和さん（原田美和）（片淵中〜長崎女子商）白石麻衣さん（片淵中）中江美里さん（片淵中）古瀬有希さん（太田有希）（片淵中〜長崎東）浦川なつみさん（片淵中）高久保さん（片淵中）もう一人 etc・・・高木さん　高木コーチ酒村勇輝くん（片淵中〜長崎総科大付属〜九州産業大学〜長崎ケーブルメディア〜KTN ソサエティー〜西町で自営業してる）山本くん（片淵中〜）渕山さん（片淵中〜）白石正太郎さん（片淵中〜長崎工業〜東レ）赤迫さん（長崎工業）増井さん田添さん（緑ヶ丘中）添田さん（日本体育大学） NTTに添山さんっていらっしゃるんだけど、やっぱ違うのかな添田さんじゃなくって添山さんかな？緑ヶ丘に住んでるっていうし・・・添山さんの息子さんが緑ヶ丘でバドミントンしてるって言ってたよ白石松太郎中村さん（活水大学）亀田有子（女商、平山台）、サトエリ、末廣かおり（活水、飽の浦町）、長野純子（桜町　美容室ふくし）、森奈緒子（諫商）、水川あさみ（女商、市役所通りの消防署の裏の新聞社が家）、白武くん（海星）、田中元気くん（海星）、太郎ちゃん（太郎部、浜寿司、銭座町、長崎市議会にいるらしいけど　当時　海星）、こうや（瓊浦）、平松くん、ガリ（川田薫　藤野の付き合い）、渡さん（藤野の付き合い）、現川のさとみの友達（藤野が通ってた藤野の女タヌキみたいな顔）、古賀ひとみ（女商、淵町）、川村理恵（女商、畝刈町）、パンチマン（藤野が調子乗ってた時にパンチ一発でやっつけた人）、広田さやか（広田町、純心大学）、慎太郎（内野の家の上の階に住んでる）、いがきくん（三和）、文ちゃん（大久保文太　三和）、一真（松本一真　三和　寺の住職）、テル（三川町　ピンクのハイエース、貞松から聞かされてた）、御手洗くん（瓊浦）、浜崎信輔（浜崎さんの子供）、美香（３８〜３９歳、藤野の女、子供の名前、不治の病ちゃん）、笹川由佳、バナオ（永尾俊　南陽小）、たかすくん（中村貴司　土井首）、三幸ラーメン、梁山泊　徳永プロの弟　徳永幸久（飯盛町）、立野明日香（かき道団地）、平松美智代（淵町　玉木短大）、大ちゃん（島田フルーツ　河野福一郎の付き合い）、大工の親方（河野福一郎の付き合い）、梅原（小川の彼女、ずっと俺んちにイタズラ電話かけてきてた）、マリア園（心霊スポット　三和町）、野母崎灯台（心霊スポット　野母崎町）、南原（桜馬場）、うば捨て山　権現山（心霊スポット　野母崎）、開星学園（平山台、蚊焼らへん）、金比羅山（心霊スポット　防空壕に木製の椅子が・・・　立山）、１０円ばあちゃん（恐怖体験　夜の１０時ごろ　網場）　西武公民館〜片淵３丁目公民館までトンネル開通（地下で繋がってますよ鳴滝から片淵）　長崎大学経済学部（防空壕　いっぱいあった　当時）　仏舎利塔（怖いっすよ　片淵４丁目）トッポ水（赤水　赤痢菌　夫婦川町）峰火山（片淵４丁目）、伊藤美和子（蚊焼）、めぐみ（長崎商業、俺の元ストーカー）、イエローバブ（河野福一郎の付き合い）、カリメロ（東川くんの彼女　保育園の先生　かき道）、飯島直子のAV（糟屋郡の東川くんの部屋より発見　当時）、長崎日大出身の早坂ひとみのAV女優（天野くんから聞いた）、松下さん（天野くんの元彼女　当時）、鈴田優（KTN 天野くんの元彼女）宮崎さんっていう金持ち（かき道４丁目）、平井さんの嫁（秋田出身　かき道２丁目）、ヴァギナファイターズ　長崎支部長　暴走族（長崎大学経済学部　夜間部　当時）、健吾くん（かき道）、山室（かき道）、立石さん（かき道）、坂谷香奈さん（かき道）、酒ちゃん（酒田大輔　創成館　ボクシング部）

八代東（熊本）埼玉栄（埼玉）トナミ運輸４２〜４１歳の人が名前変えて文字狂わせしてますね　鍋谷くん向けにもう２０年ですよ　

バドミントン　大学

大学3年生から佐藤先生がスポーツ政策をとったため、遠征かなりだった

佐賀　唐津大会　優勝　

大分　Dリーグ　優勝

長崎　大学大会　決勝　総科大　vs 長崎大　会場：長崎大学　　優勝　チャンピョンベルト　2004

福岡　インカレほどひどくはないがユニバーシアード大会　会場　久留米大学　優秀な成績

東京国際展示場の覚えが・・・フジテレビ内田恭子さんの取材受けた

国際大会でてインド代表とした記憶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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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ainjajajthings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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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的總司令：顧祝同一生未立大功，坑死張靈甫，最大優點是長壽

原創2021-07-09 20:27·有歷史

顧祝同是國民黨諸老將中比較特殊的一位，此人一生沒有立過大的戰功，而且又不願意在蔣介石面前爭寵，一貫謙和退讓。但令人驚奇的是，此人並沒有退居二流，反而一直青雲直上、極得蔣介石的歡心。尤其是敗退寶島後，八大金剛除了陳誠，其餘都被剝奪實權，顧祝同卻仍官居極品，不得不令人咋咋稱奇。

一、無能的總司令

顧祝同，字墨三，江蘇漣水人。在坊間傳言中，顧祝同是位列蔣介石八大金剛、五虎上將的雙料元勳大將。

無能的總司令：顧祝同一生未立大功，坑死張靈甫，最大優點是長壽

顧祝同生於1893年1月9日，是清末最早開始接受現代軍事教育的一批人，1917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與蔣介石、白崇禧、傅作義等人成為校友、同學。

顧祝同後來受學長蔣介石之聘請（蔣介石1906年入保定軍校），到黃埔軍校擔任中校戰術教官，由於他為人謙和、恭順，正好與個性倔強、霸道蠻橫的蔣介石互補，得到後者賞識。1924年在蔣介石親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擔任少將副師長，從此一路成為蔣介石的鐵杆部將，一直到死。

國民黨軍北伐、與馮閻桂大戰、第五次“圍剿”江西蘇區等歷次戰爭，顧祝同均有參與，勉強保持勝多敗少的戰績。但令人奇怪的是，從全面抗戰開始，直到1949年4月敗退大陸，顧祝同突然變得庸碌無能，再也沒有指揮過像樣的戰役，可以說一勝難求。

尤其是三年解放戰爭，這是一個充分考驗雙方高級將帥戰略水準的戰場，顧祝同身為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主管國軍總體戰略設計，卻從未有什麼高明的見識，面對各個戰場的連續失敗一籌莫展。個中原由，令人深思。

對比抗戰前後兩個大的階段，或可發現其中的規律。

顧祝同帶兵打舊軍閥部隊，可以說無往而不利。但我們擴大眼界看一看，很快就能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國民黨軍無論打舊軍閥，還是打馮閻桂等新軍閥，不僅顧祝同勝多敗少，其他國軍大將也是如此，陳誠、胡宗南、蔣鼎文、衛立煌等莫不如此，就連後來被譏笑為“豬將”的劉峙，也能經常把軍閥部隊打得落花流水。

那麼是否可以這樣認為，顧祝同式的勝利，其實是國民黨軍當時的體制優勢帶來的。新舊軍閥本質上是都是近代型軍隊，其組織架構、戰爭思想、政權支撐、政治信念，在國民黨面前都完全落了下風，所以大小戰爭都無法打贏國民黨軍。當然桂軍是個另類，其深刻原因與本文主題無關，不再詳敘。（若讀者朋友們有興趣，可以留言或者私信，鄙人將專開一文論述）

一句話概括，就是體制的碾壓。

第五次圍剿紅軍不能以此概括，那次戰爭，國民黨軍集結了100萬大軍，採取的堡壘戰術又頗為貼合國民黨軍腹地作戰的國力優勢，所以紅軍是打不贏的。而且紅軍內部當時有王明、博古等人干擾，正反因素疊加，顧祝同才得以靠絕對實力取勝。

無能的總司令：顧祝同一生未立大功，坑死張靈甫，最大優點是長壽

全面抗戰，中國相較日本，無論國力、軍力都處於劣勢，資質平平的顧祝同沒有取得勝績就是應有之義，其表現遠遠不如薛嶽、杜聿明等一班後起之秀。從這個時期的戰爭，其實就能看出國軍諸將，誰是高手、誰是庸才了。

尤其到了內戰戰場，國共雙方比拼的不僅是政治信念，更是戰略觀、大局觀。

中共相繼祭出十萬幹部入東北、千裏躍進大別山、淮海戰役兩大野戰軍聯合等戰略奇謀，戰役層面屢屢打出蘇中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以上皆粟大將指揮）、錦州戰役（101指揮）、臨汾戰役（徐帥指揮）、新保安戰役（偉人直接操刀）等構思精巧的封神之戰。不僅宏觀層面氣吞山河、控局穩定，微觀層面同樣是奇謀迭出、巧思絕倫。

顧祝同呢？在國軍掌握優勢時無法取勝，如指揮圍攻中原解放區，五比一的兵力優勢，居然沒有抓住李先念哪怕一個團的成建制部隊，眼睜睜看著中原共軍全部逃脫。

在戰略相持時，更是智窮力竭，尤其是在變化最劇烈、戰鬥最兇險的華東戰場，顧祝同暗於大局、不善應變的缺點暴露得淋漓盡致，孟良崮戰役張靈甫慘敗陣亡，與顧祝同就有一定關係。

二、坑死張靈甫始末

1947年3月4日，蔣介石懲於全面進攻不利之教訓，決定對陝甘寧和山東兩個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為集中華東方向的指揮，蔣介石撤銷徐州綏靖公署和鄭州綏靖公署，新成立了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前進指揮所，統一指揮河南和華東的國民黨軍。而這個指揮所的長官，就由時任陸軍總司令的顧祝同親自出任。

當時顧祝同旗下之兵力多達24個整編師、45萬餘人，比西北胡宗南集團、東北杜聿明集團、華北傅作義集團都要多。一時間，顧祝同似乎又看到當年率數十萬大軍進攻江西蘇區的影子，有如此雄兵，定能重現剿滅共軍的重大勝利。

人貴有自知之明，顧祝同雖然自幼熟讀儒家經典，成年後又接受過系統軍事教育，但眼界格局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顧祝同這種心理，是國軍在山東戰場連續失敗的著急因素之一。

在顧祝同主持之下，國軍制定了進攻山東的兩步走戰略：

第一步，打通濟南至徐州的鐵路線（津浦路），以交通幹線為經緯，重兵驅趕共軍，從而佔領魯南。

第二步，重兵集團傾巢出動，一線平推，進攻泰安、萊蕪、蒙陰、沂水一線，迫使共軍在魯中決戰。如果戰，則共軍兵力力弱，必敗；如果不戰，共軍棄城北逃過黃河，則山東必為國軍收復。

看起來是不是四平八穩、無懈可擊？

其實全是顧祝同的想當然，其戰略設計與華東共軍特點完全對不上。顧祝同的方案，重點仍在於攻城奪地，而不以打擊共軍有生力量為主。山東地域廣大，解放區東起膠東、西至魯中，陳粟部隊25萬人左出右入，有的是地方藏身。別說你顧祝同只有45萬人，就算是450萬人，也絕不能把整個山東掃蕩乾淨。

這個宏大有餘、操作性不足的方案，發給一線將領們，諸將完全不知道如何執行，也完全找不到重點。沒奈何，只好按顧氏方案執行下去。

蔣介石本來還怕顧祝同的方案不夠完美，專門請教侵華日軍、大戰犯岡村寧次，孰料岡村寧次沒有指出戰略上的優劣，只從戰役戰術上提醒，要防備共軍分割包圍、各個擊破的戰法，給蔣介石提出了重兵集結、密集靠近、一線平推的建議。

蔣介石大為高興，認為顧祝同的部署確實很合理，於是嚴令各部進兵。

如果事情這樣進行下去，國民黨軍靠著堂堂之陣，倒也不見得會吃多大的虧，起碼短時間內不會出現重大損失。大局上的不足，體現到具體戰役層面，需要一個過程。

然而隨著張靈甫率整編74師進入孟良崮地域後，局面突然發生劇烈變化，顧祝同的戰略指揮能力驟然受到嚴峻考驗。

張靈甫被粟裕包圍之初，便越過顧祝同，急切地向蔣介石直接發電，要求實施中心開花之戰法，以74師為誘餌吸引共軍主力，其餘各部友軍迅速向孟良崮靠近，力爭聚殲陳粟於此地。

這就違背了顧祝同的初衷，不打堂堂之戰了，改為短促、激烈、變化極其複雜的主力對搏。其中變數之多、後果之難預測，遠遠超出顧祝同的認知水準。

當然，這樣也不算錯，張靈甫的設想，從雙方力量對比上看，具備實現的條件。

顧祝同一番深思熟慮，發現了一個致命的漏洞：友軍救援。

中心開花的核心就在於友軍救援，而且要及時救援，否則張靈甫可能會先被共軍吃掉。可是從經驗來看，國軍內部派系複雜，一貫喜歡搞寧死道友、不死貧道那一套。

就以山東國軍各個整編師長來說，各大主力軍之中，只有整編11師胡璉和張靈甫私交甚好，可能會積極赴援，其他諸將李天霞、黃百韜、李彌、邱清泉等人，要麼與張靈甫有矛盾，要麼互相不服，要這幫驕兵悍將出死力去救張靈甫，簡直難如登天。

無能的總司令：顧祝同一生未立大功，坑死張靈甫，最大優點是長壽

李天霞

就算他們懾於自己陸軍總司令的官威前去救援，這幫狡猾的師長們隨便想個什麼藉口，耽誤幾天功夫，誰也說不出什麼來。

客觀地講，看出這個漏洞，倒不是說顧祝同人品爆發神光一現，而是多年軍旅生涯積累出來的戰爭經驗。

顧祝同顧不上追究張靈甫越級請示的責任，準備給蔣介石提出建議，中止這一計畫，令張靈甫迅速退出孟良崮險地。當時垛莊尚未被華野王必成六縱切斷，張靈甫如果迅速後退，還能有一線生機。

然而轉念一想，顧祝同又決定，不再給蔣介石提建議。

為何？此前蔣介石收到張靈甫的電報，感到此方案非常好，當即拍板就這麼打。不光同意了，蔣介石還有點熱血上頭，親自帶著陳誠飛到徐州，現場部署諸軍圍攻孟良崮，要親眼見證消滅華東共軍主力的重大勝利。

顧祝同眼見蔣介石興致很高，決心很大，萬萬沒有膽子在這個當口給蔣介石照頭潑一盆冷水。

一來，拂蔣介石面子的事情他顧祝同不敢幹。二來，政敵陳誠隨蔣介石行動，插手指揮山東戰事，他不願和陳誠爭鬥。三來，如果蔣介石同意讓張靈甫撤回來，反問顧祝同怎麼打才好，顧祝同自己並沒有更合適的腹案，到時難免尷尬。

言念及此，顧祝同決定就此退縮，把指揮權全扔出去，隨便蔣介石和陳誠指揮去吧。最終結果，人所共知，張靈甫中心開花沒開成，自己這個誘餌被粟裕笑納。

張靈甫之死原因很多，但處於主要指揮位置的顧祝同難辭其咎。而究其根本原因，竟是怕惹蔣介石不高興，這真令人難以索解。難道蔣介石個人的喜怒哀樂，竟然比軍國大事還要重要嗎？

還真別說，多年以來，顧祝同就是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做的。

二、三大拍馬要訣

顧祝同一生唯蔣介石馬首是瞻，極愛迎和、奉承甚至拍蔣介石的馬屁，連性格柔和的何應欽都有點看不過去，說顧祝同的“服從心過強”。

總結顧祝同奉承蔣介石的特點，有這麼三條：

1.蔣介石說啥就是啥，讓幹啥就幹啥；

2.蔣介石不喜歡的，自己絕對不幹；

3.絕不提出異議，尤其是軍國大事。

顧祝同早年在黃埔軍校時，就曾鬧過一個下跪升三級的笑話。

據說某天早操，蔣介石看見操場上顧祝同衣冠不整，精神萎靡。蔣介石向來注重軍人儀錶，顧祝同是區隊長兼教官，怎能如此不堪，氣得叫顧祝同當場下跪。當著眾多學生的面，這可太叫人下不來臺，大家都替顧祝同感到難堪。顧祝同卻不假思索地跪下，一直跪到第二早上，蔣介石出操時又看見他，仍然跪在地上，直挺挺地如同樁子。蔣介石心生好感，連忙叫他起來，到自己辦公室，親自用手巾給他揉紅腫的膝蓋。後來蔣介石嘉獎顧祝同的忠直老實，宣佈把他從中尉提拔為中校，軍銜連升三級。

這個故事真實性不知幾何，但必定不是空穴來風。

顧祝同喜歡揣摩蔣介石的心思，知道他不喜歡大將擅權，他在軍中便作出一副不攬權、不抓部隊的樣子。雖然他身邊圍攏了一些江蘇漣水籍的將領，但沒有形成派系，顧祝同也不怎麼干預國民政府對他們的任用，只不過靠義氣、靠地域關係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

這與陳誠大搞土木系拉幫結派形成鮮明對比，蔣介石對其頗為嘉許。有人承風望旨，也對顧祝同十分推崇，稱其為大仁大義的軍中聖人。

如果國民黨大員都像這樣做，多逢迎一下蔣介石，或許還能加強國民黨的生命力。奈何好的不多，壞毛病卻一連串。在軍國大事上，一味迎合老蔣的意圖，就不是什麼好事了。

以東北戰事為例。1948年9月，國軍錦州被圍、長春被圍，只有瀋陽還保持著一定自由，蔣介石命令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率瀋陽大軍西進錦州，解錦州之圍，之後一道撤往關內。

衛立煌反對西進，怕在行軍過程中被東野殲滅，各種軟磨硬泡不想執行命令。蔣介石派顧祝同前往瀋陽勸說衛立煌，雙方幾經討價還價，最終衛立煌拋出一個折中方案，即瀋陽國軍從營口南撤，從海路撤出東北。而錦州則置之不理。

當時西進之路確實已經堵死，東野的阻擊部隊虎視眈眈只待衛立煌自投羅網。蔣介石的援錦、入關計畫固然在戰略上是對的，但在戰役層面已經沒有實現的條件。衛立煌提出的海路撤退計畫，不失為相對可接受的退路。

如果顧祝同能以大局為重，接受衛立煌的建議，一道勸說蔣介石收回成命，不救錦州，改投營口，日本藤素日本藤素屈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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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瀋陽的十幾萬人馬還有一線生機。

但蔣介石決心很大，顧祝同首先想的不是瀋陽國軍的命運，而是蔣介石的心情。顧祝同只能順著蔣的意圖，不斷勸說衛立煌還照前令執行，說來說去，終於說崩，顧祝同氣得回到南京，向蔣介石告了一狀，說衛立煌置總統命令於不顧，一意孤行。

蔣介石大怒，嘉許顧祝同維護自己威嚴的同時，對衛立煌更增嫌惡。最終，蔣介石任命杜聿明為東北戰場的實際總指揮，又親赴瀋陽督促軍隊向西進發。

國民黨在東北的崩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是一個衛立煌造成的，也不是一個顧祝同造成的，也不能全怪到蔣介石頭上。但在這段複雜的歷史湍流中，有的人起的是正作用，有的人卻在製造阻力，顧祝同就是這些阻力中最大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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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euor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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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客家人分布情况

中国国内客家人口分布情况

内地客家人口分布

广东省：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市15个：梅县、兴宁、大埔、五华、蕉岭、平远、连平、和平、龙川、紫金、新丰、始兴、仁化、翁源、英德等；非纯客县65个：韶关、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南、连县、连山、阳山、宝安、惠阳、河源、东莞、花县、清远、佛冈、从化、惠东、揭西、陆河、海丰、陆丰、饶平、潮州、揭阳、丰顺、潮阳、惠来、普宁、珠海、斗门、龙门、深圳、南海、曾城、博罗、广州、中山、新会、广宁、三水、高要、云浮、封开、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罗定、德庆、阳春、阳西、阳江、遂溪、海康、徐闻、电白等县市。总人口2100万人。

江西省：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市18个：宁都、石城、安远、兴国、瑞金、会昌、赣县、于都、铜鼓、寻乌、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市、非纯客住县有20个：广昌、永丰、吉安、吉水、莲花、泰和、万安、遂川、井冈山、宁冈、永新、万载、萍乡、宜丰、奉新、靖安、高安、修水、横峰、武宁等。总人口1250万人。

福建省：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8个：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明溪等县；非纯客住县17个：龙岩、漳平、诏安、平和、南靖、云霄、沙县、永安、顺昌、泰宁、将乐、邵武、浦城、建瓯、建阳、福鼎、福安、福州等。总人口约500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没有纯客住县，非纯客住县76个，占全区县市总数的90.5%：邕宁、武呜、宾阳、上林、马山、横县、隆安、大新、抉绥、崇左、宁明、龙州、凭祥、合浦、钦州、防城、溥北、灵山、上思、玉林、北流、容县、陆川、博白、贵港、桂平、平南、柳州、柳江、柳城、武宣、象州、来宾、合山、忻城、金秀、鹿寨、融水、融安、三江、苍梧、藤县、岑溪、贺县、钟山、富川、昭平、临桂、阳朔、平乐、恭城、荔浦、永福、灵川、龙胜、河池、宜山、罗城、环江、南丹、都安、大化、东兰、凤山、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平果、靖西、那坡、凌云、田林、隆林、西林等。总人口约有460多万人。

四川省：无纯客住县，非纯客住县市有35个：成都（市郊）、新都、涪陵、金堂、广汉、什邡、彭县、温江、双流、新津、简阳、仁寿、乐至、安岳、威远、内江、荣昌、隆昌、资中、宜宾、合江、沪县、仪陇、巴县、通江、广安、西昌、木台、德阳、绵竹、梓潼、会理、华阳、新繁、灌县等县市。总人口约380万人。

湖南省：非纯客住县有个：汝城、郴州、桂东、酃县、茶陵、攸县、浏阳、平江、江永、新田、江华等。总人口约200万人。

浙江省：非纯客住县有19个：云禾、松阳、青田、丽水、宣平、龙泉、遂昌、景宁、缙云、泰顺、金华、江山、衢州、龙游、常山、开化、建德、淳安、长兴等县市。总人口100万人。

海南省：非纯客住县有2个：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

贵州省：非纯客住县有榕江县。总人口约10万人。

云南省：客家人约2万人。

江苏南：客家人约2万人。

安徽省：客家人约2万人。

陕西省：客家人约0.5万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客家人约0.3万人。

其他：客家人约300万人。

港澳台地区客家人分布

台湾：非纯客住县有19个县市：桃园县、新竹县、苗粟县、屏东县、彰化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中县、台中市、台北县、台南县、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东县、宜兰县等，总人口460万人。

香港特区：客家总人口约125万人；

澳门特区：客家总人口约10万人。

以上统计，中国境内纯客住县41个，非纯客住县246个，纯客住县非纯客县合计287个。

海外客家人分布情况

亚洲

旅居亚洲的客家人共约380万人，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印尼约为150万，其主要居住地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群岛；马来西亚125万，居住在马来西亚各州，尤以马六甲、槟榔屿、霹雳、吉打、柔佛、雪兰莪、沙巴、沙捞越为多；泰国55万，主要居住在曼谷、清迈、北揽坡、万仑、普吉、合艾等城市；新加坡20万；缅甸约10余万，主要居住在仰光、曼德勒、土瓦及墨尔阶等��；越南约15万，以西贡（胡志明市）和堤岸为多；菲律宾约6800人，多集中在马尼拉；印度约2.5万人；日本约1.2万人，集中在东京和大坂

大洋洲

旅居大洋洲的客家人约6万人，分布在1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澳大利亚4.3万人，主要居住在墨尔本、悉尼、新威尔士、维多利亚以及南澳洲，培斯及大尼亚洲；另外在大溪地（又译作塔希堤）、斐济、新西兰、所罗门、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瑙鲁、西萨摩亚也有客家人聚居。

美洲

旅居美洲的客家人约46万人，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约28、4万人，主要居住在檀香山、三藩市、纽约等地；加拿大约8.1万人；中南美洲的秘鲁与牙买加是客家人较集中分布、人口也较多的国家，分别有15万人和10万人。在古巴、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利南、巴拿马、巴西也有较多的客家人。此外，阿根廷、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多米尼加、玻利维亚也有少数客家人居住。

欧洲

旅居欧洲的客家人约有20万，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最多，约有15万人，法国约有3万人，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也有数千人至上万客家人。

非洲

旅居非洲的客家人约8万人，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毛里求斯较多，约3.5万人，留尼旺约1.8万人，南非约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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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弄笔法技巧的势头，到了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年）的时代已经渐渐走向了极端（图片：法国画家弗拉戈纳尔1763-1765年间画作局部，里昂美术馆藏）

【希望之声2020年10月11日】（作者：〔法〕Arnaud H.）（接上篇《解读文艺复兴之后两百年间的美术（上）》）

科学思想的蔓延与宗教信仰的衰弱

之所以要谈一谈科学，是因为美术史上无论是新颜料的发明、调色液的使用，还是艺术理论的更新，亦或美术主题的变化都与之相关。在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科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因为古人的头脑里普遍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意识，即使有也只限于极少数人，这也就造成了当时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类似今天的科研环境。在和平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是平静地过日子、做传统工作以及去教堂充实信仰等等与现代科学完全无关之事。但在宗教改革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新教由于在教义上绕开了教廷，强调个体与上帝直接的关系，自然希望信徒们都有能力自行阅读《圣经》，而不是通过神职人员讲授。然而在十六世纪遍地文盲的欧洲各国，并没有多少人有能力读书识字。因此，新教国家就从教育入手，致力于提高民众的识字率，以便他们能读懂《圣经》。

国民识字率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造就出了更多的知识份子，而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虔诚的信徒一生追求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此向世人证明神的创造是多么伟大。其实，这种向外求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原始基督教内修的原则了，但它却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一代代科学家因此而不懈努力，推动了科学的迅速发展。

新教民众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让天主教倍感压力。如果随处可见新教知识份子口若悬河地论述新教有多么优秀，那么天主教如何在吸引信徒方面不处于劣势？于是在天主教高层的授意下，建立于十六世纪，用来对付宗教改革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发挥作用，也开始大力办学，培养效忠教廷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势力的知识份子。这些举动同样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当信仰处于比较纯正的状态时，科学发展的本身未必会破坏信仰。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许多着名的大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并没有因为科学知识丰富就不再信神。而当信仰已经不纯的时候，一旦有其它因素掺杂进来，就可能造成对信仰的进一步破坏。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科学实验结果的公布与发表，让人们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这导致人真正的信仰逐渐被科学所取代，而宗教则慢慢被视为一种人类文明、社会学概念中的东西。

人心的变化和宗教的衰弱与宗教教义本身也有直接关系。从细节上可以发现，当时不少科学研究推翻的并不是基督教核心思想，而是一些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神学理论。举个例子，比如基督教神学里有不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论。当从比萨斜塔（Tower of Pisa）上同时扔下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球同时落地的事实，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理论时，就引起了一些人对神学的怀疑，进而引发出对神是否存在的诘问。

但是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可不是基督教徒，他是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那个时代的人物，他死后三百多年耶稣才降生，耶稣离世后才由门徒建立了基督教。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早期一些传教士结合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时被加入基督教理论体系之中的，严格地说属于一种外来的东西，破坏了宗教教义原有的纯粹。这些异质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它们作用于宗教中的弊端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副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作品中亚里士多德（右）的形象。左为柏拉图（图片：拉斐尔1509年壁画《雅典学院》局部）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些人对《圣经》的否定。众所周知，《圣经》既非耶和华，亦非耶稣亲笔所着，而是后人记载的。在流传、转述、回忆、记叙以及翻译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出现大量误差，而且人也难以理解觉者们在高层次讲话的真正内涵与所指，因此在落笔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语义上的偏差，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比如觉者们谈到的“天”与科学家们研究的“天空”完全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但源于人的狭隘逻辑上非此即彼的低智慧，科学与神学逐渐对立了起来。科学难以证明神的存在，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就容易被误读为科学证明神不存在。再加上很多神职人员日益严重的腐败与作威作福令人反感，便推动了唯物主义式理性思维的蔓延。

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在中世纪附身于基督教神学，以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面貌示人，在一贯讲求学术传统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有人反对亚里士多德，说他是异教徒。但不论这种学问是被冠以“亚里士多德”还是随便一个其他名字，其精神早已像藤蔓一样不断地生长起来了。

早期的科学在世界各国都不属于独立的学科，而是与神学、神秘学、信仰等因素融为一体的。比如天文学源于远古的星象理论与占星术，化学脱胎于炼金术等等……在科学隐秘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地区高度发达的炼金术与占星术也被传入了欧洲，同时参杂着穆斯林世界中的部分宗教理论，进一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基督教。看似后来的科学知识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科研之路却是从宗教中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宗教改革后，新教主张“信徒皆祭司”的理论更让不少新教科学家视自然科学研究为探索上帝造物的祭司活动，甚至在十七世纪还形成了哲学风潮。于是，在一些秘密社团方方面面的资助下，原来的自然哲学逐步脱胎成今天的物理学，科学完全独立于神学，并要把神学踏在脚下。

宗教势力方面的行为也为这种信仰的转变充当了催化剂。当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543年发表日心说，挑战神学地心说的时候，教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罗马教廷在七十多年间并没有对哥白尼的着作明令禁止过。然而到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着书立说的年代，教廷的态度就已经完全转变了。不同于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烧死其实是与科学毫不相干的案例，伽利略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在家中终身软禁，则与他支持日心说有关。不少相关的科学文献也在十七世纪初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严禁印刷、进口与出售。

伽利略画像（图片：Justus Sustermans 约1640年画，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藏）

这种通过暴力扼杀的方式确实从表面上维护了教廷的威严，但在民众思想逐步活跃的时代里却会导致人心渐失。宗教信仰建立在人真心去信奉的基础之上，一旦人们心里已经不相信宗教了，只是在表面上屈从于教会所掌握的武力，而不得不违心地服从教会的时候，宗教就不再具备原来教导人心的作用了，这势必引起它在实质上的衰败。从成住坏灭、阴阳正负的角度看，一切都在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

负面因素的增长从物质层面也能体现出来。由于科学的发展，十七世纪滑膛枪及燧石枪的发明，导致本次人类冷兵器史上最强的制式盔甲——板甲的防护力已经无法抵挡枪械轻便而强大的杀伤力，不得不逐渐被弃用。至此，毁灭的力量越来越超过了防护的力量，人类走向坏灭的��势日益明显。

而在思想领域，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出现更是打破了此前社会中正与负的平衡。以实证科学的发展为理论基础，推崇唯物主义式理性思维的启蒙主义者们以其尖锐的逻辑与敏捷的思辩刺痛了正处于不断衰弱状态下的宗教权威。如果说十七世纪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已经让当时的宗教界大呼“异端”了，那么无神论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更是让各大教派震怒不已。但此时匿于暗处的共济会（Freemasonry）、光明会（Illuminati，也译作“光照帮”）、撒旦崇拜（Satanism）、路西法主义（Luciferianism）等敌对力量已然势大，传统宗教已经不再有能力在意识领域统御大众的思想了。很多神职人员自身的德行不够，其道德感召力不足，无法使人心折服。相反，还引起不少反对者借题发挥，攻击宗教。比如从小在耶稣会读书的伏尔泰（Voltaire），成年后不但没有效忠教廷，反而一生都靠大骂基督教在上流社会混得如鱼得水，名利双收，甚至死后都能名垂青史。

随着反神、反传统的思想越传越广，人们的道德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了。启蒙主义吹捧个体的自由与科学的理性，人性中自私自利的部分就会膨胀起来；人不信神，就会没有任何思想约束地随心所欲，哪怕侵害他人也在所不惜。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发行更是打着科普的幌子评论时政，在词条下插入大段喧宾夺主的反宗教观点或政治宣传。而对于天地万物的解释，也是依靠当时低下的科学水平，大多以无神论或唯物论为宗旨随便下定义。虽然漏洞百出，但它们却奠定了近现代人类的整体思维模式。

启蒙运动是针对当时所有具备正常传统思想的人进行的一次大洗脑运动，希望借助实证科学知识和无神论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宗教信仰，为颠覆传统的社会秩序打下思想基础。其用意在于通过洗脑宣传打掉人的正信，并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策划的一系列大规模杀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

美术发展的日渐式微

科学与思想的变革对美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宗教主题作品在比例上呈逐步减少的趋势，包括在鼓励宗教题材创作的天主教国家里也是如此。进入十八世纪后，这一趋势在整个欧洲可谓愈演愈烈。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也在常理之中。如果一个画家不信神或者不怎么信神了，那么他的创作重心自然不会放在如何表现神那里。除非有这方面的订单，否则画家在个人的创作中就不会去画神；而当有订单时，不信神的画家则是以牟利为目的去画神，画面上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心境，与所要求的那种真正虔诚信仰的意境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作品所带的信息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在十八世纪承袭巴洛克风格的洛可可时期，美术呈现出向两方面发展。在宗教作品中，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表达天国的神圣与辉煌，在艺术形式上除了继承此前巴洛克风格的活跃动势、恢宏风貌外，更加侧重于技艺手法的轻盈灵巧与装饰元素的丰富纤细等因素。而在世俗艺术中更多描绘的则是人世的浮华与情感的细腻浪漫。此时的世俗主题多表现上流社会快乐生活、追求情爱等内容，或以神话题材来作隐喻，表达生活的乐趣。

位于德国的维斯教堂（Wieskirche）内部景观，建筑装潢采用了典型的洛可可风格（图片：pipimaru/维基，CC BY-SA 2.1 JP）

人间的艺术自然可以表达世俗生活，这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时的世俗艺术在去掉神圣因素后形成了一种趋势，变得越来越低俗，那就成问题了。从艺术史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一些知名画作已经放弃了以前借用神话来掩饰的遮羞布，直接去表达违背道德的主题了，比如表现同时代男女偷情的场景，甚至描绘一些猥亵的画面等。但那时败坏了的社会风气却让某些色情画家在美术界身居高位，颇负盛名。

从艺术水平上看，洛可可式的室内装潢和家具造型等实用艺术始终具有非凡的美感与不朽的工艺价值，这与今天的美术史书上所常见的洛可可“代表画家”们在创作题材方面的低俗显得格格不入。事实上，人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立意优秀的洛可可作品的，但由于启蒙主义等变异的思想热衷于宣扬追求自由、反对传统礼教束缚的观念，加之社会高层的享乐与腐败，导致那些破坏道德的作品却被吹捧了起来，造成了艺术迅速走向败坏的恶果。

历史的发展始终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即使在多重相生相克的制衡作用下，此时的阴阳却在一点一点地滑向失衡——阴越来越强盛，而阳则在削弱。虽然洛可可艺术也属于正统艺术之一，但也是传统发展到后期阴盛阳衰的体现。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品位讲究往细小处走，着眼于细腻、琐碎的装饰风格，不再有前代艺术的大气与雄浑。受这种艺术的影响，男性行事风格也逐渐像女性般优雅。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在他的书中对此评价道：“这个时期的艺术缺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艺术作品中公认的男性气概和力量特征，它是女性艺术而非男性艺术。从男人的服饰、家具，还有他们一边用漂亮的中国茶具喝着巧克力奶，一边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政治上的流言蜚语，就能断定洛可可时期是女性时期而不是男性时期。”

如果说这种变化还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法国大革命后，更严重的变异便无法让人接受了，那些东西将取代正常的阴阳，魔鬼开始一步步统治世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艺术的败坏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立意。由于意识和物质是一性的，所以当整体艺术思想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承载其艺术思想的物质媒介本身同样会出问题。这一点也是唯物主义者们所想象不到的。

科学的发展，使画家们得到了材料成本更为低廉、价格更为便宜的颜料。原来需要从某些贵重的天然矿物中提取的色料，随着科技的进步，通过化学的方式就能从廉价的材料中合成。

以群青（Ultramarine）为例，传统的群青色由于来源于稀有矿石青金岩（Lapis lazuli），所以极其昂贵，高品质的青金石甚至超过了黄金的价格。这种以宝石为原料所制成的蓝色显得异常高贵、饱满、庄严，色泽璀璨。而虔诚的古人认为应该用最珍贵的颜料来赞颂神，因此，传统绘画中圣玛利亚（Saint Mary）的衣服就一直是群青色的。

圣玛利亚像（图片：意大利画家 Fra Angelico 1430 – 1450间作品，意大利杜林萨包达美术馆藏）

十八世纪初，当人们以近代化学的方式合成出价格更为便宜的普蓝（Prussian blue）颜料后，不少画家认为其近似的色彩能作为昂贵群青色的替代品，并在创作中付诸实践——至于神圣与否，那早已不在此时人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了。但是化学合成的产物如何能与真正的天然宝石同日而语？普蓝颜料无论在纯度、亮度、耐久度、耐光性等诸多方面都远不及真群青，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完美解决。尤其在化学还不发达的阶段，因此而造成油画的变色、发黑、开裂等各种麻烦随着时间的流逝层出不穷。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些其他颜料上，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有关绘画材料的改变还涉及到调色油的变化。历史上原本用于主流油画媒介中的干性油类是亚麻仁油（Linseed oil）与核桃油（Walnut oil），这两种干性油在空气中氧化后的结膜非常坚固，很适合于制作油画颜料。但油类在绘画上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变黄。因此，一直有不少画家试图找到不会变黄的油。十七、十八世纪后，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画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罂粟籽油（Poppyseed oil）来制作颜料，因为这种油变黄的幅度小于其他油类。

罂粟籽油在绘画上的运用并不算某种发明，因为人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了解这种油的特性了。但罂粟这种植物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却让人敬而远之，因为它在西方文化里一直是睡眠与死亡的象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罂粟曾被视为献给死者的礼物。可想而知，这种不吉利的植物在相信鬼神的年代里会有多么受排斥。然而到了经过启蒙运动洗脑的时代，科学化的思想让人们更愿意从实用角度出发，并将那些古代文化束之高阁。

其实不止西方如此，东方也同样有类似的文化。中国清代的《右台仙馆笔记》中阐述诸神以“鸦片烟劫”来清理道德败坏的人类时，也曾提到罂粟内被灌注了无间地狱中罪魂的膏血。此书在卷二写道：“然罂粟本属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于无间地狱中，择取不忠、不孝、无礼义廉耻诸罪魂，录送此间，榨取膏血，转付地上山陵原隰坟衍之神。使将此膏血灌入罂粟花根内，自根而上达花苞，则其汁自然浓郁，一经熬炼，光色黝然。”

对鬼神之说嗤之以鼻的实证科学让人迷信于亲眼所见的事物，但人的眼睛却有相当大的局限，看不见的东西太多，而且只看到眼前与表面势必会造成短视。从短期来看，罂粟籽油的确非常清亮透明，色泽很浅，但随着油膜的老化，多年后它与亚麻仁油的变黄状况其实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从结膜的坚固程度上讲，亚麻仁油明显要比罂粟籽油优秀很多。同时，罂粟籽油干燥非常缓慢的特性，始终让色层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传统的多层画法中，如果下层使用了罂粟籽油，就必须等待很多天，直到它干透后才能再画新的色层。但实际作画时，一般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干的。而当底层还没有彻底干燥就画上新的色层后，便会造成开裂。

这些负面情况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以至于美术史上几代材料学家，从十八世纪出生的蒙塔贝尔（Jacques-Nicolas Paillot de Montabert，1771-1849年）到十九世纪的爱伯奈尔（Friedrich Eibner，1825-1877年），再到二十世纪的多奈尔（Max Doerner，1870-1939年），都对罂粟籽油颇有微词。爱伯奈尔甚至直言这种油完全不适用于油画。但圈内的人都知道，罂粟籽油一直在被广泛使用。为什么？因为很多生产管装颜料的厂家喜欢不易干的油，这样，商品在没卖出去之前就能储存得更久；而且，颜料挤出来后，不泛黄的透明油感能让商品的成色显得更好看，自然能吸引买家。

可见，科学是发展了，但美术却在走向衰败。现代人发明了各种高级的颜料，却很难再看到��·艾克（Jan van Eyck，约1390-1441年）时代的作品中那种明亮、清丽、优美的色彩了。科学不发达时代的油画可以保存六百年；而到了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一幅油画在五十年内不出问题，人们就可以称赞颜料的质量了。众所周知，所谓“先进”的科技时代从来也没有造就出一位能比肩文艺复兴大师那样的艺术巨匠来。科学的进步只是表面的浮光掠影，而道德的下滑却造成了人类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凡·艾克（Jan van Eyck，约1390年 – 1441年）时代的作品明亮、清丽、优美（图片：凡·艾克1435年前后作品《圣母领报》局部，美国国家美术馆藏）

道德风尚与艺术传承

公元前的古希腊人有在神像和神庙上着色的传统。古代科技不发达，很多颜料来源于稀有的矿石，因此价格高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逐渐具备了某些昂贵色料的廉价替代品，但即使如此，我们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上还是能够看到大面积的真金白银被贴覆其上。虽然时代变了，人群不同了，信仰的神不一样了，但人对神崇敬、虔诚的心却没变。

良好的品格也体现在对美术事务的态度上。十九世纪法国美术史家、绘画材料学家达尔崩（Charles Dalbon）在他的着作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根特（Ghent）画家行会的一些严格的行规：为了保障画作的坚固，如果规定了要使用某些高品质颜料（诸如青金石、铁石英等），但画家却用廉价颜料调配出同样的颜色鱼目混珠，一经发现，便要处以价值十里弗尔的罚款（大约相当于当时一名车夫或随从两个月左右的收入）。同时，行会管事还会不定期到各个画家工作室或家中突袭检查是否存在颜料造假或其他违反行规的行为。类似的规定在当时其他一些地区也是如此。

这些行规有力地保障了绘画材质的高端与稳定，使画作可以长时期保存，让我们在今天还能欣赏到数百年前的杰出作品。只是这些规矩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被废除了。当以物质利益为准则、缩减成本、追求效率的思想充斥人们头脑的时候，文化仿佛变成了快餐。科学与经济的发展把材料方面的事情都交给了颜料厂，与材料紧密相联的美术技法因此也逐渐走向下坡。今天的美术教育界都知道，学术理论与具体实践可以说是脱离的。西方国家的美术学院基本上都不教美术材料与技法了，架上绘画被大部分“艺术家”所抛弃，不少美术专业的教授甚至完全不会画画。

早期着名材料与技法学家琴尼尼（Cennino Cennini，约1360-1440年）在他的画论中讲述了他那个时代从学徒成长为画家所需的时间：首先，要学习一年的基础素描；然后在训练基本功的同时，需要在画家作坊里经历6年时间，从研磨颜料、准备基底材料开始学习绘画材料的一切细节；此后，还要再花6年深入学习色彩运用、壁画技巧等进阶功课——前后至少要经过13年的刻苦训练才能出师。这还只是一个基础数字，不少人即使掌握了画家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却仍然选择留在经验丰富的老师那里深造。琴尼尼举例说意大利画家乔托（Giotto）的弟子加迪（Taddeo Gaddi）在乔托身边呆了24年才学成离开。

深入研究过西方美术的人都知道，史上那些传统美术大师们基本上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对艺术史、技法史、材料史的了解和掌握远超其他同行。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辞劳苦，亲自游历各国，近距离观摩、学习前代大师们的原作，研究不同流派的艺术特点。一代代艺术家们契而不舍的努力，也铺就了西方美术的学术性道路，充实了艺术的传承与内涵。

从技艺层面看，搞好传统艺术涉及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造型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作品像不像的问题；另一个则是作品的艺术感，这就涉及到人文、历史、艺术传承方面的问题了。前者很好理解，无论是画家还是雕塑家都需要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关于后者，不熟悉西方美术史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下面举个中国书法的例子来做类比。

大家知道，王羲之的《兰亭序》在学界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但不懂书法的人将之与其他行书相比，会认为不都是那么写么？其中有些字的间架结构还不一定人人都觉得好看，品不出那个“天下第一”的味道来。只有内行才能从书法流派、笔法、章法、风格、文化传承等方方面面来品鉴出其优美。此作在书法史上的渊源致使其历史地位超然。

王羲之《兰亭序》正文局部（图片：〔唐〕冯承素临摹本）

图例：现存于世的《兰亭集序神龙本》，普遍认为是最接近《兰亭序》正本的摹本（王羲之的《兰亭序》正本已失传）。

艺术的文化气息就是从历史中酝酿出来的。楷书里颜体有颜体的浑厚，柳体有柳体的骨感，每一家一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学书法的人光靠摆好字形的间架结构连入门都不算，还必须搞懂如何通过正确的运笔、合理的力度等一系列颇有讲究的方式，才能写出那些书法流派的些许艺术感。如果想要超越前人，那更是必须将这些艺术感彻底吃透，才能去寻找那一丝契机。

西方艺术也是如此，一直有一个历史传承问题，不同的流派都是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其中包括不同体系的专业材料、美术技法、艺术理念等方方面面。所以，如果一个画家的学徒只是练出了基本功，能够画得很像，但在艺术特色、格调、承传等其他方面还达不到要求，也是不被认可的。然而，在历史过程中，这些珍贵的理念也随着道德的下滑而逐渐走向没落。

西方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七宗罪”之首是傲慢，但人们却时常忘记这些古老的箴言。十七世纪后期，法兰西学院院士佩罗（Charles Perrault）撰文表示当时的美术在明暗对照、光影渐变以及构图布局等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拉斐尔（Raphael）的时代，进而引发出艺术界一些人的骄傲和对前人艺术理论的质疑——尤其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强调谦卑地观察自然、师法自然的原则。到了十八世纪，一套“不看实物也能描绘它”（Savoir copier la nature sans la voir）的理论逐渐风靡法国，导致艺术家们纷纷抛弃模特，直接通过想象创作。

作为依靠画笔为生的职业美术家，通过大量的训练，大多都能练就不用模特也能创作的技术。但由于抛弃了模特与实物，在创作时缺乏对自然的具体观察，单凭经验作画，导致画家们画出的人、物及环境等具体内容，很多都显得千篇一律。为了区别各自的作品，美术界便开始以笔触、笔法等人工痕迹来打造个人特色。此时的艺术，看起来还是在描绘具体的自然实景，但已经有了艺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气氛了。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更多表达的是自我，而非像以前那样，通过谦卑地师法自然，去表现神的造物。

这种卖弄笔法技巧的势头，到了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年）的时代已经渐渐走向了极端。弗拉戈纳尔的画大部分都是以享乐、情欲为主题，所以在技巧上一直使用非常轻快而明显的笔触，配合华丽的颜色，烘托气氛。由于需要刻意地去表现这种轻快、活泼的运笔节奏，他手上的动作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画得很快，以至于后世西方不少艺评家都称他为“即兴表演者”（Improvisateur）。弗拉戈纳尔本人也以自己的速度而自豪，甚至为了速度放弃质量，搞出了一系列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的作品。他在1769年完成的一幅肖像画的背面专门写上“一小时画完”（En une heure de temps），以此自夸。但谁都知道一个小时就画完的油画能有多高的完成度，因此还有艺术史家戏称他为“起稿大师”（Maître de l’ébauche）。

这些把高雅严肃艺术变成低俗娱乐杂耍的行为走到一个极端后，也让当时的艺术界有了警醒。人们发现，艺术实际上已经在衰退了，艺术家从原本开阔的师法自然到后来被封闭在人为制造的狭隘笔触里，所表达的不再是广博的大千世界，而是渺小的个人价值。西方主流艺术家们从历史上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也看到艺术越发展越容易出问题，所以才不断表示要以古为典，谦卑地去学习前人的东西。尤其是新古典主义（Néo-classicisme）的出现与兴盛，彻底纠正了不良笔触的弊端，使下笔不再有明显的斧凿之痕，并再次强调回归古法的传统。因为只有往回返，才能避免艺术走向毁灭。

其实，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衰退的情况并不是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的，它在久远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如果要问人类擅长什么，那恐怕就是不断重复过去的错误了吧。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冥冥中都有定数。

我们知道，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美术显得非常不成熟。而欧洲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家们正是在学习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艺术后，才让西方美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可见，两千年前的美术远比一千年前的美术更为成熟。这里就体现出一个与大多数人观念相反的道理：人类的文化、艺术并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一定会进步，一个时代的艺术不一定就比前面的时代更为优秀。

据西方史书记载，从先前的艺术发达时期到后来的艺术不成熟时期之间，虽然一直有战乱、瘟疫等各种灾难，但在那期间人类并没有灭亡，也没有大规模灭绝艺术家的情况出现。可见，成熟艺术的衰败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法国艺术史家莫罗·沃提耶（Charles Moreau-Vauthier，1857-1924年）一百多年前在他的着作中引述了古罗马博物学者、作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约23-79年）当年所留下的一些有关绘画的论述，从中我们能发现成熟的艺术是如何在人们观念的变异中一步步走向败落的。据他描述，当时的人已经对常见的优美作品不感兴趣了，人们的艺术品味转向了未完成作品，认为只有没画完的图稿才能更好地呈现出艺术家的思想。而艺术家们为了显得“有思想”，便争相往不画完的方向去努力。老普林尼叹息道：“就好像人们不再知道如何描绘灵魂一样，现在人们连如何去画肉身也不关心了。”

那么这种败落的根源是什么呢？从公元79年庞贝古城（Pompeii）的覆灭可以看到原因：人的道德不行了。据考古学文献记载，庞贝出土的一些壁画其实都是装修工人的作品，水平不高，而壁画的内容却充斥着各种淫乱不堪甚至变态的场景，这与当时的人一味追求精神刺激，喜欢尝鲜的心理有关。所以在艺术上，人们也想尝尝不一样的口味，就造成了画家们抛弃传统艺术品味，舍本逐末地在“有思想”的草图上耕耘。从更高层面看，神传给人艺术可不是为了让人宣淫用的。当艺术被沦为破坏道德的工具后，上天也不会允许这种“艺术”继续兴盛，甚至相关的人都会受到天谴。庞贝古城一夜之间被彻底埋葬于维苏威火山（Vesuvio）的爆发之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可见，当人类道德败坏后，人的一切，包括文化、艺术都会随之衰落、败坏。尤其是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后，艺术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衰退。原有的透视法与解剖学从公元三世纪就开始逐步失传，艺术家们由于不再具备相关知识而无法创作出符合标准的雕塑作品，以至于312年修建君士坦丁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时，人们不得不从罗马其它的公共建筑上拆卸浮雕来用作装饰。

中世纪的美术作品显得非常不成熟，有些看上去甚至像儿童画似的，就是由于此前技艺的失传造成的。幸运的是，这种艺术上的衰败并没有走到毁灭的那一步，文艺复兴开始后，艺术又得以回升。人类艺术因失去了传统而败落，又因向传统学习、走回传统之路而兴盛，这是历史的明证。

美术在十八世纪的下滑非常类似于它在古罗马时期的衰败，仿佛历史在重演。尤其到了十九世纪印象派出现后，传统艺术更是经受了灭顶之灾，无数高贵的艺术思想、造型手法、传统技艺不断失传，直到今天的美术界面临着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境地——西方的艺术圈基本上抛弃了传统的绘画与雕塑；东方的美术界一部分向西方现代派看齐，另一部分则孜孜不倦地沿袭着共产苏联的美术套路。

纵观历史，在过去“成、住、坏、灭”的大趋势下，文艺复兴以后两百年间的美术体现了各方面因素在相生相克中，从平衡逐渐滑向失衡的过程。无论历史上上演了多少纷纷扰扰的剧目，其实也都是表面现象，真实的原因是人心的变化造成的。道德的下滑使一切形式都失去了依托，而观念的变异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状态的问题，人类文化的一切都会随之走向无法生长的贫瘠死地。

过去的历史能够给我们教训与参照，使人不重蹈覆辙，明心正见，洞悉宇宙的智慧与奥妙，这也是人类研读历史的诸多重要意义之一。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以正念返观历史，不站在任何宗教的框框里，而是靠法理来明辨善恶，用真心善念去感悟艺术，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艺术在凋零的最后如凤凰般涅盘重生，才能走出通达正统艺术的神传之路。

参考文献：

Cennino Cennini,《 Libro dell’Arte 》, 1437

Charles Dalbon,《 Les origines de la peinture à l’huile 》, 1904

Charles George Herbermann,《 Catholic Encyclopedia 》, 1913

Charles Moreau-Vauthier,《 La peinture 》, 1913

Colin Jones,《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France 》, 1999

Helen Jackson Zakin,《 French Cistercian Grisaille Glass 》, 1979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How to Look at Pictures: a Short History of Painting 》, 1938

Jacques-Nicolas Paillot de Montabert,《 Traité complet de la Peinture 》, 1829

Léonor Mérimée,《 De la peinture à l’huile 》, 1830

Martin Kemp,《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Art 》, 2000

Max Doerner,《 Malmaterial und seine Verwendung im Bilde 》, 1921

Wang Xizhi,《 Lanting Xu 》, 353

William Fleming,《 Arts and Ideas 》, 1955

Yu Yue,《 Notes from the Celestial Place in Youtai Mountain 》, 1899

相关文章：《从一段艺术史看人类思想的变迁（上）》《从一段艺术史看人类思想的变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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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oliu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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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利簋〉係非武王時的偽青銅器談起

從〈利簋〉係非武王時的偽青銅器談起在1976年3月上旬，在陝西此一西周創基之地的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的農民在修建水利時，挖出工六十件西周青銅器及銅管絡飾九十一件，內中有一件所謂的〈利簋〉受到今人極大關注，因為，其上的銘文顯示的，似是西周武王時的實錄，講武王果真如某些如《尚書‧牧誓》、古文尚書《武成》殘文（及仿《武成》的《逸周書‧世俘解》）等古文獻講武王於『甲子』日伐商而亡商。自此青銅器之出，原本所公認的以〈天亡簋〉為最早周初青銅器的地位被〈利簋〉所動搖。到了次年，首在1977年第8期《文物》登出了唐蘭《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及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兩文，開啓了討論。又次年，1978年第1期《考古》再發表了張政烺《〈利簋〉釋文》一文；同年，《文物》年6期《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刋載了錘鳳年、徐中舒暢、戚桂宴、趙誠、黃盛璋、王宇信等人的討論。

但因為，此〈利簋〉上有一段文字『歲鼎克聞夙有商』，學者之間因為其文字費解而大大討論數十年，在學術探討的文字之間，吾人加以梳理之下，斷然發現此一所謂〈利簋〉，實非西周武王時之器，雖則銘文文字裡，講右事此一官職的一個名叫利的貴族，其先祖名叫『檀公』（按，此被不少學者認為即姬姓而以南宮為氏的檀伯達，實即《左傳‧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檀伯達封於河』及《逸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的檀伯達即南宮伯達，但實為胡猜，因為利稱其祖檀公，若此檀公即那個武王之臣的南宮伯達，而利此人又為其子孫，而且也是當武王之臣，而任個右事之職，同在滅商之役擔任要角，豈不荒唐；或如唐蘭逕猜利乃名，伯達是字，為檀公長子）的，在武王克商甲子後之第七天賞他青銅，於是他製作了此件〈利簋〉，依文字似乃武王滅商後七天所開製。但文字之中，被學者看出，如：（一）開頭『武王征商』此即不倫不類，因為，金文裡所謂的『征』，是周天子對於不服的屬國征討之字，而商朝在武王時，乃中國正統之邦，周是反叛商，故並非適用於周武王伐商。像西周《詩經‧大雅‧大明》則是講『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用『征』字而用『伐』字，乃當日西周的周王室用辭。故一看此器上的銘文寫上了『武王征商』，故不但不是武王時器，甚至是偽器之證之一了。（二）此銘文裡故事都指七天之內，即武王伐商到功成後七天賜利青銅原料去製器，但依史料，《史記·周本紀》指『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時周武王並未稱王，而是以『太子發』名義以文王之子的名號出兵，怎會〈利簋〉上會有『武王征商』的未來的『武王』字眼。可見又非武王時器之明證了。（三）金文從來都不講『歲』星紀時的，為何〈利簋〉會用到東周像是《左傳》《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按，所謂歲在鶉火，指的是酉年，而鶉火的地理位置，乃正南方偏西[1]）裡講周武王是在歲星當周之分野之時伐商而抬舉出所謂的『歲星』之『歲』，而講出『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此又成為了此〈利簋〉必出於戰國或其以後之明證了。因為所謂犯太歲，乃出兵之忌，此戰國較《國語‧周語》更晚時及以後之說，如《荀子‧儒效》『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及楊倞注《荀子》時引《屍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西漢《淮南子‧兵略訓》『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認為周伐商是在太歲所在為不吉（『兵忌』『彗星出』）之下去伐商而功成。《國語》之言反而談歲星所在為吉而伐商。而〈利簋〉則言『歲鼎』（指歲星在當位），實乃以《國語》是從。但西周從來金文或屬西周的《詩經》《尚書》篇章內都不講所謂紀年裡有所謂歲星或太歲（《毛公鼎》裡的『歲』亦非指歲星），後人因戰國時《國語》之言而誤以為西周武王時已觀察歲星，而偽造了〈利簋〉時，就抄入『歲』星之『歲』，還依《國語》之說說此時為歲星正當其位，實則西周金文之紀年完全沒有用到什麼歲星或太歲紀年法，一如白光琦〈利簋的歲字不釋歲星〉一文所指：『《國語》有歲次4條，涉及8個年分，《左傳》8條，涉及16個年分，除武王伐殷、唐叔始封兩個年分無考外，都不合天象。今由夏曆推算，歲次自ＢＣ455年開始斷續合天，只有ＢＣ412年至361年這52年連續合天。星次及分野說的創立，只能在這段時間之內。《國語》《左傳》所載歲次，乃是三晉史官根據已知年分依十二年一周天逆溯來的，由於木星的恒星周只有11.862年，故與天不符』（《文博》，1996年74期）。張富祥〈利簋銘文新釋〉一文亦指出了《國語‧周語》裡伶州鳩的話從天文角度提六點質疑（《山東大學學報》，2-10卷2期）

而〈利簋〉用了正見其為後人所偽造，而且不是出自先秦，宋及以後之人可能性最大，當然也包含係今人所偽造之偽出土青銅器亦或大有其可能性。而『鼎』字乃當作『正』或『當』字解（按）此銘文裡的『歲』指歲星（木星），此說初見於于省吾所不主張的看法，而見於張政烺在《〈利簋〉釋文》。另一種說法，把此銘文裡的『歲』猜成是歲星之祭或祭祖。此早已有學者如張政烺駁之了。在出師時，行歲星之祭或貞問一歲的大事或祭祖，哪有此等似玩笑之祭。出師在甲子朝晨的當天不去如史載還有各諸侯集結等待號令發兵進攻之時（《史記‧周本紀》『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爭取先機，還擺下祭祀的陣仗來祭歲星，若真有此等之祭亦當在預謀起事前早已問就了才決定反商，或如吳偉認為祭也不必繁複，也可以開戰前行祭，但若有此祭，史料皆未言，《史記‧周本紀》只談甲子朝，牧誓誓畢即開戰，未言誓畢或誓前還有祭。因為國之大事及祭與戎，牧野之戰之前若有戰前之祭，必為應載入史冊之大事，何以史料皆未言及。而且祭祖都在宗廟舉行，何能在戰場上舉行，此不合周禮制度，只係臆猜了。或認為周武王『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故而“武王在甲子早上，將與商紂軍隊決戰前，在置有考文王木主的牧室中舉行歲祭』[2]能猜成如此，正見此銘文之係後人虛構，在金文文例裡說不通，才勞只曉古文字，而對於此外之殷周制度不曉的學者之鼎盛地猜乎一猜了。而且《國語‧晉語》明白講，武王在甲子前六日在孟津誓師時，用了卜，『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並非是甲子日才“歲貞”（主張歲祭說者多把『鼎』釋成『貞』，因為金文也有以『鼎』代『貞』字之用）。此足以從文獻裡看出此〈利簋〉銘文講的『歲』決非歲祭之歲了。因為武王在甲子日前六天行的卜問，一如史料《國語》所載。又唐志凱〈利簋銘文講解〉裡也指出，若把『鼎』當卜字解，則『雖合於甲骨文例，但與金文文例不合。金文多為吉金文字，以吉金為卜，在金文中還不曾見過。如事後追記，也該有予得吉卜、今卜並吉等字樣，而絕不能單只說歲貞克聞』（《求是學刊》，1980年第1期.）。而且，如果《呂氏春秋‧貴因》裡講『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則甲子朝武王到牧野時，商紂的軍隊早就等在那兒了，還如何再祭上一祭呢。（四）在銘文裡的『武王』是一個併合字，即寫如『珷』，此種用法，在金文裡是用在已故的先王，而不用在今王。則一見此銘文如此寫法，則知分明不是武王時之器。此種拼合字的使用，在學界也有兩種看法，或認為此為合文，或認為為專文，其實，只要一見此用法時都不用在時王身上，即知談合文或專文都是一偏的說法，此乃係某種尊美的讚用字，金文有以下各例：成王或康王時的〈德方鼎〉（集成2661）：銘文“武王”寫如“珷” 成王五年四月的〈何尊〉（集成6014）：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成王或康王或昭王時的〈中方鼎〉（集成2785）：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康康王時的〈宜侯夨簋〉（集成4320）：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康王或穆王時的〈大盂鼎〉（集成2837）有“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銘文“文王”寫如“玟王”，“武王”寫如“珷王” 西周中晚期的共王或其後時的〈乖伯簋〉（集成4331）：銘文單稱“玟”、“珷”

故可以看出，對於文王及武王寫如玟、玟王或珷或珷王者，此時��日後之稱，非生前之稱。但在此銘文裡，把各種如上的矛盾都匯集於一爐，只能說明，此青銅器銘文乃後人偽造的偽文物。其實有關〈利簋〉是偽文物，此內地有一位研究者陳政耀，已有此種看法，他指出此係偽器之根據形狀、質地和文字確定不是產自西周的文物。認為似鼎而非，似尊而非。不過，吾人則是從此偽文物上的銘文來分析，此斷非出自於先秦的青銅器，而是後世的偽造文物。最後來正確釋一下〈利簋〉的偽銘文：『珷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聞）夙有商。辛未王在管（？）師，賜右事利金用作旜公寶尊��』［白話］武王征商，在甲子日的早上，當時木星正當其位，於是可以自當日之夜到次日天亮時而滅掉了商。辛未日，王在管（？）地的軍營裡，賜我這個右事官職的利青銅塊，我用來作先祖旜公的青銅器。

其中難字之釋：『鼎』指當或正，在此指木星當其位，一如張政烺之釋。即在木星乃在向著商朝方向的東方當空而照。『克』乃副詞，能夠之義，即如〈天亡簋〉『不克乞衣王祀』的『克』的用法。『聞』乃偽銘文寫者仿〈毛公鼎〉作『昏』字用，即指夜間。按，偽銘文寫者以《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而死』，故寫『昏』時紂死，到次日之天亮後（『夙』）清點戰場確定紂死商亡，故言『昏（聞）夙』二字，指自黑夜到次日天亮後。也即《逸周書‧度邑解》裡武王所說『不淑充天討，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乃指一日才完成滅商。如此看來，由以上各點分析，自見〈利簋〉乃後人之偽造文物。

而今人在搞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就拿武王伐紂時是在甲子日黎明時，當時的歲星〈利簋〉偽銘文裡所指的木星正在中天時為說來定周的起始年及武王伐紂日，但西周並不用歲星紀年，而是東周人的臆說說法，像是最有武王伐商史料性的《尚書‧牧誓》都完全不言及什麼歲星或太歲，則夏商周斷代工程相信此種二手的術數傳言並引用了偽文物〈利簋〉上的偽銘文為佐證，去當成武王伐紂時的史料使用，所斷出來的周的起始年及武王伐紂日，不就烏龍一場了。（劉有恒，2020,7,16於台北）

[1] 吳偉：〈利簋銘名再釋〉，《文博》2009年第3期

[2] 吳孫權：〈利簋銘文新釋〉，《厦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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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zu-illust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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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発売のART NOVELの第二弾『白鳥の湖 Swan Lake』（303 BOOKS）にイラストを制作しました。熊川さんの「白鳥の湖」の世界観をイラストで表現させて頂けてすごく光栄でした。是非書店で手に取ってご覧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 このたび刊行される「白鳥の湖 Swan Lake」は、昨年10月に発売された小説版「海賊」に続くシリーズ第2弾。熊川版「白鳥の湖」を藤田千賀が小説化し、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の粟津泰成が、豪華な舞台芸術や衣装、ダンサーたちの舞踊姿をイラストで描き出す。また、熊川の「すべてのダンサーに読んでほしい」という思いから、本書では子供たちも読めるように難しい漢字には読み仮名が振られたほか、巻末には熊川が舞台の裏側を語るインタビューも収録されている。 #kballet #熊川哲也 #白鳥の湖 #swanlake #ballet #illustration #illust #illustrator #draw #drawing #fashionillustration #watercolor #yasunariawazu https://www.instagram.com/p/CMOSgjYDPAi/?igshid=d2mossdvl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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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cherishyourself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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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んにちは🍀

突然ですが…

サロンのロゴができました〜！

お友達のイラストレーター、粟津泰成さんに作って頂きました😊

右上にあるお花は、実は三枚の花びらが、salon Cherish yourselfの頭文字、S C Y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素敵に作ってもらえて嬉しい〜❣️✨

これからこのロゴと一緒に頑張ります🍀

軽やかでスタイリッシ��な粟津さんのイラストは、こちらでたくさん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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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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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师的自沉，所有解读都可能是错的

作者：陆波 2017-10-19

导读：王国维在人生的第二层楼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纷纷扰扰的世间苦闷。每读“人生三境界”，便会去想，“那人在灯火阑珊处”之后又如何？

一、鱼藻轩定格的最美夕阳

颐和园鱼藻轩的最美时分是在夕阳西下之时。

此轩四面开敞，似亭之通透，出檐退柱，四围相连镂空格栅，柱子之间坐凳围栏，开间写意为窗，线条流畅、比例合宜，精美华丽不失大气。它伸出平直的湖岸，三面有水，北有游廊连接颐和园长廊及“山色湖光共一楼”。

每当夕阳斜射，西面的两柱开间，犹如镶嵌了格栅的落地窗，也恰似一帧典雅相框，把金色阳光里的玉泉宝塔嵌入成画，其中，山、水、塔，如梦如幻，人作与天作之完美结合，但那只是一天里极为短暂的时刻。

王国维没有等到这一天地大美的瞬间，他是在接近中午11点左右，阳光正当焦烤炫目，眼前洋洋大湖一派白茫茫之时，义无反顾投于水中的。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坐在鱼藻轩的围栏上，面朝大湖，大致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

在这之前，也就是6月2日一早，他在家中用早餐如常，虽然孩子们已经放假，但也不能睡懒觉，而是陪他一起共进了早餐。

但也有异常之处：过往，他去清华研究院总是有老佣人冯友跟随的，但这一天8点他独自前往。

到了办公室又发现没有带来学生的考试稿，无法登录成绩，便请校工取了来。他还发现前一个晚上给学生谢国桢扇面的题字，竟称谢国桢为“兄”，不妥，遂改为“弟”。

接下来王国维与办公处秘书侯厚培认真讨论了关于下学期开学后招生的事项，临了，他向侯厚培借2块钱，侯没有2元，便给了他5元纸币。

其实2元这个数目是他精确计算过的他的不归之旅的用度，同时他也没打算还钱给侯先生，所以超出了3元不知他作何想。

这个行为我是不能理解，也感觉不舒服的，权且也被归为异常之处。也就是说，这一上午他有少许的混乱，借钱之举还是有临时起意之嫌：万一他没有遇到侯先生，万一侯先生身上也没带钱呢？

何况，按照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给他的聘书里约定：“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若有准备，兜里不会缺这几块钱。

所以，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早就想死，也做了准备，借到钱了，便去意已决。

恰逢当日是五月初三，离端午节也就是两天的光阴，屈原投水是不是也是一种暗示？

他出了清华园，给在大门趴活的车夫5毫钱去颐和园。

颐和园自民国建立后一段时间还为逊位清室所有，清室为了增加收入曾经有限度地开放过园区。

但自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后，颐和园也收归国有，1924年开始向公众开放，但票价很贵，要1块2角钱（有人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0元左右），对特定人群的优惠票价是6角，限于军人及家属小童等，只有京城的中上层人士可以游览。

请注意，王国维在这之前从未进入过颐和园！

虽然他寓居北京多年，紫禁城南书房行走一年，但他没进过颐和园！

一切园中景致、旅程的距离全凭想象，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颐和园，却把花费和时间计算的很精准。

他大约10点走进颐和园，但最后从他裤兜里掏出了剩余的4块4角钱看，他似乎买了一张6角的折扣票，并没有花掉1.2元。

他一直沿着长廊行走，走到了尽头，便看到了石坊，还坐了一会儿。

在沿长廊一路走来，他的目光向左没有离开昆明湖，他在考察合适的地点。石坊在大湖的西湾处，西洋制式的大石头假船，他自是看着不顺眼，便折回头走到鱼藻轩，这段距离也就是100米左右。

他在围栏坐了一会儿，抽掉一支烟，走下台阶，义无反顾头朝下扎入水中。

其实，当时园子里人不多，民国建立十五年了，他这个拖着小辫子的老者来回走动是有人注意的。

很快，也就是一两分钟光景，便有园子里的工人把他捞上来，但他去意绝决，把头扎入淤泥，口鼻腔尽已堵塞，工人不懂施救，他窒息而亡。

当时鱼藻轩下面的湖水很浅，王国维被捞上来时后背的衣服都没有湿透，后人便说“水不过两尺”。王国维坐在围栏边一定看清了浅浅的湖底，所以他自是采取了最为有效的自戕方式。

园方也不知道他身份如何，出了人命吓慌了，赶紧派人跑到门口问等候的车夫：“谁把一个拖辫子的老先生拉过来的？”结果，那个送王国维来的车夫竟然在颐和园东门守着呢，是王国维让他候着的，这才对上号，车夫一路跑回清华报丧，校方、家属乱作一团，悲恸而至。

王国维并不是让车夫等着回程的，而是用来报丧的，他考虑得如此缜密。

整个6月2日的下午及接下来的一整夜，王国维尸体就被停放在鱼藻轩里，盖个又脏又破的芦席子。

哦，对了，傍晚时分，鱼藻轩西窗棱的斜阳剪影一定在他的躯体上停留了片刻，躺在静美的山水之间，我想象出这一刻的定格，中国文化最后的卫道士的壮烈身影也在这自然光线的柔和转换里渐渐为黑夜吞噬。

二、当他的死亡发展成一门八卦学问

关于他投水自尽的归因争论，炸毛争论了近100年，他的学问是没什么争议的，可见众人好奇心之强。

因为在他的遗体口袋里寻到了一份遗书。遗书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他的三儿子。

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封遗书是6月1日写的，6月2日一早他随身带着。

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们一致认为他殉了“文化”，殉了几千年横亘延绵的三纲五常，殉了以儒家先哲构建的中华文化精神之道统。

以陈寅恪表达的最为明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寅恪继而指出：“吾中国文��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先生挽联，1927）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为理想与精神而成仁，并非琐屑小事。

拔高到如此高度，是不是文人们就事发挥，甚至是宣泄对时局动荡下文化千疮百孔的现状不满？也未可知，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当然有自我抒怀、尽情发挥的空间。“王国维之死”可以借为抨击文明堕落之实证。

还有一种“殉清”说，我认为最不靠谱。

有人认为王国维仅仅秀才出身，最后可以出入宫禁，南书房行走，虽非帝师，但有机会与皇帝谈文论道，何等荣耀？怎不对清室感激涕零而为清亡祭出肉身？

还有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时，一班遗老如罗振玉、王国维等护驾出宫，既痛恨又羞辱，相约着跳护城河，后来家人相劝才作罢。

是真心要跳还是一时激动，经不住周遭人情绪激惹，反正没有跳。

我迄今没查到一个为清朝亡而殉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连皇族都无一人以死垂范。

而1927年，清皇室已逊位15年余，这时候再去投水殉清，很是说不通。

再者，1925年，他已接下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聘书，已经食了两年“周粟”，“殉清”之说情何以堪？

持这种观点者的证据主要来自罗振玉的一系列作为：罗振玉伪造了一份王国维的遗书，内容自是对王国维对清廷的耿耿忠心，并为王国维请求赐谥。

读罢“遗书”，二十几岁的溥仪真是好骗，自是感动的稀里哗啦，以为孤臣孽子忠心可鉴，便赐谥号“忠悫”，赏洋2000抚恤家属。

所以持“殉清”说的大抵为遗老和被遗老蒙蔽的逊位王室一干人等，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凑趣的是，梁启超看清室给了钱，不是很爽，也找人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支付给王家一笔抚恤金，以示民国政府对知识人的关怀。

在梁看来，王国维这样的文人楷模学问大家，政府理所当然要表示出爱才爱文化的怜惜，可惜的是热脸贴了冷腚，张作霖带来的奉系军阀连同其议会成员，绝大多数听都没听说过王国维是谁？

可见当时中国之情形，文人们也就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惺惺相惜，顾怜自叹，文化之事且关乎个别文人，军阀忙着斗法呢，谁管这些？

“殉清”说，或者认为王国维为固旧保守而死的观点，还会以他的辫子问题为佐证。

其实辫子无非是王国维表达内心不满世风，并羁傲于世的个性外露而已，不说明本质上死守旧主。

他在日本五年也是短发青年，意气风发，专心治学，成果喷薄而不能收拾。回来后他上书房行走自是续着辫子以敬业以合规制，因为那时候小朝廷上下并未剪辫子，紫禁城里还是一个辫子国。

1922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溥仪受不了英文师傅庄士敦“猪尾巴”的嘲讽，自己拿了剪刀把辫子剪掉，随后让剃头太监给他剃了个光头。

但溥仪回忆说，自己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只有六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

而宫外的他父亲载沣，还有皇族近亲等早已落发数载，皇族大臣载泽率团到西方考察，怕外国人讥笑他们背后拖个“猪尾巴”，一半的团员在路上就自行把辫子剪掉了。

所以，到了20年代，剪辫子已不是什么骇然大事，留辫子的倒像是斗气逞强。

譬如，还有一位精通西方9种语言，自小在英国受教育的“清末怪杰”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这在当时算是少有的西学大师级人物，可他也是以留着个前清辫子招摇著称。

而他��为奇葩的是出门叫洋车，还一定要挑留辫子的车夫给拉才行。车轮飞奔，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比肩齐飞，也真是民国一景。

所以，北大的辜鸿铭，清华的王国维其实就是找不到与那个时代作对或者表达不满的方式，拿个辫子当举个旧军旗去独树一帜。

他的学生吴其昌回忆：当时，有同学曾婉转进言，请先生将辫发剪掉。其实呢，对于这，先生也并不怎么固执。他曾说过：“倘是出其不意的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也就算了！”不过要让自己来剪，则老年人的情怀觉得有点难堪，不愿如此做罢了。

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说法，说王国维之死是“惊惧”说，观点来自梁启超。

说是王国维害怕革命军，因为在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湖南叶德辉在长沙被杀，死法有点像乱棍打死般，因为处决是在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时宣判，立即处死的，理由是他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土豪劣绅的代表。

其实，叶德辉思想保守，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但他作为一个对政治参与度极高的人，与王国维是有差别的，王国维并未涉足共和还是立宪这些政治纷争，要站队他也就是到小朝廷里去某个学术职位而已，还是比较纯粹的文人。

但他想着叶德辉这样的“读书种子”被这么草率处决，总是生出了对革命党的惧怕与愤恨。

另外还有一个传言在清华园盛行，说是湖北文人王葆心亦被革命党枪毙。说是王葆心是六旬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终于毙命。

后来证明这是一段谣传荒信，王葆心一直活到了1944年。但当年通讯与信息的传达障碍确实是谣言满天飞，令文人们不能安心。

王国维死前不久，和他的学生吴其昌讨论天象，他问吴：“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见一颗大星流坠，随后就听说孙中山死了。前两夜，我又看到了同样的异兆，你看吴佩孚怎样，会不会轮到他死呢？”

叶德辉之死，对王国维有一定的刺激，认为革命党滥杀文人，但并未参与复辟或反革命党活动的他，在清华园里有一份教书匠工作，并无过于忧虑的理由。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中的鱼藻轩）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颐和园鱼藻轩，后人又有一种附会，说是王国维因“鱼藻”而联想至诗经·小雅之《鱼藻》篇：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认为这篇写君臣关系的诗，是臣依君，犹如鱼依藻。选择鱼藻轩自尽，有王国维对清王室给他的知遇隆恩而感怀。

这个还是殉清之说的延续，在我看来有些牵强。

前言已道，王国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颐和园，对园林景致建筑并非相熟，他已走到长廊的尽头，看到不中不西的怪石坊，显然不满意，而他再次折返向回走的第一个湖畔之轩，就是鱼藻轩了，这纯属偶然。

他有可能抬头看到轩内匾额“芳风詠时”，光绪钤印，一直不解这句“景曜徽芒，芳风咏时。”的陆云诗，光绪为何要写成“詠”？而不一定跑出轩外，再回首抬头看到此轩正南上方题额“鱼藻轩”。或许，一支烟的功夫他都没有搞清楚这轩子大号为何？

其实，小雅“鱼藻”诗正是吐槽了臣子的怨气：“言万物失其性……”君不像君，臣何以为臣？古人解释这是周幽王时的臣子对幽王的抱怨及对武王的思念。

如果附会成他选择“鱼藻轩”自绝是对避居天津张园的溥仪的思念和感恩，把溥仪喻为周武王，这绝非诗词大家王国维的水准。

选择鱼藻轩还因为这里是一个小码头，拾级而下，不用翻栏杆等。

“鱼藻轩”额匾挂于轩之南屋檐之下，如果他是抽完一支烟，义无反顾头朝下入水这个动作，他大约根本没有机会回头顾望到这方匾。

三、走不进静好世界的静安先生

（1925，清华国学院，前排：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王国维投水，怎么说都是突兀的。

首先，他是一个对学问事业积极勤奋的人，精进不辍并获得文化大成就者，其奋进精神更接近一代青年的人生励志导师。按理说，他应该抵及豁达人生之境界。而“境界”又是他论著里多么精妙通透论证的哲学与文学之课题。

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

狭义地说，境界，乃文学表达里情感与景物是交织融汇，给读者一定艺术高度的感受。广义说，应阔达至人生与生命，是内心感知世界之真谛，并为求索生命的究竟而抵达的高度。而后人如我等，对学问才智的顶级人物王国维难免生出更高的期待。

他以50岁的人生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可以说，他是站在中国3000年文化转折点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用郭沫若语：“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因为他早年学习西学，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著新的美学与文学理论体系。

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是大总结者归纳者，又结合西学之方法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先河。为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的前行，铺就一条道路，对后代学人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梁启超、胡适甚至包括鲁迅对他的评价甚高，“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语）“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语）。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学、美学之学术大家，其贡献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卓越丰碑，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级学者。

他在为学的疆场纵横捭阖，快马扬鞭，收获了无与伦比的成果。到了50岁，他做完了应该做出的一切。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重要成就的自选集《观堂集林》在1923年由上海的蒋汝藻出版，这部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朽之作诞生，且作为1924年春节入宫谢赏时奉献给溥仪的礼物 —— 黄绫裱《观堂集林》一部，他唯有用学识表达感恩。

其实，他希望在一个安逸静好一成不变的世界进行自己的学术生活，而不要被乱世打扰。这一点看，他就是个纯文人。

但他的悲剧恰恰是他作为大学问家，完成了宏大的学问工程，开创构筑了崭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向，疾步至此便画上了句号。

学问之外是他不喜欢的纷乱的世界，是他迷茫无措的生命困惑。

站在疾疴沉重的旧中国被打开一扇外向之门后的时代转折点上，世事巨变必然伴随相应的五味杂陈与各种荡气回肠的混乱。但王国维很难对接此境并拒绝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有人说他并非一个绝对守旧的人，早年他追求过新学，他在东洋五年，精通英语、德语与日语，西方世界的熏风浸透过他的身心，他较早地介绍西方哲学家极其哲学思想介绍来中国，如他研究并介绍过康德、尼采、叔本华，也介绍托尔斯泰及其作品，他有开阔的眼界，他不是一个毫无眼界与见识的纯本土保守文人。

但即便如此，他只是把西洋知识仅仅当做知识而已，没有从内心深处接受新思潮，也不关心探索改变陈旧中国的新思想，因为构筑了他50人生的精神基石有着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他对乱世出现的各种看不惯无包容之胸怀，他认为中国已“失道”，他所以仰赖的文化精髓被摧毁被践踏。

于是后世普遍归因他的自绝是殉了传统文化。殉了他认为是人生信仰基石的自儒家构建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大道。符合“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他只追求了新学之表，却迈不出大历史变迁下的新步伐。

四、哪根才是王国维的绝命稻草

但“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还是为自己赴死语焉不详的说辞。

作为学问大家王国维被大时局大动荡以及细微到其个体生活的种种现象冲击，而无以为力，甚为沮丧，这是表层的“事变”。

前面提及，革命军在南方所为的传言弥漫于清华园及北京的知识界，真假莫辨，而深层次的原因不可忽略其家庭生活的突发变故。

1926年，王国维遭遇老年丧子之痛，就是他非常钟爱的长子王潜明的英华早逝。

1926年9月，王潜明在上海突染伤寒，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后又发作。王国维听闻，即赴上海，但其病已无救。

王国维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王潜明的未亡人恰恰是罗振玉的爱女，成了新寡，都是二十七、八的韶华黑发，怎不令王、罗两位老人痛心。

而有种说法是丧事期间，王国维的继妻潘夫人与长媳妇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琐事，引发罗振玉不满，没有辞别，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而且有“大归”的绝决。

两位曾经的事业、生活之挚友，因儿女之事恩断义绝。

罗振玉埋怨王国维对家人管理失度，女儿受了委屈，而王国维几次三番将王潜明单位下发的抚恤金及额外资助等寄给罗家都被退回，最终罗还是收了钱，但这对清高刚直且性格内向的王国维无疑是极大的侮蔑，他受不了罗振玉对他如此绝决，他给罗的信中怒问：“连媳妇都养不起吗？”

他一生的好友和贵人罗振玉令他委屈和压抑。

1927年2月15日，王国维至天津张园觐见溥仪并拜寿，罗振玉也到场了，两人擦肩而过，甚至没有起码的礼仪寒暄之词。

（左：罗振玉；右：王国维与罗振玉合照）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上天安排的一段奇缘，如果没有这段奇缘，他们彼此都不可能成就各自的硕果累累，他们是彼此助力的。

而客观上说，王国维受益于罗或者说得恩于罗很大。他们保持了28年的人生交往，其中的27年，王国维在家庭生计、职业安排上多次得到罗振玉的资助。当然也有人说罗振玉的研究成果有部分是王国维报恩的奉献。

1898年正月，22岁的王国维从海宁乡间来到上海，抱着求学求真理的精神，入当时维新运动时期著名报纸《时务报》工作，他的学识与抱负并未被当时报社负责人汪康年赏识。

二月，他便进入离报社很近的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此，二人结下20余年的友情。

王国维两次出国，第一次是罗振玉资助并有日本教师帮助，实现了一个青年出国留学长见识的愿望，但后因生病，不到一年就回国了。回国后王国维的职业生计均为罗振玉帮忙引荐介绍。

他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这份刊物大量向国内介绍近代西方学人及其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新知识，传播新思想。

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他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都得到罗振玉的帮助。

此时他主攻西方哲学，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 之“独学”时期。

三十岁以后，他转向文学。

他向国人介绍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介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还研究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

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投稿《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以崭新的眼光写出对中国旧文学的著名批评著作。

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解体，王国维跟随罗振玉第二次去日本，并滞留五年。

这期间，王国维已是拖家带口，家累沉重，又幸而得到罗振玉的各种资助和帮忙，并且居住在罗振玉家隔壁，两人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和治学的良好环境。

王国维整理并饱览罗振玉的大量藏书和收藏品，罗振玉的“大云书库”图书资料任其使用。两人交流心得，探讨学问。

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1916年他不忍心再以全家生活拖累罗振玉，便接受在上海的犹太裔富商哈同之邀，编《学术丛编》杂志。这一阶段他将之前的重要研究成果汇总，编成《观堂集林》，为学问立身。

当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本《人间词话》之广泛流传阅读至今，已实慰其心。

1921年，北大方面邀请他讲学，并拟聘教授，被他拒绝。1922年他接受了教学工作但不拿酬金，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但生活毕竟是一个现实问题，他向罗振玉请教，由罗振玉引荐至原陕甘总督、蒙古贵族多罗特·升允门下，他的学识受到赏识。

1923年春，紫禁城内的小朝廷自娱自乐，还要按旧制选海内硕学之士充实南书房，王国维正是经升允推荐，到紫禁城充任南书房行走，溥仪恩赏其五品衔，并食五品俸，后又获得紫禁城出入证，名号为“在紫禁城内骑马”。

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饱学之士，王国维只是秀才出身，能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是对其才学的极大肯定，读书之人将此事看的很重。

虽然南书房入值，但不参与政务，名义上有侍学之说，至少得以机会觐见皇帝，在有清一代士人中，以此为荣光。

他给溥仪有没有讲过学问、授过课否，没见记载。他写过几个关于整理文物的奏折，并有幸得窥大内所藏，用了大量时间在景阳宫整理清室文物与藏书。

不管怎么说，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直接资助，提供其收藏的大云书库图书资料任其使用，直接或间接推荐王国维谋生的职位，20多年来，罗振玉堪称王国维的贵人，对成就王国维的学问一定是有贡献的。而且他们还结下儿女亲家，王国维的大儿子正是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为妻。

如此牢固的友情大厦却倾覆在王国维的丧子之痛里。

前面我提及了他们因为子女之事翻脸，在1926年春天面对面而过不发一语。

这个打击对王国维是很大的，我相信他有对罗振玉的怨恨，但也必定有对这段情谊陨落的悲伤。

我相信，一个人走上自绝之路，更多地来自内心深处的个人性的创痛，大义大道的信仰，自尊刚直的个性多少会是一些促进的因素，但个人的体验，个人的悲伤是很难为外界解读出来的。

罗振玉在得知王国维死后也必定有过挣扎的内心，前言道，他上奏溥仪一份他伪造的所谓王国维“遗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馔，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

这就是罗振玉为王国维骗了个谥号，并为王的家属争取了2000元抚恤的经过。

罗振玉没有去北京参加王国维的葬礼，但他原先是想去的。王国维的子女回忆说 “罗老伯原来要来”云云。

但罗振玉在天津搞了隆重的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更在祭文里宣称自己将和亡人“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他拿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领得贰千圆赏银抚恤金，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自己又另送上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

无论怎么说，从罗振玉本身的价值立场和对家属的实际抚恤安排，他都是做周全了，不失为对罗王这段近30年缘分做了一个较好的终结。

接下来不到一年，他更是把王国维遗稿编撰四集刊行于世，即王国维身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编订刻印之迅疾，可以说是罗振玉发自内心的诚挚，并竭尽了心力。这与两年后梁启超过世后身后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加注了一段关于罗王恩怨的传言：“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这段传言也是后世关于王国维之死因“逼债说”的滥觞，但关于钱财纠纷多是外人揣测，罗王两家人都没有提及。

如果为1000块债款逼死王国维，从罗一路过来对王国维的资助及其身后事的所为，这点钱财实在辱没两人人格。

两人的裂隙还是缘于儿女家庭之事。

罗振玉讲述的版本是，他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遗折，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即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他反复说的他俩“那件事”就是亲家反目。

百年来，闲杂俗人不应用钱财之争降低王、罗二人人格，一个是单纯的书生，一个虽擅长利益经营但也是对文化事业满满恭敬心并不吝付出之人。

压垮王国维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他内部对人生与生命的消极体验，他四岁失母怙，性格沉郁，生命态度悲观，而丧子之痛给了他致命一击，那是他的血脉，他的挚爱，而与罗振玉的恩断义绝更是人间情谊的虚无化，令他绝望。

五、人生三境界与人生三层楼

有必要重温他的著名的“人生三境界”说，但此说并非广义的人生意义的思考，而是他一生的长项：如何做学问。

他是做学问的导师，有指点具备学问慧根的学子之法力，但并不一定广泛有效于生命之道。

他在《人间词话》里这样阐述“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是清华导师王国维概括的为学之道：忍受求索之孤独寂寞，临高远眺，不为贫寒逆境而降低自己的格局；为求真理而不惜历经千辛万难，而独守孤寒不改初衷；勤奋砥砺，求索不辍，终将抵达真理的终点得到一片大光明的自在天地。

如果这个三段论适用于人生，将是多么完美。

犹如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论，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我们大多数人，在第一层楼，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第二层楼，丰先生认为就是对学问艺术有兴趣的，有力气的爬到第二层楼去玩玩，那里充斥着文人、知识分子。本质上与第一层楼的人也无太大区别。

第三层楼探索灵魂，探索人生的究竟，生命的意义，不过碍于人生的尺度之短，能有此觉悟者便少之又少了。

丰先生认为能上第三层楼的，唯他恩师弘一法师。哎，这是何等高格？

王国维在人生的第二层楼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纷纷扰扰的世间苦闷。

每读“人生三境界”，便会去想，“那人在灯火阑珊处”之后又如何？

王国维正是在这个境界获得大成就，也就是在丰子恺的人生第二层楼，遍揽无限风光之后，是否堕入了不知所从的困惑？

我多么希望寻到“那人”后，即使上不了丰子恺的第三楼，可不可以探索“三境界”后获得更高阔的人生第四境界，看破人生本质，抵达无欲无求而随缘而生的自由世界。身体的自由尚可贵，心灵的自由更弥珍。

但好可惜，以王国维这样的异禀天才，戛然而止于鱼藻轩下的水面。

六、萧条异代不同时

王国维的后代都没有被他培养专门去做学问。

在乱世之时，他认定做学问苦（包括精神的苦），谋生不易。他培养孩子去做专业人士以一技之长立世生存。前面说到他早逝的长子王潜明在海关工作，是铁饭碗。

而最秉承他学问慧根的是他的次子王高明。

（王仲闻[前排右一，1901-1969]，名高明，王国维次子）

原本，他也不令好学的王高明继续求学深造，而是让他中学毕业去做一份邮局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是铁饭碗有衣食保证。

后来他做到了民国政府北京邮局的一个不低的负责职位，一解放，他便是旧政府公职人员，被留用在某个小邮局卖邮票。

但他业余时间喜好研究词学，某种程度继承了王国维的衣钵，且十分精通此道。

他在五十年代遭遇坎坷，先是被打为“特务”，后又被邮局系统定为不宣布的“右派”，强制离职，以致一家生活无着。幸而北京中华书局看重他的所长，聘为“合同工”。

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

全凭自学成才的他真是不枉负乃父盛名，才学浑厚扎实，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请教，他都可一一作答，被编辑部同事戏称为 “宋朝人”。

他本质也是个书生，钻进学问废寝忘食，平日他就住在出版社里，晚上还不辍读书写作。他完成的《李清照集校注》，蜚声学术界。

但文革之初，还是被中华书局解除合同回家了。

（王仲闻[即王高明]校订的《全宋词》）

那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人生绝望，生存都无以为继，更被污以“特务”之罪被残忍批斗。

最终，这个最得王国维学问禀赋的人也以自绝的方式悲惨下世。

1969年的某日，他也去了颐和园，他可能想到了1927年6月2日父亲在鱼藻轩的情景。

那时候颐和园改名叫“人民公园”，大约连门票都不要，正是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他转了一圈，嫌人太多，乌泱乌泱的，跳水也未必真能死了，捞上来甚是难看，就回家服毒药自尽了。

父子两代人，都选择在一座美丽的园林 —— 颐和园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

王高明先生本是想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活完一生的，但老病穷途，世间迫害，被逼无奈而离开那个纷乱的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把生命活好活完整，让这唯一一次珍贵的人生不草率度过，虽然并不容易，虽然可能要在时代的污泥浊水中挣扎，虽然要忍受无数的苦痛折磨，但大多数人，即使不具体文化知识素养，但尚能将“活着”作为天理��遵从。如老子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天地之性人为贵。

可是，繁复庞杂的知识，与朴素的生命之道，是否存在畅达的通衢？

【注】本文原标题《鱼藻轩，永远不能抵达的彼岸》。

（陆波，律师，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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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频霸主之争：YouTube成Netflix最大劲敌⏩ 据国外科技媒体报道，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每天都有数十万人乘坐安静的地铁穿越人满为患的郊区去上班。随着火车到达车站，许多人争先找个座位，安静的气氛每隔几分钟就被打断一次。几秒钟后，每个人都把注意力转到了智能手机屏幕上，继续播放他们在YouTube上观看的喜剧小品。在一万多公里之外，美国视频巨头Netflix公司的高管们正争先恐后地寻找新的战略来吸引这些观众。今年早些时候，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曾多次将用户睡眠时间视为自己服务的最大竞争对手，他也很想知道，下一亿Netflix用户是否在印度。这些用户可能在印度，但是YouTube而不是睡眠时间已经占领了这些用户。尽管Netflix和亚马逊(Amazon)在制作原创内容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它们仍难以在新兴市场取得进展。另一方面，YouTube正在迅速增长，甚至成为新的互联网用户的重度应用。 YouTube对新兴市场的控制以印度为例，YouTube每月拥有2.45亿活跃用户，占印度所有互联网用户的85%，该公司告诉媒体，在印度，大约60%的YouTube流量来自于印度六大城市以外的地区。谷歌在本周的一次活动中透露，在印度尼西亚，YouTube每月约有7400万活跃用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在泰国，YouTube覆盖了92%的农村用户和93%的城市用户。 “我认为YouTube在新兴市场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更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短格式的视频适合移动观看，而不是长格式。在你的手机上看一部2小时的电影并不特别舒服，”科技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电视和媒体战略总监迈克尔・古德曼(Michael Goodman)解释说。随着YouTube内容消费的增长，视频创作者们也在寻找忠实的观众。仅在印度，YouTube现在就有600多个频道的订户超过了百万人，高于2016年的20个频道。唱片公司T-Series正在与PewDiePie争夺YouTube订户最多频道的头衔，该公司花了10年的时间才获得了第一批1000万订户。在过去两年里，它的订户已增加到6000万。YouTube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00多万订户的视频频道数量今年增长了75%。为了快速增长和扩大业务范围，谷歌在全球范围内与数量不明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签订了协议，以区别对待YouTube的流量。例如，几家电信运营商和宽带提供商没有将用户的YouTube消费计入他们的每月数据计划。在某种程度上，YouTube还受益于预装进入绝大多数安卓手机。 YouTube的巨大影响力然而，YouTube的成功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它每月有19亿登录用户使用。根据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 2018年的估计，在美国观看任何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所有用户中，96.1%的用户使用YouTube，73.8%的用户使用Netflix： YouTube对媒体介绍说，在全球范围内，该平台75%的观看时间都发生在移动设备上。移动用户平均观看时间为每天60分钟。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用户一天之内可以花在看Netflix上的时间。根据eMarketer公司的估计，今年一个用户平均每天在流媒体服务上观看网络视频的时间约为86分钟(Netflix并未公布个人观看时间)。一些接受采访的分析师表示，YouTube最近采取的一些举措可能会进一步提振其用户群和消费。上个月，YouTube开始在网站上添加完整的好莱坞电影。几天后，该公司宣布将向非付费用户提供原创内容。不过，eMarketer公司分析师保罗・弗纳(Paul Verna)指出，YouTube取消收费会员制的举动也突显了通过支付将视频内容货币化的困难。与Netflix相比，YouTube最大的优势或许在于其视频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用户可以免费获得内容。无论是在牛津联盟的演讲，C-Span提供的政府新闻发布会，还是每天的美国脱口秀节目，该平台都能满足各种观看需求。 Strategy Analytics公司的分析师古德曼补充说，尽管YouTube在制作原创节目和授权电影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它只占其内容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他说：“与YouTube上的其他消费相比，观看原创内容和电影的数量只是沧海一粟。” 换句话说，Netflix和亚马逊以及其他100家网络视频媒体服务并不是在与YouTube上的一个实体竞争，而是与数以百万计的视频内容创造者竞争。尽管Netflix并未将YouTube视为威胁，但很明显，该公司每天都承认YouTube的存在和影响力。如果你经常访问YouTube网站，你很有可能已经看到了那里的Netflix的广告。 Netflix还指望通过YouTube平台寻找到更多的会员用户。比如Netflix最近提供的周播节目《Patriri Act With Hasan Minhaj》，这一节目在YouTube的频道上提供了全免费的播出。 http://news.iresearch.cn/content/201812/279996.shtml

#YouTube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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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yade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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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まで開催）イラストレーター粟津泰成氏が目の前であなたを描く「YASUNARI AWAZU × YOU （Drawing Your Portrait）」

LAMY × KYOSUKE HIMURO メモリア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を記念して、氷室京介オフィシャルファンクラブ会報誌「KING SWING」のカヴァーイラストを手がける、イラストレーター粟津泰成氏による公開ポートレートドローイングを行います。粟津氏が目の前であなたを描く、貴重な機会。是非ご参加ください！

※当日、参加費（ドローイング代）、5,000円がかかります。 ※描いていただいた、作品はお持ち帰り頂けます。

【参加条件】 7月4日（水）から7月22日（日）までの期間に《LAMY × KYOSUKE HIMURO》30周年メモリアルセットをご予約のお客様対象に、希望者の中から抽選で30名様限定で、粟津泰成氏による公開ポートレートドローイングにご参加頂けます。

【お申込み方法】《LAMY × KYOSUKE HIMURO》30周年メモリアルセットをオンラインストアまたは店頭にて、予約時に抽選へご参加の可否をお選び下さい。

【対象商品】・《LAMY × KYOSUKE HIMURO》30周年メモリアルセット　￥12,800（税抜）

【ご注意事項】・別途、5,000円（税抜）がかかります。・11:00～20:00の時間帯の中の30分で時間を区切ってご案内します。受付時間の指定は出来ません。・ご当選者の方へのご当選通知メールをもって、発表とかえさせて頂きます。

【プロフィール】粟津泰成 1982/3/6 兵庫県出身。 2008年より活動の場を東京に移し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の活動を開始。広告、雑誌、装丁、CDジャケット、ウェブサイトなどで活動中。 HP

会期 / 2018年07月28日(土) – 2018年07月29日(日) 定員 / 各日15名様時間 / 11～20時（お一人につき30分）　詳細な時間は、ご当選者様に追ってご連絡致します場所 / 蔦屋書店3号館 2階音楽フロア主催 / 代官山蔦屋書店問い合わせ先 / 03-3770-2525

チケットのご予約はこちらオンラインストアでの受付は2018/7/23(月)午前9時の受注分まで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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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zhonghua-blog1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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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子党名单之十三，有多少人不是靠世袭得来的权位？中国不是封建王朝吗？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04，浙江绍兴；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之子）

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49，山西定蘘人，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山东荣成人，前副总理谷.牧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1991.11－1997.01）（薄一.波女婿）

刘会远——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李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王岐山——北京市市长（1948.07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原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国务院侨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1945.11，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1950.11，江苏涟水人，李干.成之子）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白坚之子）

孔丹——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江西萍乡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

王维延——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44，湖南浏阳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之子）

王维滨——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大校（1947.11，王首道之女）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作家（1952.10，安徽宿县，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1944，湖南华容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01，江苏宜兴人，原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42.11，湖南浏阳人，原中央总书记◆长子）

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45，◆次子）

安黎——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1950.12，浙江义乌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妻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之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十六届中央委员（1943.05，李维汉之幼子）

洪虎——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

洪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副书记（1942.05，江西瑞金人，中共烈士刘英之子）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乔宗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领导成员（1944.07，江苏建湖人，乔冠华之子）

陈伟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长女）

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陈云之女）

陈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1945.01，上海青浦人，陈云长子）

陈方——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陈云幼子）

陈知非——航天部高级工程师（湖南湘乡人，陈赓长子）

陈知健——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次子）

陈知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三子）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部研究员、少将（1949，湖南湘乡人，陈赓之子）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元帅陈毅之子）

陈丹淮——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少将（陈毅之子）

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妻粟惠宁，粟裕女婿，陈毅之子）

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全权大使（1950.03，江苏人，陈毅女婿）

陈同海——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江苏灌云人，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之子）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41，湖南人，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之女）

贺捷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部长、少将（1935.11，湖南桑植人，贺龙之长女）

聂力*——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将（1939.09，重庆人，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聂荣臻之女）

丁衡高——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院士、上将、原国防科工委主任（1931.02，南��人，聂荣臻女婿）

谭冬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谭震林之子）

张翔——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四川人，大将、原副总理张爱萍之子）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1939.02，湖南衡山人，元帅罗荣桓之子）

李伦——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安徽巢湖人，原外交部副部长、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之子）

丁一平——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中将（1955，湖南湘乡，开国中将原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湖南华容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周恩来之侄）

罗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罗瑞卿之子）

秦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开国上将秦基伟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原军委副主席、上将张震之子）

张海阳——陆军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少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刘太行——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副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伍绍祖——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939.04，湖南耒阳人，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上将李德生之子)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湖北大悟人，前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子）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刘华清女婿）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许世友之子）

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大将许光达之子）

万伯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1948.10，山东东平人，万里之子）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1924.11，广东梅县人，元帅叶剑英之子）

吴小兰——原深圳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选平之妻，中共元老吴玉章外孙女）

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叶选平之子）

叶选宁——岳枫，原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国荃的五世外孙，叶剑英之子）

叶选廉——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同上

叶向真——凌子，导演，现居香港（叶剑英女儿）

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女婿，邹韬奋之子）

叶选基——武警部队高级军官（叶剑英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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